本书选录了作者从2005年到现在的一些与教育有关的篇什。文章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的真挚感情、殷切期望、文化情怀以及担当意识。文风仆实，情感真切，语言流畅，思考的问题具有比较强的现实针对性的启发性。适合寻道者与践道者阅读。

本书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吴志攀教授所忆、所讲和所思。作者始终在追问：什么是“师道”，如何才能让今天的老师更像老师，学生更像学生。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的真挚感情、殷切期望、文化情怀以及担当意识。此书文风仆实，情感真切，语言流畅，思考的问题具有比较强的现实针对性的启发性。文中所闻的道、所讲的道、所问的道，无论是对当代大学生、大学教师甚至企业界人士都是有益的。

本书是寻道者与践道者都应该读一读的好书。

一

　胡适家乡臭鳜鱼的味道

　冯友兰哲学思想的当今意义

　芮沐先生的教书育人之道

　费孝通先生与北京大学

　张芝联先生的大学理想

　李赋宁先生的学术时代

　听杨仁恺先生讲《清明上河图》

　陆卓明老师的魅力

　我的师长何芳川先生

　赵存生书记二三事

　陶洁老师的最后一课

　“听”叶毓中先生的画

二

　一个法律工作者对市场经济的认识

　少一点，但要好一点、久一点

　悠悠万事，就业为大

　一个北大校友的故事及启示

　假若危机明天来临

　关于提升北大文科科研质量的几点思考

　低成本：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中餐馆蕴含的商道

　呼唤“手工精神”

　“学到老，活到老”　

　学生是谁？

胡适家乡臭鳜鱼的味道

地道的徽菜中，有一道叫“臭鳜鱼”。

徽菜发源于安徽绩溪。传说在古时，卖鳜鱼的商人担心鱼放久了坏掉，便在鱼身上撒盐，或许还有其他什么香料，时间长一点便生出一种诱人的成臭味。中国人爱吃“臭”的食品，闻起来臭，吃起来却实在很香。

古时从绩溪出去的人，或是到千里之外做生意，或是进京城赶考，都要走很长的山路才能走出大山。人们上路都要带干粮，如烧饼、茶干、毛豆腐，当然也少不了臭鳜鱼。这些干粮特别经放，即便是在夏天，放一个月后依然能吃。

从绩溪山中走出来的人很多，名人也多。胡适先生就是从绩溪上庄出来的。

胡适先生1891年出生于上海，后来父亲将他送回到老家。他三岁前的教育来自父亲胡传，四岁时父亲去世，以后的儿时教育多半来自母亲。胡母冯顺弟虽不是胡传的原配，但胡传很爱她，对小儿子也很疼爱。胡母教儿子识字用的课本，是胡传在世时亲手制作的《学为人师》四字歌诀。

父亲死后，母亲终生未改嫁，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胡适。儿子有时候不懂事顽皮。白天在人前，母亲不会责备他。到了晚上，人们都睡下后，母亲便把熟睡中的儿子叫起，边打边哭，哭孩子不争气，对不起不在世的父亲。胡适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母亲越是对儿子严厉，儿子对母亲的爱就越深。胡适后来能成就那么大的事业，过人的精力是从哪里来的？他一生待人接物的本事是从哪里来的？我觉得，都是母亲教的。也许，小时候，母亲半夜的泪水和训责，就是他一生的动力。在《胡适文集》中，凡写到母亲的文字，多浸透眼泪、饱含深情。

我最爱读这些文字，读一次，哭一次……

胡适十几岁的时候，离开上庄，也一定是带着烧饼、茶干、毛豆腐和臭鳜鱼走出大山的。他先要走一天的时间，到达绩溪县城，再经过许多天，乘船来到上海。想来在路途之中，胡适先生一定是吃过臭鳜鱼的吧。

胡适在上海考上官费留洋生，乘邮轮渡海到美国东海岸康奈尔大学就读。学成回国的胡适，遵照母亲之命，在上庄老屋与江冬秀完婚。这门亲事是老母亲早已给他定下的。

江冬秀出身绩溪江氏大户。她，小脚，没有多少文化，甚至许多人讲她不认识字。不过，她烧得一手好菜，地道的徽菜。胡夫人烧的一品锅，胡适一生都爱吃，在北京、上海和台北宴请重要客人时，差不多都要上一品锅。她肯定是会做臭鳜鱼的，绩溪乡下的妇人，哪有不会做的呢？不过，大概臭鳜鱼的味道太重，恐外省人不容易接受，所以，胡适在文章里很少提及。

江冬秀最大的爱好是打麻将，据说她打得快，头脑灵活，不过容易着急，常常耐不住性子等其他人出牌，她最爱说的是：“等你们出牌，我都要睡着了！”

最近，我亲耳听过两位熟悉江冬秀的老人说，“胡婆婆”不但爱打麻将，也是识字读书的，爱看小说。跟我说这话的人，一位是胡适先生的大儿媳妇；一位是北大教授钱思亮的儿子，台湾来的钱复先生，钱先生结婚的时候，就是江冬秀主婚。此后，我便知道，人都说的江冬秀不识字，看来是误传了。

我想，胡适先生本人一定爱吃臭鳜鱼。这咸盐腌制的鱼，不登大雅之堂。但在绩溪，在徽菜中，却是不可缺少的。臭鳜鱼只要吃过一次，便永远都忘不了那特别的味道。这味道不是单纯的咸味，因为不是简单的咸鱼；也不单纯是臭味，它不是臭豆腐；又不同于咸鸭蛋或臭豆豉那种混合的咸臭味。它有一种令人回味无穷的味道，只可意会，难以言传。

这味道充满了对家乡的怀旧之情，也混杂着对往事的回忆，对亲人的深情思念，在回味中回忆，在回忆中回想，在回想中魂牵梦萦……

从绩溪走出去的人中，还有一位出众的才女。她是当时全中国第一位在美国取得农学学位的女博士，也是中国第一位农学专业的女教授，她的相貌也很美。这位大才女叫曹诚英，生于1902年，1925年她从杭州第一女子师范毕业。经胡适介绍，于同年9月到南京东南大学农艺系攻读，193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又经胡适推荐，于1934年赴美国留学，进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1937年，她获得遗传育种学硕士学位，归国后先后在安徽大学、复旦大学执掌教鞭。

胡适曾经在美国学农学，所以，胡适与曹诚英还是同一所大学同一个专业的先后同学。中国以农立国，农学不但是国家的需要，而且也是可以安身立命的专业技艺。胡适曾用心学了两年农学，但是，胡适后来发现自己的兴趣不在农业，而在人文历史和社会政治。于是，胡适中途转学哲学。

曹诚英小胡适11岁，在胡适与江冬秀结婚时她是伴娘。从那时起，曹诚英与胡适就一见钟情。后来，曹诚英与上庄出来的胡冠英草草完婚，三年后因丈夫娶妾而离异。那些年里，胡适与曹诚英书信往来，鸿雁寄情，鱼传尺素。两人都写了许多感人的诗和词。胡适有一首著名的小诗，据说就是写给曹诚英的：“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身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此诗后来收录在胡适的《尝试集》中，据研究近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人说，该诗是中国现代白话诗中最早的一首。由于词句简单，感情真挚，所以流传很广。直到前几年，还有青年人化用这首诗的意境，写成了当今的流行歌曲《两只蝴蝶》，许多年轻人将此歌作为手机彩铃。因这诗意太美了。

胡适与曹诚英的恋情曾一度在杭州公开化。传说在1924年，胡适回到家中跟江冬秀提出离婚。江氏坚决不许，她性子刚烈，很决绝地对胡适说，如果要离，就要先杀了与他生的两子，然后自杀。说着还要拿剪刀扎胡适。

但这都是他人传说中的故事，我有些怀疑。有谁亲耳听过？又有谁亲眼看到过？后人传说胡适因江氏厉害，从此不敢再提“离婚”二字。可我真的怀疑，是人们有意丑化了这位农村妇女。明明能看书识字，非说她只会打牌。她会拼命捍卫自己的婚姻，她不会放弃自己的丈夫，可她难道会那么凶吗？

当时也有评论说，胡适在理论上争取自由，而在行动上却封建保守。这些说法，都不把胡适当“人”来看了，只把他当作心中的“偶像”，只能按照人们期望的模样来生活。

参观过绩溪上庄胡适故居后，对以上传说及评论我的不以为然，现在更加坚定了。在故居里所得到的第一印象是，胡适之所以与小脚太太能相守到终老，并非惧怕妻子，而是因胡适对母亲的尊重。胡适到底爱不爱江冬秀？我觉得，一定是爱的。他把对母亲的爱，转移到了夫妻之间。

在上庄故居展出的一些文物中，许多细节，都可为此见证。当年胡适结婚时的床、床上的被褥、衣服、洗脸盆架，无不是母亲亲自为儿子选的。

也就是在那间小屋里，胡母半夜将儿子叫起，含泪惩罚，教子争气，将来有出息，不然就会“跌了你父亲的股”，让人家看不起。胡适对母亲的爱，超过了世间一切。江冬秀是母亲为他选定的人，虽然母亲只活了46岁就去世了，胡适对于母亲留下来的一切，都视为珍宝，如母亲保存了二十多年的《学为人诗》，胡适在母亲去世后，装裱成册，深情收藏。胡适也必然要把母亲定的婚事，收藏起来，直到走完生命的最后时辰。胡适不愿让在天之灵的母亲为他所做的事情而伤心。  胡适和江冬秀的婚姻生活到底怎么样，外人说得也不少，不过我疑心外人的评论充满了他人的偏见。我想抄胡适的一首诗在下面，大家一看便明白了。

我们的双生日赠冬秀

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即阴历十月初八日，是我的阳历生

日，又是冬秀的阴历生日。

他干涉我病里看书，

常说：“你又不要命了！”

我也恼他干涉我，

常说：“你闹，我更要病了！”

我们常常这样吵嘴，——

每回吵过也就好了。

今天是我们的双生日，

我们订约，今天不许吵了。

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诗：

他喊道，“哼，又做什么诗了！”

要不是我抢的快，

这首诗早被他撕了。

我想，胡适之于江冬秀，或许有怜，有怕，但更多地还是爱吧。

曹诚英后来到沈阳农学院任教，退休后因身体不好，到上海养病，直到1973年去世。她临终前留下遗愿，希望将她的坟墓建在从绩溪回上庄的必经之路上，同时也捐钱修缮村路上的小桥。她相信逝去的胡适将来一定会回到上庄来看她的，她就在这条小路边上，等着胡适回来。生前等不到了，死后也一定等得到。

她从来不曾想过，胡适当初如何辜负了她的一片深情；她也似乎从来不曾想过，在1949年之后的大陆，“胡适”这个名字，是让人避之犹恐不及的。

曹诚英终于回来了，她站在路边。胡适的墓，却远在台湾的南港。但是，胡适的灵魂一定还是回来了，回到了老家绩溪上庄。胡适依然是沿着从绩溪回上庄的那条山间小路走回来的。在这条山间的小路上，他看到了心中思念的才女，他们的灵魂在这条小路上会合，他们应该是一起回到上庄去的。

徽州的朋友告诉我，有一个传说，吃绩溪臭鳜鱼长大的人，不论他走多远，无论他在外面是富贵了，还是贫穷了；也无论他在外面是升官了，还是失意了；甚至是客死他乡了，他们注定最后都是要回来的。寻着臭鳜鱼那难以忘怀的味儿，一步一步，翻山越岭地回来。他们从很远的地方，不顾一切周折地回来，回到他们走出来的故乡。

走得再远，也是要回来的。即使伟大如胡适，终归也走不出他的故乡，他的童年。

P3-9

这本小册子，是一位年轻朋友帮忙编的。他帮助我收集了从2005年到现在的一些文字，从中选出了与教育有关的篇什。这些长长短短的文章，体例并不统一，有的还是即席讲话的整理稿，虽然改过，但也不很成熟。我从来都不敢说“文章是自己的好”，更从来没有出版过法律专业之外的书，之所以这次尝试着印出来给大家看，是希望能把我所理解到的“师道”，传给青年学生。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北大老师的职责所在。

何为师道？我没有办法用抽象的话来概括，只能描述一些自己的感受，或者亲身经历的故事。

今年的教师节，我陪闵维方书记去看望100岁的芮沐教授和87岁的黄楠森教授。芮先生是我的恩师，在这本小册子里，就有一篇文章是写芮先生教书育人之道的。先生真是人瑞，他这么大的年纪了，不但身体好，记忆力也非常好，思维很敏捷。

我们走进芮先生家的客厅时，老人正坐在靠窗的沙发上看报纸。窗外绿树成荫，午后的阳光照在先生的身上，绿树、阳光、先生，组成了一幅感人的画。师母也92岁了，依然忙里忙外，操持家务，她热情地拿出巧克力请我们吃。师母告诉我们：“老芮每天都坐在这里看书看报。他最爱吃巧克力。”芮先生的女儿说：“爸爸的身体比去年更好，他爱吃肉，什么都爱吃，没有忌口的，而且还吃咸的，就是不运动。”

我听到这些话，打心眼里高兴。我这个老学生都52岁了，医生给我很多养生的建议，比如说要管好自己的饮食，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我很相信医生的话，医生是讲科学的。可是，这些教条对芮先生来说完全不管用，我想，这是不是说明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呢？

黄楠森先生是四川人，口音很重，却让人觉得亲近。天气已经转凉了，老先生还穿着短袖。我与他握手时，感到他的手很温暖。老先生说，他的身体也比去年好，因为胃口好了，还长胖了一点。他现在还在主持做研究项目，而且自己亲自动笔写最重要的一部分，最近已经脱稿了。说到这里，老先生笑了，他看起来那么轻松。他对我们说，现在人老了，写不动了，工作主要靠年轻人做。我问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忙做的吗？老先生说，有一件事，就是将他担任的《北大学报》编委会主任的职务免了吧。他在去年就曾提过，要学校赶紧找年轻的同志接手。

我们只好先答应，跟老人说，待我们忙过了残奥会，过了中秋节，再过了国庆节长假，接着就到年底了，那过了年再说好吗？老先生笑了，点头同意。他为人随和，什么事情都好说好商量。做人做到这个份上，才叫有自信心。

回到家打开电视，才知道在教师节来临的时候，胡锦涛总书记去外省看望了一所特殊教育学校的师生；温家宝总理邀请中小学教师代表进了中南海，参观了西花厅。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历来尊师重教，我们的老校长蔡元培先生说过，“教育就是兴国”，这个理念，现在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教师节到了，全国的老师们都高兴。我是1988年博士毕业留校教书的，今年是我过的第二十个教师节，我也高兴。

这些天，很多学生来看我。老学生们从全国各地给我发来问候的短信，我的手机信箱满了。不但在北京的学生给我送了花，在外地已经当了老师的学生，也想办法在北京订了花，请花店送到家里。学生们真用心，让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教师节后的第二天，我和同事出差到了新疆石河子大学。在这所边疆大学的校园里，继续感受着浓郁的教师节气氛。我们在草坪上，看到了孟二冬老师的铜像。铜像塑得很好，很传神。在大理石基座上，有学生献的鲜花。这里的同事说，每年到了教师节，都会有学生自发来献花，还有很多学生到这里来合影，孟老师在这里只教了半年书，却留下了永远的爱。我也与孟老师的铜像合了影。在他生前，我们是同事，也是好朋友，但我们没有合过影。他送过我《<登科记考>补正》上、中、下三大卷，我非常喜欢。可惜我写的都是法律书，不合适回赠给他。我爱看他写的字，是规规矩矩的功夫字。在他生病住院期间，我记不清楚去看了他多少次，他总是那么从容、坚强，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候，都还是努力要微笑。

如今，我站在他的铜像面前，希望他能听到我对他讲的话。

我也想到，还有好多我所敬重的老师，包括何芳川校长、赵存生书记，他们都走得太早、太突然，他们太累了。我用自己笨拙的笔，为他们写下了一些文字，却不知是不是能留下他们的精神。

在从新疆回京的飞机上，我放下小桌板，从包里拿出笔记本电脑，开始写这篇序。我忘记了此时是在飞机上，忘记了周围的人，我的手指在键盘上摩挲着。眼前我看到了芮先生、黄先生，还有二冬，也看到了我教过的那些可爱的学生的笑脸。

我的老师们把我教出来了，我又当了老师。从当老师第一天起，我就时刻告诫自己，要认真，不能误人子弟，这是做老师的底线。尽管现在大学里学生人数越来越多，大学的教学更加职业化了，大学已经被商业市场包围了起来，大学校园不再像过去那样宁静，但是，我对大学的理解，仍然没有改变。大学是寂寞的，风气是淳正的，大学要研究高深学问，要培养博雅君子，不是职业培训学校，也不是一个市场。过去的大学曾经办得很好，就因为老师像老师，学生像学生。今天我们能做什么呢？就是守住自己作为老师的底线。

老师教学生，不仅是教给知识，还要教做人的道理。我总是希望，我的学生能健康地学习、健康地工作、健康地生活，我希望我的学生不要急功近利，不要只看到眼前的一点点东西，却忘记了人生有百年的长度。芮先生不正是这样教我的吗？还有黄楠森先生的谦和、大度与自信，不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吗？最好的老师，是不着急的老师，他的魅力需要学生用心去体会，他的好，要学生用一生的时间去理解，他教给学生的那些做人的道理，永远不会过时。

我在这本小册子里，还写到了老师们对待学问认真的态度。“吾侪所学关天意”，学问是有尊严的，学问不仅仅是工具，还体现了我们的精神境界和良知。一个好老师，应该是个学问人，书生气重一点也没关系。他会对学生的学业关心备至，把教学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为了学问，可以忍受最差的生活待遇，只要有书读，有学生肯读书，他就会快乐，这也是孔子、颜回之乐。孟二冬老师就是这样，他甚至用自己的生命做成了一篇大文章。

我写下这些文字，就是想把我所知道的一些知识，所获得的一点经验，再传给学生们。我感到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我曾经闻道——我遇到了世界上最好的老师；我自己也努力去追问和思考过。今天在浮躁的风气里，我们是否还能记住“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的教诲吗？我们是否还能分辨清楚是非善恶，能在各种诱惑面前从容淡定地面对人生吗？

让我们共勉吧。

最后，还要感谢曾经帮助过我的许多单位和同志。这本小书里的部分文章，曾经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读书》、《都市文化报》、《青年参考》、《21世纪经济报道》、《北京大学校刊》等报刊上发表过，不少编辑同志帮我做过修改。北大和其他一些大学的老师、同学和同事，曾给我不少教益，并帮助提供了一些图片。北大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也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这里，我要向大家致以诚挚的谢意，也恳请大家能继续给我批评和帮助。

吴志攀谨识

2008年9月14日星期日，中秋节，

写于CZ6901航班飞行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