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风波浩荡足行吟
胡适位高名重，著述等身，但不注意积蓄，晚年旅居美国时一度生活困窘。由是他多次现身说法，劝后学唐德刚趁早多攒些钱。老舍直言：钱是人的胆子。
鲁迅对经济问题有切肤之痛，对钱非常在意和敏感，认识也更为清晰、深刻。别的且不说，厚厚一部《鱼迅日记》，除略记亲朋酬酢及书信往来外，基本上就都是书账、钱账。
鲁迅说：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
从少年时代起，鲁迅前半生一直为钱所困。上面那番话是他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高师的一次讲演中说的。当时，他已是名满天下的大作家，又当着不大不小、待遇尚可的官，还在好几所大学兼课，收入颇为可观。但他不惟阮囊羞涩，而且经常举债度日。
这是什么原因呢？
1919年，费尽移山心力，连故乡绍兴的祖宅都卖掉了，鲁迅总算将周氏老老少少一大家人全都接到了北京。终于可以奉养慈母，承欢膝下；两个弟弟也各安其职，其中二弟作人更是出任名校教授，余暇为文，名动中外，影响之大，风头之劲，直可与乃兄并驾齐驱；八道湾的“菟裘”也营造得像模像样，令人称羡。似乎能够从此过上舒心的好日子了。
然而好景不长。1923年7月19日，羽翼已丰的周作人断然与鲁迅绝交。随后，大哥被扫地出门，八道湾的大宅院没他什么事了。突如其来的当头一棒砸得鲁迅头昏脑涨却又有苦难言。
一切只得从头再来。
租房。买房。供养母亲、妻子。接济三弟建人。帮助学生和青年。应付各式各样的论敌和挑战。几次大病。——嗣后两年，也许是鲁迅平生最为苦闷的时期，直到许广平出现，事情才算是有了变化。
1926年8月26日，鲁迅与许广平一起乘火车离开北京到达上海。随后，按预先约定，鲁迅转海轮去厦门大学任教，许广平则到广州工作。鲁迅在厦大时间不长，心情也不甚愉快，但在写作上却成绩斐然，收入亦不菲。他在北京的负债，正是到厦门后才渐次偿清的。次年1月18日，鲁迅离厦门经香港抵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广州四一五事变后，他尽力营救被捕学生，并辞去在中大的一切职务，以示抗议。
1927年10月3日，鲁迅携许广平抵达上海，两人正式同居。此后的九年，尽管兀自大夜弥天、风雨如晦，但却是鲁迅平生在生活上最为优裕、心态上最为从容、收入上最为稳定、经济上最为宽松的一个时期，他着实享受了一把尘世的幸福。他依旧愤怒、论战，但也常常下馆子、看电影，高兴时也洗洗脚。他们租住的房子，约略相当于时下所谓“高尚社区”的“复式单位”，有上下水道和煤气等现代化设备，家中有专职女仆。鲁迅在上海曾几度搬迁，越搬越高档，临终前还在寻租条件环境更好的住所。
一些论者过于强调了鲁迅离开北京时的失落和惶恐，这实在是皮相之见。至于鲁迅自己，这个“世故老人”，有意无意间也总是摆出一副哀兵之态。其实，这在相当程度上只是一种烟幕罢了。 鲁迅何人？此翁“十分精细”(许广平语)。他南下由厦门而广州而至上海长期居留，是经过精心算计、胸有成竹、有恃无恐的。如果没有经济上的保障，与许广平一起开创新生活，对他而言，是不可想象的。大家细看他热恋时冰冷的名作《伤逝》，就不难明白其中道理。
在厦门大学，鲁迅月薪400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5000元。在中山大学，月薪500元。——都比在北京时丰厚，而且发放及时足额，开支则要少得多。
初到上海，鲁迅再次得到了蔡元培的鼎力襄助。蔡元培推荐鲁迅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月薪300元。从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定期足额支付达四十九个月之久，折合当时的黄金约490两。领高额干薪而可以不做任何事情，这等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事，居然让苦了大半辈子的鲁迅摊上了一回，真是何幸如之。这无疑是一个及时而巨大的奥援。1932年初，“大学院”改组为教育部，新任部长朱家骅以“绝无成绩”断了鲁迅的这份财路，鲁迅平生绝无仅有的尸位素餐宣告结束，好在这时他已经不缺这点银两了。
鲁迅在上海，收入除不劳而获领取了“大学院”几年干薪、在报刊发表文章获得相对高额的稿酬外，还有与他合作多年的北新书局一开始每月支付给他版税及《奔流》杂志编辑费各100元。北新书局的老板是鲁迅在北大时的学生李小峰，此公暗暗克扣了老师著作的大量版税。鲁迅发现后，不动声色，暗中觅得若干无可争辩的证据后，在1929年通过律师杨铿为自己讨回了公道，索回应得版税20000余元，这笔钱相当于鲁迅全部著述稿酬的五分之二，或者他一生全部收入的近五分之一！
梁某服膺鲁迅，除了他独立、自由、深邃、明察、下笔如有神之外，还佩服他会打官司。
鲁迅打过两次官司。一次是大张旗鼓、痛快淋漓地跟上司兼论敌“老虎总长”章士钊打，打出了威风，讨回了自己“不算区区”的职位，他赢了。另一次则是“关起门来谈判”，秘而不宣、悄无声息地跟学生兼书商李小峰打，打出了实利，讨回了自己该得的钱。鲁迅有利、有理、有节、有度，在保障自己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并不过为己甚，也为对方留足面子和余地，因此双方并未撕破脸面，此后继续合作并未再发生类似问题。
鲁迅靠自己的一支笔，过上了有尊严的体面生活，广有布施，相当的自由，几乎可以言所欲言，为所欲为。分析鲁迅而不体察其经济状况，难免似是而非，不得要领。
周扬在上海滩混时，虽然借助于政治力量，具有“元帅”一般的威风，无奈没有能力写出有分量的文章，收入微薄，住在小亭子间，时常靠岳母救济才能勉强把肚子填饱，日子过得狼狈不堪。
此公的男女私情与他的革命精神同样饱满高涨。他分进合击，两头冒烟，致使妻子吴氏和女友苏灵扬同时怀孕。将吴氏送回湖南益阳老家甩掉包袱后，还要大腹便便的苏灵扬四处告贷，聊以度日。1936年元旦，苏临产在即，比《乱世佳人》中的美兰妮还惨。周扬一文不名，无法送医院，出门跑了一个下午，好不容易从郑振铎手头借到20元，才解了燃眉之急。
鲁迅蔑视周扬之流，除了理念和作风方面的歧异外，经济上的优越感，亦当为原因之一。
P27-31
治史者
由于工作的原因，我这几年较多关注民间治史。在发现稿件线索和组织出版的过程中，有幸得识梁由之先生，并成为生活中的益友。
在中国，有许多应该做的事情，机构不去做，个人在做；专家不去做，民间在做。对历史的挖掘和梳理，更是这样。对于有些人来说，做这份工作，是一个饭碗，一个负担；对有些人来说，是一种享受，一种责任。从前，由于信息不能共享，致使专业研究成为少数人的特权，便出现了一大批尸位素餐的所谓专家，他们只需炫耀自己所掌握的上游信息，就具备了别人不能比拟的优势。
拜时代进步所赐，终于出现了史料面前人人平等的情状——至少在某些程度上是这样，原先的“专业”与“专家”突然之间变得经不起推敲。与投身其中的民间高手摆在一起，各自身外所附丽的研究特权已经不复存在，而是开始比拼彼此的智识与智慧，热情与才情。到这个地步，所谓“专业”与“业余”之间的区分，有时候真应该颠倒过来了。当我读到“百年五牛图”之林彪篇时，已隐隐得闻作者笔下的风雷之声。看至最后，得知梁由之是用几日时间一气呵成，洋洋几万言一挥而就时，我完全理解，完全相信。
更应该感谢互联网的出现，传统的著述方式不再是广泛传播的唯一手段，甚至已经不是最有效的手段。当众多专家还在靠出版“学术专著”来捞取功名和前途时，这些民间高手也已在网络世界书写出自己的传奇。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梁由之的《百年五牛图》几乎是流传最广、口碑最好的民间治史典范，到这种地步，是否付梓出版，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如今《百年五牛图》以纸质图书的面目纳入学界视野——即使不如此，也丝毫无损其光芒和骄傲。
像梁由之这样的人不是少数(也许正是他们，带给我们另一种阅读体验和希望的曙光)。另一位从事个人研究的朋友，曾对我说起过某家研究机构的资料室，岂但保管人员，就连这里的领导和研究者，也不知道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当他成为若干年来第一个进入其中的人，拂去堆积其上的封尘，看到正在遭受岁月磨蚀的文献时——他对我说，他感到了一种幸福。
是的，他说的是幸福。“你会发现自己有那么多要做的事情，可做的事情。如果我生活在一个历史被研究得较为透彻、文献被整理得较为完整的国度，岂不要无聊得闷死？”
我们不会的。我们的历史几乎永远是现在进行时，处于不断地颠覆辩诬、刷新升级中，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幸耶？非耶？
梁由之先生的《百年五牛图》在网上连载的时候，我有幸几乎同时拜读，随后向不少人推荐。如今三四年已过，在梁先生的作品出版之际，由我来绕舌，向梁先生和读者们致意，更是幸何如之。
一
我与梁先生至今尚无一面之雅。在网上看到他的文字的时候，几乎肯定地以为自己了解“这个人”。“这个人”的特征大概是：生于20世纪60年代，在文化启蒙的80年代受到正面的影响，而未经受无耻的80年代的污染，随后经历了90年代的流浪，而在新千年的“国际社会”即网络上，有了表达的冲动和机缘。《百年五牛图》就是一个热爱文史哲、才学识郁积于心的中国人在当代近乎荒凉的生存格局中寻求突破的努力。我的向人推荐也是着眼于梁先生真正从网络上站立起来，给了当代汉语世界一份难得的作业。他的作品给犬儒、乡愿大行其道的当代社会提供了立场鲜明的参照物。一如论者所说，即使社会教育意义极大的“潜规则”理论也“忽视了人的精神性、道德自主性、要求承认的自我实现和人生追求多元性”（胡平语），在此种无视或忽视的局面里，《百年五牛图》张扬人的价值，实在是无上的功德。
《百年五牛图》写了五个人：鲁迅、陈寅恪、张季鸾、蔡锷、林彪，这是上个世纪梁先生心目中最为佩服的五个中国男人。梁先生毫不掩饰对他心中巨牛人物的尊敬，他的五牛图在某种意义上如同太史公的纪传，只不过他比太史公更审美，更强调人格的标杆。这五个男人性格鲜明，命运各异，但无一不是赤诚而深沉的爱国者，无一不是人格精神的独立者。
太史公纪传的华夏人物，多处于我国传统文化性格形成的前期，那些人物，多为其命运展开的“不自觉的文本”，他们的个性难称独立，他们是我们千载之下多为叹息的待成熟者。梁由之巨牛五人，也处于我文化现代性进程的前期，但牛人之所以牛者，乃在于他们有充分的自觉意识，非“跟着走”者（邓小平语），他们的思想、个性是自由而独立的，他们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又建基于对人世“无缘无故的爱”。因此，报世而独立的他们越过了时间，成为上个世纪数十亿中国男人中屈指可数的男人，人格成就和人生成就至今高不可攀，少有企及。梁由之善用了“国际社会”的平台，为他自己，也给我们做了一次游刃有余的五牛解析，意态酣畅地欣赏了这些“时间的玫瑰”，实在是值得祝贺的。
二
由龚自珍、魏源、徐继畲们开始的现代性史，或由鸦片战争开始的我国现代化史，至今已近二百年。最近一轮启动的现代化史，也有了一世三十年。在总结百年中国史或三十年史的时候，尽管成就多多，但对现代性、文明、价值这些东东反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这是可为叹息的事实。走在路上的国人像迷途的羔羊，无有对错方向。以至于外人都看到并指明说：“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十字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样不知何去何从。”
同样可叹息者，我国民供养着数量庞大的学者、教授、作家、诗人、艺术家，这些人跟官产阶层异质同构地所组成的庙堂社会，对自处和共处、对协同和认同、对礼仪和道义、对文明和历史、对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等等多不置一词，或王顾左右，如爱党爱国、崛起繁荣、和谐稳定；如此一来，道术为天下裂，礼乐崩解，而一定程度上的市场化取向，以及更为实在的“国际社会”的形成，给了我文化求之野、成于野的机缘、平台；但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和网络化之路，我们社会贡献出来的人物及作品极为有限。这个可为叹息的事实，反证我国民多为主流、庙堂的附庸、复制物。
除了存在合理性一类的顺势思维，人们生活并前行的自我教育、社会教育，几乎一片空白。至于今天，在我国民既要面对国内的繁复局面，又得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造成的虚拟经济乃至虚拟生存等等新问题之时，在承认和相互承认之间、在独立和相互依存之间、在敌意和共建和谐之间、在现代性和传统之间，几乎无教也失教。人们四顾苍茫，几无凭借。前无行路，后无踪迹。人们难以回向，难以还乡。
这大概是书商们率先发现历史并由庙堂推波助澜的原因。神不在异国，不在当代，神乃历史的目的性，神在历史。历史是我们的师范、宗教，是我们立身处世、安心立命最为坚实的基石。
于丹、易中天、李零、张鸣、丁东、谢泳、杨天石、吴思、李亚平、傅国涌、何柄棣、唐德刚、陈丹青、沈志华、何方、高华……等一大批术士、志士、诗人、思想者、教授、革命者加入了讲解历史的队伍。他们有关的历史口水或历史写作企图厘清中国混乱并给人生坐标，多不免加剧了我们生存的混乱感。少数看透历史的人，则把历史的某种把戏呈现给了我们，加剧了我们的苍茫感。我国史既成了人人可以打扮的小姑娘，又以其厚重、混乱、苍茫压迫了今人，使得当代人在历史责任面前一再退让，不知所措。
三
用出版家严搏非的说法：“最近十年，体制化的知识生产体系已经完成，这架‘没有灵魂的机器’（按韦伯的说法）开始具有自主的内驱动力和完备的内部评价体系。”因此，如何重构知识体系的话语系统，确立普适而开放的知识共同体，并给予国民自我教育的人格和作品示范，是自觉的知识人所应努力的方向。
《百年五牛图》对历史人物的评点，深沉厚重，汪洋恣肆，有着狂与日月夺光并沟通天地的自信和底气。在梁由之的历史咏叹里，有朵渔、夏双刃、十年砍柴、谭伯牛、当年明月、倪政兴、曹升……等一大批网络作者的复调回声。正是在主流或官学的习惯性封闭言说之外，网络作者们讲解的历史更贴近了国民个体，他们的历史写作是对历史和大众的敞开。他们没有圈子，少有职称，他们是企业家、电视制片人、独立作家、电脑编程员、浪子过客、小资驴友，等等，借用大才子王怜花的说法儿，他们是当代中国的江湖。尽管他们的力量仍显薄弱，尚未能展示“礼失求诸野”的自足和成绩、未能重构汉语知识的关怀和质地；但他们既然出现，由体制化知识生产体系组成的当代汉语世界就发生了改变，汉语世界再也不是那些作威作福者任意驰骋的跑马场了。
那些依官傍商的汉语作者们不得不面对一群新的人物，用《理水》中一再表达的那样：“他举手向两旁一指。白须发的，花须发的，小白脸的，胖而流着油汗的，胖而不流油汗的官员们，跟着他的指头看过去，只见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不动，不言，不笑，像铁铸的一样。”鲁迅顶礼这些埋头苦干的人，因为在洪水当前万方多难之际，确实是这样乞丐似的脊梁在“为天地疏经脉，为万世开太平”。今天的中国也是如此，是体制外的力量在给当代中国以魂魄、精神和肝胆，是江湖作者们在给中国人以人生坐标，是那些独立自由的文人、学者、革命家、思想家们在疏通中国的山川大地和中国人的河流走向。在这些作者中，梁由之是极为自觉的。
梁由之如此评论当代汉语世界：“目前各式各样的讨论，在理论上往往未能超越20世纪前期先贤思想之范围，深度和广度甚至常常不能及。不少议论都是矮人看场，人云亦云，隔靴搔痒，似是而非。看多了这样的争论，越发感到重新阅读、了解、思考、认识前辈的必要。检讨和反思他们对现实的态度和道路的选择，也许会给人们在当今时势下如何有所作为提供更多有益的启示。”因此，他要为他心目中的中国男人作传：“回顾历史，接近这些刚劲强健的灵魂，重温他们的思考和选择，是写作《百年五牛图》的初衷之一。” 四
百年五牛显示其牛气的主要舞台是1949年前的中国，或者说这些牛人之所以牛，他们的人格精神养成期属于我国的现代史。我不止一次地说，近代以来我国发生在上层精英中的变革很大程度上是对他们做人的考量，遗憾的是，二十世纪的下半叶，民族的精英层人格成就总体上不高，或说人格成就小得可怜，其优秀处比不上德、日精英集团，其高尚处比不上历朝士绅阶层，而跟上半叶的中国精英相比，也难以望其项背。
这一看法几成当代人的共识，“民国人物”今天已经成了一种人格自由而丰富的象征，成了理想而报国报世的象征。如陈丹青说：“在我们的上下周围，鲁迅那样的物种灭绝了——岂止是他，伟大的早期国民党人，伟大的早期共产党人，伟大的革命者与启蒙者一代，在今天的人群与人格类型中，消失净尽——而在鲁迅的时代，这些人不论为敌为友、为官为匪，但他们的伦理道德血脉教养，个个跨越唐宋，上溯先秦，同时，他们是中国第一代世界主义者，第一代现代民族主义者，第一代新型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而才华横溢的梁由之面对这一代民族精英也只能废词感叹：“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严复、邹容、陈天华、宋教仁、蔡锷、张季鸾、张元济、王云五、陈独秀、蔡元培、鲁迅、赵元任、丁文江、胡适、傅斯年、王国维、陈寅恪……那是怎样的一代人啊！”
这些“巨人之所以成为巨人”，并不在当时和现在的中国人民给予了足够的尊敬，甚至相反，他们多是孤独者、时代的多余人，今天也多不为大众所熟知；只是他们坚守了对自己人生人格的期许，敢于挑战时流，从而穿越了时空，成为“时间的玫瑰”。这些历史人物在不同时空的文明人中获得了承认，一代又一代有着人格期许和自我认知的人从他们那里找到了知己。
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民族精英幸运地生活在民国混乱的自由里，他们活在人人皆可立言立法立功立德的年代。他们中虽然也有人希望一统江湖，但他们深知“不服从的江湖”中的任何人都有权利生存。他们决不借势压人，他们尽管言行上多有相轻之语，但他们对对手的尊敬是发自内心的。只要看看胡适对老辈文化人的感激，看看鲁迅对民国优秀作家的推举，看看蔡元培对陈独秀等人的包容，……我们就明白他们的心胸和见识。
同时，他们之所以成为巨人，乃在于他们从不是“求做奴隶”和“暂时做稳奴隶者”，他们不求施舍。“那些希腊诗人都是些高贵的公民，他们且是政治家，是重甲兵，他们自己是自己的保护人，从不望人家施什么恩惠。”民国精英大抵如此，梁由之强调并佩服鲁迅等人非文弱书生，正是着眼于鲁迅们是能够保护自己、捍卫自己权益的牛人。
五
今天的中国江湖、汉语网络跟民国的混乱自由状态庶几近似。只不过，今天的汉语江湖中有一个自大的庙堂，一个体制化的知识生产体系。后者意识到了江湖的存在，他们轻视江湖并抱有敌意，他们要么攻击汉语江湖的粗鄙、野狐禅、低劣，要么以蒙面不负责任来攻击国民的自由表达，要么以五\\毛\\党等手段来进行口水战、监控战以及实际的围追堵截。这就是“实名制”一度被热炒的原因，是十几亿国民仍为有形无形力量钳制的原因，也是网络国际日渐形格势禁、汉语世界人格成就不高的原因。
幸而今天的汉语世界尚未一统江湖，庙堂一手遮天、绝地天通的现象也再难如愿，在国民个人跟天地、历史、自然之间已能自由沟通。因此我们的社会并不全然为庙堂的附庸、复制物，吾人仍能在汉语世界的荒凉中偶遇惊喜，获得安慰，更新认知并推动生命的自我完善。借用梁由之先生的话说，我们仍能确信自己的人格，确信独立和自由，“肩膀上扛着的脑袋确属自己的朋友。”因此我们有了《百年五牛图》，这样仅以五牛就敢疏理百年中国混乱的史论或诗论。 一如江湖非凭空出现，梁由之的狂妄其来有自。他深受80年代中国精神开放的影响，对自我有着万物皆备的信心，对人生宇宙的认知有着审美的激情。正是这种对个体的明认，坚信“自己的朋友”，使他能够以自身为尺度，敢于度量一切，“重估一切价值！”《百年五牛图》以如椽大笔，叙述五牛的人格气象和精神高度，以青春万岁的心力臧否一切人物，更有着历史长程坐标为“道成肉身”、“人能弘道”作证。《百年五牛图》以当代中国的青春精神向五牛致意，是为了取悦“五牛”，更是为了向历史致意，恢复历史正义。
人们见仁见智，或者并不全然同意梁先生的评价，但他那种参与历史的个人写作态度却是极为难得的。梁先生虽然张狂，他的心态却是开放的，他尊重知人论世者、一切用自己肩膀上的脑袋来研究思考者。如他谈论鲁迅时说：真正要认识鲁迅、了解鲁迅、学习鲁迅、超越鲁迅，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去读鲁迅本人的文本，在拥有充分的认知后得出自己的判断和结论。所有第二手的东西，可资参考，但都不足凭信。对鲁迅这样一个巨大的存在缺少最起码的真切了解而贸然不负责任地道听途说信口雌黄，只能是“枉与他人作笑谈”。
六
梁先生的狂放是青春的，但他绝不缺乏汉语作家中少有的历史敬畏和文字尊严。他的文章看似是诗，是舞蹈，实际上对遣词造句、谋篇布局等等极为讲究。他的人物评论是在对史料、文本占有基础上的厚积薄发，他的人生叙传则是在对汉语传统熟稔基础上胸有成竹的行兵布阵，他的笔削有文则是对历史的敬畏和对人生的关切、对人格的审美，他的文字诗意来源于青春的恋惜和放纵。读梁先生的文章，是对汉语传统的温故，又是对当代汉语的知新。
青春作伴好还乡。六十年代出生的梁先生人到中年，向青春还债，又跟青春一起还乡。这一故乡是我们中国人的历史、天地神明，是我们中国人的童年、家园，这一故乡仍有我们心仪的男人女人，有可歌可传的英雄圣贤。还乡让我们认清自己是什么，是否背叛了什么。梁先生自己也意识到这一人生事实，故他的写作有一种自我明认，他的写作如歌如诗，如舞蹈，他的还乡是一种明认自我和世界的享受。而我们读梁先生的文章，也享受到了一种还乡的青春欢乐。
青春在“国际”上在历史里舞蹈，命令我们倾听。或者我们也可拍掌作歌，为巫为史为诗，承诺自己对宇宙的忠诚，成就自己的人生。
2008年10月5日写于风城
本书是梁由之为他心目中百年中国五个最杰出的人物所作的评传。所谓“百年五牛”。指的是文人鲁迅，报人张季鸾，学人陈寅恪，武人蔡锷、林彪。作者博览群书，集萃众说，纵横捭阖，独抒己见。成一家之言。本书以传为主，以评为辅，对这五位性格鲜明、建树卓越、影响深远、命运各异的历史人物的生平和事迹，作了精彩独到的勾勒和评述，颇多心得和发挥。
全书体例独特，文采斐然，雄深雅健，汪洋恣肆，既有精神深度，又很具可读性，可作百年中国历史之导读。
五牛？哪五牛？鲁迅、林彪、陈寅恪、张季鸾、蔡锷。书话四才子之首的梁由之为百年中国五个最杰出的人物作了这本评传。该书对这五位性格鲜明、建树卓越、影响深远、命运各异的历史人物的生平和事迹，作了精彩独到的勾勒和评述，颇多心得和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