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比较全面系统探讨新时期中国对外关系转型的作品，本书系统梳理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对外关系的转型。十余位专家学者从中国对周边地区、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国际组织的不同关系，到中国国防现代化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应对，再到中国的对外援助和各地区的国际化进程，乃至全球化观念在中国的植根进程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等领域，对“中国外交转型”作了全面介绍和深入分析。它是中国学界第一部总结当代中国外交历史性进步的学术作品，许多观点和方法都是首次提出，反映出中国一流专家学者的独到视角。

本书是专门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进程30周年而撰写的，系统梳理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对外关系的转型。十余位专家学者从中国对周边地区、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国际组织的不同关系，到中国国防现代化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应对，再到中国的对外援助和各地区的国际化进程，乃至全球化观念在中国的植根进程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等领域，对“中国外交转型”作了全面介绍和深入分析。它是中国学界第一部总结当代中国外交历史性进步的学术作品，许多观点和方法都是首次提出，反映出中国一流专家学者的独到视角。

作者简介

导论

第一章 中国与邻国的关系

第二章 中国与非洲的关系

第三章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

第四章 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

第五章 中国新的对外援助

第六章 中国的国防现代化

第七章 非传统安全与中国

第八章 中国地方的国际化

第九章 全球化观念在中国

第十章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全书索引

后记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动的特定时代条件下，中非关系再次获得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期而开始明显向上提升，并在2l世纪到来时跃上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度。

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一发展过程是在一个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因多种因素之作用而得以推进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东剧变与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非关系的外部环境有了很大的不同。“6·4”事件后，因国内政治动荡与西方国家制裁，中国外交一时陷入严重困境。在改革开放道路上已行进十余年的中国，面临着前功尽弃、重返旧状的危险。在这个关键时期，与二十多年前相类似，中国为打破西方封锁、恢复国际形象和重返国际社会，再次从非洲友好国家那里得到了宝贵的帮助。

1989年“6·4”事件之后，西方国家在国际上掀起制裁中国的浪潮，西方媒体到处充斥着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中国的国际形象严重受损。然而，非洲国家似乎并没有完全被西方国家的舆论所左右而对西方国家的劝阻言听计从。1989年12月，在西方的一片制裁中国声浪中，埃及总统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向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发出访问邀请。埃及是一个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都有重要影响力并且与西方国家关系密切的国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作为“6·4”事件之后中国国家元首的第一次国外出访，杨尚昆此行对正处于困难状态下的中国外交来说，实起到化解西方打压、恢复中国国际形象的特殊作用。在埃及期间，杨尚昆受到埃及政府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他在多个场合发表了中国政府对于内政外交的看法，向国际社会传递出经历“6·4”政治事件后中国的声音。在中国外交面临严重困难和挑战的这个特殊时候，中非关系对于中国改善国际处境、提升国际地位的战略意义，因杨尚昆此次成功出访而再次凸显了出来。事实上，“6·4”事件之后第一个来华访问的外国元首、政府总理和外长也都来自非洲国家。1989年，先后有布隆迪、乌干达、多哥、马里、布基纳法索的国家元首访华。1990年，又有埃及、赤道几内亚、中非共和国、塞拉利昂、乍得、苏丹五国元首来访。1990～1998年，共有53位非洲国家元首、15位非洲国家总理及100多位政府部长访问了中国。这一时期中非紧密的高层互访，明显改进了中国外交的环境生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外长新年伊始的首访地都是非洲，这似乎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惯例，中国对非外交之重视，于此亦可见一斑。

更重要的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国际局势的变动，中非关系的战略性质与意义已经在悄然变化之中。

苏东剧变后，美国一时间俨然已成足够强大之世界霸主，其对世界的看法也随之发生很大变化。就对非政策而言，一方面，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觉得非洲的战略价值已经下降，对非洲的关注与援助明显减少；另一方面，却又将形成于西方近世社会形态下之代议制度、分权体制及多党制等，贴上自由、民主之标签而视为普世主义之理念与政策原则，要求非洲国家遵此厉行改革。在内外力量推动下，非洲国家虽然情有不愿，但大多因国穷民困，仰赖外援，被迫在内政与外交方面作出让步，接受西方国家和金融机构提供的私有化改革方案，并按西方之价值观实施多党制，许多非洲国家开始出现纷乱的政权更迭。西方开出的诸多方案虽然用意可嘉，前景描绘也颇为美好，但似乎并非医治良方。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经济衰退、政治动荡尤甚于前。一时间，非洲发展之路愈加迷茫，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亦日趋边缘化。在西方眼里，整个90年代被描绘成非洲大陆“失去的十年”。

然而，由于有着不同的战略诉求和情感理念，当时的中国对于非洲的看法与期待却似乎与西方多有不同。从1990年起，在非洲国家的支持下，中国连续多年挫败西方国家在联合国进行的反华人权提案活动。以1997年联合国人权会议为例，中国向联大提出对西方反华提案“不采取行动”之动议，支持27票，反对17票。支持中国的27票，17票为非洲国家，而反对中国的17票，则多来自西方国家。整个20世纪90年代，西方在人权、民主等问题上的实用主义和双重标准，使得人权与民主已被西方胁持为讹诈发展中国家的魔咒，这既凸显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对立，也强化了中非战略利益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当西方国家以悲观眼光看待非洲前景、纷纷减少在非投资时，中国却因与非洲国家有着重要的战略诉求而在保持与非洲国家传统友好政治关系的基础上，以更加积极和长远的眼光看待非洲的发展问题，并且通过改革援非方式而拓展出中非经贸技术合作的新天地。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非经贸关系逐年加温，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已经在悄然上升了。

这一过程是悄然开始的，也是步伐有力的。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并未如某些西方预言家所推测之走向“崩溃”，相反，却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时期。在此背景下，从1995年起，中国也加快了援非工作的改革力度。中国与一些非洲国家经过协商，将中国提供的援助分为政府财政提供的无息优惠贷款(包括无偿赠款或无息贷款)和由金融机构提供的贴息贷款两部分，并以项目援助的方式加以实施，以增强受援国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意识。同时，将一部分给非洲国家的贴息贷款与赠款，转化为非洲国家用于双边贸易与投资项目的进出口信贷，用于非洲国家从中国进口急需的设备、商品、公用和民用设施及扩大对中国的商品出口。中国政府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鼓励中非双边贸易与投资的增长，推动非洲国家经济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政府积极推进企业“走出去”战略，鼓励中国企业走进非洲，到非洲贸易和投资。作为这一战略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向从事中非贸易与投资的中非企业提供政府贴息优惠贷款，用于开办合资企业或购买设备的启动资金，还为中国企业和中非合资企业提供优惠税收支持。90年代后期，中国相继在非洲国家建立了11个投资贸易中心，为中非企业提供信息、管理、政策与金融方面的帮助。中国银行在非洲建立了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金融业务方面的服务，以帮助企业克服非洲国家金融风险大的困难。P63-65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今年，在我们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可以像孔子一样，非常有信心地说中国是真的“三十而立”了，尽管今后的路还很长，中国仍要“志于学”。

想要了解世界在过去30年中发生的变化，我们需要研究中国发生了哪些变化。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而言，都是史无前例的。回首过去，即便是最乐观的改革拥趸者们也会吃惊于中国发展的步伐和规模。中国国内曾经敦促中国赶超英国的有关人士也惊奇地发现，他们的国家已经在国际贸易方面赶上了美国。30年前，国外的很多经济学家曾预言日本是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国家，那个时候，他们绝不会想到，中国在几十年中会取代日本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在此之际出版这套丛书，其首要目的是对中国在过去30年发生的变化做一个全面综述。在这30年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福特基金会有幸亲历和亲睹了中国的发展变化。20世纪80年代，福特基金会启动了它在中国的第一个资助项目——资助中国学生和学者到国外学习和研究。从那时起，基金会就为中国杰出的研究人员、有才干的政府官员以及坚定的社会和文化工作者们提供资助，以推动国际合作与交流，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2007年，为了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时任基金会首席代表华安德先生邀请中国知名研究人员和专业人士一起编写这套丛书，内容涵盖基金会这些年资助过的九个领域。这套丛书意义非凡，展现了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所走过的路程。

本丛书的第二个目的，是汲取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厘清方向。如果把中国今天的发展和繁荣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情况作比较，我们有一切理由为此感到骄傲，但许许多多专业人士和研究人员们不满足于此，他们希望知道中国在经济改革中的成功是否可以转化到其他有需求的领域，如法律、行政或治理改革。

作者们的评价和结论都是各持己见。一方面，经济学家们有足够的理由来庆祝，因为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其既定目标；放眼未来，他们还要向更高的目标奋斗。另一方面，社会、法律和行政学专家们则刚刚开始界定衡量进行法治和治理改革所需的目标和指标。

本丛书的第三个目的，是让世界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世界不仅需要了解中国，而且要给中国了解全球化创造空间。国外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改革经验的杰出实证研究，但迄今为止，从更广阔的理论或者普遍的意义上而言，中国的经验并没有给国际学术界留下深刻印象。这套丛书将促进国际社会更加全面地理解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发生的巨变，也有助于加强有关中国这30年在世界历史当中的重要意义的比较性和理论性研究，同时有助于在未来几十年里更准确地评价中国在世界中的作用。

最后，到目前为止，中国尚未有一个综合的研究领域可以把30年改革开放所涉及的所有领域——经济、社会、文化、法律、行政、政治、外交、教育、环境及健康等——都整合在一起，为过去所取得的成就和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提供一个综合的回顾和展望。这套丛书是迈向这个方向的第一步，它试图把各领域的丰富经验和专家声音集中在一起。

没有编者、作者以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不懈努力，这套丛书不可能得以出版。在此特别感谢本套丛书的编者、作者，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先生和他能干的同事，同时也要感谢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同事们。

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费约翰

2008年9月11日于北京

在书稿付梓之际，我首先要对各位作者的贡献表示感谢。他们都是相关领域的大忙人，却能如此用心地写出有分量的篇章，确实十分难得。我深信，他们的杰出工作，不仅为国内外同行的相关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范式与参考，也对所有关心本书主题和仔细阅读过各章内容的人多有帮助。我个人尤其希望，将来还有机会同这些学术先进合作，从他们那里学到更多的东西。

我还要感谢美国福特基金会为本书的撰写提供的大力支持。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长期的合作伙伴，福特基金会驻京办事处前首席代表华安德教授和现首席代表费约翰教授，自始至终对这一研究课题的进展给予了密切的关心与协助；他们不止是狭义上的学术赞助方，也都是当代中国研究的知名专家。从他们那里，我既看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和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刻影响，也看到了外国同行值得我们学习的不少地方。

最后，当然少不了对出版者的致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谢寿光社长是本书不少作者及我本人多年的学术出版伙伴，他的眼界及魄力经常得到各方面的赞许。编辑童根兴先生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作出了大量重要的努力，他的细心和耐心值得称道。当然，如果书里有任何问题和不足，作为课题负责人和本书主编的我，则要负起最大的责任。

本书是专门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进程30周年而撰写的，课题组的全体成员为此花费了近一年的工夫。但愿它作为一部比较全面系统探讨新时期中国对外关系转型的作品，能为研究对象的不断进步和相关理论的深入探索有所贡献。中国已处于一个新的高地上，我们的学者和研究人员理应拿出相应的成果。

王逸舟

2008年8月29日记于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