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袁世凯集团是承传湘、淮集团自然发展而来的。著名学者罗尔纲先生说：“近世北洋军阀的起源，追溯起来，实始自湘军兵为将有的制度。”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镇压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清廷下令各地在籍大臣，连省督办团防。曾国藩采用新的方法，在湘将分散的地方团练合并，形成了独立的正规武装——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这支军队发展壮大成为一个震慑朝野的湘军集团。在湘军集团内，曾国藩利用同乡、门生、故吏等地缘、血缘、师生的封建关系来形成军队的主干，并日这些主干自行在家招募士兵，这样便形成了从士兵到将领直至曾国藩为中心的层层隶属网络。军队所信仰、效忠的，便不仅是国家，更直接的是曾国藩个人了。湘军的这个特点，奠定了它在近代中国半私人军队先驱的地位。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进程中，湘军很快就取代了绿营兵而成为主力。曾国藩湘军领袖的地位，随着湘军集团的发喂也不断上升，成为威慑一方的封疆大吏。他们在军事方面，用兵为将有代替了兵归国有、募兵制度代替了世兵制度；在政治方面，用督、抚专权代替了清室专权。湘军兴起以后，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地主开始掌握地方实权，从此打破了满洲贵族一统天下的局面。同治以后，湘军将领中有13人做了总督，13人做了巡抚，如江忠源、李续宾、严树森、刘长佑等都官至督抚，而李鸿章、左宗棠更是权倾朝野。“内轻外重”的局面遂告形成。正如范文澜所说：“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挽救了满清，同时客观上也削弱了满清，满汉统治者之间，势力起着显著的变化，从此满清政权，逐渐向汉族军阀转移。”
在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为了减轻朝廷的疑忌心理，曾国藩大量裁撤湘军，湘系的军事地位下降，淮军则上升为清王朝所依靠的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淮系集团乘势而起。
淮军是继湘军以后，汉族地主建立的另一支地方武装。淮军集团实际上是从湘军集团中分离出来的。它的领袖李鸿章本来就是曾国藩的重要幕僚。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太平天国攻破江南大营，长江下游尽为太平军所有。为了防止上海陷入太平军之手，咸丰皇帝命令曾国藩率领湘军开赴长江下游。但是曾国藩不愿离开自己苦心经营的长江中上游地盘，为了执行朝廷的命令，他于同治元年(1862年)初命其亲信李鸿章回家乡合肥招募淮勇五营。同时曾国藩又拨湘军数营给李鸿章，并派湘军名将程学启、郭松林帮助李鸿章按湘军营制训练淮勇。在朝廷方面，曾国藩又竭力举荐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坦任江苏战场上镇压太平军的主帅。自此，李鸿章的淮军迅速发展，在滇压太平军、捻军过程中发展成一个势力强大的军事集团。同治十年(1871年)，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权倾一时，在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渗透经营20余年，门生故吏遍及各地，造成了一个舍他之外，清廷无其他兵力可倚、无其他能员担任外交的局面。时人奏参李鸿章兄弟一门：“以功名显，其亲党交游，能自树立。文员自监司以上，武职自提镇以下，实不乏人……惟勋伐既高，依附者众。当时随从立功，身致富贵者，又各有其亲友。展转依附，实繁有徒。久之倚势妄为，官司碍难处置。”就是这样一个清廷赖为佑靠的地方实力派集团，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日战争中却一败涂地，从此一蹶不振。
中央集权制度及其现存法规，既然在很大程度上被地方分权所破坏和取代，这就必然埋伏下了日后中央与地方、满与汉新的一轮权力斗争的祸根。继淮系而起的袁世凯集团，正是承传了湘、淮集团这样的基因，并最终形成了后来夺取中央政权的最大政治资源。
湘、淮集团开创的局面为袁世凯集团所享有，这是袁世凯集团得以顺利发展、急剧膨胀的重要条件。近代著名军事家蒋方震说过：“湘军自咸丰二年办团练始，迄光绪六年左宗棠大定回疆，为时盖三十年。自是以还，湘军之事业无闻焉。淮军自同治四年曾国藩陈湘军暮气不可用，荐李鸿章自代，遂以李节制各军，迄于光绪二十年甲午之败，为时亦三十年，自是以还，淮军之事业无闻焉。小站练兵始于光绪二十一年，五年而小成，十年而大成，今功名之盛，较湘淮军有过之无不及也。明乎递嬗之迹，以其时考之则可矣。”曾国藩集团——李鸿章集团——袁世凯集团构成了晚清历史上导致中央政权结构不断削弱并最终被打破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链条。正是这个链条，最终束缚并绞杀了清王朝。P2-4
20世纪初的10年(1901—1911年)，是清末新政的10年，也是清王朝的最后10年。在这10年中，希望与幻灭并存，出路与绝望并存。清廷指望通过这次改革与调整，一方面重振民心，渡过所存在的严重的统治危机；一方面为国家寻找出一条出路，使国家达到富裕强大的境地。但由于清廷没有能力来领导这样一场“前不见古人”的改革运动，加上当时整个国家行政官僚机构的极端腐败与混乱无序，结果，这场自上而下的几乎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的近代化运动失败了。
清末新政是以清朝统治集团为政治主体进行的一次政治改革，是中国早期近代化过程中一项重要内容，它给予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以深刻的影响。在这一促进中国近代社会各方面迅速发生实质性变化的过程中，袁世凯集团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程度的推动与加速作用。以袁世凯为首的袁世凯集团，为了领导当时的潮流，壮大自己的势力，在清末新政中，对于各项新政措施，不遗余力，积极推行，成效显著。在清末新政中，军事、警政、教育、宪政、实业等方面的巨大变革都与袁世凯集团的努力密不可分。袁世凯集团举办的新政以直隶、东三省等地区为主。尤其是直隶新政，影响更为巨大，可以说是在各方面开风气之先。袁世凯集团助推新政的成功，使袁世凯一时如日中天，为天下所瞩望。这为辛亥革命时期，袁世凯集团乘机倾覆清室，实现从地方走向中央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进行改革，寻找出路，对于清廷来说，本来是一件再正确不过的事情，但改革造就了袁世凯集团这一异己势力，则是清廷推行新政时始料未及的。变政不但没能挽救自身，反而加速了自己灭亡的步伐。新政改革中已潜伏着清王朝灭亡的巨大危机。
本书选择袁世凯集团与清末新政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对象，主要原因有三：
(一)新政使袁世凯集团如日中天，这是清廷与袁世凯集团权力此消彼长的一个关键。
袁世凯集团是指在清末承传湘、淮集团发展而来，利用清廷拙于应付内外危机的时机，在甲午战争后逐渐形成并在新政这一合法条件下迅速膨胀起来的一个以袁世凯为首的军事官僚团体。
清末新政前夕，袁世凯集团已经经由小站练兵时期、戊戌变法时期、山东执政时期这三个发展阶段，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军事、官僚二者相结合的团体。不仅是继李鸿章淮系势力衰败之后重新崛起的一个新的军事政治集团，而且成为清廷愈来愈依之为柱石的地方实力派集团。
到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集团将军事、经济、教育、洋务、巡警等事业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这一集团在清末新政中发展之快、力量之大、取得的成就之巨，是同一时间内的其他地方实力派集团瞠乎其后、望尘莫及的。它的出现与膨胀，破坏了清王朝政治结构的正常运作，蛀蚀了清王朝的统治之柱，加剧了中央权威资源的流失，打破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均衡，使清政权迅速进入了最后阶段，即灭亡阶段。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清末新政有着很大的关系，以之为视角来研究清末政治史，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视点。
(二)清末新政是袁世凯集团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写下的非常精彩的一笔，值得研究。
袁世凯集团虽然在新政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由于这一集团在民国初年对国家、民族带来的巨大消极性，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之重视不够。直到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这一问题才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开始在各个领域谈及。但是，对于袁世凯集团与清末新政的关系的直接研究、探讨还很不全面系统与深入，还留有很大的研究余地，无论是资料的发掘或是研究的深入，都可以在吸收他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所升拓和前进。 (三)袁世凯集团在新政期间的活动是清末新政的一个缩影。
在清末新政中，成就、影响最大的主要集中在直隶、湖北、东三省三个地区。除了湖北地区的新政由张之洞集团负责推行外，直隶、东三省的新政则全部由袁世凯集团来负责推行。因此，袁世凯集团所推行的新政构成了清末新政的主要组成部分。探讨、研究清楚袁世凯集团和清末新政的关系，实际上就可以窥斑见豹，达到洞察清末新政的本质、总结其成功与失败原因的目的。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历史上的许多东西，往往对现实有着至关重要的鉴示。
本书宗旨不是专门研究袁世凯集团的发展历史，也不是专题考察整个清末新政的基本情况。本书所侧重的是社会角色与社会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即把袁世凯集团作为一个社会角色，将其置于清末新政之中，既探讨其对清末近代化的作用，又力图说明其对清末政局及清廷权力变动的影响，力图揭示清末中央和地方权力此消彼长的变化根源及其来龙去脉。
全书共分五章，主要解决如下问题：
第一章是对新政前夕袁世凯集团创生的机缘及其发展的基本线索的阐释，重在揭示袁世凯集团响应清廷上谕的过程和原因，并且总结袁世凯集团关于新政的观点和主张，这是了解袁世凯集团在清末新政中所作所为的关键。
第二章是对新政期间袁世凯集团在直隶主要作为的总结。本章从袁世凯对人才延揽，对吏治的整顿，从军事、警政、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变革来分论袁世凯集团在直隶新政中的表现和作用。军事方面，重在从练新军与办军校两个方面来探讨袁世凯集团在新政时期的军事扩张情况。警政方面，袁世凯集团在直隶和京师的巡警建设方面都有所建树。经济方面，论述了新政时期袁世凯集团在直隶省的工业、农业、商业、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业等领域的主要活动情况。教育方面，袁世凯集团在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和留学、造就新式人才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三章专门论述袁世凯集团与清末东三省新政的关系，揭示袁世凯集团在清末东三省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四章从预备立宪的角度集中探讨袁世凯集团在清末政治近代化进程中的表现与作用。
第五章从动态角度来研究和探讨清廷、袁世凯集团与清末新政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力图说明清末新政对清廷与袁世凯集团权力消长的影响，从而揭示清末最后10年政局动荡的根源及清王朝覆亡的原因以及民国初年政局走向的历史必然性。
本书宗旨不是专门研究袁世凯集团的发展历史，也不是专题考察整个清末新政的基本情况。本书所侧重的是社会角色与社会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即把袁世凯集团作为一个社会角色，将其置于清末新政之中，既探讨其对清末近代化的作用，又力图说明其对清末政局及清廷权力变动的影响，力图揭示清末中央和地方权力此消彼长的变化根源及其来龙去脉。
20世纪初的10年是清末新政的10年，也是清王朝的最后10年。在这10年中，希望与幻灭并存，出路与绝望并存。进行改革，寻找出路，对于清廷来说，本来是一件再正确不过的事情，但改革造就了袁世凯集团这一异己势力，则是清廷推行新政时始料未及的。变政不但没能挽救自身，反而加速了自己灭亡的步伐。新政改革中已潜伏着清王朝灭亡的巨大危机。
本书选择袁世凯集团与清末新政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对象，将其置于清末新政之中，既探讨其对清末近代化的作用，又力图说明其对清末政局及清廷权力变动的影响，力图揭示清末中央和地方权力此消彼长的变化根源及其来龙去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