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到2007年，《一个人的电影》由《收获》杂志以专栏的形式陆续发表，在广大电影爱好者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一个人的电影》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兼顾趣味性和知识性的电影文化读物。张艺谋、贾樟柯、田壮壮、徐静蕾、王朔、格非、毛尖、焦雄屏等十四位导演、评论家、作家讲述那些在他们各自的生命中留下印痕的电影，以及由此唤醒的已然失去的青春流年，以及一个时代隐约的背影。

当一个人和电影相遇的时候，电影也就成了人生中最流光溢彩的一部分。

张艺谋、贾樟柯、田壮壮等内地顶级导演，台湾电影教母焦雄屏，著名作家格非、王朔、李陀、毛尖，讲述他们各自的影像生活。那些在他们生命中留下痕迹的电影，以及由此唤醒的已然流逝的青春流年，让我们窥见一个时代隐约的背影。

十年来，《收获》最经典的专栏《一个人的电影》首次结集出版。

乡村电影

普普通通的愿望

一九八四年的夏天

我们对往事总有一种伤怀

士为知己者死的过程最动人

电影改变人生

独特的叙述者和记录者

电影人的尴尬

全世界的导演都在解决时间问題

朴素的构成

中国电影的现实忧愁

每部电影都有一部传奇

转换于演员导演之间

我内心有无限的黑暗和光亮

消息

常常有这样的情景：清晨的时候，我们背着书包去上学。当我们走到大队部门前的大晒场边，在薄薄的晨雾中，我们隐约看见一个名叫牛高的人正在刨坑。我们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他在挖坑，难道说今晚村子里要放电影？

通常，我们会立即上前将他团团围住，甚至会去帮助他将那两根巨大的毛竹埋人坑中，将四周的土踩平。牛高总是不耐烦地将我们推开。我们问他今晚是不是有电影，是什么片子？牛高从来都不屑于回答。他的沉默和傲慢不仅不会让我们生气，相反，更加激起了我们对他的崇敬。

每逢有电影的日子，我们根本无心上课。好不容易熬到第二节下课(二三节课之间差不多有二十五分钟左右的休息和广播体操时间)，我们像子弹一样冲出教室，从村东一直跑到村西。电影的消息终于被确证：那两根毛竹矗立在晒场靠近池塘的一端，上面暂时还没有银幕，那是因为电影放映队还未抵达。晒场上早巳放上了一张小方桌，那是电影放映机所在的位置。围绕着这张小方桌，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各色各样的板凳和椅子。一些老人和还未到上学年龄的儿童在那里守护。但是我们的心里仍然不踏实。即将到来的快乐看似不可阻挡，按照我们的经验来说，依旧十分脆弱。

天气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南方本来就多雨，尤其是在春夏两季。有时白天阳光明媚，到了晚上却突然大雨倾盆，把我们整整一天的期待冲刷得干干净净。如果雨下得不大，放映员还会用一把雨伞罩住放映机，勉强支撑一段。若是雨量增大或一直下个不停，他们便会终止放映，让大家回家睡觉。下雪则没什么问题，反而会给观众增添某种别致的情趣。在我的记忆中，似乎很少出现因下雪而终止电影放映的事。除了天气之外，电影是否会如期上映，还有其他让人提心吊胆的拦路虎，它是潜在的威胁，却时常发生。我们后面会专门谈到它。

一般来说，邻村的电影消息，往往是通过那些走村串乡的商贩——比如说卖豆腐的，卖麦芽糖的，卖酒糟的，卖针线或渔网的带来。假如他们带来了电影消息，喜悦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他们的货就会销得比平常快一些，特别是当我们得知晚上放映的是一部战争片或双片(同一个晚上放映两部电影)时，情况更是如此。这些商人大多较为诚信，通过散布假消息来销货的事从未出现过。如果他们的情报不准确，让我们白跑了几公里的夜路，那一定是有什么非同寻常的事件发生，最常见的就是放映机故障、停电，再有就是某位国家领导人突然逝世，我们被告知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等等。当然，住在邻村的亲戚有时也会专门派人赶到我们村送信。

如果没有任何电影消息，我们有时也会得到意外的收获。村中那些电影迷们(主要是一帮十七八岁男女青年，我们是他们的跟屁虫)站在漆黑的村头高地，放眼向四周一望，看看远处的地平线上是否会出现微暗的红光。通过这种方式来判断邻村是否有电影，仅具有某种参考价值，“扑空”的可能性极大。如果我们看到了红光，又碰上节假曰，漫漫长夜令人难挨，父母也会同意我们跟随他们冒险去试一试。于是，我们朝着那片微暗的红光猛扑过去。有时，我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而熟悉的电影对白却已在寂静的旷野里隐隐约约地传来。毫无疑问，那就是来自天堂的声音。

比如：

“你们的炮是怎么保养的？炮弹离炮位太远了嘛！麻痹！太麻痹啦！”(《侦察兵》)

比如：

甲：你再往前看——

乙：是龙江的巴掌山。

甲：你再往前看——

乙：看不见了。(《龙江颂》)  再比如：

“苏维埃俄国被敌人包围了，反革命叛乱像火焰一样从这一端烧到那一端。摆在我们工人阶级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胜利，还有一条路，那就是死亡，而死亡是不属于王人阶级的——”(《列宁在十月》)

不过，在很多情况下，那片红光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当我们兴致勃勃地赶到邻村才沮丧地发现，原来那儿死了人，正在开追悼会，有时则是办喜事，或者发生了火灾。

放映员

我们县到底有多少个乡村巡回放映队，谁都说不清楚。从放映队每隔三四个月或更长的时间才来到我们村一次这个频率来看，放映队的数量想必十分有限。由于不通公路，电影器材(包括放映机、银幕、喇叭、胶片和发动机等等)被装在一辆独轮手推车上，放映员们要推着如此沉重的器械在丘陵地带来回穿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一般来说，放映队都要配备三个人。

如果得到事先的电话通知，大队里必会派出专人早早前去迎接。放映队的负责人是一个大胡子。姓名不详，嘴里还镶着一颗金牙，听口音像是苏北人。大队里没有旅馆，放映队下榻的地方通常是我们村的知青点。为了接待从上海来的知识青年，大队专门给他们盖了五间大瓦房，可最后只来了两个知青，总有房子空着，放映队就在那儿歇脚。吃饭呢，一般就安排在大队书记、妇女主任或其他较为富裕的家庭。大胡子人挺随和，酒量却大得惊人。大队干部中间还找不出一个可以与大胡子斗酒的人来，革委会主任最后只得请牛高出马。

牛高原是放牛的，除了喝酒之外没有别的本事。平时，村子里有人家办大事，来了难缠而又善饮的亲戚或重要客人，一般也是牛高出面摆平。一来二去，牛高就和大胡子成了莫逆之交。后来，大队就干脆将接待放映队的艰巨任务交给他去负责，那两根竖银幕的大毛竹就搁在他的牛棚里。因为电影的神奇力量，牛高从一个放牛的一跃而成为我们心目中首屈一指的英雄。鉴于他和大胡子的特殊关系，我们往往提前两三天就从他口中知道电影放映队要来的消息。有时，他竟然能够说服大胡子在我们村多待一天，多放一场。孩子们有事没事都爱跟着他。我们崇拜牛高，连他的女儿都跟着沾光。他闺女和我们同班，每当村子里放电影，她的头上就会笼罩上一层神奇的光环，我们总是一天到晚围着她，打探关于放映队、大胡子以及电影的各种细枝末节。

牛高虽然为电影的事忙前忙后，却从来不看电影。据他女儿说，牛高陪大胡子喝完酒之后往往直接回家睡觉，让他的大儿子在现场照应。要是碰上停电，牛高就不敢怠慢，他得一个人蹲在池塘边的大柳树底下，照看那台珍贵的发电机。保证电影放映过程不出任何问题是他的职责，但所有这些事都是义务性的，除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外，他得不到任何报酬。

因为要和牛高斗酒，大胡子就将放电影的事交给那两个副手去处理。在放电影时，放映机遇到故障是常有的事。最常见的故障是卡片(胶片在通过镜头时被卡住)和烧片(胶片由于温度太高被烧了一个焦洞)。遇到烧片，放映员需要用一把小剪刀将烧坏的胶片剪掉，然后再用橡皮膏重新粘上。两名副手手忙脚乱汗如雨下，怎么也无法排除故障的时候，他们就会派人去叫大胡子。等到大胡子满脸酒气地赶来，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他。别看他满脸络腮胡子，长得高大粗笨，那双手却特別的白皙细长。只见他用一把小刷子这里刷刷，那里掸掸，变魔术似的随便摆弄了几下，放映机便很快恢复了正常。拥挤的人群自动让开一条缝，放大胡子回去继续喝酒。

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长大后做一名电影放映员。中学时有一年，我们公社要送两名文艺生去县城工作，一名是去县锡剧团拉二胡，还有一名就是去学习放电影。我也是参加面试者之一。最后获准进入县放映队的是一个瘦高个儿，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哪所中学的，只记得面试那天他穿着一条西装短裤，大腿上还写着一行钢笔字：这边风景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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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比电影更适合成为通往记忆之路的通道了。它是我们全部童年生活的核心和枢纽。只要打开它的阀门，那个湮灭的年代的所有气息就会扑面而来。　　——格非，《乡村电影》　　没有人是完美的，希区柯克的梦想是，有一天，他走进一家普通的男装商店，从货架上买到一套西装，可每一次对着镜子，他都发现，自己和想象中的自己有一百多磅的差距。这些都没什么，因为我们有电影，就像希区柯克拍出了银幕上“最高最瘦最美”的电影。　　——毛尖，《普普通通的愿望》　　我们生活中经常有这样一种感受，忽然有一天袭来一种怀旧的情绪，这种东西人人都有，也许程度不同，有的是撕心裂肺，有的是淡淡忧伤，但感觉都是对那段生命年华逝去的怀念。　　——霍建起，《我们对往事总有一种伤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