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险峰凸起，激流回旋，发生了多少次起伏跌宕的交锋？每次交锋背后，又有多少观念的碰撞和利益的博弈？

马立诚身处30年交锋前沿，亲身见证、参与了众多影响中国发展的重大事件。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亲身经历的现场感、扣人心弦的情节、高屋建瓴的视野，使本书产生了巨大的阅读期待。

本书直面30年来社会多方面的风风雨雨。它有如一幅行云流水的长卷，生动地描画出改革开放的进程。惊心动魄，振聋发聩，令人抚案叹息，掩卷深思。

万事开头难。

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流翻转过来，把改革开放推上主导地位，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第一次大争论从思想观念展开，波及面之广，超过后来的历次争论。

第二次大争论的核心问题，是维护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1992年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的“天鹅之舞”。南方谈话开启的时代，比80年代的改革更加深刻更加全面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因为它以市场经济体制再造了中国。

从1995年春到1997年舂先后问世四份万言书，向人们发出警告：私营经济正在造成严重危害。究竟应该怎样评价私营经济的作用和地位？

这就是第三次争论的主要内容。

历史的进步绝非纯而又纯，高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也是触目惊心。怎么办？是继续推进改革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走回头路，倒退到普遍贫穷的时代“取消”这些问题？

中国的改革错了吗？

第四次大争论就此展开……

本书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比如五个1号文件出台的来龙去脉，比如江泽民为何下令删改《人民日报》社论，比如私营企业家能否入党的激烈争论，比如谁是四份万言书的幕后推手……

自序

第一次大争论：“两个凡是”还是改革开放

 邓小平：中国上空的不死鸟

 明星胡耀邦：思想解放的先锋干将

 孙长江在1 978

 十字路口的抉择：改变国运的两次会议

 刘心武和卢新华：伤痕文学出鞘

 吴明瑜：我为邓小平起草科学大会讲话

 小岗村红手印：谁向外讲谁不是人

 1978：可口可乐重返中国历险记

 《乡恋》：一首歌曲引发的争论狂潮

 “初级阶段”——谁想出来的

 星星美展：划过夜空的绚丽

 朦胧诗爆炸：后果很严重

 四月影展：墙里墙外的突破

 回城流意外催生了个体私营经济

 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道闪电

 潘晓仰天长问：为什么人生的路越走越窄

 深圳：杀出一条血路

 杜润生和五个1号文件

 我与袁庚有神交

 等待已久的突破：商品经济第一次写进中央全会决定

 中宣部长朱厚泽首倡宽容

 十三大：党政分开，说时容易做时难

 蛇口风波：“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激烈交锋”

第二次大争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

 姓社姓资人心惶惶

 苏东剧变：焦虑的邓小平

 横空出世皇甫平

 为什么总有人怀念计划经济

 个体私营经济败走麦城

 江泽民下令删改党报社论

 一篇挑战邓小平的奇文

 南方谈话：邓小平的天鹅之舞，

 批“左”：田纪云豁出来了

 十四大：尘埃落定，市场经济全面启航

 下海，下海，

 1993关键词：软着陆

 “50条”：新一轮改革启动

 陈光怎么变成”陈卖光”

第三次大争论：私营经济是祸水还是活水

 四份万言书：矛头直指私营经济

 厉有为蒙难记：所有制改革的插曲

 “五二九”讲话：阻碍思想解放的阴霾一扫而空

 十五大：回答万言书的挑战

 光彩事业为什么赢得江泽民、胡锦涛的支持

 私营企业家能入党吗

 十六大关键词：保护私有财产

 中国特色的”红帽子”

 步云直选：第一个吃螃蟹的张锦明

 轰动世界的《交锋》官司

 从黑发人谈成白发人：加入WTO的较量

 吕日周绝地一搏：得了民心，失了……

 原罪激辩：要不要给富豪大起底

 798：北京的文化欲望

第四次大争论：中国改革搞错了吗

 郎咸平旋风：明星学者掀起质疑改革的巨浪

 刘国光旋风：经济学家内部分化，姓社姓资风波再起

 巩献田旋风：《物权法》一波三折，终成正果

 张勤德旋风：“左”的棒子队出手

 “左”的人物为何质疑“36条”

 黑砖窑事件的离奇解读

 有人要为“四人帮”平反

 寡头化Vs民粹化：改革共识破裂了吗

 十七大：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胡锦涛：科学发展观，此中有真义

 温家宝：多难兴邦，中华不死

 对日新思维震动亚洲

 厦门Px：电子民主很好很强大

 体制内的声音：民主是个好东西

 《人民日报》回答《炎黄春秋》

 昆明掀起了仇和热

 汪洋：解放思想又扬帆

1976年底，粉碎“四人帮”之后两个多月，北京还是大字报的天下。

我骑车经过天安门广场，看到东观礼台的前墙上新贴出一条粗黑体字的大幅标语：“强烈要求恢复邓小平三副一正职务！”

粉红色大字报纸上，沿着粗黑的大字边缘，淌下来一缕缕墨汁。这个印象至今还很清晰。

标语上的“三副一正”，是指邓小平在“文革”中复出时，曾经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四个职务。

1976年3月底4月初，天安门广场爆发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民众运动。我当时也不顾禁令，经常来到天安门广场，融入到悲痛和愤怒的海洋之中。4月5日，运动被镇压，388人被捕。7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共中央发布的决议，我在朋友家里和朋友一起收听了这个广播，播音员用“文革”中特有的那种响亮刺耳的高音阶声音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我和朋友们仿佛当头挨了一棍，久久地，谁也没有说话。

随即，报刊上给邓小平扣上了“天安门事件总后台”的帽子，称邓小平是“邓纳吉”。紧接着，北京和各地奉命表态游行，拥护中共中央决议。各种媒介铺天盖地声讨和批判邓小平。

一直等到毛泽东去世不久的10月6日，“四人帮”被逮捕。全社会的积怨一下子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的命运立即成为各界关注焦点。这幅标语，就表达了当时全国的民心。

可是，没过几天，民众就吃了一记闷拳。

“文革”中，有一个尽人皆知的最高宣传权威，这就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联合社论。两报一刊社论平素不见踪影，但一到运动的关键时刻，就出台面世。社论所传达的内容，无疑是中央最新工作方针。

1977年2月初，主持中央工作的汪东兴把一篇社论交给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耿飚，要求以两报一刊社论名义发表，强调不准动一个字。当时参加中央宣传口领导工作的解放军报社社长华楠回忆说：“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来了个这么个东西？”在议论这篇文章的时候，耿飚说，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要求办事，粉碎“四人帮”等于白搞了，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但是，意见归意见，还要服从上级。2月7日，经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审阅同意，两报一刊发表了这篇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当天《人民日报》以通栏大字标题加框发表了这篇社论，社论用的字体也比一般社论的字体要大，以示突出。北京其他报纸和全国各地报纸同一天以同样规格转载这篇社论，一望而知来头很大。

社论向全国发出这样的号召：“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华楠说，华国锋要对这篇文章负总责，但实际上汪东兴是“两个凡是”的直接策划者和制造者。

“两个凡是”的直接目的，显然是阻挠邓小平出来，不许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两个凡是”更广泛的含义，则是继续神化和崇拜毛泽东，坚持“文化大革命”那一套理论方针，不许有半点质疑。这一手在当时还有些威力。毛泽东刚去世，个人崇拜还有很大市场。

为了强化“两个凡是”，1977年初，华国锋下令加强公安工作。他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说：“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攻击诬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标语、大字报。现在社会上还流传着不少政治谣言，政治上十分反动，恶毒攻击一些已经去世的和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批示中，华国锋要求对“谣言的制造者”进行逮捕和镇压。这里的重点，是采用专政手段压制批评毛泽东的意见。

但“两个凡是”一出台，就受到各种抵制。1977年3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之前，叶剑英对华国锋的讲话稿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该把提法换一下，为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会议中，陈云说：“我认为绝大多数同志到天安门去是为了悼念周总理，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无关。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在元老的压力下，华国锋略有让步，但他还坚持“两个凡是”的底线。他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决定的，是必要的。1973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P2-3

转眼间，改革开放已经10年。我想，有点生活经验的人略一回首，都会产生沧海桑田的感叹。10年前，我和凌志军撰写了《交锋》，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回忆起当年3月在王府井南口低矮的风入松书店签名售书的情景，宛如目前。10年过去，又换了人间，王府井的面貌也完全改观了。

我从1978年进入新闻界担任记者和评论员，这一经历正好和改革开放的过程相重合。在这30年里，我和很多人一样，和改革坐在一条船上，驶入了这一进程的波峰浪谷。期待、欣喜、挫折、彷徨、激动、冷静……真是五味杂陈，一言难尽。在路标转折途中，有些不经意的遭际，当时看来并不起眼，但事后回顾，竟成了历史的关键点，很多经历也化为历史的刻痕。我的心里，时常鼓荡着这样的念头：不把这些亲身经历的历史脚步描画出来，就愧对了历史。于是，就有了读者面前的这本书。这本书在《交锋》10年之后出版，又有了许多新史料。比如，时至今日，有人竟要求为“四人帮”平反。他们的目标究竟是什么？这本书就有了详细的披露和分析。

这30年，气象万千，头绪万千。在浩如烟海的现象面前，怎样让读者一册在手，全貌在胸？我在书中以四次大争论作为框架，梳理了改革开放中的热点、难点和焦点，和读者共同探讨日常生活背后的真相和规律。30年的过来人大都有这样的体验：改革开放正是一次又一次突破了陈旧思维及习惯势力的阻碍，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阶段性成果。我认为，从大的方面来说，如果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综合起来看，可以说是经历了四次大的争论，实现了四次大突破。

第一次大争论是1978年前后，争论的中心问题是，要“两个凡是”还是要改革开放？第二次大争论是1992年前后，中心问题是，要计划经济还是要市场经济？第三次大争论是1997年前后，中心问题是，私营经济是活水还是祸水？第四次大争论是从2004年开始至2007年，中心问题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不是搞错了？本书中，每一次大争论的标题下面，都有两块内容，先把争论的来龙去脉作了详尽介绍，然后描述与争论相关的标志性人物和事件。两块内容互相补充，也许能使读者获得更开阔的视野和更丰厚的认知。

2008年，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以“改革开放在四次大争论中前进”为题，赴各地演讲，获得听众普遍认同。在演讲中，我向听众介绍了这四次大争论的两个特点：一是早先的争论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浓，后来利益博弈日益凸现，导致思想纷争和利益诉求纠结在一起，情况越来越复杂。二是过去往往一锤定音，今天可以说是多种声音的表达和平衡。

多年来，我一直从事中国改革的研究。2008年初，我出版了《历史的拐点》(浙江人民出版社)。这本书描述了中国历史上十几次重大改革的曲折经过，实质上是一本中国改革史。我是想以此书给今天的改革提供一个借鉴。通过研究，我发现，改革对于推动生产力发展起着很大作用，比如清代的洋务运动。而一次又一次农民起义，却未必能促使新的技术和新的生产力浪潮般地涌现，比如朱元璋起义。就此来看，中国历史上多次改革失败是极大悲剧，也是中国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重要原因。

所幸的是，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至今方兴未艾，并且已经取得辉煌的成果。我们今天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改革开放推进到底。

200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