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共分五卷，内容相当丰富，且各有特色。记录的时间为1908至1930年间。大部分内容记录的是北京的方方面面，也有极少部分是关于天津的。前两卷以民俗为主，后两卷以建筑为主。由当时被称为“洋鬼子”的老拉贝精心地把它们分类整理出来，并写下了自己的感受和经历，有的段落鲜活、生动、感人，反映了一个外国人审视北京的视角和兴趣。他的这些100年前旧北京社会和风俗民情的记录，一些是我们有收藏的，但极少；有的则是难找的文献，也应该有一定的文物收藏价值。有些也可以补充我们文物收藏之不足，或起一些佐证的作用。应该说，这些内容对于研究北京的历史和民俗有很高的利用和参考价值。

眼中的真实的北京，笔下的真实的历史。

本书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完整地记录了北京这座中国的文化名城留给他的最深刻的印象。书本主要描写了北京当年的城市景象、文化生活、手工艺，其中有大量精美的图片、照片和绘画。

约翰·拉贝——我眼中的北京

我的房东与《我眼中的北京》

第一卷 市井生活

第二卷 北京民俗

第三卷 北京建筑

第四卷 北京名胜

第五卷 清末民初的北京

印度眼病在整个东亚很常见，很多人因此从小失明，他们的命运大都很凄惨。他们通常都演奏一种乐器，在饭馆里为客人演奏。或者给人算命，因此他们很受妇女的欢迎，女人们都相信盲人预知未来的能力比正常人强。如果没人引路，盲人就用小铜锣、木鼓、笛子，告诉路人避让。盲人总是微笑着拄着拐杖在人群中蜿蜒前行，嘴里不断地重复着“对不起，对不起”，而周围的人根本不会理会他。我注意到，每个盲人总是安详地、满足地微笑着。这个发现让我很吃惊，因为“瞎子”是个骂人的词，人们说到盲人时总是充满了鄙视。但就像我前面说过的，从小失明的孩子基本都是因为缺少营养才变成盲人的。中国人对盲人似乎缺少怜悯之心。

卖冰棍的也许是为数不多的总是急匆匆的商贩之一，否则如果他的动作不够迅速的话，冰棍就全都化了。他们极少把冰棍直接暴露在外面，通常都是用裹得严严实实老布袋子装好，这让原本就不干净的冰棍更脏、更危险。北京的冬天异常寒冷，每条运河和每个污浊的水洼都会结成厚厚的冰层，能达几米深。冻冰往往到了夏天才融化，冻冰的主人靠买冰棍能获得不小的收益。但买主可能因此而生病，因为冰通常都是不洁净的感染了病毒(痢疾和斑疹)的水制成的。人工制冰是美国使馆的卫兵引入中国的，但可惜没有流传开来，只在美国军队里才见得到。几十年来我们普通老百姓只能满足于天然形成的冰棍(但我们却存活了下来)，我们可没少骂可怜的卖冰棍的小贩。

前面我已经介绍过，有人不拿拐棍，而是提个鸟笼子遛弯。彩图中有穿着车夫制服的人在遛鸟。鸟儿被拴在棍子上。鸟笼子外罩着蓝布，据说是为了保护鸟儿不被风吹到，也是为了让鸟安静。

中国也不缺少卖力气的搬运工。他们脖颈子那里通常都有一个巨大的肿块，是平常驮重物留下的痕迹。搬运工看起来就像负责托举的杂技演员。走街串巷的商贩、手艺人和工人与街头艺人和变魔术的人一同为伴。戴着面具跳舞的猴子和驯化了的狗与羊给男女老幼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如果想学习魔术，可以把变魔术的艺人请到家里来，他们就会传授一二。虽然中国魔术艺人远比不上印度的魔术师，但仍是让人叫绝称奇。在WagonsLits的Grand旅馆里就生活着这么一位魔术师，他在这里工作了几十年，用游戏吸引每个旅馆的客人。

五年前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个魔术师时，他自己承认，做游戏已经有点困难了，因为那会儿他已经将近60岁了(这在中国人中已经算是高寿了)。

中国儿童玩的游戏跟欧洲的差不多(请见彩页“中国儿童玩的游戏”)。有一种骑马游戏，却不像我们骑真正的马，而是把艺人用纸做的马头马尾绑在衣服上。有些滑稽剧中，这样的形象也会出现在舞台上，但经典剧目中是不需要的，就像我前面描述过的，他们只需动一下膝盖和手臂，就已经能表现骑马这个动作了。

中国的孩子也玩陀螺。

有竹制的空钟。

中国也是空钟游戏的故乡，空钟也是木质或竹制的带洞的陀螺，发出的声音与老虎类似。

放风筝是中国古老的传统风俗。中国风筝的造型远比欧洲制造漂亮得多。鸟、蝴蝶、人物、各种动物造型，还有典型的箱子以及盘子造型，一排盘子水平排成长长的一队。我是在北戴河学的放风筝(在汉堡的圣灵广场我也试过，但没成功)。

赌博游戏中要使用碗和骰子。

中国的灯笼也要比我在欧洲见到的任何一个都漂亮。每年全国的人都要举行灯笼节。在书中有张北京灯笼街的一家灯笼店的照片，可以大概了解一下灯笼繁多的种类和样式，这只是千万家灯笼店中很普通的一家。

舞台上演出需要戴上面具，小孩则戴上小号的面具玩耍。小孩玩三叉枪的游戏也是从舞台剧中演化而来的，其实这是古时练兵的一种形式。

踢毽子也是中国很普遍的游戏，毽子上有个托儿，能在空中飞腾。踢毽子需要很高超的技巧，每天收工后老老少少就凑到一起练习踢毽子。如果没有毽子就把铜板用布绑上，再插几根鸡毛，一个简单的毽子就完成了。

孩子玩活物儿有点不寻常，而且也有点残忍。孩子们把蝙蝠和其他老鼠养在笼子里，折磨它们直到逐渐死去。从彩图上看不出这种游戏的残忍。有时我实在看不下去，就会斥责孩子或他们的父母，但他们对此完全无动于衷。人们对动物似乎没有同情心。

中国妇女如今开始普遍梳莲壁头，几乎在每个大城市都能见到。在这之前可以光从妇女的头型和装饰中准确无误地判断出她是谁，但现在这越来越难了。

接下来是一系列各式头型(请见彩页“各式头型”)，它们很可能不久就会被遗忘。虽然在某些地方(比如广东)人们对女人追赶时髦破口大骂。

前面我介绍了修扇子或制作新扇子的手艺人。彩页有一组扇子的图，其中有一部分至今仍在使用(请见彩页“扇子组图”)。

几次接触中国的审讯，让我对中国的法律系统有了一个概念。但描写中国的刑罚和法律却并不是轻松有趣的事，我也不愿意涉足这个领域。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有关刑罚的水彩画被摆在了我的书桌上(参见彩页有关刑罚的水彩画)，把它们扔掉太可惜了，但又不能只有图片而没有说明，所以我只好简单地描写一下中国的刑罚。据我听说，中国的审判一直以来都是很残酷的。

打嘴巴和打手板用于不严重的罪行。但“剪辫子”却是奇耻大辱，要受到十分严厉的处罚。

打板子通常能要了人的命。我曾亲眼目睹一个小偷被打200大板，之后奄奄一息地被扔在一旁无人过问。还好他最后被送往慈善医院而捡回一条命。

对于那些拒不认罪的囚犯，有很多招数逼他们招供。彩图中一个男人跪在铁链子上，刽子手用力把他的腿向下压，并把他的胳膊用棍子尽力往上抬。

烟熏刑是在罪犯嘴前烧纸，燃烧释放出来的烟几乎可以把他熏死。彩图中并不能完全展示出这种刑罚的残忍。

不老实的囚犯住的牢房的地板、椅子和床都是用三棱木板制作的，这使得囚犯根本不可能好好休息。普通的囚犯睡觉时身子被拉直，手和脚被困在木板里，就像彩图中展示的那样。旁边坐的当差一是要看守囚犯睡觉，二是如果囚犯认罪，他要随时记录，因为很显然犯人在这样的条件下很容易招供。

中国的罪犯一般都要上枷锁，枷锁是一块四角的重木板，罪犯的脖子从木板中间的孔伸出。人们经常见到警察押解着带着枷锁的犯人游街。枷锁上写有犯人的名字和他所犯的罪行。某些枷锁还有专门放犯人双手的孔。

与此类似的是带木狗子的囚犯，犯人的脚上要套上沉重的木板，以至于他们只能艰难地、迈着小步前行。此外木板连着铁链，铁链向上延伸绑着犯人的手和脖子。为了不让沉重的木板向下拉坠脖子，犯人只能用手提着脚下沉重的木板。

犯人们被铁链拴成一排去领饭的镜头简直是惨绝人寰。在沉重锁链的重压下，最可怜的、不断痛苦呻吟着的犯人从我身边缓慢而吃力地走过(当时我正在牢房的过道里等待着)，去取每天只供应两次的稀粥。

某些特定的罪犯需要发配，他们身负铁链，背着沉重的长铁棍——所谓的“铁枪”步行到遥远的其他省份，一般要走500到3000里地。如果犯人的亲属有钱贿赂判官，就可以让犯人被发配到相对富裕的省份，一路乞讨时也相对容易。因为虽然法律规定发配的犯人有银两配给，但其实他们根本就享用不到，银两全被押送他们的看守挪用了。

在站笼里犯人只能用脚趾站立。如果贿赂看守的话，他会在犯人脚下垫块砖。站笼也能置人于死地，比如逐渐减少犯人的食物，或把木质或石质的地板逐渐降低。

就像我前面说过的，砍头是最严重的刑罚。被判砍头的罪犯在去刑场的路上，脖子后插一个白木条，上面用朱红大字写着他的名字。

“五花大绑”是一种很牢固的捆绑方式，但看守只要简单一下就能把绳索解开。

绞刑被认为是温和的死刑方式(因为能给犯人留下全尸)。如果我没记错，1923年有一群政治犯(男女共产党)就是被绞死的，整个过程持续约10分钟。

我希望以一句一个衙门口上贴的警示语结束这章：远离公堂！

……

P70-73

约翰·拉贝——我眼中的北京

我的祖父约翰·拉贝于1882年11月23日生于汉堡市。1908到1938年间，他作为商人生活在中国。作为西门子的工作人员，1908到1925年间他首先生活在北京，1925到1932年在天津，1932到1938年在南京。

约翰·拉贝在华期间写了20多本书，但1997年在他过世之后这些著作才通过《南京日记》得以被世人所认识。书中他对1937年开始的南京战争做了记录。1997年这些书被他的好友，曾担任过德国驻中国大使的埃尔温·维克特(Erwin Wickert)博士出版，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

约翰·拉贝于1932到1938年间居住在南京小粉桥街一号。2006年9月30日，作为约翰·拉贝的孙子，我和我的妻子伊丽莎白·拉贝将他的旧居作为博物馆、纪念馆和和平机构“约翰·拉贝和国际和平区域纪念馆”及“约翰·拉贝国际和平和调解研究交流中心”向公众开放。南京大学的副校长张荣在开幕式上讲道：“拉贝先生的故居不仅是纪念他的一个平台，也是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和平机构。”一部国际电影《拉贝日记》(导演佛洛里安·加仑贝格，乌尔里奇·图库尔饰演拉贝，史蒂夫·布西密饰演威尔森博士，丹尼尔·布鲁赫饰演罗森博士)将再次把这段历史重现于世人眼前(制片人霍夫曼、赫尔曼和莫伊托)。该片已经于2009年2月7日在柏林电影节上举行了全球首演，也将于今年5月在中国上映。

1908年约翰·拉贝就跨越西伯利亚地区，乘坐火车来到了中国。他先是在北京一家讲德语的公司任职，1911年进入西门子驻北京公司。1919年所有的德国人被英国人遣返回国，1920年拉贝再次从日本中转来到中国，建立了西门子在北京的分公司。直到1925年他才被派往天津。

拉贝在他的四卷书《我眼中的北京》和《慈禧的最后诏书》里描写了1908到1930年间他在北京的生活。这些书幸亏借助北京联合大学的梁怡女士的帮助才得以出版。梁怡教授是一位历史学家，她曾于2003年11月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访问了海德堡大学的汉学研究所。那时，她曾是我家房客，住在海德堡的约翰·拉贝交流中心。其间，我们向她展示了拉贝的20余本书，她带着极大的兴致研究了这些书。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她当时看着那些北京城的旧照片，指着其中很讲究的老北京四合院图片说，她的外祖母就住在那种结构的院子里。梁怡女士的外祖父母曾经生活在由爱新觉罗和莽古岱两族姓组成的满蒙联姻的大家庭。因此，她对描写近百年前的老北京的五本书尤为感兴趣。其中四本名为《我眼中的北京》的书，描写了北京当年的城市景象、文化生活、手工艺，有大量精美的图片、照片和绘画。

2006年5月，梁怡女士再次来访拉贝交流中心，又仔细看了《慈禧的最后诏书》里描述了慈禧驾崩前宫廷内的情况。这次访问，使她得出了这样的看法：这五册书，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完整记录了北京这座中国的文化名城留给他的最深刻的印象。于是，我们进一步和梁怡女士商议了出版《我眼中的北京》这样一本书的想法。应该说，这几年中她一直为这五卷书的出版而不间断地奔波着。

2008年梁怡女士找到了合适的翻译后再次审阅了这五本书，并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编纂成一册《我眼中的北京》。没有她的努力，没有她对这个课题的兴趣、执著的热情和高水平的办事能力，这本书很可能不能在中国出版。

在此我们全家对梁怡教授表示特别的感谢，同时也对东方出版社表示感谢。

作为拉贝的后人，我们感到万分自豪，自己的祖父收集了有关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资料并保留下来。对于对20世纪初北京的文化和生活感兴趣的人来说，梁怡教授出版的这本书是个很重要的研究资料来源。

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唤起更多的人对北京历史的关注，并预祝此书取得成功。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本书，进一步巩固业已存在久远的德中两国之间的友谊。

托马斯·拉贝

(约翰·拉贝之长孙)

2009年3月3日于海德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