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先生1933年出生在北京，北平中法大学肄业，后在华北大学结业。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1958年初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1月改正。1978年至1993年在《诗刊》工作，先后担任编辑部主任、副主编。曾任中国作协第三、第四届理事，第四届主席团委员。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诗刊》副主编，中国作协第三、四届理事。著有诗集《到远方去》、《在远方》、《迟开的花》，有《邵燕祥抒情长诗集》。

本书为其游记作品集。

本书是邵燕祥先生的游记作品集，内中具体收录了:《梵净山：一次秋天的远足》、《带一本“李白”去皖南》、《星期早市——美国伊利诺州斯普林菲尔德素描》、《最后的森林——写给林区的文学同行们》、《武夷山“御茶园”》等文章。

序言

上编

 孙中山的讲演

 避暑山庄偶感

 武夷山“御茶园”

 串胡同记

 最后的森林——写给林区的文学同行们

 雅得那么俗

 各绿其绿

 浚县之忆

 泰山七题

听山／杜甫的眼睛／南天门／云雾窈窕／看日出的缘分／读于路和行于书／泰山的魅力

 永嘉四记

池塘春草梦／舴艋舟／岩·云·瀑／田家村舍

 康有为的踪迹

 遥想湘湖

 梦云游

 遥寄武夷山

 最后的净土

 “后花园”的后花园

 洞头散记

 两座山的传说

 石者山之骨

 贝多芬头像

 莫干山印象

 琉璃河忆旧

 再过三峡

 交河故城

 行早秋山中

 神秘谷

 佛子岭一瞥

 密云小记

 闲话兖州

 陌生的阿尔山

 原始林漫想

 梵净山：一次秋天的远足

 大兴安岭诗话

绿围城／达尔滨湖／石塘林

 走马看不尽赣南花

亮化／为了面包和自由／红土地／绿家园／一座真实的宋城／古驿道和老围屋／假如我是投资者

 黔东南雷公山纪行

 带一本“李白”去皖南

知音汉阳

 古老的枣年青的枣

 厦门马拉松

下编

 爱荷华随笔

客居小札／听雅乐时的俗念／石头城记／车窗看美国／猎人不受欢迎／打足球／落日／美国没有鬼／爱憎出艺术／阿米什人／苦雨凄风火鸡宴／大峡谷去来／昨天已经古老／惜别

 星期早市——美国伊利诺州斯普林菲尔德素描

 遥远的祝福

 欧罗巴鳞爪

斯大林格勒站／国会大厦／示众台／一样的广场／诺曼底海滩

 重过莫斯科(节选)

此身虽在堪惊／吃和住／红场上的祝福

我们在50年代，曾经用“老婆孩子热炕头”嘲笑过农民的所见者小；其实这是中国这片土地上胼手胝足的劳苦人民几千年来都没能真正普遍实现过的生活理想。在旧时代，他们的眼光不可能超出于私有制的窠臼、小生产的藩篱；何况还有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宗法观念、血统观念，“子为父隐”、“上阵父子兵”……谁也赶不上父子爷儿们之间更亲更可靠。这是历史的局限性。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就是威加海内的皇帝，从热炕头扩大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把全国的财富、权力、文化成果高度集中地垄断起来，也一样不可能有更开阔的胸襟和视野。只是说得更堂皇些，做得更花哨些，如不仅为续香烟，而且为传“道统”云云，归根结蒂，还数“儿子是自己的好”。

一进避暑山庄大门，门廊里就有石刻乾隆御制诗，深情回忆幼年所受祖父康熙的宠爱和教诲。大概在“万壑松风”后面吧，原先是东宫，康熙接见外国使节，召见少数民族王公大臣，有时候就从这儿把当时还只七八岁的孙子叫去见习。“龙生龙，凤生凤”，皇位的法定继承人，髫龄就受训练了。在帝王家，老子对儿子和儿子的儿子一龙子龙孙们，也是瞩望甚殷的。

从夏禹把王位传给儿子启，开创“家天下”的先例，直到清末的溥仪，三干多年间，粗算一下，曾经身居九五的“正牌”皇帝，长寿的短命的，约共二百三十多人；其间有二十几次改朝换代，其余都是在一家一姓内的权力转移(吕雉、武则天临朝只算插曲，因为大权复归刘、李)；在一家一姓里，则有将近三分之二即一百三十次是老子传给儿子的。

有清一代，进关后，顺治以下，父传子继，七传而至同治，都是“儿子是自己的好”吧；同治没有儿子，这才找了道光的另一个孙子即光绪登基。历代那些把帝位传给兄弟的，也都是不得已而为之，虽说“兄弟如手足”，终究也不如儿子。兄弟争位，往往会弄到伏尸宫门，斧声烛影；弑父的也有，但毕竟是“无改于父之道”的多，金枝玉叶，有厚望焉，于是才有“狸猫换太子”之类的故事。不过，经济之才，确如鲁迅所说，并不像花柳病那样会通过性交遗传给后代，所以，“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总是慢f曼连守成也难，到得末世，往往文不足理政，武不能固疆，在内忧外患之中，龙位也怕不稳；自然，最倒霉的还是天下的万民百姓。

纵观历史，“儿子是自己的好”，属于“天下为私”的思想体系。“天下为私”是我们所不取的。而“天下为公”虽然已经提出了两干多年，却只有在共产主义运动实践中才可能逐步实现。如果我们的眼睛只看到老婆孩子和自家的“热炕头” (或者顶多加上三亲六故)，不能摆脱“天下为私”的种种影响，那又把共产主义理想置于何地呢？

想不到，吊古之余，又找到一块检验自己是不是“有理想”的镜子和试金石。

1985年7月27日

武夷山有个“御茶园”遗址，我没去凭吊。翻翻导游资料，倒引起一点兴趣。

这个御茶园，在明代嘉靖三十六年(1557)废弃以前，有过二百五十多年为皇家采制贡茶的历史。据说那时候每年惊蛰这一天，都要举行隆重的开山仪式。先由崇安县的县令拈香跪拜，然后隶卒们就敲锣打鼓，齐声高喊：“茶发芽！”

请你闭上眼睛想想那情景：县令也好，隶卒也好，像煞有介事，认真得有趣。他们刚刚还跪拜神明，站起身来立刻一改驯顺乞怜的神态，气势汹汹地命令茶树发芽了。

这教人想到明清皇帝年年到祈年殿祭天，那是把老百姓一年到头辛勤耕作之功，统统归之于天，也归功于奉天承运的天子；而在这里，却赤裸裸地“贪天之功”，把茶树逢春萌芽的功劳，记到官僚衙门“喊堂威”式的命令上了。

“花间喝道”，过去被人当做十件“杀风景”事之一。这样向茶树下达“发芽”令，其杀风景不是更有过之吗？

对权力的崇拜，可以使有权者从迷信自己手中的权力进而迷信自己；传说武则天不仅施淫威于政敌，还要施之于草木，就是自我迷信达到了可爱的程度！、早春时节，余寒未消，她心血来潮，偏要题诗敕令：“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谁知道第二天到底有几树开花？反正最后抓了一个牡丹，治它一个不肯奉旨开花之罪，扫数移出园外，从长安贬到洛阳去。

直到今天，洛阳的牡丹每年如期开花，并不理睬武则天的威权。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在武夷山，惊蛰开山采茶，大体符合茶树生长的节序。时令不对，命令它也不发芽；到了时候，要发芽也禁不了，除非砍掉。

封建官僚的权力，无所施于茶树，却能施之于茶树的种植者。到元朝末年，每年贡茶已经增长到九百九十斤，加上府县层层盘剥敲榨，茶农不堪其苦。又过了若干年，茶农四散逃亡了，茶树大片枯萎了，御茶园终于办不下去了。他们的权力见效了，不过从此他们也就没有武夷岩茶可去进贡了。

清初诗人朱彝尊、查慎行到这里来，各写过一首《御茶园歌》。也许因为抨击对象是几百年前开创御茶园的元代统治者，不涉及当今，较少顾虑，写得痛快淋漓。查慎行诗的结尾说：“传语后来者，毋以口腹媚至尊！”虽然似乎也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之嫌，可毕竟比“小的梅花孝敬爷”那路东西正派得多。查慎行也写过不好的作品，但是他写过民间疾苦，这是不可抹煞的。

御茶园荒废三百多年了。“年年春自东南来”，听不见敲锣打鼓去传令“茶发芽”，而武夷的岩茶年年吐绿，葳蕤于东风雨露之中。

1985年6月21日 P8-11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偶有游历的机缘，多半是写诗纪行。如1957年春访问苏联，一路记下新鲜的观感，随后整理出《第四十个春天》一集四十首诗；又如1980年春，我从昆明一直到滇西，在长途汽车上，在大小客舍里，我写下二三十首诗，后来辑成诗集《在远方》。

如果问我当时的游记，这些诗就算是了吧。

不但曾以新诗代游记，旧体诗也有此用。我初游大理时，曾在黄昏时分登过金梭岛，但没留下片纸只字，倒是与我同游的朋友杨君记下了这一次行踪。1987年春天重游洱海，我却写了一阕《满江红》：

三月街过，依然是游人络绎。

捧妆镜，白云顾盼，卷帘梳洗。

石径痴开山踯躅，扁舟欲网春消息。

叹京华无此蔚蓝天，碧琉璃。

鱼龙动，风波起；金梭静，船如织。

问将来潋滟，可能如昔？

我爱万年风雪月，更怜一海烟霞水。

莫等闲辜负好河山，佳丽地。

那两次滇游，散文只写了有限的三几篇，内容也多是呼吁爱护森林，保护环境的。

还是20世纪80年代，一些报刊约写游记，我写了一篇《游记难写》，在《中国旅游报》刊发了。说的是心里话：好山好水向往已久，亲临其境，发现不是自然生态遭到破坏，就是胡拆乱改，面目全非，胡涂乱抹，佛头着粪。很难佯作不知，于是写游记的从容心境乃不可得矣。自然，多年来，每有行脚，除了写些习称为诗的东西，有时也笔之于书，或录见闻，或记感触，就是收入本书的篇章了。

记得年前，岳麓书社曾主陶先生让我参加这一套游记丛书，自忖所写的杂文随笔，能够符合游记文体要求的，怕是十不一二，再就是丛书强调游记的文化含量。拙笔下则街谈巷议居多，迟迟不敢应命。还是来新夏先生和王春瑜先生多方鼓励，我便翻检二三十年来能跟一些地名沾边的文字，一股脑儿交给编辑部。幸得特约编审王平先生汰选一过，才有今天摆在读者面前的样子。还有，外出时曾拍照留念的，不一定写有相关的文字，写了点什么的，又未必留下相应的照片，我能提供配发的图片很少，怕有负读者的期望，在这里表示我的歉意。

感谢岳麓书社的这一策划。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想过编一本自己的游记集。近年几次出国旅游，都写下一些成组的诗，由此曾想过编一本在国外和国内漫游的诗集，书名都想好了，叫《出远门》。由于出诗集难，虽想到并没动手。一位熟悉的友人给我泼凉水说，其实不仅《第四十个春天》和《在远方》，几乎所有你的诗都是“游记诗”，像早年以工业建设为背景的诗，不都是各大工程的“游记”么！我唯唯。

现在把《出远门》移来做这本游记性散文的书名，我偏又想到，我的几乎所有随笔杂文，包括有些思辨性的文字在内，难道不都是我的人生游记——留下了我在生命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么。人生如寄，人生如旅，“犹似飞鸿踏雪泥”，总要留下一些痕迹。而所谓游记，也就是标志着这里那里地名的雪泥鸿爪吧。

雪泥迟早有融化的时候，印在上面的爪痕其亦将随之消失净尽乎！

2008年9月17日，中秋节后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