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质，诗人，生命化教育的倡导者和实践者，1+1新父母行动的发起人，长期致力于基础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理论研究与探索。著有《唇舌的授权——张文质教育随笔》、《保卫童年——基于生命化教育的人文对话》、《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关键词》、《教育的十字路口》、《生命化教育的责任与梦想》等。

本书为他的教育演讲录，主要收录了《星光再微弱，也有井口大的光芒》、《教育要回到生命的现场》、《从生命的基础看基础教育》、《我们是怎样开展生命化教育课题研究的》等。

作者觉得学校文化不仅仅是写在墙上的那些规章制度，更重要的文化是生命形态的东西，比如说一个校长，一个老师，他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品格，他的教养，他的学识，他对教育的态度，他对学科教学的情感，这是更为重要的，学校不能公开讲的一套，校长、老师做的又是另外一套，这很可怕，中国教育最大的不幸就是从孩子一入学的时候就教他做假，做一个不真实的人，做一个伪君子。学校成了一种“伪自然”，虚假、伪善、粗暴、生硬，很多反人性、反教育的东西在这里上下其手、大行其道，受教育成了一种伤痛，学校生活让人类很多美好的信念蒙羞，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还能把学校称为学校吗？对学校文化的反省、对教师工作边界的重新审定，恰恰就是生命化教育迈出的意味深长的第一步。

星光再微弱，也有井口大的光芒

教育要回到生命的现场

“生命化”：让教育不断返归耐心与谨慎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我们用心地去成全

从生命的基础看基础教育

我们是怎样开展生命化教育课题研究的

附录1：“生命化教育”的关键词(节选)

附录2：教育，让生命在场

学校一定要有代表某种精神写照的东西

今天很高兴来到井大小学，以前时不时在井大路(福州市区中心一条街道)走来走去，从来不知道在这小巷深处还有一所这样的学校，只是后来这边要盖大楼了，巷子口就放了“井大小学由此进，，(的牌子)，我才知道这里有一所这么小的小学。确实，就像陈弋老师(生命化教育课题团队成员)在她博客上说的“井口大的小学”。我不知道你们跟别人介绍自己学校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比如陈弋，我猜想她刚从鼓楼区第二中心小学调到井大小学，当她描述“井口大的小学，，的时候，可能稍微还是有一些自卑的。我记得我曾经在厦门曾厝安小学开展生命化教育课题研究，那时，这所学校是厦门市区的乡村小学，学校的老师们告诉我，他跟人家介绍自己的学校时，因为这所乡村学校非常破旧，学生大都是农民的孩子、渔民的孩子，大家说起自己学校的时候都有点不好意思，总是只想告诉别人“我们学校在厦门大学附近”，所以戏称为厦大附小。我们说起井大小学的时候，可能也会有这类似的感觉：很边缘化的学校，在福州市很没有名气的学校，多多少少会让我们感到有一点自卑的学校。

但是说实在的，各位老师，当我今天和姚老师、江老师一起穿过那条略有点危险的小巷，走进井大小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的心情发生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变化——心一下子静了下来。你看你在七星井(井大路的一段)外面走的时候非常嘈杂，你过马路、穿街走巷都有种紧张，都有一种焦虑。但就是那个小巷拐过来，一进了校门，一下子就发现自己的心静了下来。为什么心静了下来？我曾经这么描述过一所学校：“哪怕再小的一所学校，它也需要有一棵树，有一棵高大茂密的，让我们感觉到有种沧桑感、有种文化意味的树。”而我们井大小学却不只有一棵这样的树，所以到了校园，我就跟江皖榕老师(福建省电化教育馆制作部副主任，此次随同拍摄)说，希望你把井大小学的校园的这些面貌——校园的脸给拍下来。我到了二楼后，又在露台上看了看，感觉了一下这所学校。陈弋很兴奋地跟我说，“我们学校将要把这两座楼拆掉，要盖起六层的大楼，楼下架空，周围还要扩张，还要把学校的大门朝向五四路。”——哈，真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我马上就问，“那这些树怎么办呢？这些树会不会因为学校的变化从这所学校消失了呢？”这是我特别担心的一个问题。

说实在，我到任何一所学校，特别是小学，我尤其要关心一下，特地要访问一下学校的这些树木。前几天在清华大学附小，匆匆忙忙地去作了一次讲座，来不及到学校里观看一下，只是要走的时候，窦桂梅老师得意地告诉我，“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有100多年的历史，学校有97颗大树。”后来我就在博客上写了一篇《一所有97棵大树的学校》。因为我想，我们作为教师，有的人对这些树木可能会很在意，而有的人可能不一定很在意。就像有一次我到广州讲课，校长忧心忡忡地跟我说，因为他学校地处市中心，教育局的领导希望把这所学校迁走，把地皮卖掉，卖个高价，然后择地盖一所更大规模的学校。校长非常不舍，就跟局长提出来“她是百年老校啊”，局长说“你百年老校有什么可以证明的，你拿出证明嘛”，校长说，“至少那些树木可以证明”。其实，还有关于这些树木的记忆存活在100多年来已经去世的、仍然活着的以及正在成长的儿童的心中，在他们的记忆中，这百年的老树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就是他精神的一部分，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其实我说树，指的是，学校需要有自己的象征，学校需要有自己的“精神代言人”——你走到任何的一所学校，比如说今天，鼓楼第一中心小学的老师也在，包括我孩子小学时的班主任也在，我感到很荣幸，我带孩子进去，首先是被那些树木吸引住。有时候你会被学校的名气——学校出了什么人物，有很悠久的历史，它有它的一个文化，它有它的培养目标，你被吸引住了；可能有时候也会被某一个老师、学校某一个著名的老师吸引住一一比如说我去清华大学附小，你说起清华大学附属小学马上就想起窦桂梅。学校一定要有这样的代表某种精神写照的东西，哪怕一所再贫困的学校，有了这样的精神的象征物或者说精神的一种极具有价值的形象的存在，这所学校就不同于空空如也的学校，就不同于那些表面上看上去建筑非常的堂皇但是精神方面却极其贫乏的学校。所以当我走进学校之后，感觉很珍惜也很喜爱这些树木——这是我到任何一所学校都乐于见到的景观。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学校，特别是新盖起来的学校种的都是矮树，种的都是灌木，它们大都是永远长不大的。学校里面经常是这样的——校长只要站在二楼的窗前往下一看，学校没有任何一个死角，所有的一切尽收眼底。据说这样的格局管理上有很多便利，校长不需要到处走一走看一看，他只需要站在窗户前一看，就知道谁谁在那做什么。树木有时候会把孩子的活动遮蔽起来，你就需要走到孩子跟前才知道，哦，孩子在这，孩子在这干嘛。但是很多学校只考虑所谓的便于管理，这已经成了中国新建的学校的一种普遍的特征，也可以说是一个贫乏的时代学校的某种营建模式。说起来，这是令人遗憾的。所以我从树木说起，说到我们到井大小学的第一印象。

其实陈弋从鼓楼第二中心小学调到井大小学之后，就多次跟我们描述过你们学校，我在她博客上也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学校的一些景象。但是更重要的是，陈老师调到这所学校后，她希望我们生命化教育课题的团队——就在福州，就在走路也只需10分钟的五四路上——能否更多地介入一所某种意义上如果说没有对口福州一中，在福州的教育版图上几乎很容易被人遗忘的小学校。能不能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共同的推动使之得到美好的发展。我今天上午还跟我太太说，我说到现在这个年龄，突然有种越来越强烈的想法，我说如果有一个更开明的社会环境的话——不是整天想着严控一所学校，不是整天要把校长叫到局长办公室来训话，不是整天派检查团到学校里面进行密集的轰炸式的检查的话——我真希望到一所学校去当校长，就是到一所“井口大”的学校当校长，跟《窗边的小豆豆》那个巴学园一样大的那样的小学当校长。我相信我可能别的事情干不了，但是当这样的一所学校的校长，我会尽心尽力干好的。我会每天都去听课，我会时不时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也给他们上课，给他们开讲座，包括给他们的父母开讲座，给学校的所有的老师、给来学校的朋友开讲座。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可能自己人生的最大愿望就是到这样一所小学当校长，而且这所小学越小越好，就是小到井口那么大，才是最好的。所以我也有点隐隐约约地担心，我很担心我们“井大”做大之后就不是井口大的学校了，就变成一所可能比较有影响力的学校了，也就很容易变成一所喧嚣的学校了——在喧嚣的学校，你很难安下心来做一些更有价值的、更有意味的、更值得做的事情。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