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帙浩繁的史页，帝王将相充斥，老百姓而能名垂青史者，风毛麟角，史界学人首次为老百姓立传，彰显“中国的脊梁”！

本书试图通过为每位历史人物立小传的形式，再现隋唐社会中各类平民百姓的生活状况与精神面貌。通过这些鲜活的个体，来展现这个时代的中国社会与民众生活。每位传主的小传，都以他们的生活与精神世界为中心，通过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力求把握每个个体的生命内涵与时代特质，为读者描摹出隋唐社会中国社会各平民阶层的众生相。

古往今来的史传作者们大概认为：帝王将相是王朝的灵魂与核心，指挥王朝运转的统帅舍他们其谁？帝王将相是帝国的栋梁与柱石，支撑帝国大厦的重任舍他们其谁？帝王将相是历史剧的导演和主角，闪亮登场历史舞台的明星舍他们其谁？而老百姓不过是草芥是观众是面目模糊刻板的配角甚或配角的配角。与对帝王将相不厌其烦地浓墨重彩大书特书截然相反，对庶民百姓轻描淡写语焉不详甚至“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那些御用文人们，完全可以与媚上欺下趋炎附势的叭儿狗看家狗们相媲美了。

这本书是一套历史人物传记丛书当中的一本。本书所写人物，是彻头彻尾不折不扣地地道道的隋唐两代老百姓，没有做过官，没有任过职，人物的事迹基本上是真实可信却又鲜为人知的。全书按照人物从事的职业和主要事迹，再按照人物生活年代先后依次排序，以便于读者阅读和比较评析。

能工巧匠

李春：千年不坠赵州桥

陶玉与霍仲初：景德镇的制瓷名家

毛婆罗：杰出的模具铸造匠

杨惠之：首创壁塑的“塑圣”

张爱儿与刘九郎：草根里的塑像师

奚乐山：神奇的造车工匠

马待封：皇宫内的平民工匠

卢眉娘：巧夺天工的刺绣名家

薛涛：“薛涛笺”的佳话

木工：最伟大的工程师

朱遵度：文人漆匠著《漆经》

胡令能：读书人“胡钉铰”

法师高僧

陈玄奘：勇敢坚韧的取经人

鉴真：中日交流的文明使者

张一行：天地宇宙的立法者

善导：莲社第二祖

惠休：深明大义唐朝僧

皎然：赋美学予诗歌的诗僧

齐己：衡越沙门忧国僧

海印：出口成章的诗尼

懒残：文才武略“大明禅师”

邹和尚：制糖业的祖师

常俨：舍粥廿年的慈悲僧

辩才：命丧《兰亭序》

文人雅士

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

吴彩鸾：民间女书法家

孟浩然：唐代第一位田园山水诗人

李涉：绿林豪客夜知闻

文房三宝：李廷硅墨、龙尾砚、澄心堂纸

杨生：生活中的绘画范本

张素卿：下笔如神“一代画手”

孙位：洒脱不羁的壁画大师

姜道隐：恃才傲物的壁画家

刘茂德：鬼神画匠

李照：文物鉴赏与收藏家

万宝常：善识五音的雅乐大师

王令言：痛解亡国之音

唐五经：“三变之说”警后世

陆羽：知书通音的“茶神”

汪台符：造福于民《九患书》

卜天寿：手抄儒典广传诵

杜环：大食国的亲历记

坎曼尔：“学字不倦疲”的回鹘诗人

贞洁烈女

赵女：谁言忠孝难两全

王阿足：操守节义的楷模

李氏：孝敬公婆传美名

卢氏：勇斗歹徒护婆婆

郑女：守孝终身遵礼义

王和子：历尽千辛葬父兄

林家女：终究虎洞续姻缘

窦桂娘：窦烈女计杀仇敌

卫无忌：孝顺刚烈蒙皇赦

贾氏：代弟求死忠孝女

郑氏：勇抗淫威保贞节

卖艺女：刚烈不屈的歌女

裴淑英：为夫守节终团圆

淮河妇：祸起萧墙的悲剧

吕荣：守妇道以死殉节

广陵女：商人妇卖身救夫

仆人妻：有勇有谋斗强盗

成州女：村妇巧用天仙子

村妇：巧用开水退贼兵

谢小娥：烈女智报父夫仇

商人妇：离奇女誓报夫仇

义军首领

翟让：瓦岗寨起义第一人

窦建德：霸略旋陨的“夏王”

刘黑闼：神勇的“汉东王”

陈硕真：起义军的女领袖

袁晁：抗击暴税的义军首领

黄巢：满城尽带黄金甲

医药奇士

孙思邈：医药学家和养生学家

蔺道人：中医骨伤专科的奠基人

陈靖姑：中医妇科祖师

李殉：药物学家“李波斯”

王彦伯：乐善好施的仁医

周广：望诊高明的唐神医

深山老妪：智疗蛇毒的巫医

神针道士：一代传奇针灸师

心理医生：智慧就是良方

韦古道：来自西域的药王菩萨

脱俗处士

王绩：陶然自得“东皋子”

仲长子光：贤名远播的北渚隐士

元延祖：独善其身“太先生”

卫大经：轻仕途重友谊的读书人

王希夷：隐居山中的儒学名士

崔廓：博陵学者箕山志

史虚白：磊落脱俗的处士

朱桃椎：淡泊名利成美谈

王承福：有自知之明的匠人

刘义：不事权贵直言不讳

李元恺：安贫乐道宰相之师

卢氏：蔑权贵宰相蒙羞

太湖差役：达官显贵的穷亲戚

德师益友

张文翊：居敬穷理“张先生”

孙泰：仁义贤人山阳生

宋清：乐善好施的药商

咸阳商人：助书生施恩不图报

郑氏：守贫穷不贪意外财

李灌：积德行善保名节

残疾乞丐：自食其力有尊严

金山渔夫：救死扶伤终成眷属

陶俊：好人有好报

姚栖筠：孝悌持家的姚孝子

王渐：倡孝道促和谐的孝子

刘君良：和谐持家度乱世

酒店翁：小百姓维护隐私权

李敬：患难与共不离不弃

王达：始终如一的忠仆

程骧：悔改前非成君子

盗墓者：悔过自首平冤案

刘乙：改前非终身戒酒

奇侠怪杰

李龟寿：伸正义弃暗投明

小仆人：智破玉枕失窃案

扬州叟：救人妻得续前缘

磨勒：聪颖智慧的昆仑奴

小兵卒：神弹手勇破棣州城

周简老：汴州城的侠义士

区寄：智勇双全为民除害

董行成：怀特技能识盗贼

看门人：不惧宦官打抱不平

崔思兢：救无辜智破冤案

鉴真

——中日交流的文明使者

鉴真（688—763）是我国赴日本传戒并首创日本禅宗的高僧，复姓淳于，生于扬州江阳县。十四岁从智满禅师出家为沙弥。唐中宗神龙元年（705），从光州（今山东省莱州市境）道岸律师受菩萨戒。两年后，鉴真游学东都洛阳，继而人西都长安。景龙二年（708），在长安实际寺从恒景律师受具足戒。这两位律师都是当时的律宗大德。鉴真受到这些名师的指导，几年之间便精通了三藏教法，这也是他后来在传持律学上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因素。

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鉴真四十六岁，这时他已经学成名立。于是，从长安回到扬州，先后十年间在江淮地区努力讲律传戒，成为这一地区最有名的律学大师。他有著名弟子三十五人，各自倡导一方，共同弘扬律学。鉴真还建造了许多寺院和佛像，书写过三部大藏经。他还兴办救济孤贫疾病的机构，亲自为病人诊病开药方并煎药。当时日本僧人荣睿和普照等于开元二十二年（734）随遣唐人师丹墀真人广成来中国留学，他们同时负有邀请中国传戒师东渡日本传戒的任务。到天宝元年（742）十月，荣睿、普照留学中国已经十年了，他们前去参见正在扬州大明寺为僧众讲律的鉴真，恳切祈请他东渡日本传戒。鉴真答应了，他又问弟子们有谁愿意去日本传法。大家沉默了很长时间，弟子祥彦便说，日本和中国，隔着大海，路途危险，前往者很少能安全到达，所以大家不敢表态。鉴真说；“为了弘扬佛法，可以牺牲生命，大家不去，我自己去。”这样一来，祥彦首先表示愿意随师前去，接着又有二十一个人表示愿意随去。

鉴真接受邀请，决心东渡之后，立即着手准备工作。本定于第二年春天出发，但由于内部不团结，因而被官府没收了船只，第一次东渡失败。

天宝二年（743）十二月，鉴真第二次乘船东下，这次船上共有一百八十五人，包括僧人和各行的匠人，并且载有佛像、佛经、法器及生活用品。在海上遭遇风浪，他们的船被打破了，第二次东渡失败。鉴真和随从人员涉寒冷的海水上了岸，修好船只后，他们继续航行，但是又被风浪打坏了船，粮食全部失落，三天没有吃喝。幸亏得到当地州官救济，被安置在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境）阿育王寺。当时是天宝三年（744）的初春，这是第三次的挫折。

这时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县境）龙兴寺僧众听说鉴真在明州，便请他去传戒，随后杭州、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境）、宣州（今安徽省宣州市境）各寺也请他去讲律法，他便依次巡游开讲。越州有些弟子舍不得他出国，便向州官控告荣睿等引诱鉴真去日本。荣睿等被捕，解往长安，经多方周折，方才脱难。鉴真对这两个日本僧人历尽艰辛而毫不退却的坚强意志和信念非常钦佩。于是又准备第四次东渡，可惜又受到扬州僧人的阻拦而未能成功。

大宝七年（748）春，荣睿、普照来到扬州，这时已经六十岁的鉴真仍然充满信心，重做东渡准备。他们六月从扬州出发，经过无数艰难险阻，顺水竟然漂流到了海南岛的振州（今海南省琼山县东南），幸亏得到那里的地方官护送，他们东行经万安州（今广东省万宁县北），然后取道澄迈（今海南省澄迈县境），渡海至雷州（今广东省雷州市境），从此处去广西，在广西停留一年后，回到广州。日本僧人荣睿因为屡经艰险，患重病去世了。鉴真因过海传戒的愿望总是不能实现，又为荣睿为佛法死于异乡而悲伤，加上旅途炎热，突发眼疾，以致失明，当时是天宝九年（750）。后来弟子祥彦又死在船上。此次水陆往返一万多里，费时最久，遇到的险阻最多，第五次东渡又以失败告终。

天宝十二年（753）十月，鉴真已经六十六岁了。这年日本遣唐大使藤原清河等到扬州拜请鉴真，东渡传戒。尽管年事已高，又双目失明，但是鉴真毅然应允了。乘日本使船出发，同行的有几十名僧人，日本僧人普照也从余姚赶来同行。鉴真此次东渡随行带去了许多佛像、经卷、法物以及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的真迹行书法帖等。鉴真十一月从扬州出发，十二月七日到达日本九州西南的益救岛，第二年（754）二月一日到难波（即大阪），四日入平城京（即奈良），由日本朝廷派官员请入东大寺。日皇的特使宣读诏书对鉴真表示欢迎和慰劳，并请他在东大寺设坛传戒，特授鉴真为传灯大法师。四月初，在鉴真的指导下，于东大寺毗卢舍那大佛殿前建筑了一座戒坛，戒坛是依照《戒坛图经》建筑的。鉴真传戒时，日本天皇、皇后、皇太子以下都依次登坛受菩萨戒。他又为四百四十余名沙弥受戒，大僧灵佑等八十余人都舍弃旧戒重新受戒。这是日本佛教史上正规传戒的开始。后来，鉴真在东大寺佛殿西边建造了一所戒坛院，四方闻名前来受戒的佛教徒越来越多了。日天平宝宇元年（757），日皇特将一座亲王旧宅送给鉴真建造寺院，鉴真即指导弟子们开工建筑，至天平宝宇三年（759）建成，这就是现在奈良日本律宗的祖庭“唐招提寺”。

鉴真从此在唐招提寺讲律传戒，极受日本朝野的尊敬。天平宝宇五年（761），他又在下野的药王寺、筑紫的观音寺各建造戒坛一所，这两所戒坛和东大寺戒坛并称为日本三人戒坛。

天平宝宇七年（763）五月六日，鉴真在唐招提寺去世，享年七十六岁。他的遗体火化后，就葬在寺东北角的松树林中。鉴真生前，他的弟子们为他所制作的夹纶坐像，至今供奉在寺中的开山堂内，成为日本的国宝。

鉴真自从发誓愿东渡传戒，历经五次失败，第六次方才成功。同行者前后死去三十六人，退却的二百多人。鉴真不顾生命危险，经过十二年的努力，终于达到了目的。除了对日本佛教的发展作出贡献外，鉴真监造的唐招提寻成为日本佛教艺术的范例，对以后日本佛教各大寺院建筑深有影响。

日本天皇曾经在天平宝宇四年（760）下令，在东大寺校正佛经。因为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佛经，辗转抄写，误字不少，鉴真凭记忆和理解加以校正。鉴真通晓医学，精通本草，当时日本人有不认识的草药，便请鉴真加以辨认，鉴真以用鼻子嗅味来辨别，没有出过一次差错，因此日本医学界奉他为始祖。藤原佐世所著《日本国现在书目录》中有《鉴上人秘方》一卷，就是鉴真留在日本医学史上的宝贵遗产。

与此同时，鉴真还带到日本许多珍贵的物品，堪称一位文明开化的使者。豆腐这种用大豆制成的形状固定、易于保存，而且营养丰富的食品，由鉴真第一次带到日本，令当时的日本人惊叹不已，在日本一出现就受到人们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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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经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时下每有患上“假怀孕”症即“症候和真正怀孕时一模一样，但肚里却是空虚的”（高尔基语）所谓才子，将鲁迅贬得一钱不值，其实他们不过是在阴沟洞里看泰山而已，永远也看不清泰山的巍峨。即从鲁迅这段论述中国历史上老百姓的话来说，称赞他们是“中国的脊梁”，是何等深刻的历史洞察力！真可谓“目光如炬，烛见幽微”。庄严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自从好大喜功、以自我拔高为能事的乾隆皇帝，将从《史记》到《明史》等二十四史钦定为正史后，民间修史就成了野史，处于不合法地位，动辄被查禁，甚至兴起大狱。乾隆修《四库全书》时，对野史的蹂躏，更是劣迹空前。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国民间修史的资格，本来就比官修正史要老，纵使至高无上的皇权，动用最粗暴的行政手段，也无法阻止民间野史的伏流。因此，广义上的民间野史，包括家乘、笔记、日记、文集、村志等等，仍然不绝如缕。透过这些文献，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普通百姓的生活起居、喜怒哀乐；更重要的是，当亲朋危难时，他们是如何伸出援手，扶危济困，急公好义，不惜两肋插刀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当国家、民族遭遇强敌入侵的存亡绝续之秋，他们振臂而起，置生死于度外，甘冒矢石炮火、枪林弹雨，奋勇杀敌，留下多少个可歌可泣的故事，默默地谱写着中华民族的千秋正气歌。虽然他们多数人不识字，“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鲁迅《且介亭杂文二篇·“题未定”草（九）》），但他们是庄严、伟大的化身，与统治集团中无耻、卑劣者，适成鲜明的对比，不屈不挠地背负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艰难前行，是真正的民族脊梁。应当说，一部中国历史，或中华民族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的脊梁”——老百姓的历史。

然而，长期以来，虽历史著作如林，却盘踞着帝王将相，从未出现过系统描述历史上老百姓的史学著作，我想其原因不外乎是：英雄史观作祟；也无人肯花大力气发掘老百姓的史料。我有志于此亦可谓久矣。2007年春天，在南昌讲学，有家出版社宴请，问我有什么好的选题，我当即建议出版《中国的脊梁——历史上的一百个老百姓》丛书，在座的著名学者胡平教授认为这个选题很有意义。这就更加坚定了我要出版这套书的决心。经联系，中国文史出版社决定出版此书，很快与我签订了出版合同。我认为，该社的领导、编辑是很有眼力的。

我写过不少书，也编过不少书，但我始终是个单纯的学者，未参加任何党派，无任何官衔，是知识界的老百姓。我自信由我来主编老百姓丛书，应当是合适的，更是义不容辞的。所谓老百姓，即无官员身份者——贩夫走卒、樵夫农夫、乞丐妓女、乡村塾师等等，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胼手胝足，栉风沐雨，在贫困线上艰难度日。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作者中，有知名专家学者如沈重先生、邱树森先生，二位与我稔熟，但我知道他们与我一样，一介布衣；有王荫先生、曹晋杰先生，虽担任过“芝麻绿豆官”，但早已离退休多年；而邓占云先生是中学老师，董迎建女士是退休的文史爱好者。写作者均百姓也。今天的老百姓，写历史上的老百姓，具有明显的优势：不争名，不争利，不矫情。他们甚至像历史上那些忘我的老百姓一样，脚踏实地，日以继夜地写作本书。邓占云先生、董迎建女士在短短的半年内，就一人写出了两本书，辛劳可想而知。他们的埋头苦干，着实令我感佩。

阅读历史上那些老百姓感人肺腑的事迹，我每每感同身受，激起强烈共鸣。童年时，正值抗战军兴，我亲眼看到我的母亲及庄邻蒋大妈、德大妈等，对新四军伤员问寒问暖，百般呵护；已近中年的乡民兵队长姚三爷，抛下妻子、儿女，毅然参加新四军，奋勇杀敌，最后血染沙场，成了革命烈士……在“文革”中，我因触犯张春桥、徐景贤之流，被“四人帮”走狗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专政六年多，但我的邻居——复旦大学第六宿舍的老百姓，从“专政队队长”朱老伯到队员，从来没有迫害过我，还常常关心我；父母相继谢世，我返乡奔丧，村里从党支部书记吕大爷到邻人，都来安慰我，没有一个人拿我另眼相看。什么是“衣冠不论纲常事，付与齐民一担挑”？这就是！老百姓不但同情弱者，而且是非也看得分明，他们用自己的习惯语言，私下说“四人帮”是奸臣。古往今来，中国老百姓身上流淌的爱国爱家、匡扶正义、英勇无畏、济难纾困、孝敬父母、怜老惜幼等热血，一直代代相传，流淌不息。这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发扬光大。这也正是我主编这套丛书的目的。

让人忧心的是，媒体充斥着帝王将相，几乎没有老百姓的一席之地，甚至贬低、丑化老百姓。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有人在电视上颠倒历史，为清兵入关的屠杀、文字狱喝彩。按此逻辑，奋起抗清的扬州、江阴、嘉定等百姓，岂不是成了愚夫愚妇？以至有此类谬论的摇唇鼓舌者，被读者掴耳光，绝非无缘无故也。媒体应当让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抛弃英雄史观，弘扬百姓史观，以“中国的脊梁”为荣、为傲！

2008年11月16日于西什库老牛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