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新民主革命史》全书四卷，共150多万字，可以说是第一部如此系统研究湖北新民主革命的历史巨著。这在地方史研究领域也是不多见的。而且该书的作者阵容强大，由李良明教授领衔，可以说集中了湖北的一流学者，写出了这具有历史厚重感的精品之作，该书具有结构合理，逻辑性强；新资料的运用，内容更加丰富；具有创新性等特色。

本书为该套书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卷。

《湖北新民主革命史》分中共创建与大革命时期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卷、抗日战争时期卷和解放战争时期卷四卷，跨越了1919年—1949年三十年的历史。该书的编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严格遵循历史发展的逻辑，坚持实事求是，尽量还原历史。在以叙述湖北新民主革命发展历史过程为主的同时，对涉及的有关人与事的已有研究成果，本书将根据新的史料重新审视，凡认为是正确的，将给予充分肯定；凡认为值得商榷的，则发表自己的见解。

本书为其中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卷。

第一章　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与土地革命的兴起

　一　国民革命失败后的湖北政局

　二　八七会议的召开与中共湖北省委的贯彻

　三　以鄂南为中心的秋收暴动

　四　黄麻暴动

　五　指导方针从暴动到割据的初步转变

第二章　中心城市革命运动的复兴

　一　武汉工人运动的复兴

　二　两次武汉暴动的运筹

　三　中共湖北省委工作中心的调整

第三章　工农红军的创建与农村根据地的开辟

　一　红一军的建立与鄂豫皖苏区的形成

　二　红二军团的组建与湘鄂西苏区的形成

　三　红三军团的组建与鄂东南苏区的形成

　四　鄂北地方红军的建立与鄂豫边根据地的形成

第四章　革命斗争的曲折发展与红军的反“围剿”斗争

　一　“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与武汉暴动

　二　鄂豫皖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与红四方面军的诞生

　三　湘鄂西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四　鄂东南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五　鄂豫边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第五章　苏维埃政权下的社会变迁

　一　土地革命

　二　经济建设

　三　政治建设

　四　军事建设

　五　文教卫生建设

　六　社会生活

第六章　“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贯彻与苏区革命斗争的严重受挫

　一　“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鄂豫皖苏区的贯彻与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

　二　“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湘鄂西苏区的贯彻与反“围剿”斗争

　三　“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与鄂东南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四　“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与鄂豫边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第七章　主力红军长征与三年游击战争的坚持

　一　重建主力红军坚守鄂豫皖根据地

　二　红二十五军长征与鄂豫陕根据地的开辟

　三　湘鄂边转战与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创建

　四　红二十八军坚持大别山区游击战争

　五　红十六师坚持幕阜山区游击战争

第八章　抗日救亡运动的初步展开

　一　一二九运动在武汉的发生

　二　抗日救亡运动的继续发展

　三　国民政府在湖北的抗战准备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第一章　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与土地革命的兴起

1927年7月，随着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宣布“分共”，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遂告终止。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坚持革命，不能不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八七会议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会后，秋收暴动的烽火燃遍湖北乡村。从暴动到割据，共产党人领导革命队伍走出失败的阴霾，踏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里程。

一 国民革命失败后的湖北政局

(一)国民党统治的渐趋稳定

汪精卫集团的“分共”，本质上也就是反共，这就为鼎足而立的国民党宁、汉、沪三方初步消除了重归于一的障碍。但是，毕竟反共有先后，资源禀赋不同，所以一时间还走不到一起。统治集团内部分分合合，乱糟糟，闹哄哄，文攻武斗，你方唱罢我登场。直到1929年4月，蒋桂战争结束，何成溶被蒋介石任命为湖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对湖北的统治才算稳定下来。

武汉国民党中央在实施“分共”之前，追于形势，组织东征军，东下讨蒋。南京方面虽然正在二次北伐之中，但也立即分兵相迎。8月2日，在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上两次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冯玉祥，再次出手调解宁汉之争。南京胡汉民等复电，对武汉的“去共”行动表示谅解。不过，武汉方面的“正统”梦酣然未醒。8月9日，汪精卫等从武汉通电，称“国民党之危机，因反共已去其一；惟分裂之祸，不可不及时解决。现决定于一个月内召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解决党内纠纷”。汪精卫企图继续把持国民党中央的主导权。8月19日，武汉政府发表宣言，国民政府迁都南京。

这时候，南京的形势也有所变化。龙潭战役失利后，蒋介石决定以退为进，暂避锋芒，宣布下野。8月13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宣言，表示自己虽然“自劾归去”，但仍然会以党员资格努力于党务。他的意思很清楚，本人自动下台，但决非闲云野鹤，还会以某种形式过问事情。蒋介石的下野，为宁汉合流创造了时机和气氛。8月15日，汪精卫、谭延闽等电约李宗仁等到九江，商议宁汉之间的合作办法。8月22日，李宗仁抵达九江，与武汉方面的代表谭延闽、孙科初步接洽了双方合作的办法，接着，谭延闽、孙科与李宗仁一起，先是到了南京，然后再去上海，与胡汉民等做进一步磋商。协商的结果，决定宁汉双方共同组织特别委员会。

9月15日，由宁汉双方合组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联席会议，在南京召开临时会。会上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分别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职权，统一各地的国民党党部，筹备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西山会议派的国民党中央也在南京紫金山召开同样主题的临时会议，做出相同的决议。9月16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正式成立，宣告国民党宁、汉、沪三方合流。9月17日，国民党中央特委会决定改组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9月20日，这两个机构的新任成员宣誓就职，宣告宁汉两个政府合而为一。

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还在汪精卫自汉抵宁不久，9月8日，唐生智就在安庆表态，称武汉方面的动作不过是把中央迁到南京，并非宁汉合作。他要求安徽省党部静候改组，他的部属何键以代理安徽省政府主席的名义，直接委任各厅代理厅长。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监联席会议上，汪精卫不仅没有占到主导地位，相反，还迫于形势，不得不宣布“对于共产党徒防制过迟，自动去职，并听候处分”。这种结局，无疑与他们的期待大相径庭。9月17日，顾孟余、陈公博等返回武汉。汪精卫也不待会议结束，匆匆告别南京。9月20日，汪精卫等就在武汉公开表示反对特别委员会，自行成立政治分会。9月29日，武汉政治分会发出通电，称：

南京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职权，在党章上毫无根据，不能承认。但该会委员多为本党有历史之同志，则在党的合法机关未经恢复职权以前，仍可视特别委员会所产生之政府为事实政府，在对外对军阀对共产党数种事件与之作有条件之合作，其在党务政治一般之则不能承认为有效。

南京方面重新集合起来的力量，包括武汉方面东下的孙科等人在内，急于达成合作。10月10日，双方先是在庐山见面，接着，再到武汉协商，汉方转而同意将在南京召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追认特别委员会，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常务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并规定其权限。

这时候，南京方面的控制权掌握在以桂系李宗仁为代表的军人手中。他们明白，汪精卫出尔反尔，无非凭借了唐生智的军事实力。于是，10月20日，南京方面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下令讨伐唐生智，宣称“唐生智包藏祸心，通敌叛党，卖在罪无可逭，着即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依法治罪”，并以程潜为第四路军总指挥，率江左军，李宗仁率江右军，溯江西上。次日，武汉政治分会宣布与南京政府断绝关系。汉宁之间再度对立起来。

但是，西征军并没有遇到多大的阻力。唐生智的部队在芜湖先期向安庆退却，一退再退，西征军长驱直入湖北地界。11月7日，占领武穴。接着，沿江而上，向武汉进逼。唐生智需要对付的不只是西征军，这时已有多支军队乘机加入到反唐阵营中来了：冯玉祥下辖的樊钟秀、方振武部由豫南向鄂北活动；李济深下辖的方鼎英部由广东进入湖南；驻湘西北的鲁涤平第二军、被唐生智打垮的宋鹤庚等旧部，也纷纷举起反唐旗帜。在此内外交困之中，11月12日下午，唐生智逃进汉口日租界。行前，将部署在湖北的第四集团军悉数撤退到湖南岳州，以保全实力，并将与程潜有秘密往来的师长张国威勒毙。汪精卫自知唐生智之不可恃，乘着南京西征的时机转道去了广州。他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声言将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改在广州举行。汪精卫、唐生智先后出走武汉，武汉政治分会自然就解体了。

早在11月4日，南京方面就决定设立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予以善后。以湘籍老牌军人原第六军军长程潜为主席，负责管理湖南、湖北事务。11月18日，程潜抵汉口。不久，李宗仁、自崇禧亦先后到达。12月2日，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正式成立，实现了统治权的交替。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派员接收了湖北省政府，张知本被指定为省政府主席。

与此同时，下野才几个月的蒋介石经汪精卫提议，恢复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并且得到负责筹备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授权。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随即宣告结束。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主席。会后，又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1928年4月8日，李宗仁被任命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4月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李宗仁等为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委员。5月16日，李宗仁正式就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5月18日，新的武汉政治分会正式成立，李宗仁任主席。

此刻，国民党只编列了4个集团军，也只在4个地方设立了政治分会。显然，李宗仁在这次资源分配中得到了相当可观的利益。但是，毕竟蒋介石已经复出，重新大权在握。李宗仁掌控南京的风光不再，往武汉发展就成为最佳选项。武汉政治分会既经成立，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不免成为多余之物。过去，让程潜担任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无非是通过他把唐生智的地盘控制下来。现在，唐生智流亡了，李宗仁要把武汉直接抓在自己手中。5月21日，李宗仁突然宣布羁押程潜，并要求南京方面将其免职查办。5月28日，程潜正式被免职查办，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被撤销。从此，湖北完全落入桂系之手。

不过，为时未久，李宗仁与蒋介石的矛盾激化起来，并爆发了蒋桂战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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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编写《湖北新民主革命史》？这是我们首先要向广大读者说明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湖北新民主革命史，在全国新民主革命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邓小平、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湖北这块热土上工作过、战斗过，给湖北人民的革命斗争以极大的鼓舞。

五四时期，以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等为代表的湖北先进青年，认真学习、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建了中共湖北早期党组织。出席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湖北籍的就有5名。大革命时期，武汉国民政府的建立，将国共首次合作推向顶峰，使武汉成为红色的首都。毛泽东在武昌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刘少奇在汉口主办工人运动讲习所，使湖北的工农运动轰轰烈烈地蓬勃发展。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为挽救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土地革命时期，党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会后，党开始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在全国各地发动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在全国最大的三块根据地中，湖北就有两块，诞生了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抗日战争初期，周恩来、董必武等共产党人以及国民党政要、各界领袖云集江城，武汉再度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著名的武汉保卫战影响全国，引起了全世界热爱和平人民的关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陈少敏、李先念等开创的鄂豫边抗日根据地，成为中原抗战的中流砥柱。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始发湖北，李先念率中原解放军突围，气壮山河，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1947年夏，’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挺进中原，成为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转折点，为夺取全国新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上可见，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湖北地区的革命斗争30年间从未间断，革命红旗始终不倒。据不完全统计，为了中国新民主革命的胜利，在此期间湖北英勇牺牲的革命英烈达70多万，收入《湖北英烈传》1—6集县级以上的著名烈士就有299人，其中包括28位中共正副省委书记。与此同时，经过革命战争的洗礼，从湖北走出了久经考验的235名人民解放军将领和两位人民共和国主席。这在全国是不多见的。

湖北新民主革命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1961年，在中共湖北省委的指导下，湖北省革命史资料编写小组，深入鄂豫皖、湘鄂西苏区调查研究，编写出了《党在湖北地区革命斗争史资料》初稿。然而，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的日益发展，这一工作被中断。“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共党史教学研究领域成为重灾区，湖北新民主革命史的研究也遭到了严重破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共湖北省委的领导和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具体指导下，湖北省广大中共党史工作者和教学科研人员，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从编写大事记、研究中共党史专题和党史人物入手，对湖北新民主革命史展开了广泛的调查和全面深入的研究。经过20多年的艰苦工作，全省及各市(州)、县新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大事记、专题资料、组织史资料及人物资料的征编工作基本完成，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科研成果。主要有湖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湖北省民政厅编，何定华主编的《湖北英烈传》(1—6集)及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的《中共湖北地方简史丛书》等。尤其是在1999年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湖北解放50周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1919.5—1949.10)。同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章开沅、张正明、罗福惠主编，田子渝、黄华文著的《湖北通史》(民国卷)。这两部全面反映湖北新民主革命史的著作，是湖北新民主革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此外，湖北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武汉史》(1919—1949)等。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湖北新民主革命史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理由有三：

第一，从研究的全面性看。湖北新民主革命波澜壮阔，气势恢弘，内容全面而丰富，要将这一革命历史过程客观全面地展现出来，绝非是一两部专著所能容纳得了的。已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湖北通史》(民国卷)等著作，提纲挈领，尽管写得也很不错，但限于篇幅，许多重要内容反映不够全面，特别是关于经济、文化、教育与社会转型等方面的问题，有的蜻蜓点水，几笔带过；有的缺漏，根本未写。因此，这些书，作为一般读者了解湖北新民主革命史是可以的，但对于专门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和教学的人员以及爱好中国近现代史，想更多了解湖北新民主革命史的广大干部、群众来说就显得不足。因此，出版一套多卷本的《湖北新民主革命史》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从研究的史料看。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学术研究也日趋繁荣，各种史料不断被开放、引进和发掘。例如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各省市档案馆陆续开放了相关档案资料，出版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各省市也出版了本地的历史文件汇编。俄罗斯从1993年起，解密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的史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全部引进并译出，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形式陆续出版。我国台湾地区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国史馆”馆藏的三十年前的档案也被全部解密。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将上述档案资料中涉及武汉国民政府的部分编辑成《武汉国民政府史料》(田子渝主编)出版。我们在查阅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报纸杂志时，也发现了不少湖北新民主革命时期的史料。这些新出版和新发现的史料，为研究湖北新民主革命史提供了丰富的宝贵资源。

囿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湖北通史》(民国卷)在史料的征引方面必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特别是俄罗斯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档案资料，可以说基本上没有用上。史料是历史研究的根本依据。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充分的史料，要想深入研究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这些新的史料，为我们宏观把握和审视湖北新民主革命史，重新编写一套新的多卷本的《湖北新民主革命史》提供了可靠的便利条件。

第三，我们几位同仁对湖北这块热土怀有深厚的感情，长期从事湖北地方史研究，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各自都有相当的学术积累，共同的研究兴趣和爱好使我们走到了一起，并深切地感到了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如果我们这代人不抓住我国发展的大好机遇，把湖北新民主革命史写出来，就愧对党对我们的培养，愧对湖北的父老乡亲。而且我们也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时不我待，更有一种紧迫感。所以尽管市场经济的潮流有着迷人的诱惑，学术急躁以及各种不利于学术研究的环境还客观存在，但我们义无反顾，选定了这个课题，决心认真做下去，真正为湖北做点扎实的工作，为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学科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也是我们决定深入研究湖北新民主革命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编写《湖北新民主革命史》，我们严格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坚持科学的原则，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严格遵循历史发展的逻辑，坚持实事求是，尽量还原历史。(1)各卷所述内容，都必须尽量以第一手历史资料为依据，依据不充分的不录。(2)研究历史，超越历史，对研究所涉及的人与事，秉笔直书，客观评价，“不虚美，不隐恶”。

第二，坚持湖北特色的原则。湖北新民主革命史，是中国新民主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与全国各地具有很多的共性，这当然是应该注重的。但中国是个大国，各省省情不同，作为湖北新民主革命史，主要是依据湖北省情展现湖北新民主革命演变的历史过程及其发展规律，从而尽力发掘和体现湖北新民主革命的特色。

第三，坚持研究的原则。本书在以叙述湖北新民主革命发展历史过程为主的同时，对涉及的有关人与事的已有研究成果，我们将根据新的史料重新审视，凡认为是正确的，将给予充分肯定；凡认为值得商榷的，则发表自己的见解。对有关新的问题，也将直抒己见，旨在加强本书的科学性、学术性。

本书分中共创建与大革命时期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卷、抗日战争时期卷和解放战争时期卷四卷，跨越了1919年—1949年三十年的历史。为反映本书的完整性和学术性，我们在总的体例和框架结构基本统一的情况下，又给予各卷作者相当的自由度，让各位作者充分展现自己的学术积累和创新能力，因此有的内容写得比较充实，有的内容写得比较简明是在所难免的。我们提倡和鼓励作者坚持“双百”方针，努力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但必须坚持以史为据，论从史出。因为求实是史学研究之本，惟有求实，才能创新。否则，所谓的创新，只能是流于大话、空话，甚至假话。毛泽东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就曾指出，史学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史学创新主要表现在史料发掘和学术观点创新两个方面。通过发掘新史料，运用新史料，得出新结论。读者可以看到，本书在新史料的引用方面的确随处可见，应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亮点。至于学术观点创新，我们着重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探索：一是不人云亦云，论著中要有前人没说过的话，是新话；二是对前人讲过的话进行分析，或进一步补充、完善前人所言，或扬弃前人所言，在此基础上得出新的见解、新的观点，应该说本书各卷的作者在这方面都尽力了。

历史研究是无止境的，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指出：“历史是已经打上句号的过去，但史学则是永无尽期的远航。”真正的历史学家是从来不会自满的，因为他们的航行永远没有尽头。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将更加广泛，更多的新史料必然会出现，史学工作者的观念和研究方法也将随之不断地更新和完善。因此，湖北新民主革命史的研究，不会停留在现有的水平上，它今后必将会有新的突破和发展。这也正是我们所期盼的。

在本书付梓的时候，我们的心情难以平静，要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我们工作的湖北省政府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出版社的朋友以及自己的亲人表示感谢！

以上所述，聊以为序。

李良明、田子渝、曾成贵

2007年3月10日

于武昌桂子山

2004年2月，华中师范大学向湖北省人民政府提出《关于编写(湖北新民主革命史)的请示》。省政府几位主要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并及时做出批复。同年10月，该课题列入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十五”规划项目，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博士点李良明教授主持，并由李良明教授、曾成贵研究员、刘宗武教授、田子渝教授分别负责中共创建与大革命时期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卷、抗日战争时期卷、解放战争时期卷的撰写工作。2006年，经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审批，该项目列入“十一五”湖北省出版规划重点选题。

本卷纲目由曾成贵提出。曾成贵撰写第1—2章，徐凯希撰写第3—8章。全书由曾成贵统改，李良明审阅。2006年5月，曾成贵应邀访问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得到所长陈永发院士的帮助和图书馆提供的服务。陈永发先生就中共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与曾成贵作了富有启发的交谈，有益于本卷的撰写。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范军编审、总编辑段维编审等社领导热情支持本书出版，责任编辑龚琼芳、复审黄锦汉、终审朱峰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致以感谢！

曾成贵 徐凯希

2007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