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直到宋初大致沿用唐中期以后的两税法，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纳钱、秋税纳米。但因当时群雄割据，人户逃亡，田园荒芜，两税核定及征收十分困难，而军费骤增，财力不足，不得不用附加预征等手段增加岁入，从而导致杂派泛滥，两税法蜕变。始于五代的杂派主要有附加耗羡、官库出纳行省陌法、加收农器钱、加收曲钱、牛皮税、头子钱、义仓税、进际税等。附加耗羡，耗指省耗、雀鼠耗，羡指羡余。省耗始于后梁，当时规定应纳两税，每斗加征1升，谓之省耗。到后汉时省耗每亩增加2斗，且另创雀鼠耗，每亩加输2斗；官库出纳行省陌法，原以“八十为陌”，即百姓向官府缴钱以80文当100文，后汉隐帝时，民输者如旧，而官给付百姓却减为以七十七为陌，一进一出每百文官府可多得3文，称为省陌，实为变相附加；加收农器钱，农器(即农具)本由官府专卖，由于专卖质次价高，遂令百姓自造，所课之税为农器钱；加收曲钱，五代时曲(即酒)时行官造，时行私造。在准许百姓自由造曲时，均须课税，此税称为曲钱，其征收按田亩计，每亩缴纳5文，后唐长兴元年曾减为2文；牛皮税，由于牛皮、牛角、牛筋为制造衣甲的军需材料，政府规定均输于官府，严禁出境，后遂令牛皮为税，随两税缴纳。如北周规定，每秋夏苗共10顷，纳连角牛皮1张，其黄牛纳筋4两，水牛半斤。宋太祖规定，“每民租二百石，输牛革一，准钱千五百”；头子钱，川陕等地为弥补仓库损耗，随两税征收的附加税，开宝时定为每贯7文，徽宗时增至每贯23文，南宋高宗时增为43文；义仓税，相当于现代之社会保障税，其始于北宋仁宗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比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出台社会保障税要早800余年。此税发端于民间自发备荒，嗣后政府参与办义仓，这样必须筹集资本，于是产生了义仓税，庆历(公元1041年～1048年)时，规定上三等之民(即富户)，每岁米2斗，输1升，即附加税率为原纳税额的5％；进际税，是吴越国在两浙的附加，以进际为名虚增税额，即每10亩田，虚增6亩，计纳绢3尺4寸，米1斗5升2合，桑地10亩虚增8亩，计每亩纳绢4尺8寸2分，此税北宋照收，直至南宋未除，孝宗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始减半征收；预借，即预征田赋，唐代以征青苗为名，在青苗时就预征秋粮，称为秋税夏征，五代后唐庄宗(公元923年～926年)开始预征，宋代不仅仿行，且常预征七八年之多。

宋初田制未立，再加赵匡胤倡言“不抑兼并”，形成豪强有恃无恐，庄园日趋强大，这些庄园地主，隐瞒田亩人口，不纳或少纳两税，使“地之垦者十才二三，税之人者，又十无五六”。于是就有厘定田制、清理赋税之必要，这便是方田、经界、推排、手实等法产生的原因。这四种方法中最重要的是方田、经界两法，通过丈量田亩，得出田亩确数，从而扩大两税税基，增加赋税收入。

方田是测量田地面积，视土地厚薄、肥沃程度，把田分为五等，制定地籍，以为课税基础，然后在此基础上行均税之法，以州县租额税数为限，均摊分配，不得越额征收。

经界法始于宋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该法主要内容是，令民所有之田，各置砧基簿图，田之形状及其亩目四至，土地所宜，永为照应，即田不入簿者，虽有契据可执，并拘入官。诸县各有砧基簿三，一留县，一送漕，一送州。凡漕臣若守令、交承，悉以相付。显而易见，经界法就是通过整理地籍，揭露隐田，扩大税基，以达到平均税负、增加税收的目的。

推排与手实目的与方田、经界法相同，但为谋简便，不搞实地清丈，仅据陈报(如陈报不实，许人告发)登记地籍，其准确性较差。

由于宋代是通过陈桥驿兵变取得政权的朝代，开国皇帝赵匡胤为了搞好统一战线，团结五代十国旧臣，防止失去政权，不惜给军政官员以优厚的生活待遇，从而使宋代成了中国历史上官吏待遇最好的时期。当官的有正俸、禄粟、职田、京官职钱、外官公用钱、差旅费性质的给卷、厨料、薪炭、慊(侍从)人餐钱等，与待遇最差、仅有极低俸禄的明朝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于赵匡胤一向认为“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每当灾荒之年，宋廷便在灾区大肆招兵，从而使宋代不仅官吏冗滥，而且冗兵也极多，这样便造成了财政人不敷出，只有增加杂派一途。

宋代的杂派主要有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板账钱、和买绢、折帛钱、身丁钱等。经制钱，在若干旧税上附加征收的间接税，例如卖酒、鬻槽、商税、牙税、头子钱、楼店务房钱等，原有税钱，略增其数，别列一系称为经制钱，其称谓来历乃系徽宗宣和末年(公元1125年)，为镇压浙东方腊起义，命陈遘任发运使经制东南七路财赋，首创此税，故有经制之名。总制钱，与经制钱性质相仿，翁彦国为总制使，仿其法又增收此类地方附加税，称为总制钱，常与经制钱合称为经总制钱。月桩钱，是州县加征以用于军饷的税收总称。月桩之桩为打人泥土之桩，与封桩之桩同义，是指不能移作他用而专用于军需之义。板账钱，亦是筹措军费的一种摊派。免役及助役钱，上等户原有职役，可出钱免役，下等户及单丁等原来无役，亦要出钱，力役改为货币税，是必然的道理，但使原来无役的下等户重新纳税是一种额外聚敛。和买绢，“和买”原非征税，始自唐后期，宋太宗(公元976年～997年)时，农民每当春季，政府贷资予农民，待蚕茧上市时，以绢绸偿还。到徽宗(公元1101年～1125年)时，改行钞法，既不给钱，也不如仁宗宝元(公元1038年～1040年)时给盐七分、钱三分，却要农民无偿纳绢，这样“和买”变成勒索。折帛钱，南宋时政府用绢绸有限，于是对“和买”的多余部分，令农民折钱缴纳，这就叫折帛钱。身丁钱，宋代的身丁钱，计口输钱，为人头税，相当于汉代的算赋，但其具体征课有所不同，宋身丁钱只课20岁至60岁的丁男(如两浙身丁钱每丁360钱)。从仁宗开始，发行没有准备金的纸币，这也是宋代变相搜刮民财的一种办法。P21-24

前言：成功的改革是共赢的博弈

历史：回顾古代财税滥觞点评财税嬗变史事

 禹杀防风奠定了中国古代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分配关系

 古代田制和税制的每次变革都是各种利益博弈的新平衡

 三场你死我活的利益博弈 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变法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实行轻徭薄赋与统治者的长治久安

 严重脱离实际的财税政策和措施难逃乌托邦的失败结局

 新税往往产生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发生转折的关键时刻

 相互妥协和利益交换的财税政策也是一种共赢的博弈

 共赴国难号召下的聚敛财税政策支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革命根据地 从“合理负担”到“统一累进税”，财税政策和土地改革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当代：重温财税改革历程探究和谐共赢真谛

 在左的指导思想和苏联非税思想影响下税收调节弱化

 “公私一律”的税改演变成了一场高层的政治风波

 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 从统收统支走向分灶吃饭

 地方的“肥水不外流”措施导致中央财政收入比重失衡

 分税制财政体制方案形成过程中的中央和地方利益博弈

 与其砍地方财政基数，不如保基数把“蛋糕”做大

 所得税共享改革过程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利益博弈

 中央与地方在出口退税财政负担比例上的若干次博弈

 农村税费兴废改革中的诸多利益博弈

 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分立与合并

 浙江经验 以人为本，四两拨千斤，把“蛋糕”做大

中国当代财税改革大事年表

附录：行成于思的中国财税博物馆

成功的改革是共赢的博弈

人，是世界上200多万种动物中最高级的动物。人类由于有了追求利益的强烈欲望，才能与四肢着地而行的猿猴相揖别，把前腿变成能对指的手，昂首挺胸，成为衣冠望族，走上了成人之路，实现了从动物上升为人的愿望。

追求利益，才有成人之美。同样，人类为了有秩序地追求利益，才组织起社会，并最终走上了建立国家的立国之路。作为人类实现群体利益产物的国家机器，不可能以限制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作为自己施政的目标，而是要鼓励人们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追求自身利益。因此，国家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组织设计合理的利益追求规则，供人们在框架内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个规则，就是人们常说的制度和法律。

由于人对利益的追求永无止境，一种制度和法律实行久了，人们就容易从中发现漏洞，并从漏洞中钻空子，寻找透过制度和法律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途径，以至于最终以一己之利，损害了国家和他人的利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法久弊深”。至于法律制度本身，如果制定得过于严格，大多数人都难以守法，也同样会走向反面，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法严弊深”。无论是“法久弊深”，还是“法严弊深”，都说明任何一种制度和法律都不能一成不变地一以贯之，要根据变化了的社会环境，不断变革，与时俱进，才不至于边际效益下降。由此可见，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变革就不可避免。当然，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今时代，我们要力求避免以流血牺牲的暴力革命进行变革，而尽可能以相对平和的改革来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古人把改革称为变法，革命称为造反。无论变法还是造反，改革还是革命，都是不同利益群体为了追求利益所展开的一种博弈，只不过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是通过来自外部的暴力手段来调整利益格局，实现社会变革；而相对平和的改革则是通过内部体制调整，以不流血的手段来调整利益格局，实现社会变革。尽管两者实现的途径不同，其目的却是相同的，都是通过利益格局的调整，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既有改朝换代的革命，也不乏体制内的改革。在诸多改革中，作为国家命脉的财税体制改革则始终是与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一个重要改革，它既关系到纳税人与政府利益的调整，也涉及中央与地方各级财政利益的调整。其过程是利益博弈，其目的是达到社会各方利益的相对均衡，从而使社会经济在既定政权框架下得以正常运行，而利益各方共赢与否则是衡量改革是否成功的关键，因为成功的改革一定是共赢的博弈，共赢才能顺应人心，推动发展，实现社会和谐，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今年恰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先生首肯筹建中国财税博物馆10周年，以及浙江大学财经文史研究中心创建5周年，根据经济科学出版社领导的指点，撰写本书作为献礼！全书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从夏禹首创中国财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4000年间的重要财税改革，共9篇文章；第二部分是讲述建国后的财税改革，侧重讲述改革开放50年来，尤其是1993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启动后的各项改革，共11篇文章；第三部分是中国当代财税改革大事年表；第四部分是附录，回顾中国财税博物馆创建过程中的筚路蓝缕。

翁礼华

2008年6月26日于杭州吴山中国财税博物馆

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既有改朝换代的革命，也不乏体制内的改革。在诸多改革中，作为国家命脉的财税体制改革则始终是与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它既关系到纳税人与政府利益的调整，也涉及中央与地方各级财政利益的调整。其过程是利益博弈，其目的是保持社会经济平稳运行并获得发展；而利益各方共赢与否则是衡量改革是否成功的关键，因为成功的改革一定是共赢的博弈，共赢的博弈才能顺应人心，推动发展，实现社会和谐，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本书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从夏禹首创中国财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4000年间的重要财税改革，共9篇文章；第二部分是讲述建国后的财税改革，侧重讲述改革开放50年来，尤其是1993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启动后的各项改革，共11篇文章；第三部分是中国当代财税改革大事年表；第四部分是附录，回顾中国财税博物馆创建过程中的筚路蓝缕。

今年恰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先生首肯筹建中国财税博物馆10周年，以及浙江大学财经文史研究中心创建5周年，根据经济科学出版社领导的指点，撰写本书作为献礼！全书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从夏禹首创中国财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4000年间的重要财税改革，共9篇文章；第二部分是讲述建国后的财税改革，侧重讲述改革开放50年来，尤其是1993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启动后的各项改革，共11篇文章；第三部分是中国当代财税改革大事年表；第四部分是附录，回顾中国财税博物馆创建过程中的筚路蓝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