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风神与缪斯女神的杰作
飞机开始下降了。榆林城清晰地再现眼前。从高空往下看，榆林南部沟壑纵横，北部沙漠延绵。整个榆林城，坐落在中国三大沙尘暴风源地毛乌素沙漠的边缘。现在，它成了一片生命的绿洲。
陕北高原在经历了千年苦难后，终于有一天，上苍开眼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地质学家在勘探中突然发现了一个惊天的“能源硅谷”。这块拥拥挤挤的高原下，蕴藏着8大类48种矿产。其中，煤炭储量2，714亿吨；探明1，660亿吨，神府煤田成了世界七大煤田之一。新千年后，吴堡境内又探明特优焦煤储量15亿吨；天然气预测储量5万亿立方米，探明储量7，474亿立方米，成为我国陆上探明的最大整装气田，气源主储区在靖边、横山两县。紧接着，在米脂、清涧境内也发现大型天然气田，石油预测储量11亿吨，探明储量3亿吨，油源主储区在定边、靖边、横山、子洲四县；湖盐预测储量6，000～万吨，探明储量330万吨；岩盐预测储量6万亿吨，约占全国岩盐总量的26％，探明储量8，854亿吨。此外，还有比较丰富的高岭土、铝土矿、石灰岩、石英砂等资源。经济学家估算了一下，地下这些资源，潜在经济价值约四十多万亿元……
沉睡千年的黄土地，现在苏醒了，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跨越了封闭、愚昧和落后。
榆林哟，人们看到了你那迅疾向前的脚步，可又有多少人的记忆中，还装有这块苦难深重的土地曾经盛载的无比沉重历史？
这个历代王朝的北陲边关，从来是农耕汉户与游牧民族纷争之地。明成化年问，为了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南进，朝廷放弃了河套和鄂尔多斯草原，在陕北黄土高原的边缘，先后修建了“二边”、“大边”，并在北部设九边，重兵防守。榆林成了九边重镇之一。
《榆林志》记载：由于开垦、滥牧和焚烧草原，到了明代中叶，榆林城外已经是“积沙及城，四望黄沙，弥漫无际，百里之内，皆一片沙漠，寸草不长，不产五谷，猝遇大风，即有一二可耕之地，曾不终期，尽为沙迹，疆界茫然……”
这是一幅如何的“景致”？
高建群说：“埃特加·斯诺曾经望着这陕北拥拥挤挤的黄土山峁，感慨它是风神的杰作，是抽象派画家的胡涂乱抹，他悲哀地说：人类能在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生存，简直是一种奇迹。”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日陕北，已经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伟大先民中的能工巧匠们，是如何在沙海中建立起一个生存了几千年的家园，并打下现代化楼房的牢固地基的？这块曾经是最荒蛮、最封闭的土地，是如何形成独特的醉人的黄土文化的？这块中国最贫瘠的、面积七八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又是如何孕育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催生出一个伟大的新政权？或许，哲学家们需要用很长一些时间来寻找答案，也使我鬼使神差般地一次次走进榆林。
这块苦难深重的土地，即便在生存条件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它也不失淳朴人性的光辉。
在《东方红》的故乡佳县，我曾翻阅县志，有段记载深深地打动了我：1947年，毛泽东转战陕北时，中央机关在佳县的一百个日日夜夜里，本来生活十分艰难的佳县人民，为了支援革命战争，不惜牺牲一切，把自己的优秀儿女送到前线，拿出最好的保命口粮给军队吃，腾出最宽敞的窑洞让子弟兵住。
党中央机关在朱官寨时，毛泽东三次召见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共商国事。一次，沙家店战役刚刚结束，毛主席找来张俊贤问：“再打一仗，坚持一个星期到十天，粮食够用不够？”其实，毛泽东哪里知道，老百姓已经将地里未成熟的庄稼也收了回来，放在锅里烘干后送到前线去了。但是，张俊贤仍坚定地说：“够，我们还有两仓库粮食，老百姓家里还可以动员一些。要是粮食吃完了，全县还有一万多头羊，羊吃完了，还有两千多头驴和牛可以杀了吃，说什么也要把战争支持下去。”毛泽东听说要杀驴杀牛，心情十分沉重。张俊贤说：“土改前，咱穷人那来牛和驴，种地全靠一把老镢头！只要能把胡宗南消灭掉，佳县人民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保证把明年的生产搞好！”毛泽东听后感动得热泪盈眶，他深情地说：“多好的人民啊！”
这个“闹红”的摇篮，鲜血浸透了穷山恶石。据考，榆林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问，有两万多人为国捐躯。仅清涧一县享有“烈士”称号的就有两千多人，在全国仅次于江西瑞金。到了全国解放时，榆林拥有革命烈士称号的，就有八千多人……
陕北作家路遥说：“每次走近你，就是走近母亲。你的一切都让人感到亲切和踏实。内心不由泛起一缕希望的光芒……那是一块进行人生禅悟的净土。每当面临命运的重大抉择，尤其是面临生活和精神的严重危机时，我会不由自主地走向毛乌素沙漠。”
大自然的壮观给予人从未有过的壮丽体验。黄土高坡犹似一口老井，井深数百米，水贵似甘露。滋养了多少文学家、音乐家、政治家？
P10-12
完成这部书稿后，我长长舒了一口气，天晴了！
几个月来，埋头写作，心中总觉阴霾重重，眼前一片漆黑而不见光明。我这写作习惯让家人很受累，一段时间以来，她们见我总躲得远远的，生怕无端遭我一通叱呵。我不知道别人写作时的心情又如何，神经会不会痉挛？尤其是那些大作家们，是否会像伟大的钢琴家阿劳那样，琴凳边放上一把枪，无论谁打扰了他练琴，就毫不犹豫扣动扳机空放一枪，以示愤怒。
写作，是件最令人痛苦的事。当你的内心世界被某种玄妙的意境刺激、碰撞而引起强烈共鸣时，冲动携着动笔的渴望忽然而至，那种急于想要表达，却又无法准确捕捉心际飘忽激荡的感觉时，痛苦，会让你坐立不安，会变着法儿使劲折磨着你，以至我感觉此时像头困兽，在笼子中焦躁不安，不时发怒。于是我对家人说，这段时间，请不要把我当正常人看，因为我的脑子只有一半正常，另一半里一定有水。
家人笑了。
痛苦虽然很折磨人，但写作过程中有甜蜜，有回味，有刺激。人有时是个“贱骨头”，需要这种痛苦来折磨。然而一旦完成了案头工作或将付诸铅字，兴奋点也就随之消失了。
打住，话题还是回到报告文学《天朗地荒歌苍凉》上吧。
说实话，这部书能得以完成，首先要感谢周一波先生。因为2003年初秋我与他在上海邂逅之后，才有了如今的故事。
那年秋天，他因公务到上海，我在黄浦江边的上海大厦里见到了他。我依稀记得，第一次交谈，我们的话题是从文化开始的。令我没想到的是，一个地级市市委书记的本色，竟然是墨客，文学、音乐、书法、国画他都涉猎，而且还是个颇有成就的书法家。特别是他从小学音乐以及对音乐的那种挚爱，还有自我奋斗的经历，一下子使我们找到了同龄人的感觉而拉近了距离。
那晚，我们交谈甚欢，有些相见恨晚。一波先生邀我几个月后在榆林见。
2003年深秋，我第一次走进了榆林。我被黄土地震撼了。蓝天、黄土以及陕北那特有的苍凉，构筑出中国民族音乐史上一个伟大的乐府。那些流传在世的一首首经典陕北民歌，成了黄河文化和黄土地文化的灵魂，中华民族的绝唱。它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代表着一种普遍的文化认同性，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那一刹那间，我的思维中出现了奇妙的“闪电”，因为信天游，我喜欢上了黄土地。以至在几年中，我鬼使神差般十数次走进榆林。
一波先生为我的首次来访作了精心周到的安排。我们一行，到了绥德、米脂、神木、府谷、佳县等地考察参观。新闻界的同行们，面对神秘的黄土地，个个兴奋不已，在不经意间，感觉了它的醉人与伟大。
我们的潜意识里，有太多的电影蒙太奇镜头……黄土高原千沟万壑，支离破碎，风卷黄沙直扑窑洞，黄土高坡一望无际，身穿羊皮坎肩、头扎羊肚巾的西北汉子扯着拦羊嗓子朝天吼：“信天游，不断头，断了头，无法解忧愁……”那歌声回荡在深谷高崖千沟万壑中，嘶哑的嗓音中沾满了千年的黄土味。长烟竿、小毛驴、破牛车还有窑洞门前成串的玉米棒，构成了千年黄土地的贫瘠、荒凉、愚昧、落后的印象画，那里的人们仿佛还生活在一个世纪前，他们的生存环境与社会进步有着天壤之别。打开电视机，许多沾上黄土地的电影和电视剧，似乎都试图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西部，除了贫穷，就是黄土沙海，还有撩人的神秘。
显然，眼前的长河落日、大漠晚霞的美景，以及“西气东输、西电东送、西煤东运”、大漠中的高速公路、大型热电厂、油气田、国家级的化工基地、现代化的露天大煤矿……让我看到了西部正在跟上时代脚步的另一面。
文学构思的产生，和闪电的产生一样，有时需要碰撞和刺激。
我惊讶我在榆林怎么会源源生出灵感，有动笔的强烈冲动和渴望？以往到过很多地方，有些地方还不止去一次，却找不到感觉，什么文字也没留下；可有些地方，虽然贫穷，但去了还想再去，莫非这黄土地与我生命中某些东西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与这块土地碰撞，那构思和闪电就在思想、感情和记忆的意识里留下火花的种子？
我深切感谢这块土地给予我的灵感。在榆林，往往有时我听到的一句话、看到的一个景或者耳闻某件事，火花就擦出灵感。我想，这些年，我公开发表在报刊杂志上有关黄土地上的人和事的散文、报告文学等已不少，而灵感，全出自于这儿。
榆林，我服了！
当然，我在黄土地上所有灵感的产生，首先关键在于一波先生将我领进了榆林，其次，也受到他的文化观念的感染。
本书从构思到写作的几年中，我数次上榆林，而每一次，一波先生都给了我最大最有力的支持，正因为有了他的支持，才使得我顺利地完成了这部书的创作。在此，我愿借此机会，再一次向一波先生致敬，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当然，这部书的完成，我还得要感谢我的许多榆林朋友，因为，这里面有他们的辛劳。
2003年深秋我到榆林后，有幸认识了当时的榆林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现任榆林市委副书记邢解放，还有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现任榆林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陈保平，以及榆林市文化文物局局长李博。令我感动的是，在本书写作的几年中，我每次上榆林，他们即便政务繁忙，也都亲自陪同我下乡采风。特别是邢解放副书记，亲自过问、安排我下乡的每一件事，为我提供了采访、采风中的一切便利条件。就这样，几年来，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已经将我当成了“新榆林人”。还有新任榆林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钱远刚先生，虽然我与他接触时间不长，但他那种对文化的挚爱、对这块土地的挚爱，以及他的才气和对事业的忠诚，深深地打动了我，同样，他也给了我很多支持与帮助，在此，我一并表示感谢。
其实在榆林，他们都是位高权重一方的官员，正是他们的那份真诚，才使得我并没有把他们当作官员而是哥们、好朋友看待。因为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陕北人是一个淳朴的整体，就像我在书中写道：
“音乐与人性是最相通的。
很多次到陕北，冥冥之中就是想寻找一种东西：为什么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会产生那么多感人的、有着非常人性的东西？我想从民间音乐中去寻找。因为那方土、那些人、还有那些歌，总是给我带来灵感的惊喜。”
一本书的出版，凝集了多少人的智慧与辛劳？
在此，我还要感谢音乐前辈、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刘均平老先生。说实话，这部报告文学，如果没有他的鼓励、没有他的指点，我是断然不敢下笔的。当书稿的二校样出来后，他正好在上海，我请他留了下来，专门为我审阅书稿。接连几天，老人家在宾馆里，戴着老花镜逐字逐句、认真仔细地通读了几遍。这位曾任《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陕西卷》等重大音乐出版项目的主编，为我指出了不少理论上的差错，并对某些章节的写作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这才使我一颗原本惶恐不安的心放了下来。在此，我向刘均平老先生表示深深的敬意！
要感谢的人太多了！
我的榆林哥们，靖边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摄影家田捷，在得知我的书要出版的消息后，将他的上千张有关黄土地的历史、民俗、风景照片，全搬到了我面前，他说：“你尽管挑，需要什么拿什么，我无偿提供！”还有，那些在我下乡采风时一次次陪同我以及为我辛勤服务的朋友们，他们，为我付出了很多很多！
我衷心地向他们以及所有为此付出辛劳的朋友表示深深的感谢！
书要出版了，我期望凝聚着很多人努力所铸成的这本书，能有幸得到读者的认可，因为，那将是我对他们——我的朋友们最好的回报！
施雪钧
2008年6月18日凌晨2点55分写于上海
黄土地上的“思维闪电”
五年了，我时常想起那一瞬间产生的奇妙感觉，那个“闪电”，犹似夜空中一道强闪电的弧光，瞬间将我生命中的某些东西，与这片黄土地紧密连在了一起。
坦率地说，我无意冲着“权威”而去。我的创作动机只是：以民歌为主线，采集一个个典型鲜活人物人生磨难的经历及成败得失；用文学的手段来讲述民歌中的故事、故事中的民歌……
飞机冲破了笼罩在西安上空的厚厚阴霾，飞向陕西北部，我俯视着窗外几千米高空下的黄土地。
初冬的一场大雪，覆盖了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八百里秦川过后，陕北高原那奇特的千沟万壑便映入眼帘。碧空湛蓝，蓝得有点发青，纯净得可爱，阳光暖暖地洒向黄土地，勾勒出山南水北中的黄与白，延绵、雄浑而富有生气。
榆林哎，我又“回家”了。我不禁想起了五年前的深秋，第一次去榆林时思维中出现的奇妙“闪电”。这个奇妙的“思维闪电”，在以后竟然使我与黄土地紧密相连，并且产生出写这部书的最初萌想。
那年，我们前去神木。在高速公路边，车停了，一行人跳下车，欣喜地奔向不远处残存的明代土烽火台。我却站在沙漠中第一条高速公路边，静静地眺望远处。
古长城遗迹清晰地伸向黄沙连天的深处。夕阳西下，一片燃烧的云出现在天边，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此时，榆林的晚景，“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犹如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笔下的一幅杰作。
面对黄昏极致的景色正在浮想联翩时，耳边飘来了苍凉的信天游：
背靠黄河面对天，陕北的山来山套着山。
东山上糜子儿西山上的谷，黄土里笑来黄土里哭。
抓一把黄土撒上天，信天游永世唱不完。
循着歌声望去，对面屹梁梁上的放羊汉一边赶着羊群回家，一边对天唱晚。那歌声中，有着西部特有的苍凉，像是仰天长啸的壮烈，又像是如诉如吟的絮语。那嘶哑的嗓音中，沾满了千年的黄土泥腥味。这是大自然中一幅鲜活的动感画，画中，有股磅礴而不失野性的力量扑面而来……
我被眼前陕北高原上的蓝天、黄土以及苍凉歌声迷住了。蓦然间，一个意念在脑中一闪而过，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知道，那是意念中的一个“闪电”。
这个稍纵即逝的感觉，使我联想起音乐大师赵季平在榆林的经历。他告诉我：“我从西安音乐学院毕业那年，正下乡在榆林，等待着毕业分配的消息。到了宣布那天，奇了怪了。宣布前，天空中雷鸣电闪，到了宣布时，报一个人名，就是一声炸雷，如此往复了很多次，一屋子人都惊呆了。我不知道，在人生最重要的十字路口，这意味着什么？那一阵炸雷，让我终身难忘！”
神秘的炸雷，冥冥之中或许在暗示着什么。果不其然，许多年后，赵季平“触电”了！他的第一部影片《黄土地》成了他和电影艺术的初恋，而音乐取材于陕北的那首《女儿歌》，一经演唱，竟让陈凯歌、张艺谋等一屋子人感动得全流泪。从那开始，他奇才显露，写出一部部惊人之作。而一切都与黄土地有关……
五年了，我时常想起那一瞬间产生的奇妙感觉，那个“闪电”，犹似夜空中一道强闪电的弧光，瞬间将我生命中的某些东西，与这片黄土地紧密连在了一起。
我喜欢上了黄土地，喜欢上了信天游。
这种感觉，在我以后与美国朱丽亚音乐学院钢琴教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杜巴尔谈及民间音乐时，得到了最初的答案。 这位长着雕塑般脸谱，恰似前苏联电影中“牛虻”的“山姆大叔”，有一次在上海与我聊天时说：“西方工业革命后，欧洲一些国家出现了令人担心的事，那就是许多优秀文化的永远消失。现在，小农庄一个个被摧毁，民间的东西被无情抛弃，有的成了历史被放进了博物馆……
“其实，贫穷并不是一件坏事。只要那里有人性，有自己的传统，生活就是美好的。我相信，世界上很重要的中国，会继续保持着自己伟大的传统和文化固有的特征……”
这番话让我有所悟。原来，是那方黄土地、那些人、那些歌中的“人性”，使我产生出对陕北高原以及黄土文化的最初向往。
机舱里静悄悄，只有巨大的引擎声在耳边轰鸣。邻座的人都恹恹人睡。我却没一点倦意，我想起了在西安与音乐学家、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刘均平有关陕北民歌的又一次长谈。
2004年，我们在榆林邂逅后竟成了忘年交。这位德高望重的音乐前辈，在半个多世纪中，踏遍青山，纵横往复于秦巴山中，汉水两岸，长城内外，黄河之滨，关中腹地，渭水侧畔，采集收录民间音乐，并埋头于音乐学研究，他对陕西音乐了如指掌。之后，又参与编撰了国家级的大部头论著，并出版了近30万字的学术专著《踏遍青山》。他走遍了陕北的山山水水，深厚的陕北之情，全浓缩在精辟论述的字里行间，这使我感动，也让我吃惊。
有一年，他看到了我发表在《文汇报》上有关陕北民歌的散文和报告文学后，非常高兴。“你那篇关于酒的文章，把酒和民歌的关系写得恰如其分，对陕北民歌当前的生存状态作了较深刻的反映。陕北民歌的生存状态和过去自娱自乐已经完全不同了，有了很强的商业色彩，你能细致地反映出来，好，我觉得很好！”刘均平说。
“一种艺术的生存，需要借助一种无形的推力，推着它往前走。现在为什么很多戏曲门庭冷落要抢救？原因在于没有听众，关键还在于它缺少像陕北民歌那样的民间推力。”刘均平一语点破了问题的实质。
“我以为，陕北民歌中最精彩的东西，是贫困产生出的苍茫、悲凉、激越、深沉的情怀。它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流淌，漂去了一切浮泛粗浅的渣滓，留下了纯金般发光的精品，折射出社会生活的悲欢苦乐。你注意到没有，传统的信天游，大多倾吐着社会最底层民众的苦情、离情和恋情：
老羊皮袄顶铺盖，光景迫下咱走口外。
十冬腊月数九天，光脊脊背碳实可怜。
一钵钵沙蒿它随风风走，受苦的人儿遍地地游。
西北风顶住个上水船，破衣烂衫我跑河滩。
茄子开花结了个紫洋缎，嫩豆芽配了个死老汉。
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
“你看，它的歌词与中国文学史上其他诗歌相比，确实不一样。我觉得很神奇。再比如有些酒曲，有客套话，但有些酒曲，就是一篇文学成品。你看酒曲中的《拆字贯成句令》：
品字三个口，
水酉字成酒，
字成酒，口口口，
劝君更进一杯酒。
晶字三个日，
十且字成直，
字成直，日日日，
自古圣贤孤且直。
彝字三个牛，
秋心字成愁， 字成愁，牛牛牛，
醉时欢乐醒时愁。
“这已经不像生活的娱乐，对仗押韵，富有情趣，已是文学成品。还有榆林小曲，始终流传在榆林城里，一出榆林，就没有人会唱，而且现在年轻人中会的也不多。
“陕北民歌中最精彩的东西，正像你所说的，有一种原始的‘野、真、辣、朴、酸’在里面。作家高建群在《陕北论》中对此作了很深刻的分析。他认为：儒家思想对陕北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个地方始终保持着它淳朴的民俗、民风和独特文化。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这位父辈一样的音乐学家告诫我：“我在以往长期采风中，偏重了对音乐本体的收集，而对相关的人文背景，当时缺乏认识，这如同采集了大量的鲜花，忽视了护花的春泥。其后果是我丧失了时间，原本当时可以留存下更多的资料，却无可挽回地流逝了。这造成了遗憾，许多杰出的民间艺人，在我向他们学习请教时，恰值技艺精湛之年，而等我再次到田野寻访这些故友时，却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已永远离我们而去……”
我感觉出了他的话语中有一丝遗憾。这个遗憾，让我感觉到了什么。
这位治学严谨的音乐学家，在他著书立说的二十多年间，每一篇文章都精雕细刻。书中所用例证，大多系自采，史料翔实，行文字斟句酌，立论朴实严谨，毫无哗众取宠之心，为后人留下了研究民歌的宝贵著述。感动我的事还在发生。当老人得知我有写陕北民歌的报告文学意念后，他从自己藏书中取下厚厚一摞有价值的书，拄着拐杖上了邮局，用特快专递给远在上海的我寄来。当我看到那苍劲、工整的笔迹时，内心充满着感激。
没多久，他又打电话告诉我：“你的文章，我都在网上拜读了，我很喜欢！”这让我受宠若惊，前辈和长者称拜读，我有些诚惶诚恐，然而细一想，这分明是对后生的一种期待以及最高形式的勉励，是一代老音乐学家对陕北民歌研究的另一种嘱托……
我终于明白了音乐前辈刘均平“遗憾”的深刻含义。
几十年来，许多音乐家、音乐学家常年跋涉在陕北大地上，进行了大量挖掘、整理、收集、采录民间音乐以及考证音乐文史等工作。有关陕北民歌的研究，涉及各个方面，且卷轶浩繁，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和可供借鉴的财富。如果说有遗憾，正如他所说：“采集了大量的鲜花，忽视了护花的春泥。”可这并不是音乐家的责任，因为音乐家和作家的作用不同，音乐家注重音乐的本身，作家则注重于文学思维的创作。
难能可贵的是，老音乐家却把这看成己任，他率先表以“遗憾”，在坦诚地说出了他留有“遗憾”的同时又为后人指明了一条研究之路。
诞生于陕北这块土地上的民歌，除了用音乐理论诠释之乡h它涉及到历史、人文、自然环境等诸多因素。民歌研究专家乔建中曾感慨：在陕北民歌研究方面，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音乐与文学结合得比较好的权威书著。
正是由于刘均平老人的点拨，我最初开始萌生了写作报告文学的意念，之后几年中又在脑海中不断发酵。而乔建中先生的话又深深地刺激了我，于是才下定决心，着手写作。
坦率地说，我无意冲着“权威”而去。我的创作动机只是：以民歌为主线，采集一个个典型鲜活人物人生磨难的经历及成败得失；用文学的手段来讲述民歌中的故事、故事中的民歌。我无意再去重复前辈们已经研究出的诸多音乐及音乐学方面的成果。它将完全不同于音乐专著，而是试图从陕北高原的历史人文、地理环境、固有文化传统以及产生在那方黄土地上的民间音乐中，去寻找感人至深的、有着非常人性的东西，以及蕴藏在民歌背后的那些唯美。
这也就是我写这部报告文学的动机和原因……
这部长篇报告文学以陕北民歌为主线，采集一个个典型鲜活人物人生磨难的经历及成败得失，用文学的手段，讲述了民歌中的故事，故事中的民歌。作者试图从陕北高原的历史人文、地理环境、固有文化传统以及产生在那方黄土地上的民间音乐中，寻找感人至深的东西。
在这方黄土地上，每一首歌就是一个故事，每个故事就是一首歌。令人肃然起敬的是，这些流淌着真挚情感的金子般的民歌，并不是出于名家之手，而是从放羊汉、脚夫、船工、走西口的农民之日传出。一首信天游，也许只有几句歌词，但却以庄户人几代的苦难情感作为成本的。
《天朗地黄歌苍凉》讲述了一个个关于陕北民歌的故事，让我们感受那朴实的老百姓语言，以民歌的形式，唱开在陕北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