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唐人的后代。唐代的诗史，似乎还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息息相关。唐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本小书，从唐诗说唐史，以唐诗为引子，讲述唐史知识，是为青少年读者提供的一本通俗读物。唐诗中往往可见唐史，所以唐诗不失为激发青少年读者对唐史产生更大兴趣的引子。

唐诗的繁花硕果，是从唐史——唐代社会生活——这棵参天大树上生长出来的。我们观赏繁花硕果，可以进而观赏生长繁花硕果的参天大树。同样，我们欣赏唐诗，也可以进而了解产生唐诗的唐史。

这本小书，从唐诗说唐史，以唐诗为引子，讲述唐史知识，是为青少年读者提供的一本通俗读物，相信这本小书能够引起读者——青少年读者——对唐诗和唐史的进一步兴趣。

前言

可怜贞观太平后，天且不留封德彝——贞观之治

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河汾之学与贞观之治的关系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唐朝的开拓西域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唐朝的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安史之乱及其平定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唐朝的衰亡

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唐朝的中书、门下制度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唐朝的均田制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唐朝的科举制度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唐代士子的漫游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唐代士人的从军与出塞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唐代士人的求仕与隐逸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从服饰看唐代官员的等级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唐代的流刑和官员的流放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唐代的教育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唐诗中的节令风俗

引用书目

晚唐小杜这首诗说的是，知了活不过秋天，怎能指望它见到下雪天呢？俗士眼光短浅，怎能指望他理解贤哲之士的高瞻远瞩呢？只可惜，当贞观之治呈现的时候，老天没让封德彝活到这一天——让他亲眼看见天下太平。

在写贞观之治的唐诗中，杜牧这首诗真好。好在哪里？如果把贞观之治比作一棵大树，它也经历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杜牧的诗，好就好在写出了贞观之治是如何生根发芽的。

诗的背后，有一个故事。

性善论与贞观之治

武德九年(626)十月，唐太宗与魏徵等举行了一次讨论古代为政得失的会议。太宗说：“当今大乱之后，不能迅速实现教化(指儒家仁政)。”谏议大夫魏徵说：“不然。民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太平，思太平，则容易教化。所以大乱之后容易教化，好比饥饿的人容易吃饭。”太宗说：“好人治国百年，才能消除残暴。大乱之后，难道就可以迅速实现教化吗？”魏徵说：“这是常人治国，不是圣哲治国。若是圣哲治国，上下同心，人民响应，不求迅速，也会迅速，一个月就可以成功，三年成功，还算是晚的了。”太宗听了，深以为然。右仆射封德彝等人群起反对魏徵，说：“三代以后，人渐浇讹(人心逐渐变坏。浇指薄德，讹指奸诈)，故秦任法律(秦朝专用法家高压统治)，汉杂霸王道(汉朝混用霸王道，霸道指法家高压统治，王道指儒家仁政)，都是想教化而不能，哪里是能教化而不想？魏徵书生，不识时务，若信他的空话，恐败乱国家！”魏徵说：“五帝三王，不是换了人民而实行教化的。只要实行教化，就能实现太平。历史记载表明，黄帝、颛顼、商汤、周武王、周成王，也都是在平定乱世之后就实行教化、实现太平的。若言人渐浇讹，不返纯朴，至今应该全都变为鬼魅，怎么还可能实行教化呢？”(见《贞观政要·政体》)封德彝等说不过魏徵，但全都认为不可实行教化。

在决定唐朝政治方向的这场辩论中，两种主张针锋相对。魏徵主张实行儒家仁政，其依据是儒家的人性善论；封德彝等主张实行法家的高压统治，其依据则是法家的人性恶论。太宗最后的决策是采取魏徵的主张，实行仁政，并且“力行不倦”。到了贞观四年(630)，海内康宁，农业丰收，全国范围内全年死刑案件只有二十九件，“几至刑措”(几乎没有判刑的事了)，“米斗三钱”(一斗米价格三钱，贞观元年一斗米价格是一匹绢)(《新唐书·魏徵传》)，东到海滨，南到岭南，行旅不用再带粮食，沿途都有供应了。再加上这时唐朝击破夙敌东突厥，解除了北方的严重边患，唐朝声威远播，四夷君长来贺，尊太宗为“天可汗”。面对这天下太平的大好局面，太宗无限感慨地对侍臣说：“贞观之初，众臣都说人主应该实行威权统治，唯有魏徵劝我行仁义，几年之间，就有了今天的局面，这全是由于魏徵的功劳啊！”又对魏徵说：“玉石不经良工琢磨，和石头没有区别，若经良工琢磨成美玉，便是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以仁义规范我，以道德开导我，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匠。唯惜不得使封德彝见之！”(《贞观政要·政体》、《新唐书·魏徵传》)回顾唐太宗即位后那场决定唐朝政治方向的辩论决策会议，即使不用浓墨重彩来书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的篇章了。

杜牧诗句“可怜贞观太平后，天且不留封德彝”，出典就是贞观四年三月太宗讲的话：“惜不令使封德彝见之”(《新唐书·魏徵传》)。为什么说是可惜呢？因为早在贞观元年六月，封德彝就去世了。

白居易诗歌称赞贞观之治说：“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又说：“以心感人人心归。”(《新乐府·七德舞》)点出了贞观之治的本质——实行人道政治(历史条件下的人道政治)，所以能感动民心，获得百姓拥戴。  那么，贞观之治是如何行仁义的呢？首先，是实行仁政，包括推行均田，奖励垦荒，兴修水利，轻徭薄赋，不夺农时，奖励婚嫁，繁育人口，乃至释放宫女三千，从突厥赎回被掠的中原人口近二百万等。同时，实行法治，对贪污腐败者、侵害人民者，一律“必无赦免”，“置以重法”，这样一来，官员则普遍廉洁奉公，王公贵族、民间豪强则“无敢侵欺细民”。没有这些实行仁政、实行法治的措施，哪有“米斗三钱”、“几至刑措”的局面？所有这些措施的背后，都是一个理念：以民为本。举两个小例子。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近代君臣理国多劣于前古，何也？”王珪说：“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贞观政要·政体》)贞观二年，太宗说，“国以人为本(唐代文献避太宗李世民讳，民字改写为人字)，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贞观政要·务农》)可见贞观君臣对于爱民、不扰民这些自古以来儒家的也是道家的政治理想，确实是念念不忘。P3-5

我们是唐人的后代。

很多年前，陇海铁路西行的快车上，白底黑字的站牌一一掠过我眼前：洛阳—新安—潼关，心里不禁涌起一个声音：我正走在杜甫写“三吏”、“三别”的路上！

唐代的诗史，似乎还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息息相关。

今年七月上旬的一天，人民网强国论坛同时出现过两个引用杜诗的帖子，其中一个写道：“通读杜诗，发现诗圣一生都在为社会的公平正义呐喊……”

这本小书，从唐诗说唐史，以唐诗为引子，讲述唐史知识，是为青少年读者提供的一本通俗读物。唐诗中往往可见唐史，所以唐诗不失为激发青少年读者对唐史产生更大兴趣的引子。

唐诗的繁花硕果，是从唐史——唐代社会生活——这棵参天大树上生长出来的。我们观赏繁花硕果，可以进而观赏生长繁花硕果的参天大树。同样，我们欣赏唐诗，也可以进而了解产生唐诗的唐史。

不少唐诗有对唐史的深刻反映。举三个例子。

第一例，唐诗对贞观之治的深刻反映。杜牧《过魏文贞公宅》诗云：“蟪蛄宁与雪霜期，贤哲难教俗士知。可怜贞观太平后，天且不留封德彝。”这首诗说的是武德九年(626)十月唐太宗即位不久举行的那场决定唐朝政治方向的辩论决策会议。当时，魏徵依据儒家的人性善论，主张实行儒家仁政；封德彝等则依据法家的人性恶论，主张实行法家高压统治，太宗最后的决策是实行仁政，并且“力行不倦”。到了贞观四年(630)，海内安宁，农业丰收，全年全国范围内死刑案件只有二十九件，“几至刑措”。抚今追昔，太宗情不自禁地说：“唯惜不得使封德彝见之。”杜牧诗说“蟪蛄宁与雪霜期，贤哲难教俗士知”，蟪蛄过不了冬，所以不知春秋，喻指眼光短浅、主张性恶论和法家高压统治的封德彝，贤哲指主张性善论和仁政的魏徵。早在贞观元年六月，封德彝就去世了，所以杜牧诗说“可怜贞观太平后，天且不留封德彝”。杜牧的这首小诗，精辟地写出了贞观之治的根源。读者诸君知道，贞观之治，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典范。

第二例，唐诗对中书、门下制度和谏官制度的深刻反映。杜甫《北征》题下自注曰：“归至凤翔，墨制放往鄢州作。”诗中云：“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至德二载(757)，唐肃宗出自抢夺皇位的阴暗心理，罢免曾为玄宗旧臣的积极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宰相房琯、张镐，诏命三司会审敢于进谏的左拾遗杜甫，最后用一纸墨制放逐杜甫回廓州省家。杜甫《北征》诗中的这两句是说，实行墨制是破坏了中书、门下制度，诏命三司会审敢于进谏的左拾遗是违背了谏官制度。唐朝的制书敕书，必须经过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查同意，始能成立，否则制敕不能成立。唐代用于公务的墨制，则是皇帝的公务命令直接下达施行，而不经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查的程序，故无两省之署名与朱印。因无朱印粲然，故名墨制。一句话，墨制就是一张不合法的白条子。唐朝的监察制度，包括专门负责监察皇帝、谏诤皇帝的谏官系统，和专门负责监察百官、弹劾百官的御史台系统。杜甫任职的左拾遗，就属于专门负责监察皇帝、谏诤皇帝的谏官系统。杜甫的《北征》诗，直接涉及唐朝的中书、门下制度和谏官制度。读者诸君一眼就可以明白，最高决策起草权、审查权分立的中书、门下制度，和专门负责监察皇帝的谏官制度，是唐朝也是中国古代史上最有意思、最有价值的两大政治制度。

第三例，唐诗对唐与胡化割据的河北之间军事防线的反映。中唐诗人马戴《寄贾岛》诗云：“海上不同来，关中俱久住。”这是说自己与贾岛先后都是从河北取道渤海、东海海路归唐住在关中，而非取道河东(今山西)或河南(今河南)陆路。本来，从河北到关中不必绕道渤海、东海海路，而应直接取道河北与河东或河南之间的陆路，为什么贾岛、马戴都要绕道渤海、东海海路呢？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指出，“唐代中国疆土之内，自安史乱后”，“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故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安史乱后，河北藩镇实行胡化割据，实为当时中国的国中之国，这是陈寅恪所揭示出的中国史上长期被忽视的一大史实。中唐马戴、贾岛都是河北人，却要绕道渤海、东海海路归唐，由此可见，在当时，胡化割据的河北与唐河东、河南之间的陆路并不能随便通过，是被军事防线或军事分界线所切断的。我们再读李翱《韩公(愈)行状》。长庆二年(822)，“镇州乱，……诏公往宣抚，既行，众皆危之，元稹奏曰：‘韩愈可惜。’穆宗亦悔，有诏令至境观事势，无必于入。”(《李文公集》卷11)可见，胡化割据的河北与唐河东之间，实有一条军事防线或军事分界线(“境”)。我们再读《资治通鉴》卷238唐宪宗元和四年(809)记载当时人的对话：“师不跨河二十五年矣。”胡三省注：“自德宗讨田悦不克，王师不复跨河。”《资治通鉴》卷244唐文宗大和七年八月条：“杜牧愤河朔三镇之桀骜，而朝廷议者专事姑息，乃作书名曰《罪言》，大略以为：国家自天宝盗起河北，百余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鹘吐蕃，无敢窥者。”《通鉴》引用杜牧《罪言》，是有卓识。但是杜牧关键的原文，《通鉴》未能引出。杜牧《罪言》说：“天宝末，燕盗徐起，……郭、李辈常以兵五十万，不能过邺。自尔一百余城，天下力尽，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鹘吐蕃，义无有敢窥者。国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街蹊。”(《樊川集》卷2)可见，胡化割据的河北与唐河南之间，确实有一条军事防线或军事分界线(“师不跨河”、“畦河修障戍”)，故马戴与贾岛归唐，便只能从河北取道渤海、东海海道，而不能取道河东或河南陆路了。马戴《寄贾岛》诗反映了中唐政治史上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

唐诗对唐史的反映是广大的、丰富多彩的。以脍炙人口的唐诗名句为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包含着唐朝的军事制度；“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可能和唐朝的均田制不无关系；“九天闾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反映了唐朝的中外关系；“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反映了安史之乱的现实；“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关系着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的史实；“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背后是唐朝的科举制度；“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背景是唐代士子的漫游风气；“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背景是唐朝经营西北与士人的出塞从军；“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反映了唐代官员的服饰和等级；“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写照了唐代的风俗和时事。诸如此类，举不胜举。唐诗对唐史的反映，可以激发我们对唐史的兴趣，或许也可以补充我们对唐史的知识。当然，也可以深化我们对唐诗的认识。

这本小书的读者，想来都是唐诗和唐史的爱好者。希望这本小书能够引起读者——青少年读者——对唐诗和唐史的进一步兴趣。

这本书稿由我和鲍远航君分工合作，其中贞观之治、河汾之学与贞观之治的关系、唐朝的中书门下制度、唐代士子的漫游风气四章，是我写的，其余各章是由鲍远航君写的。

这本书起因于中华书局的约稿，在此谨向中华书局表示衷心的感谢。

真诚地欢迎读者对书中存在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指正。

邓小军

200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