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思想博大精深,是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在塑造着我们的民族性格。梁启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国学大师，也是一位思想巨匠，他的贡献主要集中在思想领域，在中国近代史上，他的言论思想影响之大，几乎无人可以与之相比。

《梁启超讲国学》选取梁启超著作中有关儒、释、道思想来阐释大师眼中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同时，选取了梁启超开列国学入门书目的文章，引领读者逐一解决初涉国学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除了传统经典和思想外，国学还应包括诗词歌赋、音乐绘画等中同传统艺术，只有全面广解中国的传统艺术，才能谈得上对国学的全面而深入的理解。

在市场经济大潮面前，人们难免产生浮躁的想法，真正能够坐下来认真读书的时间不多，但请你务必坐下来读读《梁启超讲国学》这本经过了时代的考验的著作。她是抚慰人们心灵的一剂良药，是永远值得我们珍惜的一笔精神财富。

国学又可称国故，指中国学。狭义的是指以儒学为主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与学术，包括古代诸子百家。广义主要是根据胡适“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说法而拓展外延和内涵，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构成了恢弘的经、史、子、集四部。因此，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优秀文化和学术成就，包括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音乐、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简而言之，国学，就是中国学，就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明。

第一辑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自序一

《论语》《孟子》

(附论《大学》《中庸》《孝经》及其他)

《史记》

《荀子》

《韩非子》

《左传》《国语》

《诗经》

《楚辞》

《礼记》《大戴礼记》

附《尔雅》

附一 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

附二 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第二辑 清代学术概论

蒋序

自序

第二自序

清代学术概论

第三辑 治国学杂话

治国学杂话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文史学家的性格及其预备

一 史学家之性格及其预备

二 文学家的性格及其预备

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

屈原研究

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

情圣杜甫

《左氏春秋》与《国语》

然则《左氏》原书当何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五帝本纪》云：“余观《春秋》、《国语》。”似司马迁所见而据为资料者，只有一部《国语》。而《史记》各篇引今本《左传》文甚多，引今本《国语》文甚少，因此惹起一问题：司马迁所见《国语》是否即为今本《国语》，《史记》所引《左传》诸文，是否包含在迁所见《国语》之中；质言之，则《左传》、《国语》是一、是二之问题也。

韦昭《国语解叙》云：“左丘明……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诛。……以为《国语》。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此东汉人之说，盖起白《左传》盛行之后，号曰“外传”，对《左氏》之为内传言也。然今本《国语》则大怪。论其年代，固以春秋为中坚，与《春秋》一书时代略相函。然其中述隐元年至哀十四年二百四十年间事反极少，将极主要之部分概从阙略。再反观今本《左传》亦大怪。既云释《春秋》，自当以隐元年至哀十四年为起讫之大限，乃发端记“惠公元妃孟子……”事已在隐前，犹可曰为隐公摄位直接张本，不得不追述也；至如桓二年“晋穆侯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太子……”一篇，所记事还在《春秋》前数十年，经中亦绝无关于此事之文。释经而缕缕道此，果何为者？全书最末一篇，记悼四年智伯之灭。又远在获麟后数十年，与孔子的《春秋》有何关系？释经而缕缕道此，又何为者？是故今本《国语》与今本《左传》，若析而为二，则两书皆可谓自乱其例，不足以列于著作之林；若合而为一，则西周末、东周初三百余年间一良史也。其书则本名《国语》，或亦称《左氏春秋》。《左氏春秋》者，犹《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纯为一独立之著述，与孔子之《春秋》，绝无主从的关系也。其由《左氏春秋》而变成《春秋左氏传》，则自刘歆之引传解经始也。以上所推测若不谬，则所得结论为下列数项。

一，《国语》即《左氏春秋》，并非二书。

二，其书分国为纪，并非编年。

三，刘歆将鲁、惠、隐间迄哀、悼间之一部分抽出，改为编年体，取以与孔子所作《春秋》年限相比附，谓之《春秋左氏传》；其余无可比附者剔出，仍其旧名及旧体例，谓之《国语》。

四，凡今本《左传》释经之文，皆非原书所有，皆刘歆“引传释经”之结果。内中有“君子曰”云云者亦同。

五，其余全书中经刘歆窜人者当不少。

关于考证《左传》真伪之参考书：刘逢禄《左传春秋考证》；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关于《左传》之部；崔适《史记探原》关于《左传》之部。

《左传》、《国语》之著作者年代及其史的价值

考证至此，则此书之著作者及其年代，将皆成问题。依《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及《汉书·艺文志》，则著者姓左名丘明，《志》谓为孔子弟子，《表》谓为鲁之君子。然《太史公自序》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则其人名丘，非名丘明也。且既为孔子弟子，则《仲尼弟子列传》何故遗之？因此则《十二诸侯年表》有无经后人窜乱，且成问题。(崔适直指为窜乱一一说详《史记探原》卷四页二。)谓为“孑L子弟子左丘明”者，作伪者因《论语》有“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之语，因影射之谓“好恶与圣人同”耳。其书既“不传《春秋》”，则所谓“与孔子观史记”云云皆属虚构，而其人殆不名丘明。但此属小节，且勿论，究竟左氏其人者何时人耶？《左传》、《国语》皆述晋灭智伯事，《国语》述越灭吴事，事皆在孔子卒后二十余年，则其成书最早亦后于孔子作《春秋》约三十年矣。尤足怪者，“腊”为秦节，“庶长”为秦爵，而此两名乃见于《左传》。且“庶长”者，商鞅所设之武功爵也，而作者道之，得毋其成书乃在商鞅相秦后耶？记陈敬仲事曰：“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记季札适鲁听乐曰：“郑其先亡乎？”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左氏》好语神怪，种种“浮夸”之词(用韩愈评语)本数见不鲜。然当敬仲初亡命于齐时，而决言其八世之后必篡齐；当郑七卿辑睦时，而决言其必先亡；当晋范、中行全盛时，而决言其必萃于韩、赵、魏。预言吻合至此，宁复情理？以常识判之，则谓其书成于田氏伐齐，三家分晋，韩灭郑以后，殆不为过。故先辈或以《左传》为战国初期作品，上距孔子卒百年前后。吾颇信之。

以上所指摘者，皆非关后人窜乱，实原书固有之瑕类也。浮夸如此，然则其所记述，尚有史的价值否耶？换言之，则吾辈应认此书为信史否耶？平心而论，历史间杂神话，良为古代任何民族之所不能免。《左传》在许多中外古史中，比较的已算简洁。所记之事，经作者剪裁润色，带几分文学的(寓言的)色彩者，固所在而有，然大部分盖本诸当时史官之实录。试将前半部与后半部比较，其文体不同之处，尚可以看出。知其所据原料，多属各时代旧文。故时代精神，能于字里行间到处表现也。要之，《国语》、《左传》，实二千年前最可宝贵之史料，不容以小疵掩其大醇也。

读《左传》法之一

我国现存史籍，若以近世史的观念读之，固无一能尽如人意。但吾侪试思，西历纪元前四五百年之史部著作，全世界能有几何？《左传》一书，无论其原本为分国纪载或编年纪载，要之不失为一种有系统、有别裁的作品，在全人类历史学界为一先进者。故吾侪以世界的眼光观察，已认此书为有精读的必要。若专就本国文献论，则我族文化实至春秋时代始渐成熟，其位置恰如个人之甫达成年，后此历史上各方面文物之演进，其渊源皆溯诸春秋。故吾以为欲断代的研究国史，当以春秋时代为出发点。若侈谈三代以前，则易为神话所乱，失史家严正态度。若仅注重秦、汉以后，则中国国民性之根核，社会组织变迁之脉络等，将皆无从理解。故吾常谓治国史者，以清代史为最要；次则春秋、战国。战国苦无良史(《战国策》文学臭味太浓，非严格的史)，而春秋时代幸有一《左传》，吾侪宜如何珍惜而宝习也！

《左传》一书，内容极丰富、极复杂，作史料读之，可谓最有价值而且有趣味。在文献学上任何方面，皆可以于本书中得若干资料以为研究基础。盖此书性质虽属政治史，然对于社会情状，常能为撮影的记述。试以《资治通鉴》比之，当感《通鉴》纯为政治的，而《左传》实兼为社会的也。所以能如此者，固由左氏史识特高，抑亦历史本身使然。其一，春秋时代，各地方皆在较狭的区域内分化发展，政治上乃至文化上并无超越的中心点，故其史体与后来之专以京师政局作主脑者有异。其二，彼时代之社会组织纯为阶级的，一切文化皆贵族阶级之产物。贵族阶级虽非多数的，然究竟已为复数的。故其史体与后来之专为皇帝一人作起居注者有异。《左传》所叙述之对象，——史的实质如此，此其所以在古史中能有其特殊之价值也。

古今治《左传》者多矣。以研究方法论，吾以为莫良于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彼书盖先定出若干门类为自己研究范围，然后将全部书拆散，撷取各部分资料以供自己驾驭。记曰：“属辞比事，《春秋》之教。”顾书真能善属而善比者。吾以为凡读史皆当用此法，不独《左传》也。但吾对于此书稍觉不满者有三端。第一，嫌其体裁专限于表。用表法诚极善，顾书各表，惨谈经营，令人心折者诚极多，但仍有许多资料非用表的形式所能整理者。顾氏以“表”名其书，自不容不以能表者为限。吾侪赓续研治，则须广其意以尽其用也。第二，嫌其所表偏于政治。《左传》本属政治史，多表政治，固所当然。然政治以外之事项，可表者正自不少，是宜有以补之。第三，嫌其多表释经语。“《左氏》不传《春秋》”为吾侪所确信，今对于刘歆引传释经之语，研究其义例，非惟枉费精力，抑亦使《春秋》之旨愈荒也。此三端，吾以为对于顾著宜修正或增益者。但其方法则吾无间然，愿学者循其矩而神而明之也。

P52-55

我对于学问，件件都有兴味。因为方面太多，结果没有一方面做得成功。著述更不必说，始终没有专心致志好好的著成一部书。近几年来我名下的出版物，都不过一个学期中在一个学校的讲义。而且每学期所讲总是两门以上的功课，所编总是两种以上的讲义。我生平有种坏癖气，曾经讲过的功课，下次便不愿再讲，每次所讲总是新编的。匆匆忙忙，现蒸热卖，哪里能有满意之作！所以每次讲完之后，便将讲义搁起，预备从新校改一番才付印。但每到休讲期间，又贪着读别的书去了。假期满后，又忙着著别的讲义。因此旧稿总没有时候整理，只好把它放在箧底再说。两三年此类的讲稿有好几种哩！这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便是其中之一种。

这部讲义是两年前在清华学校讲的。清华当局指定十来部有永久价值的古书，令学生们每学期选读一部或两部，想令他们得些国学常识，而且养成自动的读书能力。这种办法，我原是很赞成的。当局因请我把这十几部书的大概和学生们讲讲。我答应了。每隔一星期来讲一次。一学期间，讲了从《论语》到《礼记》这几部。本来下学期还打算续讲，不幸亡妻抱病，跟着出了丧事，我什么功课都做不下去，因此向学校辞职，足足休讲了一年。现在虽再来学校，也没有续讲的机会。

说“要籍”吗，中国最少也有一百几十种。像这部讲义讲的不伦不类几部书，算什么东西呢？何况是现蒸热卖的粗制品，当起稿时已经没有多翻参考书的余裕，脱稿后连复看的工夫也没有。这样作品，如何可以见人？所以许久不愿付印，为此。

清华同学们不答应，说各处纷纷函索传抄，不胜其扰。说现在《清华周刊》要编辑丛书，决定把它充当第一种，已经付印了，而且要求我作一篇序文。我无法拒绝，也只好随顺。

我想，一个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中国人，对于本国极重要的几部书籍，内中关于学术思想者若干种，关于历史者若干种，关于文学者若干种，最少总应该读过一遍。但是，生当今日而读古书，头一件，苦于引不起兴味来；第二件，苦于没有许多时间向浩如烟海的书丛中埋头钻研；第三件，就令耐烦费时曰勉强读去，也苦难得其要领。因此，学生们并不是不愿意读中国书，结果还是不读拉倒。想救济这种缺点，像“要籍解题”或“要籍读法”一类书，不能不谓为适应于时代迫切的要求。我这几篇虽然没有做得好，但总算在这条路上想替青年们添一点趣味，省一点气力。我希望国内通学君子多做这类的作品，尤其希望能将我所做的加以是正。例如钱先生新近在《清华周刊》发表的《论语解题及其读法》之类。同时我也要鞭策自己在较近期内对于别的要籍，能再做些与此同类的工作。

这部书里头所讲有许多是前人讲过的，并非全属自己创见。为什么不一一注明呢？因为(一)编讲义时间匆忙，没有查原书。(二)为学生们方便起见，若噜噜苏苏的引那一说驳那一说，倒反令人头痛，不如直捷了当，我认为可采之说就采入，省些闲文。总而言之，这部书不是著述，不过讲堂上临时演说。凡有与著述体例不符之外，希望读者原谅。

“先入为主”，原是做学问最大毛病。但人人都知道这是毛病，却人人都不容易破除。即如我这部书，讲《论语》推重戴望，讲《史记》推重崔适，也可以说是我个人的僻见。其实教一般青年不该如此。此外各篇犯这类毛病还不少。我所以不甚愿意立刻付印就是为此。既已付印，我不能不声明一下。

临了，我还想和青年们说几句话。——诸君对于中国旧书，不可因“无用”或“难读”这两个观念，便废止不读。有用、无用的标准本来很难确定。何以见得横文书都有用，线装书都无用？依我看，著述有带时代性的，有不带时代性的。不带时代性的书，无论何时都有用。旧书里头属于此类者确不少。至于难读、易读的问题呢，不错，未经整理之书确是难读，读起来没有兴味或不得要领，像是枉费我们的时光。但是，从别方面看，读这类书，要自己用刻苦王夫，披荆斩棘，寻出一条路来。因此可以磨练自己的读书能力，比专吃现成饭的得益较多。所以我希望好学的青年们最好找一两部自己认为难读的书，偏要拼命一读，而且应用最新的方法去读它。读通之后，所得益处，在本书以内的不算，在本书以外的还多着哩。

(民国)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梁启超清华北院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