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924年宣统皇帝溥仪被赶出了紫禁城，其间的30年对满清皇室而言如白驹过隙。就在冯玉祥的革命军逼宫之前，溥仪还在过着“不知东方之既白”的日子。但这30年于中国，却是苦难的30年，也是大变革的30年。尽管在很长时间里，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都排斥变革，认为完美无缺的自己并不需要做什么变化。甲午战争彻底击碎了中国人的上国梦，让中国人痛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逊色于外国的并不仅仅是长枪和大炮。

　　从1894到1924，在复辟与反复辟中，英雄与国贼并起，先驱者和保守者迭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浸染着悲剧色彩，可将他们的悲剧穿在一起当作一整幕戏，又会发现，这幕戏却并不是悲剧。历史可以很残酷，历史又前向而行，个人的悲剧后面是时代进步的希望，溥仪离开紫禁城时，并没有谁喊着“扶清”口号前来相助。那时，并非所有中国人都能理解孙中山等革命者的苦心，可这些人毕竟开了中国现代化之先，让后来的人可以顺着这“现代化”的命题，将历史演绎下去。就是在他们一次次失败的起义、革命、运动中，皇权政治风光不在。从1894到1924，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的大变革时代。

导言：30年的帝国挽歌

第一章 1894：甲午年的耻辱

 一 不合时宜的寿宴

 二 旅顺失守与北京城的锣鼓喧天

 三 以和为贵，以和为贵

 四 发誓“终生不履日地”

第二章 慈禧拒绝再战逸仙起而革命

 一 丢了工作的“裱糊匠”

 二 无权皇帝的无奈

 三 非革命不足以中兴

 四 小试牛刀，失败了

 五 逃亡在伦敦的秋天

第三章 老太后恋权恋位维新百日短命

 一 皇上在狂生那里看到希望

 二 男人终究没斗过女人

 三 无奈，展不开的宏图大志

 四 偏偏来的是袁世凯

 五 载湉无湉日，君子无善终

第四章 保皇党回国勤王义和团扶清灭洋

 一 话不投机半句多

 二 光绪在瀛台的日子

 三 南自立北义和，救皇上行天道

 四 义和团不知道中国回不去了

第五章 1900：老慈禧扮村姑西逃

 一 以一敌八的疯狂决定

 二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三 落进天津城的毒气弹

 四 慈禧跑了，北京被屠了

第六章 慈禧吃糠咽菜大臣舍身殉国

 一 不是逃跑，是“巡幸”

 二 张之洞撒网擒唐

 三 李鸿章的病体，晚清的国柱

 四 覆国之下，安有完臣

第七章 奇耻大辱：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一 大臣们收到“死亡通知书”

 二 又要赔钱了

 三 七零八落的江山

 四 张之洞的变法

第八章 国贫如洗奢华依旧

 一 回鸾：慈禧之幸，小民之哀

 二 李鸿章在条约上吐了口血

 三 人非物是，奢华依旧

第九章 1908：前仆后继黄泉路

 一 还算满意的七十大寿

 二 立宪也许是个好办法

 三 袁世凯也喜欢立宪

 四 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

第十章 1911：喋血黄花岗

 一 一再失败，一再冒险

 二 摄政王遇刺事件

 三 “红龙计划”和“革命公司”

 四 最艰巨的工作——筹钱

 五 愁看春云湿黄花

第十一章 武昌：辛亥年的枪声

 一 收路，大清的自杀之举

 二 大乱者，救中国之药也

 三 总督是个泥菩萨

 四 “黎菩萨”说：“坚决去干”

第十二章 革命之时：袁世凯的东山再起

 一 枭雄的本事

 二 袁世凯的重新崛起

 三 革命乎，报君乎，变局中的两难选择

第十三章 平庸的英雄和英雄的英雄

 一 平庸者和失败者的联手

 二 袁世凯与革命军的微妙关系

 三 汉阳，弄权的砝码

第十四章 袁世凯整军再战大总统宣誓就职

 一 中国没有华盛顿

 二 隆裕哭了

 三 半路冲出个孙中山

 四 大总统宣誓就职

第十五章 1924：最后的皇权

 一 又败在了缺钱上

 二 袁氏逼宫

 三 强人宿命

 四 “辫帅”不帅

 五 从此后，中国再无皇帝

附：1894—1924年中国大事索引

1894年是中国农历甲午年，本不是一个特别的年份，但历史决定了那一年的特殊。那一年的农历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60岁的生日。慈禧太后，那时的大清国举足轻重的顶级人物，她的身份地位决定了1894年是大清帝国的“老佛爷大寿年”。

从这一年的夏天开始，北京城就弥漫起过节的气氛。

那时候，中国人要大操大办的节日不多，皇帝、皇太后的寿辰就是国家的重大节日。中国人祝寿极其重视整寿，慈禧的六十大寿定要大办特办风风光光。从紫禁城东华门到位于北京西郊的颐和园，都搭建起各式各样的漂亮棚子，看得人眼花缭乱。十年前慈禧过五十大寿时，刚好赶上中法战争，寿典进行得并不那么痛快，再往前推十年，慈禧的四十大寿倒是过得不错，只是生日过完没多久，她唯一的儿子“同治皇帝”就因一场怪病身亡了。虽然慈禧也知道，时下局势不好，朝廷需要银两应对日益紧迫的国内外局势，但她却不想为国家大局放弃这好不容易盼到的整寿生日。

当时的朝廷，事事要看慈禧的脸色，慈禧的脸一拉下来，所有的文武大臣们包括光绪皇帝都胆战心惊。大家一早就摸清了慈禧的心思，谁都不好在办生日宴上惹慈禧发脾气。慈禧曾说过：“今日令我不欢者，吾亦令彼终生不欢。”

仗要打，慈禧的生日更要办。

为了给慈禧办好生日，早在1892年冬天，紫禁城就行动起来了。光绪皇帝发布上谕，对慈禧的六十大寿下了明确指示：“甲午年，欣逢花甲昌期，寿宇宏开，朕当率天下臣民胪欢祝嘏……”之后，户部、礼部、工部、内务府，都把筹办慈禧大寿当成头等大事。1893年紫禁城又特意成立了专门的庆典处。慈禧爱看戏，人们就在慈禧太后喜欢的颐和园搭建了偌大的戏台。颐和园在1888年春天进行大修缮时，从水师经费中就抽调了三千万两白银。

慈禧一心要将六十大寿办得空前隆重，对她而言，钱不是问题。据《皇太后六旬庆典》记载，清廷特别要江西景德镇官窑承办慈禧六十大寿的瓷质餐具，各种规格的碗碟勺盘加在一起，足有近3万件。景德镇接到这一命令时正值初夏阴雨时节，并不适合烧炼瓷器。因为烧好的瓷器需要晾晒烘干。可皇命在上，窑工们也不得埋怨，他们日夜不停地赶制瓷器，烧出来的瓷具十有八九是残品次品，上不了台面。待他们完成上面规定的数额，已经统计不清扔掉了多少残次产品了。

就在大清上上下下为慈禧六十大寿张罗时，大清的藩国朝鲜发生了大事。1894年5月31日，朝鲜农民发动起义占领了朝鲜全州。朝鲜国王李熙没力气抵挡起义大军，心急如焚，只好向清廷发出呼救，找人联系清驻朝鲜官员袁世凯，希望清朝可以增派兵马支援自己。

藩属国有难，宗主国理应出手相救。李熙和袁世凯私交不错，袁世凯曾率军帮助李熙平定数次兵变，李熙还将朝鲜贵妇嫁给袁世凯作妾。接到李熙的呼救，袁世凯没有怠慢，马上禀告清廷，直接将朝鲜乱事奏给大臣李鸿章。李鸿章可是当时清廷的大人物，身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两大要职。

保护朝鲜王朝关系着清朝的脸面，以及清朝在其诸藩属国中的威信。李鸿章并没有在援助李熙上有什么犹豫，1894年6月4日，他要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领1500名淮军奔赴朝鲜，镇压起义。

宗主国帮藩属国解决麻烦天经地义，但事情却远比想象中的复杂。19世纪90年代，一个崛起中的亚洲国家——日本，盯上了朝鲜。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走上了强盛之路，1871年明治政府出访欧洲，这趟欧洲之行让日本国明白了什么是“强权就是公理”。  为试探清政府，日本曾在1874年攻打台湾，清政府为了息事宁人，在战争本对中国有利的情况下，给日本送去了五十万两白银的“补偿费”。日本由此察觉到清政府的软弱颓败。1887年日本天皇就制定了《征讨清国策》，为侵略中国制造计划。这次，日本也觉得它可以在中国出兵朝鲜一事上好好地大造文章，就在袁世凯向李鸿章禀告朝鲜乱事并请求出兵时，时任日本内阁首相的伊藤博文和日本枢密院议长山县有朋正讨论着坐主朝鲜的办法。

“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伊藤博文仍记得明治天皇在即位时写下的一句话。山县有朋对伊藤博文的心思再清楚不过，三县有朋一直以为一个国家只有能保全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才称得上国家。二者都认为，朝鲜内乱是天助日本，他们要来个浑水摸鱼。由于日本议会不同意对朝鲜实施强硬政策，山县有朋建议伊藤博文解散议会。

袁世凯等人并非对日本的心思一无所知，在发兵朝鲜前，就已经和日本方面打好了招呼，日本驻朝鲜使馆还一口承诺，日本不会给入朝清兵添什么麻烦，说日本理解清朝的举措。而清将叶志超在领兵人朝时，也及时地通知了日本。

中国人万万没想到日本会出尔反尔。李鸿章要叶志超救朝时，伊藤博文也联系到日本外相，和其商量好出兵朝鲜的办法。时任日本外相的是陆奥宗光，他立刻察觉到清军入朝是日本控制朝鲜的大好机会。他欣喜若狂地对伊藤博文说：“日本脱亚人欧的时机来了。”

中国饱受列强欺凌之苦时，日本也没少遭西方列强的欺负，日本一直想改变被人蹂躏的命运。对此，很多日本政治家以为，日本必须“脱”亚洲之“弱”，“入”欧洲之“强”，具体操作起来，就是加入西方强国的队伍，和它们一起侵扰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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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924年宣统皇帝溥仪被赶出了紫禁城，其间的30年对满清皇室而言如白驹过隙。就在冯玉祥的革命军逼宫之前，溥仪还在过着“不知东方之既白”的日子。但这30年于中国，却是苦难的30年，也是大变革的30年。尽管在很长时间里，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都排斥变革，认为完美无缺的自己并不需要做什么变化。甲午战争彻底击碎了中国人的上国梦，让中国人痛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逊色于外国的并不仅仅是长枪和大炮。　　紫禁城内外都响起了“求变革”的声音。那些“西体不如中体”的自我安慰已经经不起现实的考证。几千年来，中国一直奉行着君主专制的皇权政治，甚至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中国这样强大的皇权。从公元前221年开始，皇帝就是中国的最高权威。但是起初，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积弱就起于那个只手遮天的皇权。背负着封建色彩的知识分子们也顺其自然地将强国振邦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　　于是，1898年康有为等知识分子上书光绪，要求立宪制，设议院，废科举，译新书，还要求兴工商，建军队，育新人。让康有为等失望的是，羸弱的光绪终究不是日本的明治天皇，中国的封建体制也比日本的强大和顽固得太多。戊戌变法在戊戌政变中匆匆收场，维新志士逃的逃，死的死，光绪本人也被幽禁在了瀛台。　　那个被世人称作慈禧的老太太在事实上坐主着中国江山，成为皇权的真正持有者。1900年，一个新世纪的开始，义和团以风卷残云之势横扫中国南北。他们高喊扶清灭洋，以为只要将那些和“洋”字沾边的东西从中国的土地上铲除殆尽，中国就能重回到往昔的安宁之中。可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仍以悲剧收场，他们誓死要“扶”的清政府，已油尽灯枯。那个以强硬著称的慈禧在洋人们的威逼下，一面出逃紫禁城，一面下令剿杀义和团，直到《辛丑条约》签订后，才战战兢兢地重回京城。　　慈禧违心地说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她感觉到民心的离散，皇权的不稳，她试图用主动改良，来挽救大清江山，她颁布了变法上谕，派大臣巡游各国考察宪政。她也发现，英国之强不在于维多利亚女王有多聪明，而在于它有个才人云集的议会。可是，这作为自救的新政，于巩固大清衰微的皇权而言，已经太晚了。已经有中国人醒悟到，皇是皇，国是国。皇权无以挽救中国，皇权是中国的病根。　　革命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然。　　1908年光绪、慈禧先后驾崩，年幼的溥仪登上皇位。强主去世幼主新立，清王朝的统治阶层已分崩离析，这正是革命的大好时机。“反帝必先反清”的理念宣扬起来，茁壮成长。长沙发生了暴力抢米事件，莱阳出现了抗捐起义……革命浪潮滚滚袭来，武昌起义爆发了，绵延2000多年的皇权政治在转瞬间灰飞烟灭。　　1912年2月，宣统逊位。中国人丢开了皇帝立起了总统。三权分立、契约政府、民主选举、议会共和……一系列新鲜的政治名词纷纷登场。大清帝国变成了中华民国，革命者孙中山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但是，那些取自西方的共和思想、政治制度，真的能在中国扎下根么？立新并不比革旧容易，新成立的政府使尽浑身解数为中国更换新貌。它废除主奴身份，取消原清朝法律中所有关于“贱民”的条令，却除不尽中国人忠君效主的情愫。它剪了国人的辫子，却剪不断国人的传统情结。它鼓励工商，振兴农业，可在列强横行，战乱频发的动荡时局下，中国的国力仍疲弱不堪。临时政府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也让民主思想在中国得到更广泛地传播。但这些还不足以让中国真正地脱胎换骨，涅槃重生。大清的皇帝妃子们还好端端地住在紫禁城里，他们似乎并不相信“大清王朝已成历史”，每天还会有臣子去给溥仪请安。　　而革命家孙中山还未来得及奠定好共和的基础，就被野心家袁世凯顶替了职务。　　袁世凯一点点地侵吞着革命果实，试图将民国政府改造成绕着他袁世凯起舞的小朝廷。孙中山联络革命党掀起了讨袁之战，结果讨袁不成，反倒为袁世凯所讨。在镇压完那些不驯服的声音后，袁世凯开始大摇大摆地复辟帝制，在1915年12月宣布建立中华帝国，定元洪宪。他搬到了紫禁城里，和逊帝溥仪开始了“同一屋檐下”的生活。　　但是，袁世凯并未察觉，中国已经回不到往日的皇权岁月里去了。在他称帝后，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都宣布独立，并组织人马一股脑地向他冲来。练兵起家的袁世凯，被这排山倒海的反帝制队伍吓坏了，在1916年3月22日，被迫取消帝制。他被赶下了执政台，并为千夫所指，他在落寞中一病不起，终是一命呜呼。　　袁世凯的失败并不能震慑住那些揣着皇帝梦的野心家。黎元洪在袁世凯下台后当起总统，和总理段祺瑞展开恶斗，不想惹来了一心复辟帝制的张勋。张勋拖着辫子，率数千人马开进北京。他匍匐在溥仪脚下，发誓帮溥仪夺回江山。紫禁城在这时也似乎现出几番兴隆的迹象，还是个孩子的溥仪把恢复大清当成己任，在帝王教育的熏陶和一帮老臣地教导下，他坚信“帝制并非不可为，百姓要的却是旧主”。不过，张勋明显辜负了溥仪的希望，他的“辫子军”在反复辟力量的打击下，迅速崩溃。张勋本人也跑到外国使馆逃命去了。　　绵延2000多年的皇权政治并不会在一朝一夕间消失，辛亥革命后有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洪宪帝制”后又出现了“辫子军”。只是，它们一个比一个不成气候。历史的变迁轨迹逐渐分明起来。　　张勋复辟失败后，紫禁城依然没有放弃恢复皇权的努力。它不断在那些曾声称要效忠大清的民国要人身上找寻希望，从康有为到徐世昌，从徐世昌到吴佩孚，但这些人或无力，或无心，都没能给它实质性的帮助。大清的王公贵族们组织起了宗社党，也想用起义的方式重建皇权，到头来，依然一无所获。　　民国政府内的权力斗争让人们暂时忽略了紫禁城的“小动作”。可好运并不会一直伴随着紫禁城。一个叫冯玉祥的军阀发现了溥仪的“雄心壮志”，他先是带兵冲进北京，赶走了靠贿选当上大总统的曹锟，然后又着手修订清室优待条件，命令手下鹿钟麟“请”溥仪出宫。在鹿钟麟“炮轰紫禁城”的威胁下，溥仪极不情愿地离开了自己生活了10多年的家--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权力象征--紫禁城。　　从此后，紫禁城里没有了皇帝，中国也再无皇帝。　　从1894到1924，在复辟与反复辟中，英雄与国贼并起，先驱者和保守者迭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浸染着悲剧色彩，可将他们的悲剧穿在一起当作一整幕戏，又会发现，这幕戏却并不是悲剧。历史可以很残酷，历史又前向而行，个人的悲剧后面是时代进步的希望，溥仪离开紫禁城时，并没有谁喊着“扶清”口号前来相助。那时，并非所有中国人都能理解孙中山等革命者的苦心，可这些人毕竟开了中国现代化之先，让后来的人可以顺着这“现代化”的命题，将历史演绎下去。就是在他们一次次失败的起义、革命、运动中，皇权政治风光不在。从1894到1924，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的大变革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