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写的不仅是这些领导人的个人素质，而且这些领导人还应是左右战后世界格局的人物。他们有的来自苏联、中国、日本、西欧等重要权力中心，有的来自摆脱了殖民统治的第三世界，有的来自形势极为紧张的中东热点地区。

究竟这些领导人有什么独特之处呢？我虽然从未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我敢打赌说，本书详细描述的22位领导人没有一个做过民意调查。本书中大多数的领导人之所以出类拔萃，是因为他们有能力改变国民心态，他们善于处理不得民心的问题，并赢得人民的支持。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结识了二次大战后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重要领导人，他对这些影响世界历史的人物进行了栩栩如生的描述。

在本书中，我们认识了中国传奇式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到台湾后的蒋介石，认识了美国的对手——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还认识了新日本的共同缔造者——美国五星级上将麦克阿瑟和日本战后第一任首相吉田茂，我们了解了注重公开形象的戴高乐又是一位极为重视家庭生活的人，我们探知到德国前辈总理阿登纳务实却又有些理想主义的哲学，而我们读到丘吉尔轶事时，又感到兴味盎然。尼克松还向我们介绍了南欧、非洲、亚洲、澳大利亚以及中东等国家卓越而富有个性的领导人。

此外，他对领袖应有的素质及人民对领袖的要求，以及他们所以能成功，他们又为什么会失败，都做了透彻的解析。

本书所表达是一位曾经执掌过政权，深切体会过掌权甘苦的人的见识。他知道领导者所拥有的令人敬畏的潜力，他们可以制造灾难，他们也可以推动历史的前进。

第一章　他们与众不同——改变世界的领袖们

第二章　温斯顿?丘吉尔——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物

第三章　夏尔?戴高乐——一个领导者的秘诀

第四章　麦克阿瑟和吉田茂——东西方历史性的相会

第五章　康拉德?阿登纳——西方的铁幕

第六章　尼基塔?赫鲁晓夫——残暴的权欲

第七章　周恩来——来自达官门第的革命家

第八章　一个新世界——变动时代中的新领导人

第九章　政治舞台的竞技场上——领袖之道

作者按语

附录

第一章 他们与众不同——改变世界的领袖们

在伟大领袖们的脚步声中，我们可以听到历史的滚滚雷声。有史以来——从古希腊人，经过莎士比亚，直到现代，很少有什么主题能像伟大的领袖人物那样经久不衰地吸引着戏剧家和历史学家。是什么使这些领袖人物与众不同？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那种特别的、难以形容的激越感情又是什么引起的呢？

这些领袖们扮演的角色之所以引起人们如此之大的兴趣，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戏剧性，更是因为它的重要性，它的影响。当一出戏闭幕时，观众鱼贯退出剧场，回家去继续他们正常的生活；而当一位领袖的生涯结束、降下帷幕时，观众自己的生活也就起了变化，同时历史的进程也可能会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

我在过去三十五年中有着非同寻常的机会，使我能在一个不平凡的历史时期，对世界领袖们作第一手的调查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段历史时期内的世界主要领导人中，除斯大林以外我都认识。我访问了八十多个国家，不仅与这些国家的领袖打过交道，而且看到了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行动的。我观察到有的领袖成功了，有的失败了，并且有机会根据我自己的经历去分析他们成功或失败的原因。由于我对公共生活的高峰和深谷均有所了解，我懂得，除非你尝到过深谷的滋味，否则你就不可能真正领略险峰的情趣。如果你只是站在局外旁观，那么你也不可能真正懂得一个领导人的动力来自何处。

在我担任公职的那几年中，人们最经常问及的问题之一是，“在你所认识的领袖中谁最伟大？”要用一句话来回答是不可能的。每一个领袖都从属于一个特定的时间、地点、环境，领袖和国家是不能互换的。就是像温斯顿·丘吉尔那样的伟人，要他那么成功地扮演康拉德·阿登纳在战后德国所扮演的角色也是难以想象的。反过来说，阿登纳也不可能像匠吉尔那样在英国最危急的关头力挽狂澜。

一个领导人跻身于伟大领袖之列的可靠公式有三个要素：伟大的人物，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事件。丘吉尔曾评论过19世纪英国的一位首相罗斯伯里勋爵，他说，罗斯伯里的不幸在于生活在“伟大人物未遇重大事件”的时代。我们通常给予战时领袖的地位比和平时期领袖的地位要高。这部分是由于战争所固有的戏剧性；部分是由于历史书中对于战争总是大书特书。但是，这也是因为，只有当一位领袖的能力受到最大限度的挑战时，我们才能充分地衡量其伟大的程度。在我颁发荣誉勋章的时候，经常想到那些勋章获得者中间一定有不少人是以极大的勇气奋起对付十分复杂的局面的，他们原来肯定是相当平凡的人。没有那样的复杂局面，他们的勇气就显示不出来。战争的复杂局面所揭示的领袖们的品质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和平时期对领袖们的考验可能同样严峻，但经受这些考验相形之下既不那么富有戏剧性，也不那么显而易见。

一个渺小的人物在一次巨大的危机中领导一个伟大的国家显然谈不上伟大。一个伟大的人物在一个渺小的国家里可以展示伟大领袖的一切品质，但却永远得不到承认。也有另一些人物，他们虽是大国的大人物，但却生活在巨人的阴影之中：例如周恩来，他总是小心翼翼地让舞台上的聚光灯照射在毛的身上。

有一点必须弄清楚：那些被公认为“伟大”的领袖们并不一定都是好人。俄国的彼得大帝是个残忍的恶霸。尤利乌斯，恺撒、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之所以被人们铭记在心，并非因为他们是政治家，而是因为他们是征服者。当我们谈及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时，只是偶尔谈到那些曾经将管理国家的本领提高到较高道德水平的领袖。我们更多的是谈论这样～些领袖，他们能在如此宏大的规模上有效地行使权力，以致能大大改变他们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尽管丘吉尔和斯大林表现的方式不同，但他们都是伟大的领袖。不过，如果没有丘吉尔，西欧也许会遭到奴役；如果没有斯大林，东欧也许已获得自由。

在写领导人的过程中，我本打算把我了解的一些非政府的各界杰出领袖包括进去。我注意过大公司和工会领导人如何像所有政治家那样顽强奋斗而一步步上升到最高位置，进而以堪与外交部长的外交才能相媲美的能力去行使职权。学术界的阴谋诡计与一次党代表大会的阴谋诡计一样完全是拜占庭式的。我认识新闻界的领袖们，例如亨利·R.卢斯，他们对世界的影响要比许多国家的领袖大得多。但是，本书是专门写我最了解的那一类领导人的，在我看来他们是至关重要的。本书是写那些领导国家的人物的，他们不仅拥有这种地位所带来的权力，而且还负有责任。

这里所写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理想和事业，这些对于他们个人都是极其重要的。有些人赢得了流芳百世的美名。另一些人可能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外很少被人们所记忆。关于领导的本质，以及关于这几十年来遍及世界的矛盾冲突，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重要的话要对我们说。

我本来打算在本书内还要写一些我认识的领导人，但结果没有写——其中有杰出的拉丁美洲的领袖，如墨西哥的阿道夫·鲁伊斯·科蒂内斯，阿根廷的阿图罗·弗朗迪齐，哥伦比亚的阿尔贝托·耶拉斯·卡马戈，以及那个富于幻想的，主张内地对外开放的巴西总统儒塞利诺·库比契克。或者还有加拿大的莱斯特·皮尔逊和约翰·迪芬贝克，他们两人在性格和政治方向上差别甚大，但都关心加拿大的命运，都对世界有清楚的认识。还有巴基斯坦的总督吴拉姆·穆罕默德和总统穆罕默德·阿尤布·汗，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还有西班牙的佛朗西斯科·佛朗哥，他在私下里的为人与给予公众的印象竞有着这样大的差别。教皇庇护十二世和保罗六世各以自己的方式，不仅在精神舞台，而且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扮演了极有意义的角色。战后国际大家庭中走在前列的领袖们有比利时的保尔·亨利·斯巴克，意大利的曼利奥·布罗西奥，法国的罗贝尔·舒曼和让·莫内。本来可以写入本书的领袖人物还很多，但是仅仅举出这几位就足以看出，最近几十年世界上涌现出如此众多、才能各异的领袖人才。

我之所以选择下列各章所描写的领袖人物，有的是因为他们具有别人所没有的声望，或对历史的进程具有极大影响，有的是因为他们生来就具有令人瞩目的素质，有的代表了这一动乱的历史时期内席卷世界的力量。除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以外，我没有涉及美国的领袖。麦克阿瑟为重建现代日本所起的作用是他最具深远意义的贡献。

多数历史书籍写的都是历史事件，只是偶尔写到在历史上起了作用的人物。这本书写的是领袖人物，以及他们如何影响事态的发展，是写他们如何使事态改观，如何与众不同，写他们赖以产生影响的特点以及为何产生影响。

杰出的领导才能是一种特有的艺术形式，既需要超群的力量，又需要非凡的想象力。长久以来，美国国内有一种普遍的看法，即这个国家真正需要的是找一个最高级的企业家来管理政府，找一个业经事实证明能够卓有成效地管理大型企业的人。这种看法没有看到本质。企业管理是一回事，领导国家则是另一回事。正如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企业管理学院的沃伦·G.本尼斯所说：“管理人员的目标是把事情办妥，领袖人物的目标则是去做应该做的事。”

尽管领导需要有技巧，但领导远远不是有技巧就行。就某种意义来说，管理企业好比写散文，领导国家好比写诗。在很大程度上，领袖办事必然是靠符号、形象，以及成为历史动力的能启发觉悟的思想。人们可以被道理说服，但要用感情来感化，他必须既能说服他们，又能感动他们。经理考虑的是今天和明天。领袖必须考虑后天。经理代表一个过程，领袖代表历史的方向。因此，一个没有管理对象的经理就不成其为经理，但是，一个领袖即使失去了权力，也还能对其追随者发号施令。

伟大的领袖需要有伟大的想象力，它能激励领袖，又能使领袖去激励全民族。人民会爱戴也会憎恨伟大的领袖，但他们很少会对他无动于衷。

一个领袖仅仅知道该做什么还不够，他必须还能够去做该做的事。想当领袖的人如果没有作出正确决断的判断力和洞察力，他就会因为缺乏想象力而失败。只知道该做什么但又做不到的领袖会因无能而失败。伟大的领袖既需要想象力，又需要有能力去完成该做的事。他雇用管理人员去帮助他，但只有他自己才能确定方向，提供原动力。

一个领袖所关心的伟大事业可能是创造新事物，也可能是维护旧传统——而且每一争端的对立双方常常都有其利益互相冲突的坚强领导人。一个从事渺小事业的坚强领导人可能压倒一个从事重大事业的软弱的领导人，或者说坏的事业也可能压倒好的事业。世界上没有一套永世不变的可以据以预测历史，或据以衡量历史的简单规则。在回顾历史时，这些事业也同领袖们自己一样会显得与开始时不同。有时判断是依据谁赢得了胜利来作出的。历史学家总是偏向胜利者而不是失败者，而且在对待事业方面也和对待领袖人物差不多。

我所了解的真正强有力的领导人都是十分聪明、训练有素、工作刻苦的人，他们特别自信，为理想所驱使，推动别人前进。他们放眼向地平线以外展望，其中有些人比另一些人看得更清楚。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年代的变化比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类似年代的峦化都大都快。当超级大国之间互相对抗时，我们看到了巨人之间的争斗；当古老的帝国被几十个新兴国家取代时；我们看到了一次次天翻地覆的大动荡；当武器的发展甚至已超过科学幻想小说的思想时，我们看到了灾难日益深重的时代。伟大的事变造就伟大的领袖。动乱的年代既造就最优秀的人物，也产生最低劣的人物。赫鲁晓夫是个强有力的领袖，但却是一股危险的力量。毛移山倒海，也改变着成百刀人的命运。

今后的年代要求有最高水平的领袖。有人说，那些不研究历史的历史，并从中得到教益。我们又能进而向他们学习，这就使今后的世界有更好地向前发展的可能。P1-4

我写的第三本书《真正的战争》，分析了地缘政治中的具体因素，如军事和经济力量，同时也涉及了人的精神因素。人的精神因素是无形的，但却远比军事和经济力量强大。罗伯特，汤姆逊勋爵曾说，国家实力等于资源的利用加人力和意志，而一个民族的意志主要来自于领导人的榜样。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因此整个国家缺乏意志和目标。当时，领导的缺失使美国陷入犹豫不决、缺乏自信的困境，我研究这一状况时，也自然而然地研究了领导才能的问题，从而产生了《领袖们》这本书。

在我所有的著作中，我最喜欢的是《领袖们》。我写作的样板是丘吉尔的著作《当代伟人》，我第一次读《当代伟人》是在1979年。这本书收集了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政治上不得志时写的一些文章，有些文章是当时丘吉尔为赚钱而写。而我在1978年写了回忆录，非常成功，与丘吉尔相比，我的经济状况要好得多，但我的政治处境却比他差得多。我和他不同，我根本没有东山再起的念头。我发现写作是保持头脑活跃和敏锐的最好办法，因为只有写作和作决策一样，需要思想高度集中。

在我准备创作本书时，我再次邀请我任总统时领导白宫写作班子的雷伊·普赖斯帮忙。在我写作《真正的战争》一书时，他在文字上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雷伊找了一群聪明能干的大学生，收集各种专著、提供参考书目及其他有助于研究的工具书。当时我仍在对《真正的战争》做最后的润色。后来我和夫人搬回纽约居住，我全身心地投入本书的写作。我感到最困难的是书中应入选哪些领导人，因为在长达33年的时间里，我访问过80多个国家，会见了许多领导人。

我定了两个标准：一是我必须认识他们，这条标准淘汰不了太多的人，因为除了斯大林，战后所有主要的领导人我都见过；二是纳入本书的领导人必须是出类拔萃的，他们建设了自己的国家，或拯救了自己的国家，或以其独特的方式使世界前进。我十分赞赏汤因比的进退论，所以毫不犹豫地把政治生涯中大起大落的领导人纳入了本书，其中有丘吉尔、戴高乐、阿登纳和意大利的加斯贝利，他们每个人都在国家处于严重危机时，东山再起，领导自己国家的人民走出深渊。

我最初的列选名单中包括了一些非常伟大的美国人，如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鲍勃·塔夫特、里查德·拉塞尔。但最终入围的只有一个美国人——麦克阿瑟，原因是他最大的贡献是和吉田茂一起，创建了现代日本。我任总统期间，参议员马克·哈特菲尔德是我的好朋友之一，他也是我的忠实读者，有一次他问我，为什么我最终决定不写其他美国人。我的理由很简单，篇幅不够。但在我写作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我所要写的不仅是这些领导人的个人素质，而且这些领导人还应是左右战后世界格局的人物。他们有的来自苏联、中国、日本、西欧等重要权力中心，有的来自摆脱了殖民统治的第三世界，有的来自形势极为紧张的中东热点地区。我希望我的这本书，能吸引美国年轻人阅读，美国的学生们虽然对影响本国前途的力量有一种直觉的了解，但是民意调查显示，他们对世界其他地方有影响的力量和人物知之甚少，所以我决定把美国领导人留作下一本书的写作对象。

究竟这些领导人有什么独特之处呢？我虽然从未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我敢打赌说，本书详细描述的22位领导人没有一个做过民意调查。今天，人们常常以领导人是否能“揣摸国民心态”或具有“避难就易”的本能来评价他们。而本书中大多数的领导人之所以出类拔萃，是因为他们有能力改变国民心态，他们善于处理不得民心的问题，并赢得人民的支持。我们都具有民主的信念，习惯于认为领导人应该追随人民的想法。但是，即使在一个民主国家，一个伟大的领导人是应该在面临严重危机或挑战时，提出全国一致的目标。

假设我是在1990年写这本书，那么谁有资格入选呢？当然，马格丽特·撒切尔应在考虑之列，因为英国在工党执政了一代人的时间内，在世界上变得无足轻重，经济停滞，是撒切尔振兴了英国。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也可以入围，因为他认识到长期的共产主义影响使苏联沦为二流国家。除了新加坡的李光耀之外，我在本书中只写了已故的领导人。因为李光耀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执政兴国的领导人之一，把他作为唯一的例外，是为了突出他。

最后，我想增加的唯一的领导人是已故的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我们曾在纽约多次会见，1985年我访问伊斯兰堡和白沙瓦时也见到了他。在阿富汗战争关键时刻，齐亚不怕苏联的恐吓，不顾国内曰益扩大的动荡，为阿富汗抵抗运动及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300万阿富汗难民提供了庇护所。正是由于他执行了果敢的政策，苏联才从阿富汗撤军。齐亚在当代是一位与众不同的领导人。

1990年3月1日

于新泽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