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中国人受苦受难的世纪，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在这样一个人人朝不保夕的漫长乱世中，竟有一位百二高龄的老人将他一生的经历，用生动的语言，娓娓道来，思路之清晰，判断之明确，丝毫不显衰老之象，这真是人间一大奇迹。何况这不是普通的老人，而是世界知名的汉字改革家周有光先生！

周有光，1906年生，经历中国百年之变迁，是真正从“传统”成功过渡到“现代”的知识人。

本书上篇为周有光的百岁口述，从常州青果巷开始，忆及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光华大学，结爱张允和，留学东洋，避战四川，游历欧美，后归国，任教复旦大学，又奉调北京，参与起草《汉语拼音方案》，遭下放宁夏，至逐步恢复工作，担任《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三编委之一，直到如今著述不息。下篇则试图从张允和生前留下的字里行间，找到一些对她的夫君百岁追忆的脚注。此外近百幅影像，再现了当年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之“合肥四姊妹”，这一个个家庭的生活和情感，折射中国社会的缩影。

序

上篇　百岁口述

　一　常州青果巷

　二　育志小学

　三　常州中学

　四　五四运动

　五　圣约翰大学

　六　光华大学

　七　拉丁化运动

　八　妻子张允和

　九　“流水式”的恋爱

　一○　“举杯齐眉”

　一一　四姐妹

　一二　连襟沈从文

　一三　留学日本

　一四　抗日战争

　一五　从上海到四川

　一六　“左倾”幼稚病

　一七　美国生活

　一八　和爱因斯坦聊天

　一九　环游世界

　二○　美国归来

　二一　上海的变化

　二二　文字改革委员会

　二三　新陋室铭

　二四　昆曲研习社

　二五　宁夏五七干校

　二六　“专家专家，专门在家”

　二七　重游欧美

　二八　家庭文化

　二九　“周百科”

　三○　晚年所思

　三一　长寿之道

下篇　追忆的脚注

　一　九如巷张家

　二　温柔的防浪石堤

　三　三姑六婆中的媒婆

　四　女人不是花

　五　真正的肝脑涂地

　六　绕地球一周

　七　从“老虎”到主妇

　八　谁是小丑

　九　故国如今有此音

　一○　人得多情人不老

附录

　周有光先生事略

　张允和女士事略

　常州周家世系录

　合肥张家世系录

一　常州青果巷

我的曾祖父号润之公，祖父号逢吉公，都是号，名字我都不知道。父亲名保贻，号企言。母亲徐雯。我最大的姐姐是三姐，因为大姐、二姐小时候就去世了。我的妈妈生三姐、四姐、五姐、我、九妹，共五个孩子。我父亲一个姨太太生的老七去世，又生一个八妹，这样，我的妹妹就是九妹了。我排行第六。

我的曾祖父很有名，《常州府志》有记载。太平天国把我们家打光了，就穷下来了。我的曾祖父在太平天国之前就办工业，那时是手工工业。常州纺纱织布到今天还是有名。常州虽然穷，但有一个特点，没有失业的人。农民家里都有在城里做工的人，不单是种田。

家里有一个老姨太太，可能是我曾祖父的姨太太，她养一只大猫，有八九只小猫，每天晚上睡觉，要把它们的脚洗干净。猫的规矩大得很，大猫管理小猫，开饭吃东西，小猫想吃桌子上的东西，就把大猫放在桌子上，小猫一上来，大猫把小猫一打就打下去了。

我家在常州住的巷子叫青果巷。青果巷有意思，瞿秋白、赵元任、我都住在青果巷，我们三个人都搞文字改革。瞿秋白家很穷，租人家的房子住。赵元任家的房子叫八桂堂。我们家的房子叫礼和堂。我们家的房子是明朝造的，了不起，很旧了也不能拆掉，旁边就造一座新的房子，连在一起，房子有好几进。我们住在新房子里，旧房子租给人家。我们家在运河边上，前门在路上，后门在水边。我们住在河的北面，我要过了河去上学，河没有桥，只有由船连起来的渡桥，人在船上走过去。大船来的时候，摆渡船就分开，叫开渡，大船过去之后再合起来，人又可以走来走去。

我大概三岁开始，常常跟祖母在一起。我的祖母住在河旁边的房子，大玻璃窗，有月亮的时候特别好。祖母教我念唐诗。祖母娘家是一个大家，在女孩子时受很高的教育，那时候没有新式学校，她在妇女中是了不起的，打官司她拿起笔来能写状子，很有学问。我记得一件奇怪的事情，祖母要吃补的东西，吃奶，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方便，是牵着一头牛到家里来挤奶。此外，妇女挤人奶给老太太吃，她的身体特别好。

我的父亲当教员，当时常州只有两个中学，一个男中，一个女中，父亲就在女中里教书。后来父亲办一个国学馆，收学生，教古文。我跟父亲很少在一起，不过我的印象中，父亲的脾气还是很好的，他并不固执，那时候提倡白话文，他教古文，可是不反对白话文。我们跟着母亲到了苏州，我的父亲跟姨太太还是住常州，家庭穷了，就分裂了。

我的母亲对我影响大。母亲是读老书的，没有进过新学校，她的文笔不行，我的祖母的文笔很好。祖母是高级知识分子，母亲是普通知识分子，她看书没有问题，可是写文章不行。我的母亲性格温和，向来不生气，她常说一句古话：“船到桥头自然直。”不要着急，着急也没有用处。她经过那么多困难，到九十六岁去世，头发黑的，耳朵不聋，眼睛也不花。

抗日战争时，我们到了四川，我的父亲和姨太太避日本人到乡下。抗战没有结束，他就去世了。我听说，他去拔牙，弄得不干净，中毒，大概是这样去世的。他的姨太太也是晚一点在抗战期间去世了。

上小学之前，我们家请了中文、英文、舞蹈老师，教我的姐姐们。我年纪太小，没有条件上她们的课。我就去偷看，家里买了一架风琴，一位女老师教姐姐们唱歌跳舞，一位年轻的男老师教英文，一位老先生教中文。

我没有上私塾。我小时候读书读得不多，家里只有我一个男孩，溺爱我，说：“不要压他读书，早读书身体不好。”当时我妹妹还没有生，我的姐姐大，不跟我玩。我就到我们家的房客那里，他们的女孩子跟我差不多大，我跟他们玩，他们大人不让我玩，说女孩跟男孩不能一起玩。我一个人很孤独，没有玩的伴侣。后来上小学就好了，同学多得很。

每年过年一定要拜祖宗，一代一代有好几个大小的厅，有画像，这种画像画得很仔细，平时收藏起来，过年才拿出来，挂上要叩头。一抗战，我们逃难，东西都没有了。打完仗，我到美国，看见宾馆里就挂着我们中国人祖宗的画像，价钱贵得不得了。

常州亲戚很多，可是小时候叫的伯伯、叔叔，大名一个都不知道，后来我是一路往外跑，从常州到苏州到上海到外国。常州几十年没有去，80年代，常州举行一个纪念瞿秋白的学术研讨会，我去了。常州是出篦子的，《十五贯》里就是拿十五贯的钱到常州买篦子。我想买些篦子回来，结果买不到。我住在一个当时算最好的宾馆，在四层楼，外面下大雨，房子是漏的。

可是常州在中国来讲，是电气化最早的城市。沪宁铁路是最早发展的地方，常州在沪宁铁路的中心，最早办了一个发电厂，发电厂的电输到整个沪宁铁路。常州乡下很早就有电灯了，而且用电来搞小的发电机打水，所以常州没有荒年，农业发展很早。P10-13

能有机会为《周有光百岁口述》写序，这是我最感荣幸也最觉高兴的事。

20世纪是中国人受苦受难的世纪，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在这样一个人人朝不保夕的漫长乱世中，竟有一位百二高龄的老人将他一生的经历，用生动的语言，娓娓道来，思路之清晰，判断之明确，丝毫不显衰老之象，这真是人间一大奇迹。何况这不是普通的老人，而是世界知名的汉字改革家周有光先生！

有光先生的《汉字改革概论》不但有精审的日译本，其中重要的篇章也有德译本和英译本。今天汉字拼音已通行全世界，有光先生从1955年起便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中担任拼音化研究室的主任，1958年完成的“汉语拼音方案”，他是贡献最大最多的主将。所以今天一提到汉字改革和汉语拼音，无论是中国人或外国人，首先便会想到有光先生的大名。几年前，美国名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担任《纽约客》(New Yorker)驻北京记者，他为了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的前因后果，便费了好几天的工夫对有光先生进行专访。有光先生许多精辟的见解现在都已收在何伟新著《甲骨》(Oacle Bones，New York：Harper Colins，2006)中了。有光先生在乱世中做出了辉煌的建设成绩，这件事的本身更是奇迹中的奇迹。对于这样一位百龄老人的口述自传，我们是决不能等闲视之的。

有光先生受到了最完整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教育。他在常州中学一方面获得扎实的中国古典训练，另一方面又直接读英文本的世界史和自然科学；两年圣约翰大学则使他受到西方自由教育的熏陶，“学会了自学，学会了独立思考”。他在圣约翰时期已决定以经济学为专业，以后在光华大学和到日本京都大学深造，都一直没有改变。抗战时期，他进入银行界工作，以实际经验与书本知识相结合，他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认识当然更深入了。更难得的是他战后到美国信托银行就业，仍孜孜不息地利用业余时间在图书馆中自修经济学。他为什么如此钟情于银行、货币、国际贸易等等科目？这并不是因为他贪图银行界的高收入，如果惟此是图，他便不会在1949年冲破一切阻力回归中国了。早在大学时代，他已建立了一个坚固的信念，致力于中国的现代化。他认定中国现代化的出路最后必然要归宿到经济建设，他决心献身于这一崇高的目的。

他在中学时代接受了“五四”的洗礼，完全认同于“民主”和“科学”。但是他追求“现代”而不鄙弃“传统”。对于五四运动中一股反传统、“打倒孔家店”的激进思潮，他却不表同情。此中关键便在于他自始便重视“建设”，而不肯随波逐流地走“破坏”的路向。很显然地，他心目中的“现代化”是怎样使中国的传统逐步转化为“现代”。他从来没有相信过那种粗暴的狂想，认为只有把“传统”摧毁得一丝不剩，然后中国才能开始“现代化”。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他是真正从“传统”成功过渡到“现代”的知识人。

从1949年到1955年，他在上海仍然是一面从事于经济学的教研工作，一面在银行界服务。1955年他应召到北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然后留下来参加新成立的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从此由经济学转业到语言学，他后半生的道路便完全改变了。中途改业，从经济专家变成了语文专家，在一般人来说，简直不可想象，但对有光先生而言却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这得力于他早年所受到的“自由博雅”(liberal arts)的教育。他在圣约翰时已对语言问题发生了深厚的兴趣，修过课，也写过文章。在30年代他更正式参加了拉丁化运动，通过“独立思考”，他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主张方言拉丁化必须互相沟通，在当时发生了相当的影响。语文虽是他的业余爱好，但这个爱好已“沦肌浃髓”，和他的生命融合为一，再也挥之不去了。所以他战后到英国旅行，竟收集了不少关于字母学的著作，这是在中国知识人视野之外的一门学问。关于改业，他在口述中说：  1955年，我来开文字改革会议，开完改行留在北京，那是意料之外。不过既然是来了，我就要改变。我认为语言学方面还是要更新，因为整个中国要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每个方面都要更新，经济方面当然是最主要的，语文方面当然也很重要，但是不如经济这么规模大。

我认为这一段话特别重要，把他一生的主要精神点出来了。从早年到老年，他一直在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建设。经济最根本，所以他选择了经济学为专业；语文是现代化的利器，因此成为他的副业。但是1955年他大概已感到经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了，退而求其次，他终于接受了以副业为专业的安排。这里必须注意的是他的专业虽然改变了，专业背后的原动力则仍然一以贯之，即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正是由于他深信中国现代化“每个方面都要更新”，他退休以后阅读的范围越来越大，写作的领域也越推越广，《周有光文化论稿》和《百岁新稿》便是最有力的见证。总之，现代化建设是他的终极关怀，即汉末李固所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之兴衰，在此一举。”对于此一大事，他真做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地步。

从公共生活转到私人生活，有光先生的转业则是他生命中一大转机。如果他继续在上海从事经济学的教研，又参与银行业务，两年后的“反右”劫运无论如何也是逃不过的。当他在上海的旧友或自杀或受罪的时候，他却能在一个特别受保护的机构中安静地作研究。难怪朋友们都说他“命大”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宁夏两年多，因为周恩来的特别关照，他还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优待，是其他劳改犯所望尘莫及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因此保护了夫人张允和女士。早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允和女士已受到冲击，有光先生非常体贴，知道她经不起一轮接一轮的政治波浪，毅然让她退职家居。这真是一个最明智的决定。正如她所说的：“如果我没有及早下岗，如果‘文革’时我还在工作，那我必死无疑，不是自杀就是被整死。”她最后享高寿至九十有三，不能不归功于有光先生的当机立断。因为中年便退隐了，允和女士才有机会参加了俞平伯先生所组织的昆曲研习社。除了“十年浩劫”期间，她的主要精力都投向昆曲研究上面，过的是“君平忘世，世亦忘君平”的艺术生活。乱世而犹能有此，不能不说是异数了。

我必须说到允和女士和昆曲，序文才能转入我和有光先生与允和女士的一段文字因缘。有光先生的《口述》居然提到我的名字，使我意外的惊喜，李怀宇在《追忆的脚注》中又引了允和女士1978年11月17日的《日记》，写下了她和我在北京机场匆匆一面的情景，更使我感到一股温暖的情谊。现在回想起来，我和二老见面的时间一共不到十分钟，允和女士所记与我交谈的内容完全是实录。至于有光先生，我大概除了一握手之外，连说话的机会也不曾有。这是我生平很遗憾的一件事。

这一段文字因缘的故事必须从张充和女士说起。有光先生说得十分准确：“张家四姐妹的名气很大，不光在中国，在外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四姐妹中我闻名最早、相识最久、相知最深的则是充和。如果我的记忆不误，我和傅汉思晤面还在和充和之前，那是汉思从西岸斯坦福大学移席东岸耶鲁的时候，大约在1962年。汉思研究汉赋和乐府，我当时的研究重心也在汉代，哈佛和耶鲁又相距不远，我们在学术上的交往是相当密切的。我和充和见面虽稍晚，但由于师友渊源的关系，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成为忘年之交。大概是1968年，充和到哈佛演出《思凡》、《游园惊梦》两出。那时大陆上“文革”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所以我在赠诗中有“不须更写还乡句，故国如今无此音”之句，表达了一时的感慨。1977年我从哈佛转至耶鲁任教，和充和与汉思时相过从。1978年有一天，充和忽然笑吟吟地交给我一沓诗稿，说是大陆上有不少人和我的诗，因为每一首诗中都用了“不须”两字，所以她戏称之为《不须曲》。原来充和曾将我的两首诗和其他一些有关昆曲演出的诗作寄给她的二姐允和女士，引起了北京昆曲研习社朋友们的兴趣，不少人都有和作，因为那时昆曲刚刚在大陆上复活了。展卷诵读，真是琳琅满目，而且墨迹出于戏剧名家许姬传先生(即《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的传述者)之手，更使我受宠若惊。在这卷《不须曲》中，允和女士一人便写了两首，怀宇已引在《脚注》中。第一首“不须更写愁肠句，故国如今有此音”，更是对我的直接答复，流露出对昆曲重获新生的无限喜悦。

天下事无巧不成书，去年5月间，我忽然收到新西兰周素子女士的一封信，附有她最近写成的《记当代才女张允和女士》一篇文稿。周女士是昆曲研习社的社员，与允和女士先后有五十多年的交游，对她十分敬爱。周女士也是当时《不须曲》的一位读者，因此和我通信并寄这篇文稿给我。读了《记当代才女》，我才知道1978年春天《牡丹亭》在南京演出，是“文革”后的第一次，允和女士特地赶去观赏，回北京之后，兴奋不已，于是写下了“故国如今有此音”的诗句。这是《不须曲》和什的缘起及其具体的语境和事境。

《不须曲》的唱和发生在太平洋两岸的两个极小的文化社群之间，既不为局外人所知，更谈不上什么社会影响。然而作为一个小小的文化事件，它也未尝没有一点发人深思的启示。时隔十年，地去万里，唱者和者彼此初不相识，却在顷刻之间共跻于“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精神境界。这似乎显示：对于真、善、美的向往与追求确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是永恒的人性，没有任何强大的外力能把它长期镇压下去。

我很珍惜这一段文字因缘，故略道其始末，算是这篇序文的“曲终雅奏”。

余英时敬序于美国普林斯顿

2008年5月16日

余英时：

有光先生在乱世中做出了辉煌的建设成绩，这件事的本身更是奇迹中的奇迹。对于这样一位百龄老人的口述自传，我们是决不能等闲视之的。

叶圣陶：

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张允和：

人得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情更好。

周有光：

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