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丛书主要收录自中日建交的1871年至1920年前后的游记，但其中也有一部1862年“千岁丸”航渡上海上海时的比较全面的见闻资料。

本书由译者根据《吉川幸次郎全集》编选而成，包括三个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我的留学记》，这是吉川先生晚年对其北京留学经历的访谈形式的回忆录。第二部分《中国印象追记》，这是作者归国后陆续写下的对中国的追忆性随笔，包括情感性的怀人篇什和学理性的评论篇什。第三部分《中国文学论》，这主要是从《吉川幸次郎全集》的第一、第二卷中，选出的代表其中国文学总论性质的若干篇论文，以使专业的或非专业的读者，大致了解这位日本中国文学研究大家的中国文学观。

1928年4月到1931年2月，吉川幸次郎在北京度过了将近三年的留学生涯。

在此之前，他曾于1922年春，第一次到中国旅行。他独自·人游览了上海、苏州、杭州、镇江、南京等中国南方城市，18岁少年敏感的心被美丽的江南景物所深深陶醉，不由得深情感叹道：“中国，天生是我的恋人！”

三年的留学生活，更加深了吉川幸次郎深厚的中国情结。这一时期及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吉川不仅在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方式方法上，而且，在生活处世的农着谈吐、行为举止、甚至思想情感上，都热衷与中同趋同。以至于多次被人误认作是中国人。

总序

译者前言

一 我的留学记

留学之前

 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

 在尊重西欧的风潮中

 京都学界与清末古典学者的接触

 与从中国来的留学生的交往

 被中国文学的“日常性”所吸引

 清朝的学问与欧洲近代思想

 一定要自己亲自去力行

 毫不做作的人道主义和纤细的魅力

 中国研究在京都大学的位置

 对现代中国的关心

 了解中国的一切

 初次到中国：江南的辉煌和富裕

留学期间

 种种幸运

 到达北京之前

 延英舍——寄宿的日常生活

 整日埋头于语言学习

 到北京大学当旁听生

 张作霖的北京撤退——北京大学的复兴

 转变期的北京大学

 大学、学派、学者——激烈的对立

 黄侃给予我的感动

 与书店打交道，在北京大学听课

 剧院·饭店·名胜古迹

 到江南——我被当作中国人

 留学收获

 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

二 中国印象追记

雷峰塔

C教授

来薰阁琴书店——琉璃厂杂记

琉璃厂后记

南京怀旧绝句

高邮旧梦

购书怀旧绝句

《雨窗欹枕集》和我

柳絮漫话

随笔三篇

中国的警察

法隆寺的松

中国思想史上的人

中国人与法则

中国人与宗教

中国人的幻想力

两个中国——中国的城市与农村

中国人的日本观和日本人的中国观

三 中国文学论

中国文学史之我见

中国文学中的希望与绝望

中国文学所体现的人生观

中国文学的政治性

史传的文学

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

中国的文学革命

后记

中国人与宗教

中国文化至少是过去的中国文化，存在一个突出的性质，就是对宗教的否定。这在我们日本人看来，是一个往往容易被忽略的性质，这一文化性质，至少是过去的文化性质，是比较突出的，或者说，宗教的欠缺是中国文化具有的重大特征之一。

这里所说的宗教是指：在这个地上的世界之外寻求一种权威而把人类的生活置于其支配之下，这个权威所支配的世界，除了这个地上的世界之外，还有别的世界，那世界必然与人类死后的生活相联结，因而把强烈的关心投向死后世界的思想以及基于这种思想的实践等等。这种思想是被中国过去的主导思想所否定的，从近处说，神的存在是被否定的。正像否定一词所表示的，并不是完全不存在。只是从主导思想来看，是被否定的，所以，它始终没有成为主导思想。而且，这种否定与时俱增，到宋以后的中国历史，即我们所说的中国近世，已经可以大致看到中国过去历史的一般结论，其中一个重要的结论，必定是对于神的否定。

一般来说，在中国有儒教、佛教、道教三种宗教存在，这种说法容易使人认为：在中国也存在像别的地方、别的民族那样的宗教生活的繁荣，然而事实上，情况并不是这样。

首先是儒教。儒教尊重孔子，孔子所指定的古人言行中可作为人类规范的言行，以及孔子本人的言行，都有绝对的权威，由此而展开人类生活。这种思想和实践即儒教，也就是我国所说的“普通儒教”。但这种所谓儒教，按照上述的定义，并不是宗教。尽管孔子及其他圣人有绝对的权威，这一点与宗教相似。但这只是具有宗教性，而不是宗教。

第一点理由是，孔子及其他诸位圣人并不是神，终究是一个人。“圣人”这一概念是指最高的人、人中之人，进而言之，是至好无缺的人，是强调孔子及其他圣人都是这种至好无缺的人，同时还强调：这种至高的人格终究是地上的人类，是与一般的人相联系的存在。“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的这句话，重点在“至”，而“人伦”也不可忽视，这是宋儒经常主张的。本来，汉代今文家的儒学以及受佛教影响的六朝时的儒学，有把圣人置于神的范围的倾向，这是我十分感兴趣之处，希望有机会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但历史的结论是儒学没有向这个方向进展。“圣人人伦之至也”是至好无缺的人，只止于人中之至好无缺。在人类以外，与至好无缺的圣人相并列的、同样至好无缺的存在就是“天”这一概念。但“天”与圣人相比，更加至上至好；圣人与天相比，也不是不完全的，圣人就是天，也是至上至好的。所以“天”这个概念的存在，使得儒教具有成为宗教的可能性，宋儒也留下了“圣希天”之语。但是，很快地，对于“圣人就是天”就有了反省，“圣人与天地合其德”，“天”是圣人背后支撑和使圣人成立的存在，圣人不能反映在“天”中。所以，“天”是被圣人所仿效的，“天”只有通过圣人才能体现。再借用一句宋儒之语，“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须圣人裁成辅相”。可见，儒教中虽蕴含着宗教的可能性，它把圣人作为权威，但更防止这权威超逸出地上，更否定自己成为宗教。

第二点理由是，厌弃或禁止思考人类死后的生活。《论语》中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就是很好的例证。虽然在《诗》《书》的时代，“天”作为人类灵魂死后的居处，有被提及的痕迹。但这种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淡薄，并且在讲究死后生活的佛教传人后，相应地更加强调“神灭论”。到宋儒，对鬼神的存在是持严正的否定的，因此，有关祭祀祖先的伦理性的论说，发展到了极致。有肉体，才有精神的存在，死亡是肉体和精神的共同死灭。说到反抗，刚才所说圣人终究也是人的主张就是对于佛教教义的反抗，不用说，态度还是非常强硬的。

第三点理由是，我在开头所定义的宗教，多少必然带有否定知识或蔑视知识的倾向。为了接近这个世界之外的神秘的存在，必定是十分地认可和推崇这个世界一般的认识方法之外的方法。但儒教不是这样。圣人不是神秘的，不是由灵感可以去接近的。只有认真地阅读圣人的书籍，并且积聚阅读圣人之书的知识准备，只有这种主知的方法才是达到圣人的绝对条件。“我心明正即可到达圣人”(心即理，致良知)，明代王阳明的这种态度是比较地轻视知识，但这也是强调把自己作为圣人的延续而尊重自己，丝毫没有神秘之处。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儒教”一词在中国实际上是用得很少的，用得多的是“儒学”。“学”有获得知识的意思，而“教”则使人联系到不允许知识的推敲，只能是服从。

由以上三个理由，已充分说明了儒教——用中国自己的语言来说，即儒学不是宗教。

在上述儒学的主张被接受和推广的社会中，否定我开头所定义的那种宗教是当然的事。佛教和道教也是这样，尽管佛教在以六朝为中心的中国中世纪呈现出不小的发展，而且在佛教发达的时期，与佛教及民间信仰相结合而产生的道教也呈现相当的发展势头，但不久，佛教、道教都被作为异端邪说而遭排斥，只允许它作为庶民的东西而存在。宋以后，中国佛教衰落的原因正在这里。而且，这种思想也带到了现代中国，民国的新文化对基督教的冷淡态度，正是扎根于这样的民族历史思想之中。我想谈的不止是这些，且把这作为他日起草《中国精神史研究》的备忘录。

昭和二十一年(1946)1月31日

P156-159

吉川幸次郎(1904～1980)是日本中国文学研究家，京都大学教授，一生著述等身，尤以元杂剧研究、杜甫研究等方面的卓越成就著称于国际汉学界。他一生为学，近者追随其师狩野直喜的治学风范，远者景仰清代乾嘉学者的精神性格。在中日战争的年代，他远离弥漫日本全国的军国主义和国粹主义气焰，埋首于学术研究。晚年以“城市儒者”自居，表现了对于中国儒学文化和中国文学“日常性”的终身向往。在这一意义上，他的学生高桥和已总结他的学术研究是“儒家的文化研究法”，其学术热情背后是“人格化的哲学”。他的著作有众多单行本问世，后被编成《吉川幸次郎全集》。

一

1928年4月到1931年2月，吉川在北京度过了将近三年的留学生涯。

在此之前，他曾于1923年春，第一次到中国旅行。他怀着中学毕业刚刚考上京都大学的愉快心情，独自一人游览了上海、苏州、杭州、镇江、南京等中国南方城市，19岁少年敏感的心被美丽的江南景物所深深陶醉，不由得深情感叹道：“中国，天生是我的恋人！”

吉川留学北京，寄宿在东城区演乐胡同唐家专门延纳日本留学生的延英舍，同住的同学有仓石武四郎、水野清一、三上次男等。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京都大学有关中国研究专业的毕业生，原则上都被派往中国留学进修，这成了京都大学中国学的一种传统，日本国内各种奖学金保证着这一传统事业的进行。如佐藤广治、吉川幸次郎、木村英一、小川环树获上野奖学金，小岛{；占马、仓石武四郎获文部省奖学金，还有水野清一等人获东亚考古学会的奖学金，先后来中国留学，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在某一方面卓有成就的中国学研究家。

在北京，吉川和仓石先用约半年的时问每天学习汉语，上午是跟随一位叫奚待园的旗人读解《红楼梦》，下午是练习会话。一年后，吉川到北京大学文学院听课，先后听过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沈兼士、陈衍以及中国大学吴承仕的课，另外，还曾向北京的杨钟羲雪桥、南京的黄侃、吴梅等先生问学。就这样，他广泛接触了相关专业教授们课内课外的学术风采和治学特点，也为他日后与中国学者保持长时间的学术交流和友谊，奠定了基础。

课余，吉川一有时间就去琉璃厂、隆福寺的各家大小书肆，访书买书，不仅访求到不少日本罕见的珍贵汉籍古本珍本，而且与当时的一些书店老板也成了朋友。

三年的留学生活，培养了吉川幸次郎深厚的中国情结。这一时期及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吉川不仅在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方式方法上取鉴于中国，而且，在衣着谈吐、行为举止，甚至思想情感上，都热衷于与中国趋同，以至于多次被人误认作是中国人。在中国留学结束回日本前，吉川在江南购书，由于汉语好、买书多，在较多交谈后，仍被书店老板的父子认作是从北京来的采购书商。回日本后，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他仍然穿着中国人穿的长衫，举手投足犹如中国人，被京大教授桑原隋藏误认为是从中国来的留学生。当吉川知道这样的误会后，心中暗自高兴，为能够形神兼备地接近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得意。还有一件意味深长的事件值得一提：据他的学生回忆，吉川先生上课、演讲时，往往用“贵国”指日本，而用“我国”指中国。应该说，这“中国”是吉川幸次郎长期浸润于中国文学、文化典籍，研究、读解出来的理想国度，他是把这一理想化的中国，视作了自己的文化母国、精神家园，他也是以这样的文化认同来从事学术研究的日本中国学家。

二

本书由译者根据《吉川幸次郎全集》编选而成，包括三个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我的留学记》，这是吉川先生晚年对其北京留学经历的访谈形式的回忆录。

在“留学之前”部分，谈到了中国学研究在当时日本的一般遭遇：“我在三高时，想研究中国学问，就有人反对，甚至有人对我提出忠告说：‘你还是不要做那样的事吧。’……在东京大学做中国研究的人，多少总受到其他学生的斜眼而视，打个比方说，似乎是大学里的被压迫民族。”这是一个普遍蔑视中国的时代。而作者吉川先生有幸就学于与上述气氛完全不同的、在当时日本可谓特殊的京都大学，那里不仅有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等一流的开创性的中国学家；而且，以这些中国学大家为中心，形成了欣欣向荣、群星璀璨、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学研究中心。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吉川幸次郎怀着对中国无比的向往和探究之心，来到了北京和北京大学。他的身份是旁听生。

在“留学期间”部分，为我们呈现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当年北大教学的情况及民国学界的有关掌故。

这是他第一年旁听时的课表。比上课所得更为丰富的，是他在北京、江南耳闻目睹的种种人和事：钱玄同、马裕藻、朱希祖、周作人……，当时北大文学院占绝对优势的浙江籍系派的教授群像；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的不同风范；以及二十年代末北京没落旗人的营生、琉璃厂书店业的繁荣和书店老板的敬业乐业、江南风土人情的醉人……，这些都因了一个充满探究之心的外国留学生细腻而别致的感受(这种感受或许还加进了回忆者事后的理解)，而栩栩如生地再现在我们眼前。

第二部分《中国印象追记》，这是作者归国后陆续写下的对中国的追忆性随笔，包括情感性的怀人篇什和学理性的评论篇什。

留学所得内容丰富而印象深刻，以至于他在回日本之后的若干年，回忆起来，仍然充满深挚的情感。

我对C教授家的事，知道的并不比以上更多，但却对他家充满敬重之情。因为那是一个只有在特定的地域上，经历了好几代文化传承才能造就出来的、对他人充满善意的尊重和信赖的家庭。但是，战争吹散了一切。

琉璃厂是北京的古书店街，来薰阁是我昭和初年北京留学时很相熟的古书店，其主人陈杭，字济川，是我认识的中国人中，最值得怀念的人物之一。

他还称赞黄侃是他在中国听课和接触到的学者中，“最有学问、令人深受感动的真正的学者，了不起的人”；说陈寅恪“看起来十分敏锐，有西田几多郎年轻时的风貌”，………，若干年后仍能出现在作者满含敬爱和怀恋之情的回忆之中的中国人物，往往都是最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那种人。这些回忆文章多写于四五十年代，从这里，我们可以洞察吉川先生在战中、战后那段中日关系最险恶的时期里，仍是多么地深爱和眷恋着中国文化。

另—方面，他又绝不是一个感情至上的怀旧主义者，作为一个成熟而睿智的学者，他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过去与现状，都努力去寻求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解释和分析。他对于1949年以前中国城市与农村存在巨大的差别，以至于呈现“两个中国”的分析，不同于一般的纯粹的阶级分析，而是在更为广阔的视野里，联系中国历来的经济制度、统治政策、文化生产、思想信仰、农民起义等等历史状况加以理解和诊断，从而提出或暗示自己的论断。写于1949年8月的《两个中国》在结尾处说：“中国的农村，如今第一次改变了向来不合理的信仰，而在合理的信仰下团结起来。这正是如燎原之火的中共的活力的源泉。但是，如疾风扫落叶般席卷农村的中共，现在正要进入城市。城市生活就是城市生活，有其非常坚固的根底。对此，应怎样对付呢？中共是否会像明太祖那样，自觉地改变自我，走向城市化的方向？”在这里，对中国历史的洞察力也造就了他对中国未来的洞察力。

在这一部分中，读者还可以看到吉川幸次郎关于“中国人的法律观”、“中国人的宗教意识”、“中国人的审美意识”、“中国人的日本观”等等的论述，这些写于半个世纪前的文章，今天若从相关专业的角度看，某些论断或许已不新鲜，或许也不够深入，但这一则反映了作者当年对于中国人、中国文化的认识，一则还为我们提供了加深理解吉川中国文学论的思想依据。

第三部分《中国文学论》，这主要是从《吉川幸次郎全集》的第一、第二卷中，选出的代表其中国文学总论性质的若干篇论文，以使专业的或非专业的读者，大致了解这位日本中国文学研究大家的中国文学观。

作者论述中国文学现象，往往是超越文学史的范围，在更为广泛的视野中来探讨，体现了作者对于中国历史、中国思想文化的深厚修养，同时也体现了这种“历史的”、“文化的”的文学史研究原则和方法所带来的独特见解。诸如作者指出中国文学的两大特征：一是内容上的反对虚构，注重实际经历和人生的“日常性”，一是形式上的十分注重语言表现技巧。而这两大特征多少与中国人缺乏宗教意识、注重现世人生的文化特性相关联；作者又用“希望——绝望——希望”这条线索来体现中国文学中所体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为读者勾勒出“希望的先秦——绝望的三国六朝——更高层次的希望的唐宋”这样的文学精神发展史。诸如此类的论说，相信对许多读者来说，都是新奇而具有启发意义的。

中日民族之问，进而言之，异民族、异文化之间，正如吉川先生所言，需要：

互相真正地了解对方，……真正的了解对方是了解对方的本身，并且了解对方与自己的不同之处。……所谓友情，必须有尊敬，而尊敬正是在了解了对方与自己的相异之处后，才能真正产生的。

就这一点说，本书所体现的吉川先生对中国所抱有的热烈的探究之心和理解的尊敬之情，不正为处于多元文化共存的今天的我们，沟通和理解异文化，树立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吗？

钱婉约

写于1999年3月22日

补订于2007年9月14日

本书初译于1998年末至1999年初，1999年9月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感谢中华书局“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系列决定收纳本书，使之再版。感谢编辑马燕女士的精心审稿。

也感谢光明日报出版社及原书责编程智先生为本书初版所做的工作。

此次再版，除修改了个别译词文句外，还增加了《购书怀旧绝句》一篇。特此说明。

钱婉约2007年9月14日

于北京大学畅春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