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崛起于中国东北地区，其统治民族满族，最早可以追溯自世代生息在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其先人在先秦时期称“肃慎”，两汉三国时期称“挹娄”，两晋南北朝时期称“勿吉”，隋唐时期称“靺■”，唐末五代时期开始称“女真”)。明朝时，女真人分为建州、野人、海西三大部。建州女真主要分布在长白山北部至牡丹江、绥芬河一带，是三部中实力最强，受汉族文化影响最深，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一部。明朝中叶，由于野人女真的不断侵扰，建州女真开始往南迁移，宣德年间，主要活动于图们江、鸭绿江流域，最后在明英宗统治时期，迁居到浑河、苏子河上游一带，并在以“费阿拉”(亦称“费雅郎阿”，即所谓“旧老城”)与“赫图阿拉”地方(此二地均在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境内)为中心的地区定居下来。
明朝政府对“女真三部”的统治，主要是采取“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的“分而治之”政策，常常是打一郃，拉一部，在他们之间制造各种矛盾，再加上实行防、抚、剿三管齐下的手法，使其各部相互牵制，不相统一。因此，直到明朝后期，中央政府对女真各部还实行着有效的统治。后来明政府看到建州女真逐渐强大起来，便将其一分为三，分别设立了建州卫、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
后金创始人努尔哈赤就出身于建州左卫的头领(“都指挥使”)之家，姓爱新觉罗。据说他的先祖布库里雍顺是仙女佛库仑在长白山天池沐浴后，吃了放在她衣服上的灵鹊衔来的(红)果子所生。当然这只是神话传说而已，不必认真。但是，他的六世相猛哥铁木耳(亦称孟特穆)确实做过建州左卫的都指挥使；其曾祖父福满柱(亦称福满)与其祖父觉昌安(亦称叫场)也都做过建州左卫的都指挥使；他的父亲塔克世(亦称塔失、他失)后来继任该职。努尔哈赤10岁时，其生母去世，因受不了继母虐待，19岁时与其父分家另过。此后，他曾带着当地的土特产到抚顺城与汉族商人进行贸易，也曾在明将李成梁部下当差，从而使他深刻了解了汉族文化、习俗(如受《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影响很深)，并初步掌握了明朝在辽东的实际情况。万历十年(1582年)，李成梁在帮助建州卫苏克素护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攻打建州右卫酋长阿台时，误杀了觉昌安和塔克世。事后明政府虽然任命努尔哈赤承袭建州左卫都指挥使、都督佥事，并加封龙虎将军头衔，同时还赐他30余封敕书和30匹马以表歉意，但这一切始终也未能平息努尔哈赤心中的怒火，误杀一事成了他日后反明的口实。当年五月，努尔哈赤以其父留下的13副盔甲起兵，以为父、祖父报仇为名，率众讨伐尼堪外兰，并从此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经过20余年的征战，最后统一了女真各部，并创立了“八旗制度”[这是一种兵民合一的制度。原来女真人进行狩猎、生产和军事行动时，每10人为一基本单位，名为“牛录”(满语，汉译为“箭”)，其头目称“额真”(满语，汉译为“主”)，即所谓汉译“佐领”。实力壮大后，改为每300人为一“牛录”，5个“牛录”为一“甲喇”(满语，亦称“札兰”，汉译“世”、“代”、“辈”等意)，总共1500人，其头目为“甲喇额真”(满语，汉译为“参领”)。5个甲喇为一“固山”(满语，汉译为“旗”)，共7500人，其头目为“固山额真”(满语，即旗主，汉译为“都统”)]，随即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又建立了后金国，公开与明朝分庭抗礼。
钮祜禄氏是满洲八旗氏族中的大姓和望族。它是一个既古老，又人口较多的姓氏，其地域分布也较广。清朝的许多名人与文臣武将都为此姓，甚至连皇后、皇妃亦有不少人出自此姓。例如，康熙帝的孝昭仁皇后、雍正帝的孝圣宪皇后(乾隆帝的生母，额亦都的后裔)、嘉庆帝的孝和睿皇后与恭顺皇贵妃、道光帝的孝穆成皇后和孝全成皇后(咸丰帝的生母)，以及咸丰帝的原皇后孝贞显皇后等。由于钮祜禄氏分布地区不同，因此在《御制八旗氏族通谱》中又往往分为××地方钮祜禄氏。和珅一家属于英额地方钮祜禄氏。英额系指辽宁省东部的“英崿(额)峪”地方。此地盛产一种名叫“英崿秋”的野生小果子，酸甜可口，非常好吃，在清朝是一种进贡品。“英额峪”地方，现在叫“英额门”，是今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境内的一个乡镇。此地有一条小河名“英额河”，从这里流向西南兴京(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界，最后注入浑河。当时此地是一个小小的军事、交通要地，设有“柳条边门”(即明朝所修“柳条边墙”的“边门”，即“英额门”)。此地离后金国的都城“费阿拉”与“赫图阿拉”不远，地位比较重要。
“英额地方钮祜禄氏”，原来都生活在长白山地区，后来也是跟随建州女真部迁移至此的。例如，清朝开国元勋、五大臣之一的额亦都，就“世居长白山”，后来他祖父阿陵阿跟随建州左卫一起“移居英额峪”。额亦都一家是满族的巨室大户，颇具资财，殷实富裕，一直雄踞乡里，远近知名。阿陵阿在部族中很有声望，被人们称为“拜颜”(满语，亦称“巴延”、“巴颜”，意为“富翁”)。额亦都尚在童年时候，父母就被仇家所杀，他本人因躲藏在邻村友人家中，才得以幸免。当时他怀着对亲人的无比思念与对仇人的刻骨仇恨，发誓一定要报此深仇大恨。于是当他刚刚13岁时，就只身找到仇人家里，“手刃其仇人”。然后为了避难便投奔到嘉木湖寨长、姑父木通阿家，依靠姑母、姑父生活。万历八年(1580年)，他在姑父家与努尔哈赤相遇，两人一见如故，彼此结成生死之交。从此他一直跟随努尔哈赤南征北战，成为努尔哈赤的左膀右臂，是当时著名的勇将，为后金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和珅虽非额亦都的直系，但他们同属同一个地方的同一姓氏，推测他们之间应该多少会有血缘关系。
P1-5
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之邀，编写历史知识丛书系列中的《和珅其人》一书，感到非常愉悦。因为在国民中普及历史知识，让历史走近现实，走近广大群众是我们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与光荣使命，更是老一代史学家们多年的夙愿。例如，郭沫若、翦伯赞、吴晗、顾颉刚和张荫麟等先生在世时，都提倡历史知识应该普及大众，让更多国人了解历史、热爱历史。他们都主张历史读物应该尽量写得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引人入胜，雅俗共赏。可惜他们这一愿望并未完全实现。因此，今天的史学工作者任重道远，责无旁贷，应该为完成这一光荣使命而继续努力，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特别是在影视剧“戏说历史”成风的今天，普及“国学”。贯彻正确的历史观与真实的历史知识，应该是当务之急。尤其是对于那些打着“戏说”的幌子，为了追求最大经济效益，而胡编滥造，胡言乱语的一些“作品”，更应该及时向人们明确指明；可以说那不是把历史知识戏剧化，而是在调戏历史，调戏群众，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调戏自己，最终必将为广大群众所鄙弃。
还应该指出，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吸取了前辈史学家与当代史学家的一些研究成果，但是由于笔者理论修养和业务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祈请方家、读者不吝指正。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老友何兆武先生的鼓励与支持，并得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浩、王磊诸先生的帮助，特此表示衷心的谢忱。
笔者
2007年10月于北京望京蜗牛斋
“和珅”这个名字，近年来由于涉及他的影视、戏剧作品颇多，各种有关他的著述、讲座也层出不穷。因此，可以说他已经是一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炙手可热的人物，并成为了今天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谈论的话题之一。但是，在当今的舞台上、书籍中，同一个“和珅”其实形象却不同，评价有别，真可谓是“一人千面”。形形色色，“白脸”、“红脸”脸谱各异；而且对于他的一生，特别是他在清朝乾隆统治时期政治舞台上，活跃的二十多年中的所作所为，人们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聚说纷纭，褒贬各异，莫衷一是；也就是说，对于他一生的“是非功过”的评价，尚需认真地探讨和深入研究，并最后做出一个恰当、公允的评价。
有关历史的影视、戏剧(包括“戏说剧”与“正剧”)、小说，乃至不伦不类的所谓“历史读物”，本应该是在尊重基本历史事实的框架下，在不违背历史理性与不违背社会常识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升华，进而可以适当的虚构、夸张，成为凝聚着导演和作者无数心血和智慧，蕴含着他们对历史的思考与独到的见解，进行加工和再创造的结晶。而不应该是随意理解，任意炒作，甚至刻意歪曲、篡改、捏造，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说到底大多数均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结果制造出了一批不负责任地歪曲事实，胡编滥造，东抄西拼，全无体例章法，胡打乱闹，以讹传讹，漏洞百出，招摇过市的伪劣、短命的“产品”。
历史上真实的和砷，决不是像《宰相刘罗锅》、《铁嘴铜牙纪晓岚》、《梦断紫禁城》、《和珅全传》、《和珅秘传》、《和珅成败论》……其中所描绘的那样完全是一副权谋奸诈的形象，是个只知贪污腐败，龌龊、无能，令人作呕与讨厌的丑类。而历史上的和珅其人，不光是个“蠹国肥家，结党营私，贪赃枉法，祸国殃民”的大贪官，同时他“不但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而且他还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大能人”(参见著名清史专家王钟翰先生为《和珅评传》所写的序言)。这就是说，除了他有“贪赃枉法，祸国殃民”一面外，他还是一位长相俊秀、精明强干、机敏聪慧、博学多才，爱好广泛，幽默诙谐，善于理财，长于内务……并且还是一位不错的外交家和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能手，因此深得乾隆皇帝青睐、信赖、依靠，成为他“倚以为重”、须臾不能离开的左膀右臂。
话说回来，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在众多的文武百宫中，“清官”、“勇将”确实是有，但那只是少数，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而“文官爱财，武官怕死”，那才是大多数。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才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和真实的写照。因此在那个时代，贪官比比皆是，多如牛毛。中国历史上的贪官数不胜数，特别是受到国君、皇帝青睐的政府大员们(当然也包括掌权的太监)，更是如此。例如，秦朝的赵高，汉朝的主父偃，麴晋南北朝时期的嬖臣和士开，唐朝的崔■、元载，五代十国时期的赵在礼，宋朝的王黼、朱劻、蔡京、秦桧，明朝的严嵩、刘瑾、魏忠贤，以至连万历年间的“改革家”张居正等人，最后或迟或早都走上了贪腐之路，无一例外地都成为了大贪官。其中绝大多数都成为了“刑场上的红顶子”，落得个“身首异处”的可耻下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和珅从一个三等轻车都尉，一步步地爬上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即所谓“真宰相”)，最后变成一个富可敌国的头号的大贪官，是不足为怪的。他平日表现出来的横、狠、贪、骄、诈、奢，爱财、爱色、爱虚荣……这一切都是贪官们的普遍现象、共同规律和人生轨迹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总之，和珅可以说是一位生前死后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虽然嘉庆皇帝亲政后，以“二十大罪状”认为他“十恶不赦”，罪该万死，立刻将其诛杀。但是，在他颁布的一系列上谕中，也不得不承认和珅“精明敏达，原有微劳足录，是以高宗纯皇帝(即乾隆皇帝——笔者注)加以厚恩”。而且，他在处死和珅不久的嘉庆四年二月初五日的上谕中还解释说：“朕速办和珅者，原为伊在内蒙蔽、掣肘，使军营不得成功也。”这也就是说，他之所以刚一亲政，就马上处理和珅，主要是因为和珅主持镇压“白莲教起义”不力，同时他还指出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和珅罪之大者，盖由其事权过重”，“弄权舞弊，僭妄多端”，“内外官员畏其声势，不敢违拗”，至于和珅其他“罪状”皆在其次。说实在的，嘉庆皇帝亲政如不立即诛除和珅，“杀一儆百”，那就会影响他独掌朝纲与“肃清庶政，整饬官方”，重新恢复、树立皇帝尊严和威信。同时，他这样做主要是为其父弘历的过错开脱，把一切功劳全部留给乾隆皇帝；把“诸务废弛”等一切罪过，全部推给和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和珅也是政权更替过程中的“牺牲品”。
此外，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和副使斯当东等人，都认为和珅“认识问题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并对和珅的“机智”和“尊严”以及“和蔼可亲”的态度“不能不深表钦佩”。那么，历史上和珅其人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样？这本小册子的写作初衷，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下面笔者将一一道来。
本书运用详实的史料，记述了和珅如何从一个普通满族官宦子弟，凭借机敏聪颖被乾隆帝赏识，继而在仕途中一路飞黄腾达，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臣，但又在乾隆故后被嘉庆帝治罪赐死的历史过程。还以大量实例刻画了和珅贪婪无度、心胸狭隘，但又注重亲情、热爱家庭等性格特点。可从中看出他不仅会借取悦君心谋取私利，积累大量财富，但同时也具有较好文化素养、很强办事能力和技巧的一面。通过勾画的一个真实丰满的和珅，也可对清朝乾嘉年间的社会政经生活窥见一斑。
“和珅”这个名字，近年来由于涉及他的影视、戏剧作品颇多，各种有关他的著述、讲座也层出不穷。因此，可以说他已经是一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炙手可热的人物，并成为了今天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谈论的话题之一。但是，在当今的舞台上、书籍中，同一个“和珅”其实形象却不同，评价有别，真可谓是“一人千面”。那么，历史上和珅其人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样？这本小册子的写作初衷，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下面笔者将一一道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