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由于该区域自然生态问题相对其他地区不那么突出，与其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历史相比微不足道，所以，在藏彝走廊的研究中鲜有关于自然生态方面的内容。

然而，用同样的方法，在1979年～2006年初27年问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里，我们却没有找到任何一篇以“岭南走廊”或“南岭走廊”为关键词的学术论文，至多可以找到诸如“湘桂走廊”、“潇贺古道”、“五岭”的零星成果。如果扩大检索项，变成“岭南”进行检索，会找到3498条关于岭南方方面面的研究文章，其中以对岭南文化、历史，尤其是文学、艺术、近现代岭南文化的研究居多。也就是说，在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三个民族走廊里面，南岭走廊是“被遗忘的角落”。在那些岭南文化的研究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对岭南走廊这个重要民族走廊的关注。在少数一些相关的研究里，岭南走廊也更主要是一条中原、楚地与百越交流的交通要道，这条通道不断被强调为中原文化教化边缘蛮夷之地的重要物质基础。简言之，“岭南”古已有之，“岭南走廊”新近才有。

岭南走廊与其他二者相比显然未被重视，原因何在？尤其是在民族走廊这个意义上，岭南走廊显然地处全国两纵一横三个民族走廊格局的重要位置，但20年来几乎没有引起民族学界、人类学界的重视。比如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指南》中，岭南走廊没有清晰的“路标”。反观岭南地区，改革开放后的“文化沙漠说”刺激了岭南文化的自觉，岭南学者开始大量挖掘岭南文化的价值，兴起岭南文化研究热潮，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岭南走廊还是“车少人稀”。据此，我们认为岭南走廊不被学术界重视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岭南走廊命名和定位上的窄化和不准确。

首先，岭南走廊从被学界普遍接受的民族走廊概念来衡量，在表面上其民族走廊的意义似乎弱于西北走廊和藏彝走廊。不过，就岭南走廊作为“中央与边缘”的文化通道而言，其意义无疑非常独特，类型价值绝不逊于其他两大走廊。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我们先探讨“民族走廊”的定义。学者们对此提出了一些见解。李绍明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认为：“民族走廊是费孝通先生根据民族学界多年来的研究提出的一个新的民族学概念。民族走廊指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流或山脉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路线。在这条走廊中必然保留着该民族或族群众多的历史与文化的沉淀。”与此有些细微差别的是李星星先生对“民族走廊”的界定：民族走廊是在中国特定的自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处于古代冲积平原农业文明区域边缘、属于一定历史民族或族群选择的、多半能够避开文明中心政治经略与开发、既便于迁徙流动又便于躲避以求自我保存的、其地形复杂而又依山川自然走向平面呈条带状的特殊地带。这些特殊地带也是中国少数民族的摇篮。他们都明确表明“民族走廊”是个民族学概念，自然条件和族群关系的历史是关键。因此作为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走廊”包含以下几个特质：一定的族群关系和历史，特殊自然地带的通道、线路及其历史。

毫无疑问，岭南走廊是一条具有悠久历史、厚重文化积淀的交通路线，对它的考释有助于对封建帝国政治疆域史的认识。比如今天桂林的灵渠便是秦始皇为征讨岭南而开凿的河道，在湖南道县和广西贺州之间也还遗存着数十公里的古道，遗存的古道虽然并非秦时铺设，但路线却是大致遵循着秦时“新道”。与西北走廊、藏彝走廊不同的是，虽然这里居住、流动着瑶族、苗族等民族和众多的百越族群，但这些通道长期以来并非主要是特定民族或族群迁徙、交流的必经线路，却是帝国政权、王朝政治、中原文化南下的通道。岭南走廊从秦时起便有大量的军队、庶民通过，南下戍边或定居。唐时更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即罢黜官员必须通过这里的官道进入岭南这片流放之地。这里成为他们以中原文化教化、涵化岭南土著和原住文化的重要场地。我们认为，将岭南走廊确定为“民族走廊”有相对窄化之嫌。作为中原通达海外的重大工程，它的修建不仅扩大了中华帝国的政治版图，同时成为内陆与海洋交流的“新道”，还是各种人群、货物、技术、风俗、信仰等交流、传播的集散地和滞留地。通过对岭南走廊的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中华帝国的政治统治是如何通过地理实现对“蛮地”的控制、管制和管理的。

另外，如果用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走廊”来衡量岭南走廊，它似乎存在着定位上的不准确。岭南走廊更多地被认为是打通内陆与海洋、中央与边疆、人流与物流、平原与山地的通道。从地理的角度看，南岭山脉是横亘于湘、赣、粤、桂四省区边界的一系列东北一西南走向的山地的总称，是长江与珠江的分水岭。自西而东的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庾五岭之间的数条横贯东西、纵贯南北的通道(走廊)便被称为岭南走廊。毫无疑义，在南方的广袤地域栖息着大量少数民族和族群，岭南走廊的打通也活跃了这些民族的交流，扩大了不同族群的活动空间。但相对于前面所说的诸多功能，民族和族群问的交流并不是这一历史走廊的主要特征与价值。

其次，发生在岭南走廊里的族群迁徙、交流并非存在于各种百越少数民族问，最为壮阔和悠久的碰撞存在于中原汉人与百越和其他原住民之间。这不是族群间的碰撞，而是代表主流文化的外来人与世居民族或更早迁居至该地区的民族之间的碰撞，是南北方的碰撞，是大陆与海洋的碰撞。这显然与西北走廊和藏彝走廊不同，其壮阔悠长的争斗和交流存续于各族群和宗教之间。从生态角度看，西北走廊和藏彝走廊是在陆地与陆地同质条件下，沙漠与平原、高原与平原文化之间的碰撞。其中沙漠、高原从生存条件而言，是劣于平原的，因此，碰撞的动力来自于沙漠、高原族群向平原地带的迁徙。其中各种族群间长期的、多层次、多维度、错综复杂的关系便成为最主要的矛盾。而岭南走廊则是陆地与海洋两种本质上不同的文化间的碰撞点。“五岭”显然成为整个北方主流文化(华夏文明)开拓南方大片自然条件优越地带的唯一屏障。碰撞的动力来自北方人向南方的迁移，与西北走廊和藏彝走廊完全不同。

这种碰撞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争夺土地资源，我们在贺州(湘、桂、粤三省交接地，是岭南走廊中潇贺古道上重要的枢纽，连接湖南、广东，辐射桂西)田野调查中了解到，当地民族中的瑶族在这场争斗中处于弱势，渐渐被赶往山区；在当地居住时间更长的都人(据说是秦时驻军的后裔)则和客家人平分秋色，占据贺江冲击出来的平坦丰沃的土地。这种更为普遍和重要的主与客、南与北、海与陆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岭南走廊族群间的关系，从而使得岭南走廊民族学研究的意义被弱化了，因此被学者们所忽略。

在岭南文化研究范畴内，内陆文化(农耕文明)在与海洋文化(商贾文明)的交流和竞争中并不占优势，相反，海洋文化通过岭南走廊历史性地进入到传统的农业伦理之中，并在很大程度上使岭南文化具备了包容性强、勇于开拓的海洋文化特质。岭南文化被“发展”成一个吸取中原文化、楚文化、西洋文化后仍自成一体的文化系统。在这样的情形下，学者们或许更多地将岭南走廊作为一个中原文化南下的地理通道，作为阐发岭南文化兼容并蓄特性的脚注，即认为岭南走廊无非是岭南文化生成的地理基础，没有太多值得阐发、研究的余地。然而，也正是这种不可言明的原因，使岭南走廊中的岭南文化具备了知识考古学的完整意义。它的反思价值在今天反而显得尤为重要。

再次，情况也许更为复杂，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段进行更具体的分析。中原与岭南的关系可以追溯到舜，梁国昭先生在全面梳理了岭南地区舜涉足过的地方后，提出岭南“舜文化”的观点。岭南地区流传着有关舜的传说，有的地方还有舜的纪念建筑、纪念活动和碑刻，它们构成了岭南“舜文化”的一种“历史事实”。但岭南文化长期不被重视，其原因之一是许多历史学家相信舜未到过岭南，岭南的“舜迹”和传说仅仅是一种附会。不过，梁先生提出了一个值

这些“舜迹”和相关传说，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规律性，即分布在五岭古通道及与古通道相连接的通航河道附近。古老的传说常常给我们传递某些历史信息，这些“舜迹”的线状分布，展示了古交通线的走向，在地理上具有合理性。舜南巡的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四五千年前中原与岭南人文交流的史实。P37-41

一个人十几年来陆续来回穿梭于一个边缘地带，就好像来回穿梭于“家”那样。在贺州一带做田野，屈指算来已不少于十二次。久了，自然逐渐熟悉了那个地方，也就逐渐有了一些“地方感”，也因此有了这样的课题。

对于课题，我们首先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帝国的边缘是如何建构的？显然，要在一个边缘地带找出像中国这样一个复杂、拥有数千年文明的封建帝国以及变迁的规律委实困难。即使是人类学通过“田野作业”(fieldwork)所获得的地方化资料也不足对这一庞大文明体的内在原理做更深入的归纳和更高的提升。盘缠其中的永久性争议不外乎是：在某一区域所看到的“边缘性”能不能，或在多大的层面上具有中华文明的“普世价值”？当然，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天底下有“普世价值”吗？人们或许会说那只是一个个案。它确实只是一个个案。人们或许会说，那只是一个地方。它确实只是一个地方。不过人们或许同时意识到：个案的力量恰恰来自于个案。只要我们不奢求太多；地方的价值正好源于地方，只要我们不期望太高。

想以十几万字的小书去求证几千年存续的文化走廊是不可能，也是不可以的。不过，我们试图以一种新的视野，以尽可能的方式将材料(包括地理的、历史的、族群的、器物的、口述的、展演的等——都可视为“遗产”)集中起来，以提示：岭南走廊是一条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通道。对它的重新发现，有助于对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重新发现！

不是因为不能免俗而不得不致谢，而是在这本小册子的撰写过程中作者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首先要感谢的是黄向春博士和梁昭博士，他们虽然都是年轻学者或是我的弟子，但他们的劳动、智慧和研究成为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我要感谢我的法国老师Jacque Lemoine教授，是他把我带进瑶族研究，带到这一块土地。我还要感谢叶舒宪、胡庆生、邓元东、刘小春、郑威以及这十几年给予帮助的朋友和当地民众。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和女儿，没有她们的支持、理解和宽容，我不可能这样长时间地在外做田野。

在知识爆炸、资讯累赘的今天，以传统著书方式“产生”的结果充其量只不过在书架上多出一小书而已。然而，小书的作者却仍免不了忧心忡忡，“小册子”也许有“大谬误”。诚请读者批评指教。

彭兆荣

2O08年5月初于厦门大学海滨寓所

中华帝国的地理与政治构造

 绪言

 “华夏边缘”讨论的继续

 中华帝国的政治形貌

 中华帝国的文化形貌

 中华帝国的区划形貌

 中华帝国的地理形貌

岭南走廊：一个重新发现的文化通道

 “岭南”考述

 岭南走廊的“发现”意义

岭南走廊潇贺段概貌

 潇贺地区的自然与人文概貌

 岭南走廊潇贺段文化遗产总图

岭南走廊潇贺段文化遗产的剖面及时空图(地上／地下)

 家园遗产的—个典型案例——秀水村

后记

文化是走出来的

这里说的走廊，是指文化地理上的空间类型，也可说是连接于不同文化间的特殊通道。

人类是行走者，自生到死，难以停息。个体的行走，意味着日常的基本运动；种群的行走，则体现为有选择的空间迁移。其中既限于一定的界限又循着特有的路径。古往今来，人这一物种逐渐广布于世界各地，并因各自的血缘纽带形成彼此相分的群团。通常情况下，人们只要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便不再费力地四处奔走，而是稳定于各自生息的特定范围。偶尔，再越过界限来往于相互之间：寻求交流，扩展视野，或探险或商贸，或征战或和亲……久而久之，那些逐渐稳固并能促使彼此沟通的路径，便形成了世人公认的跨区走廊。

在游猎时代，行走意味着食物的捕获与“逐水草而居”。那时，天当被地当床，四方流动，来去自由——居无定所，也就未出现明显的走廊。进入定居农业，人们逐渐捆绑于土地，开始分为明晰的聚落。但在往昔漫长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节奏里，虽然日常的空间缩小了，个体和部族的生活也还有村野的循环及婚嫁的流动，有“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自在半径，以及人心敬畏、不轻易触动的自然圣地。只是随着楼房林立的都市和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被宣示了主权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群落之间才失去缓冲，没有过渡，亦无空白，族群性的行走被拆散成不相呼应的个体碎片，广漠无垠的空间被改造为彼此设防的边界和界限森严的僵硬领地。文明成为牢笼，走廊被切割为不再通畅的绝途与遗迹……也就是说，人类按血缘聚居、彼此往来且静动交错的空间方式发生了难以逆转的蜕变。

正是在这样的蜕变里，反观以往的自然空间和文化走廊便有了特别的意义。

纵观人类历史，在地球上各相对独立的人群之间出现过众多促使彼此沟通连接的地带。相对于被视为“文化区”的类型，人们习惯称之为“通道”或“走廊”。这些走廊往往与该地区的自然地貌有关。它们的形成体现了人对环境的认识和适应，同时也反映出特定族群的文化交往和传承。再者，结合世界史的“轴心”理论来看，在全球的各区域性文明之间，正由于有大大小小的“走廊”存在，才使得各“轴心”不至于彼此隔绝和窒息，而是逐渐靠拢并最终连为一体。

以东亚为例，在被称为“夷夏交错”的纵横世界里，在各主要的族群文化之间，著名的文化走廊不少。其中由北至南，备受关注的至少有三处，即北部草原与大漠地带的“河西走廊”、南部百越族群间的“岭南走廊”和横断山地区的“横断走廊”。如今我们从文学和人类学路径走进它们，是为了趁这些重要的文化空间还未被完全遗忘之际，通过考古发掘、文献梳理以及亲历行走和田野图像，使其重新呈现出一些立体的片断，并至少能在文本世界里留下一条返回的通道和接着叙说的余音。这套丛书目前的三本书分别关注“华夏源流”、“帝国政治”和“生态地理”。作者虽各取所需，叙事各异，但都力图突破“中原中心观”对多源历史的扭曲与局限。

人是行走的动物，人类学是行走的学问。二者指向一个共同的道理，那就是：

文化是走出来的，族群与文明是在互动中孕育的，人类向往超越边界。

让我们一起行走——现实的走廊虽然难以用文字逼真再现，开启的窗口却能让时光来回穿行。

本书讨论的问题将以一个历史事件为根据，这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立即在他新的庞大帝国的边陲做了两件事，即所谓的“北堵南疏”。具体地说，秦始皇在帝国边陲进行了两个大工程——在北方修筑长城；在南方修筑“岭南走廊”，打通内陆到海洋的通道。长城的重要性和标志性早已无需赘言；然而，与北方这个浩大工程相比，在南方的这个工程历来不被重视，其中的“谜结”迄今为止仍未彻底解开。本书将对这个断断续续的历史工程的形貌进行一些考察，以期为揭开这个历史之谜提供一些思路。

秦始皇谁计中国第一个帝国边疆的理念是“北堵南疏”，它造就了两个历史工程，长城已经成为不朽的遗产，岭南走廊却在历史的岁月中被淡忘。本书试图通过对岭南走廊这一工程的重新发现，来揭司帝国边缘的政治和地理。作者以岭南走廊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地段——潇贺古道为例，实地考察了当地的历史文化形貌，读者可通过本书了解帝国边缘政治和地理的历史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