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想象的边关：锁阳城的薛仁贵铜像
2006年12月1日，我和佛教学者桑吉扎西、摄影师苗光粼和李军相聚首都机场，搭上飞往银川的班机，去参加一个临时组建的西夏文化考察组。到银川后，我们会同企业家王爱卿和敦煌学家杨雄等，先考察了位于贺兰山大水沟西夏离宫旧址，然后于12月2日从银川乘夜车前往兰州，3日清晨在兰州转乘一辆包租的依维柯汽车，背着朝阳踏上了河西走廊的漫漫之途。
按照我们从教科书中学到的知识，这是李陵、霍去病、张骞等曾经仗剑骑马走过的路，也是《西游记》里唐僧一行取经曾经走过的路。所不同的是，现代工业早已把这段绝域荒漠变成了中华版图上横贯东西的大通途：“陇海铁路”及新修成的“连霍高速”，从东海之滨的连云港直通新疆边境的霍尔果斯口岸，俨然实现了欧亚大陆桥的亘古梦想。
放眼中华版图，如果把西安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那么当我们的目光从西安向西移动，跨越陕西边境后，就进入到著名的河西走廊之省份——甘肃。扫视甘肃在整个亚洲版图上的形状，非常类似一只中间细长而两头大的哑铃。那又细又长的中间一段，被北边的内蒙古自治区和南边的青海省紧紧地夹挤着，狭窄得几乎不可思议。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把一幅中国行政区划图换成一幅中国地形图，我们就会明白过来：所谓河西走廊的狭长地带，原来是由自然地形地貌所决定的——青藏高原北端的祁连山，内蒙古高原西南端的乌鞘岭，绵延上千公里，几乎是平行地排列在两个“哑铃”的球体之间，而所谓的“走廊”，就是由两大山脉之间留下的狭长的类似天然通道的部分所构成。我曾经在1991年陪同澳洲的朋友第一次进入河西走廊，那次是为了游览敦煌，从西安乘飞机到达酒泉再转车，所以并未真正领略古丝绸之路的山川形势。这次驱车跋涉，总算弥补了缺憾。
考察组先后参观了天梯山石窟、武威西夏博物馆和文庙碑石、张掖大佛寺、嘉峪关长城，于12月6日到达了河西走廊西端的瓜州(原安西县)，当天下午便领略了与莫高窟齐名的榆林窟壁画和雕塑，次日专访、以西夏壁画著称的东千佛洞，下午回程时顺道观赏了锁阳城遗址。
锁阳城被誉为“中国目前保存最为完好、规模最大、历史延续时间最长的古城遗址”。它也是由绿洲变成大沙漠的经典案例。其最早建城应在西汉时期，经历了东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直到明代正德年间废弃，从公元1世纪至16世纪，长达1500年。
锁阳城原来叫“苦峪城”。相传当年唐太宗李世民命太子李治和大将军薛仁贵征伐西域，不料在苦峪城中了埋伏，被哈密国元帅苏宝同的大军包围。在粮尽援绝的危急情况下，薛仁贵听从军医的高见，让士兵们就地采挖一种叫“锁阳”的野生植物充饥，随后出现奇迹，全体将士居然体力充沛，一直坚守到老将程咬金率军前来解围。结果不仅保全了唐军，还里应外合击败了哈密国军队。这件奇事传到长安朝廷，天子喜出望外，下令将苦峪城改名为“锁阳城”。锁阳的美名就这样随着中原政权的胜利而传播开来，直到明朝时国力有所衰退，将西疆防御线收缩到嘉峪关，这座用黄土铸塑出的千年古城堡才彻底废弃，之后，又经过四百多年的风沙和雨雪，繁华的大唐边城变成了大片破败荒凉的废墟。历史啊，历史，通过书本学到的和身临其境体会到的，居然会有天壤之别！
我们一行人在这座大漠之中的古代军事堡垒流连忘返，随手就能够拣到汉、唐、宋、元各代遗留下来的陶瓷碎片。这座古城至今还没有经过正式的考古发掘，隐藏其间的历史之谜等待人们去破解。
在通往锁阳城故址的一个岔路口处，矗立着一尊新落成的薛仁贵铜像，在空旷的荒野之中格外显眼。大家不由得下车来参观和拍照。
读中文专业的人，大都在小说和戏曲《薛仁贵征西》中就熟悉了这位唐朝名将。据《新唐书》记载，他生于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贞观末年应募从军。大唐军队攻打高丽之际，在安市城(今辽宁海城南)阻击高丽援军一战，薛仁贵身着白盔白甲横扫敌阵取胜，受到唐太宗的赏识，先授游击将军，后又被提拔为右领军中郎将。唐高宗显庆年问，他辅助营州都督在辽东一带屡破高丽、契丹军，被授左武卫将军。龙朔初年，他率兵至天山平定铁勒九姓的袭扰。“将行，宴内殿，帝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试以五甲射焉。’仁贵一发洞贯”。铁勒聚众十余万，选出数十骁骑到阵前挑战。薛仁贵张弓三箭就射杀三将，其余铁勒军落荒而逃，唐军大胜。不过薛仁贵也有不胜的时候。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吐蕃进扰，唐高宗命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率军阻击。因辎重被吐蕃军截获，薛仁贵退屯大非川(今青海共和西南)，被迫与吐蕃私下议和。因这次败绩，他被免官为民。不久高丽起兵，薛仁贵再次被任用征东，后又因罪被流放。直到开耀元年(公元681年)，68岁的薛仁贵受到大赦，率军抗击突厥。突厥军听说薛仁贵挂帅领军，吓得四处逃散，唐军大胜。永淳二年(公元683年)，薛仁贵病死，享年七十。
在文学作品中，关于这位“薛家将”的第一主人公，不仅有和史书记载类似的“白衣破高丽”、“三箭定天山”等传奇故事，而且还增添了不同的结局：在征西凉之时，他被敌将杨凡设计包围，又被自己的亲儿子薛丁山误射而死。好一个中国式的无意识弑父故事。后来的评剧《汾河湾》等围绕着有弑父娶母嫌疑的主题大做文章，炮制出俄狄浦斯情结的中国版叙事。在京剧、秦腔、豫剧、晋剧等各种地方剧种中，都少不了薛仁贵与薛丁山的戏。P1-6
我的“西游”经历
生性的缘故吧，我从小是一个爱书的人，也是一个喜欢运动和跑路的人。关于我爱书的事情，远在美国任教的康正果先生专门写过一篇杂文《书累》。这里还是交代一下爱跑路的由来，以便说明广博的田野经验对拓展学术研究的作用。
九岁时从北京西城的报子胡同小学考进了北京市外国语学校法语班。当时我们学校位于阜成门外白堆子，正对着玉渊潭公园的北门(如今是首都师范大学的教师住宅区)。由于是住校生活，自己又喜欢踢足球，每天早操时间都要在操场上练长跑，少则跑十圈，多则二三十圈。到教室上课时总是汗流浃背的，一般要等到上午的第一节课上完，身上的汗水才大致干下来。
1966年赶上“文革”，由于祖父的成分是地主，被外语学校扫地出门。只得迁往西北，在西安就读第四十一中学。在中学操场运动时，常有一位长辈为伴，他就是我们班主任张居礼老师。他是国民党王牌军第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的公子。如此出身，在“文革”时的“待遇”也就可想而知。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和张老师自然就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认同感。他曾送我一本亲手抄写的毛泽东语录，希望能以“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豪迈情怀伴随我们的人生旅程。那时的学校基本没有多少正规的学习，记忆中最多的就是一些“劳动改造”和“备战备荒”的活动。如挖防空洞，到长安县农村收麦子，到西安东郊的沪河边去用架子车拉沙子，学俄语(包括遇到苏联军队的俘虏时如何喊“缴枪不杀”的口号等)等。
若逢“罢课闹革命”时节，我们几个住在西安儿童医院家属院的同学少年就会沿着陇海铁路扒火车出去“西游”。那个年代的中国，是“革命大串联”的时代，人们还不讲什么“旅游”。几个十四五岁的少年结为一伙，到西安西站扒上货运火车去做冒险之游，完全没有出游的计划，也根本不知道此行的目的地。具体得看所扒上的那趟车开到什么地方停下。那完全可以称得上是随机性的漫游，或者“逍遥游”吧。只是当时还不懂这个词语，也还没有看过马克·吐温的《哈利贝克·芬历险记》一类的外国少年游记小说。只知道孙悟空护送唐僧的西游方向，所以我们总是上西去的列车，从来没有扒过东行的列车。身上既没有多少盘缠，当然也不考虑买票的事。之所以不乘客运车。偏要扒上货车，似乎有点模拟铁道游击队的风格，要寻求探险的感觉和刺激吧。这些出游，一般是在咸阳以西的一些车站停车就下去了，如兴平、武功、蔡家坡等；也有两次莫名其妙地被货车拉到铜川和甘肃的天水。从距离看，少年荒唐游的旅程无法和大唐和尚玄奘一行相提并论，但游者内心的体验却也居然是“心游万仞”般的豪迈。铜川是煤都，一次扒运煤车回来，又饿又冻，形容枯槁，满脸煤黑，几乎与浪荡江湖的丐帮形象相差无几。
我自1966年到西安，1993年南下海南岛，总共做了二十七年“老陕”。若除去1983年到北师大读书和1990年去澳洲访学的两年，也有二十五年“西北人”的生活经历。可是我对西北的了解，除了陕西的关中和陕北之外，大体局限在书本知识所建构的常识范围内。虽然甘、青、宁、新几个省区都跑过，但大多是走马观花一类。对陇山以西的河西走廊和丝绸之路，缺乏体悟性的亲身经验，更谈不上研究了。20世纪最后几年撰写《山海经的文化寻踪》一书时，真想顺着周穆王和张骞等圣王先贤的足迹再考察一下河西走廊。可惜那时的我已经“自我放逐”到遥远的海南岛，无奈只有借古人的诗句“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自叹机缘未至。
直到2005年6月到兰州大学兼任“翠英讲席教授”，住了一个来月，在讲课和交流之余。再度开启了以实地考察的“地方性知识”体验重新验证书本知识的机缘：沿着盘山公路南下东乡、广河、临夏，到素有“小西藏”之称的甘南藏族自治州考察，在合作(藏语“黑错”，为“羚羊”之意)市的甘南师范交流，体会藏区生活，到九层佛阁(米拉日巴佛楼阁)和周边的黄教寺庙，研习藏传佛教的图像叙事；到夏河县慕名采访格萨尔讲唱艺人嘎臧智化先生，听他讲述史诗传承的感慨和独特的治病经验；观拉卜楞寺和佛学院，体察汉藏(羌)互动融合数千年的宗教文化语境，辨析藏传佛教和苯教诸神的动物象征谱系及其与古神话、萨满教的关联；和程金城教授等一起上莲花山考察农历六月的花儿会，夜半登山和各族百姓一起陶醉于活的“国风”对唱情境之中；到和政县看古生物化石，领会早已绝迹于地球的铲齿象群“侏罗纪公园”景观，见证当年的和政羊如何比今日的牛还要硕壮威武，思索进化论观念遮蔽下的生物退化轨迹；踏着安特生的足迹，到临洮、临夏等地看世界最丰富的史前彩陶文化的遗留器物，感受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的千年传承脉络，针对彩陶纹饰图案，猜想从蛙神变龙神的信仰转换过程；由赵建新教授陪同到秦安县看七八千年前的先民所留下的大地湾遗址，惊叹史前“太和殿”建筑的辉煌气派，遥想其室内地画(有“中国第一幅地画”之称)的神秘意蕴；由王合义兄引导和陪同，到天水朝拜人文初祖伏羲之庙，沿着甘谷县和武山县的西去方向，在卦台山到大象山石窟一带寻访伏羲文化的遗迹，追思其仰观俯察以画八卦的风水背景；到陇西文化馆了解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分布，到定西看威远楼，体会古代中原政权“安定西边”的初衷，进而理解“武威”、“张掖”、“宁夏”、“宁强(羌)”、“伏羌”等汉语地名中潜含的中原中心主义意识形态。
2006年秋天和冬天，笔者又两度到甘肃，分别完成了一次陇南之旅和一次河西之旅。先是从兰州出发，由武文教授、张进博士陪同，驱车前往通渭、天水、成县、西和县、礼县一带调查民间文学传承，寻觅若隐若现的一部“伏羲史诗”，并了解考古新发现的情况。在西和县沿着西汉水考察以女性节庆为特色的古代七夕文化传承，登荣华山远眺古仇池国的山川形势，在西和县博物馆的库房看出土器物。在西和至礼县的路上，根据王合义兄的提示找到长道镇的一家小古玩店，买到汉绿釉熊形灯台；随后在看大堡子山秦先公墓和宫殿建筑的发掘现场，请教甘肃考古所王辉队长和北大考古系赵化文教授，根据他们的介绍专程找到不对外开放的礼县博物馆，参观大批秦文化出土文物，拍到坐熊形象的青铜车形器等珍稀图片。给我当年的“熊图腾”研究找到有趣的物证。陇南之行的回兰州途中，还在陇西等地收集到几件齐家文化玉器。那年冬天的河西之旅，是加入宁夏一个民间组织的西夏文化考察队，从贺兰山的西夏文化遗址开始，南下兰州，西去武威、张掖、嘉峪关、瓜州(安西)、敦煌，一路寻访相关的博物馆和西夏文物遗迹。于是有了本书开篇叙述的锁阳城的薛仁贵铜像场景。此次西夏文化考察的一些体会和研习心得，构成本书前半部分的主要内容。如何根据阅读山川大地这部大书的经验重新进入历史，理解古人用汉字书写的小书，是我探讨“西部神话”问题的方法起点。
2007年12月至2008年元月初，是我近三年内第三次到兰州大学和第四次到甘肃考察。随西北师范大学的冯玉雷兄及临夏县马正华副县长、哈九清兄再度到广河、临夏考察齐家文化。到广河参观了新开张的齐家文化博物馆，并通过各种渠道亲眼查看和搜集齐家文化玉器实物；又在2007年的最后一天，与程金城教授、刘文江讲师同去青海考察史前文化遗址，参观民和县博物馆未成(没有看到喇家遗址新出土的史前大玉刀等文物)，继续驱车西行，到乐都县柳湾遗址，终于叩开了柳湾彩陶博物馆的大门(当日已提前放元旦假)。张成志副馆长得知程教授是彩陶书的作者，如遇知音，不仅全程陪同讲解，而且回答我们的各种问题。该馆中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的墓葬情况实景，由于就保留在原地点，比起我们在甘肃省博物馆看到的同类墓葬复原景观更能给人以身历其境的感受，多少获得一些重新进入四五千前史前先民世界的直观感觉。可以说。对于那样一个早已逝去的先民世界，光靠读书得来的文字知识，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入门的。本书的后面几部分内容，算是尝试进入无文字时代西部社会与神话观念世界的努力。
为了摸清史前玉文化的传承脉络及其在夏、商、周中原政权礼制建构中的奠基性作用，探究华夏玉神话发生的现实根源，我在第四次到甘肃之前，还专门到上海、常熟、无锡、南京等地博物馆看良渚文化玉器，到沈阳的辽宁省博物馆看红山文化玉器，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察先夏文化，到侯马博物馆看西周、东周的出土玉器，赴河南登封考察王城岗遗址，到告成镇参观王城岗遗址博物馆，特别注意那里出土的四千多年前的二里头系统玉器情况，还到河南禹州的博物馆库房里去看瓦店遗址出土文物。总的印象是，从史前时期玉器生产的发端和规模看，都是中原以外的文化更胜一筹。也许是由于所发现的玉材产地限制，目前能够看到的中原史前玉器大都是零星的发现。直到二里头文化的二三期之后方形成一定的规模和形制特征。从断代上看，二里头文化三期已经接近或者进入商代了。如此看来，要探索夏代玉文化的来源线索，齐家文化玉器成为首选的对象。齐家玉器所用玉材中有没有和田玉，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根据多年的经验，探讨玉文化源流需要以鉴识玉质及原产地的能力为技术基础。这方面需要长期学习、积累、感觉乃至把玩的经验。古人在这方面要比今人强得多。儒家圣人所说的“君子温润如玉”这句名言，对于懂玉的人和不懂玉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体会。这种对玉的感知经验中潜藏着华夏文化传统最持久也最具特色的一面。非常可惜的是，习惯从书本到书本的学院派师生们基本上与此种文化经验隔膜着。只有在文物收藏界，这种经验依然在不绝如缕地传承着。我第四次到甘肃，希望对齐家文化玉器的取材问题有直观的体认。这些年来，除了和各地古玩城的收藏家们交流，我也在研习如何分辨成色和硬度都十分接近的甘肃马寒山(学名也叫“马衔山”，位置在榆中和广河之间，海拔高度3670米)玉与新疆和田玉。这次终于在广河县三甲集的一家古玩店里觅得一枚齐家文化小玉璧的芯子，其玉质明显呈现出和田白玉独有的雪花纹状特征。这使我基本打消了关于齐家文化够否充当昆仑美玉进入中原的中介角色的疑问，并给本书最后一部分的写作带来了重要灵感。
本书的写作，既没有按照学术专著的通常写法，也不想写成游记或旅行感想。对学术问题的考据和讨论，多有不成熟之处，期望专家批评指教。之所以选择了大量的图片，不是为了阅读上的轻松，而是要进一步尝试我所期盼的那种“四重证据”的文史研究路径，希望有助于从直观感觉人手重新进入历史文化情境之中。至于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只有请读者诸君做判断了。
最后，衷心感谢几年来对我西行考察给予帮助的同仁和朋友们，特别感谢兰州大学，感谢盛情难却的云南教育出版社提供本书的出版机会。
一、河西走廊的文化镜像
1．想象的边关：锁阳城的薛仁贵铜像
2．想象的西部：冥水与西天
3．想象的西部：瑶池、瑶母与玉门
4．美玉神话：丝绸之路以前的玉石之路
二、西部观念：中原人的建构
1．“西游”模式与想象的地理——从《楚辞》到《山海经》
2．食玉：中国式复乐园神话
3．从“玉英”到“玉精”——食玉神话的历史实践
三、“西游”的文化范式及其置换——从《穆天子传》到《西游记》
1．《穆天子传》：昆仑玉乡朝圣史诗
2．《西游记》对上古“西游”范式的转换
3．“西部”想象的谱系：绝、远、荒、怪
四、“河西”、“陇右”考——中原建构西部观念的语词解析
1．符号、方位与支配性观念
2．河西、河右，河陇——以黄河为坐标的命名规则
3．冀州与河岳：“中国为冀”
4．龙头、陇头，《陇头吟》——以陇山为坐标的西部命名
5．命名与遮蔽：“敦煌”别解
五、沉寂五千年，柳湾闻蛙声——马家窑蛙纹彩陶解读
1．柳湾见证“唯陶为葬”
2．蛙人造型的奥秘
3．再释“阴阳人”彩陶壶
六、蛙神信仰及神话源流
1．百变蛙神：从图像叙事到文本叙事
2．辛店陶器“蛙人一太阳”图式解
3．蛙神八千年
4．女神变形与性别象征
5．蛙神信仰：蛙图腾与蛤蟆创世
6．蛙文化传播带：从西北到西南
七、齐家文化与玉器时代
1．玉器时代的“齐家古国”
2．玉璧、玉琮：齐家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对应
3．夏文化寻源：冶金的东向传播
4．农业考古的证据：小麦的东向传播
5．寻找夏文化源：以玉礼器为新证据
6．齐家古国的覆灭
我的“西游”经历(代后记)
文化是走出来的
这里说的走廊，是指文化地理上的空间类型，也可说是连接于不同文化间的特殊通道。
人类是行走者，自生到死，难以停息。个体的行走，意味着日常的基本运动；种群的行走，则体现为有选择的空间迁移。其中既限于一定的界限又循着特有的路径。古往今来，人这一物种逐渐广布于世界各地，并因各自的血缘纽带形成彼此相分的群团。通常情况下，人们只要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便不再费力地四处奔走，而是稳定于各自生息的特定范围。偶尔，再越过界限来往于相互之间：寻求交流，扩展视野，或探险或商贸，或征战或和亲……久而久之，那些逐渐稳固并能促使彼此沟通的路径，便形成了世人公认的跨区走廊。
在游猎时代，行走意味着食物的捕获与“逐水草而居”。那时，天当被地当床，四方流动，来去自由——居无定所，也就未出现明显的走廊。进入定居农业，人们逐渐捆绑于土地，开始分为明晰的聚落。但在往昔漫长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节奏里，虽然日常的空间缩小了，个体和部族的生活也还有村野的循环及婚嫁的流动，有“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自在半径，以及人心敬畏、不轻易触动的自然圣地。只是随着楼房林立的都市和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被宣示了主权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群落之间才失去缓冲，没有过渡，亦无空白，族群性的行走被拆散成不相呼应的个体碎片，广漠无垠的空间被改造为彼此设防的边界和界限森严的僵硬领地。文明成为牢笼，走廊被切割为不再通畅的绝途与遗迹……也就是说，人类按血缘聚居、彼此往来且静动交错的空间方式发生了难以逆转的蜕变。
正是在这样的蜕变里，反观以往的自然空间和文化走廊便有了特别的意义。
纵观人类历史，在地球上各相对独立的人群之间出现过众多促使彼此沟通连接的地带。相对于被视为“文化区”的类型，人们习惯称之为“通道”或“走廊”。这些走廊往往与该地区的自然地貌有关。它们的形成体现了人对环境的认识和适应，同时也反映出特定族群的文化交往和传承。再者，结合世界史的“轴心”理论来看，在全球的各区域性文明之间，正由于有大大小小的“走廊”存在，才使得各“轴心”不至于彼此隔绝和窒息，而是逐渐靠拢并最终连为一体。
以东亚为例，在被称为“夷夏交错”的纵横世界里，在各主要的族群文化之间，著名的文化走廊不少。其中由北至南，备受关注的至少有三处，即北部草原与大漠地带的“河西走廊”、南部百越族群间的“岭南走廊”和横断山地区的“横断走廊”。如今我们从文学和人类学路径走进它们，是为了趁这些重要的文化空间还未被完全遗忘之际，通过考古发掘、文献梳理以及亲历行走和田野图像，使其重新呈现出一些立体的片断，并至少能在文本世界里留下一条返回的通道和接着叙说的余音。这套丛书目前的三本书分别关注“华夏源流”、“帝国政治”和“生态地理”。作者虽各取所需，叙事各异，但都力图突破“中原中心观”对多源历史的扭曲与局限。
人是行走的动物，人类学是行走的学问。二者指向一个共同的道理，那就是：
文化是走出来的，族群与文明是在互动中孕育的，人类向往超越边界。
让我们一起行走——现实的走廊虽然难以用文字逼真再现，开启的窗口却能让时光来回穿行。
人是行走的动物，人类学是行走的学问。二者指向一个共同的道理，那就是：
文化是走出来的，族群与文明是在互动中孕育的，人类向往超越边界。
让我们一起行走——现实的走廊虽然难以用文字逼真再现，开启的窗口却能让时光来回穿行。
揭开中原王朝所建构的“西部神话”帷幕，透视被汉字的权力书写所遮蔽、所遗忘的河西走廊文化古层，从中寻觅夏、周、秦所代表的华夏源流信息，再现“丝绸之路”之前“玉石之路”的深远与辉煌，探考“齐家古国”六百年的兴衰迹象，辨析自“玉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大变革中氐羌族群文化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特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