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空前繁荣，但仍有10亿人口被甩在了发展的行列之外，沦为全球经济社会中最底层的10亿人，那这世界上最贫困的10亿人身上正发生着什么，为什么会发生？最贫穷的国家为何日益衰败？如何起死回生？ 

本书就给出了答案，有理有据的分析和建议，异常出色的行文风格，告诉你怎样才能在一个财富不断增长的世界中可以获得更多的机遇。本书对于国人了解全球贫困状况、贫困的优抚机制以及当前国际上有关减贫的各种建议和措施，都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书剖析了制约这些国家发展的各种陷阱——战乱陷阱、自然资源陷阱、恶邻环绕的内陆陷阱以及小国劣政的陷阱，提出了帮助这些国家摆脱困境的建议。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壮大，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将越来越多地卷人到全球减贫事业当中。本书对于国人了解全球贫困状况、贫困的优抚机制以及当前国际上有关减贫的各种建议和措施，都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序

第一篇 问题何在？

 第1章 落后与崩溃：最底层的10亿人

第二篇 陷阱

 第2章 战乱陷阱

 第3章 自然资源陷阱

 第4章 恶邻环绕的内陆陷阱

 第5章 小国劣政的陷阱

第三篇 中场：全球化能拯救吗？

 第6章 错过的顺风船：被世界经济边缘化的最底层10亿人

第四篇 救助之道

 第7章 为了拯救的援助？

 第8章 军事干涉

 第9章 法律与章程

 第10章 扭转边缘化地位的贸易政策

第五篇 为最底层的lO亿人而奋斗

 第11章 一份行动方案

第1章 落后与崩溃：最底层的10亿人

第三世界缩小了。40年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一直是如何解决10亿人的富有世界与50亿人的穷困世界之间的对峙。由美国所制定的、规划了直到2015年经济发展进程的千年发展目标，就将对这一问题的考虑融入其中。然而很显然的是，到了2015年，这种将发展概念化的方法就将成为昨日黄花。贫困世界的50亿人中有大约40亿人生活在增长速度很快的国家之中。发展的真正挑战还是在于那些正被甩在后面且常常濒于崩溃的贫困国家所包括的最底层10亿人。

最底层的贫困国家与21世纪共存，但它们所处的现实却犹如身处14世纪：内战、瘟疫、蒙昧。它们主要集中在非洲和中亚，其他则散落在世界各地。回顾20世纪90年代，甚至是在介于冷战结束和“9·11”事件之间的黄金10年里，这些国家的收入也下降了5％。我们必须学会将熟悉的数字颠倒过来：整整50亿人已经繁荣昌盛起来，或者至少从发展态势上看是如此，而有10亿人却深陷在最底层的泥潭之中。

这个问题，不仅对挣扎在生死边缘上的10亿人来说意义重大，对我们而言同样非比寻常。在21世纪，物质生活的安逸、全球化的传播和经济的独立，都使这些混乱的巨岛越发容易受到伤害。而现在问题就已经很麻烦了，当最底层的10亿人从一个日益云波诡谲的世界经济中被分离出去后，再想将其融合只会变得更难，而不是更容易。

这也是一个官方商业发展历程和民间发展历程都不去正视的问题。官方商业发展是由援助机构和获得工程合同的公司所推动的，它们会带着虽死不僵的官僚作风来捍卫自己的观点，因为它们喜欢事情按照自E的方式发展。一种对包含了5/6人口发展的定义，使自己获得了走遍天下的通行证，准确地说，是走遍除去最底层10亿人之外的地方。在最底层，生存环境尤为艰辛。每一个发展机构都在委派员工去乍得和老挝任职的问题上犯难；而像巴西和中国一样的国家却总是散发着迷人的魅力。世界银行在每一个主要的中等收入国家都建立了庞大的办公机构，却没有派出过一个人长驻中非共和国，所以也不要指望着官方商业发展会心甘情愿地改弦易辙。

民间发展历程是由摇滚明星、知名人士和非政府组织所推动的。就其声誉而言，它确实将关注点放在最底层10亿人的生存状况上。也多亏了民间的努力，发展问题才会被提到八国峰会的议程当中。但不可避免的是，由于人们对口号、影像和愤怒的需要，民间力量不得不将所要传达的信息简单化。不幸的是，尽管可以将最底层10亿人的困境问题简单进行道德化，可回馈却不会被简单道德化。这是一个需要几种政策共同实施才能够解决的问题，而它们中的一些是违反直觉的。不要期望民间力量能形成这样一种工作议程，实际上，民间力量有时就是一种没头脑的热心肠。

最底层贫困国家的政府又如何呢？时势环境造就了极端的人事。这些国家的领导者，有时是靠武装力量强行夺到政权的；有时则是靠从已贿得政权的人那里将政权诈骗过来的；也有时，有一些勇敢的人，不惜一切地努力创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即使这些国家的现代政府形象有时也不过是表面现象，就像它们的领导者只是在模仿着现代政府的脚本演出罢了。这些领导人坐在国际谈判桌上，比如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桌上，却没有任何可以谈判的。甚至在他们的政府已经彻底垮台后，他们的位子也还是继续被保留着：索马里政府已经对国家失去控制多年，却仍然在国际舞台上“代表”着索马里。因而，不要指望着最底层10亿人的政府能够规划出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案。它们总是在恶棍与英雄的争斗之间分崩离析，而它们中的一些还几乎都不在其位。为了我们未来的世界可以生存，英雄们必须赢得斗争。但恶棍们却拥有枪杆子和金元，而且迄今为止他们经常占据上风的。如果我们不彻底改变策略，这种情形还是会继续。

所有的社会都曾经历贫困。大多数国家现在都摆脱了贫困，为什么另一些国家却深陷其中呢？答案就是陷阱。贫困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陷阱，否则我们便仍会处于贫困之中。我们不妨暂时将经济发展想象为瀑布和梯子。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存在一些神话般的梯子，大多数国家都正在使用它们。但也同样存在一些瀑布，一些国家就恰好碰上了它们。底层的贫困国家是不幸的少数，只有它们深陷泥潭。

陷阱以及被困其中的国家

很容易就能设想出这样一幅图景：某个国家就像我们的祖先一样一贫如洗，在经济上几乎停滞，而且只有很少的人受过教育。通过艰苦劳动、勤俭节约和聪明智慧，一个社会一般都能逐渐摆脱贫困，除非它被陷阱困住。发展的陷阱已成为学术论战的时髦领域，并分成了泾渭分明的左右两派。右派倾向于否认发展陷阱的存在，断言只要实施良好政策，任何国家都会摆脱贫困；而左派则倾向于看到全球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就会创造出一种贫困的陷阱。发展陷阱的概念已存在了很长时间，而最近则更多的与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的工作联系在一起，他关注的是疟疾以及其他健、康问题的后果。疟疾使一些国家停滞在贫困中，而因为它们的贫困，疫苗在这些国家内的潜在市场就无法保证制药公司获得足够的利润，这些制药公司也就不会对必要的医药研发进行巨额投资。本书探讨了四种被关注甚少的陷阱：战乱陷阱、自然资源陷阱、恶邻环绕的内陆陷阱以及小国劣政的陷阱。与许多现在正在步入成功韵发展中国家一样，本书关注的所有国家都是贫困的。它们共有的特征是它们都被这种或那种陷阱所困，而且这些陷阱还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多年过后，还是有些国家从陷阱之中脱困，开始迎头赶上。不幸的是，追赶的进程近来停滞不前了。那些只是在近10年当中才完全摆脱陷阱的国家，如今又面临着新的问题：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如今的全球市场对新进入者更加充满敌意。新近脱困的国家或许已错过了顺风船，它们会发现自己正身处一个炼狱般的世界之中，在这个世界中，种种外来因素牢牢制约着增长；这将成为我们讨论全球化问题的主题。当毛里求斯在20世纪80年代脱困时，它能蹿升至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而当邻国马达加斯加最终在20年后脱困时，却再也无法一飞冲天了。P3-5

1968年，我在牛津大学求学。记得当时我参加了一个名为“牛津革命社会主义学生会”的组织，一个现在看来饱含滑稽模仿意味的名字，而当时却觉得那样单纯朴实。当我完成学业时，我想把在经济学上的所学用于非洲。非洲新成立的国家百废待兴，几乎没有哪个非洲人受过我刚刚完成的那种教育。当时许多牛津学子的家人都有到过非洲的经历，比如父亲曾是殖民地的行政官员之类，当然这并不包括我——我父亲只是约克郡的一名屠户。但在那些殖民社会关系当中，必然有一些对我产生影响。我一个朋友的父亲一直担任一个名为尼亚萨兰（Nyasaland)的小国的总督，因此我阅读了不少有关它的书。而我所读到的种种书籍都令我决心到那里去。这个后来更名为马拉维的国家，是非洲大陆上最贫困的国家。改变国家的名字容易，改变国家的境况却绝非易事：35年后，马拉维依然如当年一样一贫如洗。我想，再过35年它也不会有所改观，除非……本书就是讨论这个“除非”的。

在过去的35年间，马拉维没有改变，而我在某种意义上也没有改变。作为一名牛津大学的教授，我仍在致力于与非洲相关的工作。在这35年中，我曾做过哈佛大学的教授，并经由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介绍，担任世界银行研究部门的主管，加强了它对最贫困国家的关注。实际上，我在世界银行的首次任务，就是和斯蒂格利茨一起奔赴埃塞俄比亚。因为我刚刚成婚，那次旅行便成了我的蜜月之旅，只不过是由斯蒂格利茨代替了我的妻子而已。幸运的是，我的妻子对此十分理解——不知是巧合还是心有灵犀，大学毕业之后她也在马拉维工作。

本书要探讨当今世界许许多多像马拉维和埃塞俄比亚一样正处于全球经济体系最底层的少数发展中国家。一些国家，就像马拉维，始终处于最底层；而另一些，包括塞拉利昂，曾经只比印度或中国贫困一些。现在处于最底层的国家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它们是最贫困的，更在于它们在发展上的失败。它们跟不上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发展步调，它们犹如浮萍般在风雨中飘摇。由于一度贫困的印度，和中国以及其他类似的国家迎头赶上、奋勇向前，全球贫困化的图景便出现了激荡，掩饰住了这些最底层国家的分化趋势。当然，因为一些国家做得相对好些，另一些便必然相对差些。但处于最底层的国家的衰败，并非是相对的，实际上常常是绝对的。在这些国家当中，有许多国家不只是在日益落后，而是在日益崩溃。

最近几年，我一直致力于研究内战。我想弄清楚为何收入微薄的非洲战乱不断、战争频仍。渐渐地，我总结出了“战乱陷阱”的概念。它揭示了某种经济状况如何将一个国家引向内战，以及一旦战乱爆发，暴力循环又如何演变成一种难以逃脱的陷阱。我意识到战乱陷阱可以解释那些国家为什么至今还处在世界经济、最底层，但它并不能说明全部。马拉维在其过往的整个独立历史当中一直免于战乱，也仍然未见发展。肯尼亚和尼日利亚，以及在我著书生涯的不同阶段所见到过的，既不同于马拉维又彼此各不相同的许多国家，也是如此。我也不认为贫困本身是一个陷阱。这些经济发展上的失败是在有违全球经济发展成功的大背景(贫困是大多数人都设法去消除的)的情况下出现的。自1980年以来，历史上首次开始出现世界贫困化，这并不仅仅是非洲的问题。其他地方也同样有经济发展上的失败，如海地、老挝、缅甸等国家和中亚国家，中亚国家中的阿富汗尤为令人瞩目。对于发展失败一刀切式的解释，并不适用于这样的多元性。

有关发展失败的单一因素论是如此常见，以至于当今学术界都倾向于对此进行专门研究(他们所受到的训练就是炮制一些高深而又无法广泛应用的东西)。与他们不同的是，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曾写过一些有关农村发展、劳动力市场、整体经济震荡、投资和战乱的书。有段时间我还为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工作，他实在是个兴趣广泛的人，并且有一种对任何事都能侃侃而谈一番的天赋。视野宽泛自有其益处，最终我发现了可以解释那些国家之所以处于最底层的四种不同的陷阱。这些国家囊括了大约10亿人口，如果对此袖手旁观，那么，这一群体便会在此后大约20年中逐渐与世界经济中的其他群体相脱离，沦落到一个与世隔绝的悲惨境地。

这些国家的问题与我们在过去40年中称之为“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是除去占据地球人口仅1/6的最发达国家以外的所有国家)的问题大不相同。我们一直将涵盖世界人口5/6(50亿人)的国家都定义成发展中国家，但并非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一样的。那些发展失败的国家所面临的棘手问题，并不见于那些正在走向成功的国家。实际上，我们完成的只是全球发展中较容易的那一部分；想要完成余下的部分如今已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可我们还是必须完成全球发展，因为对于一个祥和安逸的世界而言，存在一个有着10亿穷困潦倒人民的隔离地带，将是越来越不能容忍的。

不幸的是，这不仅仅是把我们的钱捐给这些国家的问题。如果真是这样，反倒相对容易了，因为这些国家为数并不多。由于一些重要的特殊情况，援助在这些环境当中并没有起到多大成效，至少在过去一直如此。改变必须主要源自最底层社会的内部，我们不能从外部强加给它们什么。在所有这些社会中，在期待改、变的勇敢的人们和与之相对的根深蒂固的利益之间，总是存在着种种斗争。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充其量只是旁观者。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来助改革者们一臂之力。但若是这样做，我们就需要利用那些一直以来都被用做他图的工具(例如军事干预、国际性标准的设定和贸易政策)。控制这些工具的机构对最底层10亿人的问题既没有认识，也没有兴趣。所以他们必须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了解，而政府也必须学会如何协调使用这一系列涉及面广泛的政策。

这些观念跨越了政治分野，开阔了视野。左派会发现之前所贬斥的方法，比如军事干预、贸易以及鼓励增长，对于达到其长期翘首企盼的目标来说，是关键的手段；右派则会发现，最底层10亿人这一问题不会像全球减贫那样将随着全球的经济增长迎刃而解，他们会发现若是现在忽视了最底层10亿人的问题，等到了我们子孙的时代，它就会变成危及世界安全的可怕梦魇。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确实必须解决它。但若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需要树立一致的目标。

为树立一致的目标，就要改变观念，不仅仅是在发展机构之内改变观念，更要在广大选民当中改变观念，他们的观点将会使一切可能成为现实。没有了见多识广的选民，政治家就会继续将最底层10亿人的问题当做余兴插曲，而绝不会去倡导真正的变革。本书就是一种改变观念想法的尝试；为了便于阅读，我在写作中没有使用脚注和其他常用的、严格的专业学术规范。我试图写一些你能够乐于阅读的东西，但绝不会让你判定我所说的不过是些无足轻重的废话。本书以大量发表在专业期刊上并通过了匿名评审的专业论文为支撑，我在本书的最后列出了其中的一些文献。

研究往往像是一种探险。你从一个听起来不可能回答的问题入手：有多少援助流入到军事开销当中？或者，有多少非洲的财富流失到非洲大陆之外？你将如何解答这些问题呢？是去问问每一支第三世界的军队从何处获得军饷？还是去敲开瑞士银行的门，让他们报一下非洲的账目？有一个能获得答案的与众不同的办法，那就是统计。这种方法的立足点不同于粗浅的影像，后者提供给我们的往往是我们对世界自以为是的了解。以起义为例，在其学生时代曾往墙上贴海报的一代人心中，普遍都会想到的影像往往便是切·格瓦拉(Che Guevara)，海报替我们进行了思考。我们对于最贫困国家问题的认识也饱含着种种这样的影像：不仅仅有高尚的起义者，还有饥饿的儿童、冷酷无情的交易、老奸巨猾的政客。你由此成了这些影像的俘虏，而因为你成了俘虏，我们的敢治家便也成了俘虏，因为他们所做的正是你想要的。所以，在本书中，我将要引领你超越这些影像，有时候我还要打碎它们，而我用以打碎它们的，正是统计上的证据。

在进行统计分析的工作当中，我仰仗于许许多多年轻合作者们的协助，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会在随后的章节中出现。其中的一位，安珂·霍芙勒(Anke Hoeffler)主导了这项工作中的很大一部分。我们一起共事了10年，在这场二重奏中我扮演着令人难以容忍的讨厌教授的角色，而安珂却总是能隐忍不发、和气相对。如果你想要对我们一起工作时的情况得出多少有些夸张的景象，你尽可以勾画出一个比著名英国侦探剧集当中的摩斯(Morse)和路易斯(Lewis)在一起工作时的情形更糟的景象。就像他们一样，我们的研究也常常陷入数不清的错误开局中。不过，尽管我也像摩斯一样立足于牛津，可不同于他的是，我是在与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团体一起共事。正如你会猜到的那样，安珂是德国人。而这个团体中还有瑞典人曼斯、法国人莉萨、爱尔兰裔美国人斯蒂夫、非洲裔美国人凯茜、塞拉利昂人维克多以及澳大利亚人菲利普。这只是一串长长名单的一部分，但是你可以从中窥得全貌。他们都有着耐心勤恳的工作态度和熟知各种高难技能的头脑。没有他们，就不会有本书的诞生，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任何叙述所依据的成果。本书是那种当你将一个个点点都连接起来时，便会显出的宏幅图像，只不过这些点本身之中就包含着故事。尽管这不是一部有关学术研究的著作，我还是你希望一路读来，会对现代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有一些独到的体会，并从解决棘手的问题当中获得一种心潮澎湃的感觉。

这是一部创新之作，它富有洞察力地思考了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诸多空白领域。

索罗斯(GeorgeSoros)

本书是对当代发展问题极有深度的思考和重大的挑战。

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美国前财政部长

保罗·科利尔为我们贡献出了一本讨论发展问题 的杰作。他的分析和建议有理有据，行文的方式也异 常出色，那些关心最贫困的世界且能为他们做些事情 的人们定会乐于阅读本书。

欧内斯特·塞迪略(Ernesto Zedillo)，耶鲁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墨西哥前总统

保罗·科利尔的书很有份量。他清楚地向我们说明了在世界上最贫困的10亿人身上正发生着什么，为什么会发生，以及怎样才能使他们在一个财富不断增长的世界中可以获得更多的机遇。他的观点应当作为政策讨论的核心。

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Nicholas Stern)，伦敦经济学院教授，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