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热销小说《潜伏》的作者龙一的最新力作，是一部更精彩的谍战小说。

与《潜伏》一样，本书依然以中国北方城市天津这个国际情报中心为背景。作品延续了龙一谍战题材小说节奏细密紧凑、情节扑朔迷离、人物丰满感人的招牌风格，充分展现了我党情报工作人员的超人胆识和智慧并揭示了非常时期和环境下人性的复杂和矛盾。

天津作家龙一继热销小说《潜伏》后最新的间谍战题材的小说《代号》近日由作家出版社推出。该书以中国北方城市天津这个国际情报中心为背景展现了我党情报工作人员的超人智慧。主人公冯九思是天津英租界的警务处副处长，作为我党地下情报工作人员机智周旋在各国情报网之间，在国共两党联合抗日期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结构中智斗游走……在那段严酷的岁月中，我党地下工作者不仅要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明枪暗箭，还要防备国民党方面的拆台暗算，在共产党内部还要理性面对来自组织的信任和考验，同志战友之间不光是真情和友爱，还要时刻警惕党内同志之间的误解、嫉恨以及被出卖给敌人的背叛和危险……

《代号》结构严谨，悬念丛生，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人物刻画丰满感人，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和矛盾。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日，农历辛巳年十月十五日，星期三。今天发生了几件事，让冯九思心里格外的不痛快，恨不得抓住个什么人揍上一顿。

第一件败兴的事，是日本人又在天津英租界里制造了两起爆炸案，目标都是国民政府在本地的间谍。英国领事兼工部局总董事将警务处正、副处长叫去臭骂了一顿，这两个家伙回来后又臭骂了所有的人。其实大家都知道，自从《有田·克莱琪协定》签订之后，他们已经控制不了日本人，更何况英、法租界还被十几万穷凶极恶的日军包围着。虽然如此，副处长乔治·安德森还是将这些爆炸案一股脑都派给了冯九思，并且规定了破案限期，于是冯九思认为，这是对方又在故意找他的麻烦。

第二件是交际花蓝小姐请他给她的“老斗”帮忙，保释那家伙在跳舞厅伤人的混蛋小舅子。他办到了，但安德森又将他一顿臭骂，说他私吞了事主的贿款。这让他很恼火，险些在办公室里挥拳与安德森“火并”。若是他没被降职，还在担任警务处副处长，这个爱尔兰混蛋应该仍然是他的手下，也就断然不敢对他如此无礼。

前边两件事都属于最近两年的生活常态，没什么大不了的，最不同寻常的是第三件事。昨天深夜，达文波道一家小膳宿公寓里有个男人被杀，这原本也无关紧要，不想，中共党组织却派人来调查此事，而派来的那人竟是他今生今世都不想再见到的杨炳新。两年前，正是因为杨炳新的失误，才导致他在警务处被降职，同时也让他在党组织内部变得不再受重视。

“你认识他吗？”在“尸”满为患的停尸房里，冯九思问话时连眼皮也没抬，因为他不想看到杨炳新脸上的那股子不信任的神气。

杨炳新将十指交插放在肚子上说：“这个模样可看不真切。”当着“看尸人”的面他们只能打手势，冯九思注意到杨炳新已经确认，这正是他们要找的人。“看尸人”打水清洗死者的脸，现出那人脸上、头上的多处伤口，脖子上有一道明显的环形绳痕，但最触目惊心的，还是那人被割掉了鼻子。

“看尸人”凑趣说：“这得有多大的仇啊，让人下了‘阿鼻地狱’。”冯九思知道此人没别的意思，只是在讨赏钱，但杨炳新太穷，必定舍不得打赏，少不了还是得由他“破费”。

从停尸房到案发公寓很近，冯九思把杨炳新的身份从认尸的亲属“提拔”为便衣巡捕，但他身上的那件旧蓝布棉袍和头上沾满灰尘的旧呢帽却与新身份差异极大。二房东对死者了解得不多，只说：“昨天晚上有人来找他，其实每天都有人来找他，后来我就睡了，没听见什么，早晨催他交这个月的房租时，才看见他死了。”冯九思问：“来了几个人？哪国人？”二房东说：“两个，也可能是三个，不像小日本儿，个子挺高的，没长罗圈腿……”

这时，他突然发现“便衣巡捕”杨炳新正捏着根一寸多长的铅笔头在做记录，手中的本子是旧报纸的白边裁开后用针线缝上的。他连忙移步挡住二房东的视线，从身后将警务处的专用拍纸簿塞给他，同时心中恨道：要节俭也得看自己扮演的身份，你这样子哪像个贪污腐败的租界巡捕，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共产党。

离开公寓，他领着杨炳新就近来到一家小咖啡馆，故意给对方要了一杯难以下咽的清咖啡，给自己要了一杯热巧克力，然后问：“要不要我写份报告？”其实他心里巴不得早点摆脱眼前这个人。他这样想绝不是不愿意跟党内同志亲近，恰恰相反，近来他曾多次申请调回去与同志们一起抗战。他只是不愿意见到杨炳新，因为他怀疑这家伙可能是他的“灾星”，只合作了一次就给他带来那么多的麻烦，坏了他过好日子的兴致。

杨炳新显然正在努力控制脸上的肌肉，以免流露出过分强烈的情绪，只把愤怒的眼神放在咖啡上问：“你怎么看这件事？”冯九思摇头道：“不是敌人干的，应该是私仇。”杨炳新说：“上级可不这么看。”冯九思故意戗白他：“你还没去打小报告，怎知领导的心思？”杨炳新脸上的怒容像潮水一般涌起，但又像潮水一般落下，顿了一下方道：“前两天也发生了两起类似的案子，上级认定这是有计划的暗杀。”冯九思却故意吊儿郎当地感叹道：“现在每天被杀的人太多了，未必都有政治目的，另外俩人也被割了鼻子？”杨炳新说：“一个被挖去双眼，一个被割掉了舌头。”

该死的！他明知此事大不寻常，但嘴上还是故意给杨炳新出了个难题说：“这算什么，‘大卸八块’的案子现在也常见，除非这是日本人或是国民党特务干的。”杨炳新愁苦地摇头道：“所以才来找你，希望能确认凶手，上级让我领导你立即开始调查……”

“他妈的，你领导我？上次你领导我时出了什么事，你还记得吗？”冯九思不由得大怒，双手攥拳猛地砸在桌上，但看到侍者正在向这边张望，他只好压低声音恨道：“你这一辈子也别想再领导我，我要见上级。”杨炳新回答的话语同样硬如砖头，他说：“上次那件事你还没能通过审查，不能见上级领导。”冯九思将话语嘶嘶地从紧咬的牙缝中挤出来说：“上次都是你的错，没有你向领导打小报告，我也不会落到今天这地步。”听到这话，杨炳新把身子前倾，两眼逼视着他说：“那件事你恨我也就罢了，但不应该给我那结拜兄弟栽赃嫁祸，现在他牺牲了，我们俩都只能等待上级的进一步结论。”

“哈，给我们俩下结论？难道连你这样的‘大英雄’也没通过审查？”冯九思故意尖酸刻薄。

“在组织内部我们人人平等！”杨炳新勇敢地喝光那杯没糖没奶的苦咖啡，留下一张纸便离开了，把冯九思一个人丢在那里生闷气。

望着杨炳新的背影，他真想大吼一声，我是一个老党员，用得着你给我上课！他认为自己方才的表现还是不够强硬，在气势上没能压倒对方，同时他也为自己在侍者面前表现出来的不谨慎感到自责，恨杨炳新让他变得失态。该死的，我这是怎么了！

然而，他确实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了。已经两年多了，组织上好像在故意疏远他，只是偶尔派下来一两件简单的任务，而且不允许他与其他同志接触。难道我真的犯下了滔天大罪不成？他有时也会猜测组织上可能是因为抗日工作繁忙，一时顾不上审查他的事，但是，像他这样一个租界中的重要人物，即使现在降了职，不像当年权力那样大了，但关系网仍在，仍然可以为党组织做很多工作。他不相信组织上会这么势利眼，但他实在无法忍受这种将他放任自流的处理方法。这些念头时常会折磨得他怒发如狂，所以，每到这个时候，他也只能努力给自己解宽心——你既然信奉了共产主义理想，就应该保持住实现这个理想的信念，要信任党组织，但不能信任杨炳新。

打开杨炳新留下的那张纸，他发现是前边两件案子的情况，但里边既没有凶手的线索，也没有人名，只有代号，死者一个叫“老虎”，一个叫“山羊”。今天死的那个叫“喜鹊”。

他记得“山羊”和杨炳新的义弟也参与了那次倒霉的行动。那是两年前的夏天，上级下达任务，让杨炳新和冯九思领导一次重要的袭击行动，目标是日军参谋总部在本地的间谍头子吉田次郎，而这家伙的公开身份却是位银行家。有关目标在英租界的住址、活动规律和家庭情况早已了解清楚，具体行动由杨炳新负责指挥。冯九思则负责购买梯恩梯炸药和电雷管等违禁品，同时他也主动承担了全部的行动经费。不过，在行动方案上他却与杨炳新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他不同意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制造爆炸事件，因为这件事可能会导致日军再次封锁英租界，到时候工部局的董事们必定不会与他干休，毕竟他当时是主管租界治安的警务处副处长。

争执到最后也没有结果，他只好让步，建议将此事嫁祸给国民政府的间谍，但再次遭到拒绝。杨炳新说：“怎能让国民党特务平白享受功劳？我们就是要让全国民众都知道，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抗日行动。”

虽然他知道杨炳新的理由并没有大错，但他认为整个抗日战争就像是一盘局面复杂的象棋，这也符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的观点，因为这是一场长期的战争，最后的胜利必须要由无数项艰苦细致的工作累积而成，所以，采取任何行动都不能图一时之快，要考虑到一件事可能引发的一系列影响，特别是不利影响。然而，这次行动杨炳新是领导，他必须得服从领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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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迄今为止写得最累的一部小说，之所以感觉累，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我想尝试一种新的小说结构技术，就是将一个完整的故事“折叠”起来；二是我想检验一下我在《小说趣味的来源》中所讲述的小说技术，在操作上的便利性和实用性，以免谬种流传。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将一个完整的故事“折叠”起来讲述，并不是我的发明，在此之前，前人早已成功地运用过“倒叙”、“回述”等叙述技巧和故事套故事的叙事技术。我所说的尝试，是指我个人虽然时常使用“回述”等叙述技术，但是，将一个有开端、发展和结局的完整事件，运用调查、“回述”等方式有机地融入这个事件所生成的另一个事件当中，这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

在这部小说中，“吉田事件”本身就已经够复杂了，但由于这次行动出现重大失误，其间种种线索真假难辨，没有一个人掌握全部真相，所以，要将这样的事件纳入正在发生的更危急，更复杂的事件当中，而且两个事件又互为因果，互为真相，其难度可想而知。

我这次将故事“折叠”起来写作绝不是为了炫技，或是故弄玄虚，其实我的初衷很简单，就是为了节省文字空间，是想在有限的字符空间内尽可能容纳更多的内容。于是，将小说“折叠”之后，便产生了这样几种优劣不等的效果：

第一，“折叠”之后，前边“吉田事件”的线索同样也成为了正在进行的“连环杀人案”的线索，“吉田事件”中所有的人物和行为既是怀疑对象，同时又都变成了“连环杀人案”的伏笔、悬念和说明性材料。

第二，“折叠”之后，我可以只用事实概述“吉田事件”，只讲过程和因果，不须描绘，这样便将有限的文字空间节省下来，集中运用到正在进行的“连环杀人案”之中。

第三，“折叠”之后，故事情境由被折叠的“吉田事件”代劳，故事从开始便进入了冲突与高潮，随着读者对“吉田事件”的了解，给当前事件的压力比平铺直叙的效果要强烈许多。这样一来，小说的时间就完全集中在高潮时段。

第四，“折叠”之后，每一个人物，不论主角还是配角，都是“有故事的人”，至少他们将自己在“吉田事件”中的行为与性格带入了正在发生的事件之中。这样一来，出场的所有人物都依托于同一事件，在塑造人物上便节省了许多文字。

第五，“折叠”之后，揭示人物和人物再塑造的任务就更重了，因为文字空间的限制，对人物只能在行动中边塑造边揭示，塑造集中于细节与情态，揭示集中于动机、行动与转折点。

第六，“折叠”之后，被折叠的事件可以给予现实的事件带来足够的压力，并帮助形成转折点。转折点是揭示主要人物的关键，必须要有足够的前因和压力，才能将主要人物逼到需要押上巨大风险价值的转折点上，例如“保护百灵”、“仓库赎人”、“播出真相”、“杀死吉田”等等。这些人物的转折点并非他们自觉自愿去做，而是情势所迫，不得不做。每当这个时候，来自“折叠”事件的压力与现实事件的压力便重合在一起，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逼迫他们必须得做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选择。

第七，“折叠”之后，最大的缺点就是因果关系太过复杂。在被“折叠”的事件中，每一个人物，每一个行动，每一个关键细节都有着真真假假的前因，同样，每一个人物、行动、关键细节又都有着真真假假的后果，而这些前因后果在进入现实事件当中的时候，虽然能形成迷离的悬念和内容丰富的事件、人物关系，但是，如何才能条分缕析地传达给读者，一直是令我头疼的问题。要知道，小说写作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说服读者的过程，作家要说服读者相信我们所讲述的一切都真实可靠，而真实可靠最直观的来源，就是人物、事件的种种因果关系，是逻辑，因此，在处理这种双重叠加的因果关系时，稍有不慎便会被读者怀疑，进而又会被读者抛弃。

第八，“折叠”之后，另一个缺点是被折叠事件的趣味性的处理。“吉田事件”本身完全可以写成一篇独立的作品，然而，将它“折叠”到“连环杀人案”当中时，对他的叙述就有了限制。首先是不能集中叙述，否则，大段的，脱离现实事件的叙述必然会造成读者注意力的游离。其次还要将它“打散”后充分利用，与现实的事件紧密结合在一起，担任背景、悬念、伏笔、人物塑造等一系列任务，但给它的文字空间又太小，这样一来，如何将文字这一工具运用到极限，用最少的文字讲述最多的事实，同时还要讲得有趣，便成了对作家的严重挑战。

第九，“折叠”之后，两个事件叠加造成的结果，是人物的行动太密集，让我没能把故事中的喜剧因素充分发挥出来。小说中虽然有喜剧人物，例如茶房、安德森和蓝小姐，但是，这个故事的根本在于结构性喜剧。也就是说，主人公冯九思与杨炳新的关系、与上级领导的关系、与蓝小姐的关系、与安德森的关系，其实都是结构性喜剧，他们的关系中间充满了荒诞与误解，然而，文字空间，还是这个问题，也许是我太自以为是，太想掌握用极少的文字讲述极复杂的故事这门技术了，将整部小说的字数限制在十七万字节以内，所以，无奈之下，只能用冷幽默来代替真正的喜剧情境，便失去了许多调整节奏，愉悦读者的机会。

总的来讲，这个故事讲述得是否成功，还需要读者来评判，但是，要想掌握一门新技术就必须得亲自动手这一点，我确实又实践了一次。小说创作是一项充满了挑战的工作，既需要冒险，也需要自我激励，我希望自己没有辜负这个行业，能够给它带来尊严，而非玷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