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是黄仁宇先生的一部历史著作，记叙的时间自1924年国民党黄埔建军始，至1945年抗战结束止。书中对海内外关于蒋介石的评议，多有精彩的辨析；作者拣择与排比史料的方式，别具慧眼，言人所不能言。作者沿袭其大历史观的研究方法，检视蒋介石的历史定位及其历史局限性。作者曾说，写作此书，目的在于阐明中国由“中世纪国家”步向现代的挣扎和转折。

本书为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著，详细叙述了蒋介石黄埔建军，北伐，清党，安内，攘外，坚持抗战直至胜利，内战失败退台的历史。佐以蒋先生的日记，是如此珍贵的历史史料，在黄仁宇先生的论述中，我们详细看到了一部近代的中国史。对于有着众多黄埔将军，国军将士的浦江，相信浦江的朋友对于中正先生会有更大的兴趣。

第一篇 黄埔建军、北伐、清党

第二篇 安内与攘外

第三篇 不畏鲸吞，而怕蚕食

第四篇 “四强之一”及其负担

第五篇 卷尾琐语

在检讨第一次缅甸战役作战经过时，如果我们完全根据战略上及战术上之至当，则只有相信史迪威之英明果决。他相信曼德勒无战略价值。并且防守缅北则必须进出于缅南。而他到任后不久，第二百师即已与日军第五十五师团之两个联队打成平手，此时亟应将第五军的其他两个师迅速投入，以争取主动。及至敌第五十六师团由东线渗入，局势非不可为。棠吉已经第二百师克复，他又已令随从副官令第四十九师立即西进堵塞缺口。倘使第六军不过早撤退，又倘使俞飞鹏能将所有汽车用之运兵，则最少在5月初无秩序的撤退之前，远征军有一次与敌军全面较手之机会。

此间一切的假设不能逃避当日实际情形，因为国军非现代社会产物，即不能以现代眼光责成其执行战略上及战术上之至当。

蒋介石虽然越级指挥，并且预先示意各军师长不必猛进，在他看来他无意于欺骗史迪威。他已和史说及中国之三个师才能抵挡日军一师团，至少五个师才能向敌之一个师团攻击，第五军是中国最好的军队，不能让他们吃败仗，尤其不要让他们为英国利益牺牲。在缅甸作战的重心为曼德勒。史迪威一定要了解中国人之心理和中国战法。假使他和委员长虚心学习六个月，他自己也可以成为这些门道中之能手。从这些地方看来，他的用心非不诚恳。从我所听到的传闻及曾过目的记录看来，我还未看到其他任何人能在谈吐之间，使蒋委员长发笑。蒋必在美国客卿之前卸除了平日庄严，史的记录里提到蒋莞尔不止一次。

可是因为文教上之隔阂，善意常被误解。史掌兵缅甸之日，蒋见该地出产西瓜，山中多松木，因之致缄史迪威可给四人一个西瓜，阵亡士兵则以松木制棺运送回国。他无非想及史以客卿初掌兵符，可以就此示惠于中国士兵。即算琐屑，亦出自善意。但日后经过渲染，由白修德等写出则认作蒋介石不识大体，在军书旁无时无分寸尺度之啰嗦。

如果我自己没有经过在国军的指挥系统里之各阶层一度实地观察之机会，亦必同情于史总指挥对蒋委员长的训辞所采取一种言者频频听者藐藐的轻蔑态度。我们在军校之所学，以及日后在美国参谋大学之所学，都着重任何指挥官在战场上之首要品质在争取主动。“捕捉战机”和“扩张战果”都是如是堂堂响亮的辞语。天下没有一个缺乏攻击精神之能将。“不为与迟疑可能较方法错误为尤甚”已经写在日本的美国的和中国的操典里。在“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与“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的前提以下不能又来一个纶巾羽扇的“诸葛一生惟谨慎”之作风。

可是这些原则与前提必须与当日国军伙夫埋锅煮饭引水挑柴的慢吞吞之习惯情调对照。很多人尚未想及，在驻印军于蓝伽军营遍发给各级军官手表(来自美援)之前，军中尚无计时器。也很少有人知道，照图上作业的办法所制作战命令一般无用，有些尚是事后补写以保全记录之完美。实际上作战指挥全赖电话，所以也更强调下令者及受令者之人身关系，而无从使战斗行动标准化合乎典范令之要求。若提及装备则因为器材难得，已失效之防毒面具与不能发火之手榴弹不能放弃，而主要兵器之弹药又不敷用。如此编组之军队甚少经过连教练，遑论及诸兵种协同演习。

本文已一再提及国军已在其组织及指挥系统之中掺拌着人本主义(humanism)之性格。人本主义不同于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其主旨在不穷究组织上及逻辑上之完整，愿意将就现实，趋向妥协，注意人与人之间的特殊情形，与单元的双边关系。在己所不欲不施于人之条件下提倡对人谦虚抑让，以期对方同样报答。李宗仁之回忆录提出人本主义事例甚多。例如台儿庄战役时，孙连仲不要令他部下过度地牺牲，“好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李见庞炳勋则说：“你是老大哥我是小弟，本不应该指挥你。”川军邓锡侯孙震所部调到第五战区则说：“一二两战区都不要我们，天下之大，无处容身，李长官要我们到第五战区来，真是恩高德厚，长官有甚么吩咐，我们绝对服从命令。”读来有如《三国演义》里各章回。

李宗仁的麾下情形如是，蒋为统帅，其所须应付之人事关系可想而知。我们再看以上之引语，当中之精义已不再是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而是企望生存。史迪威也不是毫不知情。他在缅甸退出后，刚回新德里，向马歇尔和史汀生提出的报告也说及国军将领人身上缺乏精神上之勇气(1942年5月25日)。追究之，即是个人在偶然情形下冒险犯难容易，将部下长期置于生死关头难。指挥时将人命当筹码赌博简单，要将各个人之能力恩怨气量利害加入计算麻烦。

蒋介石是否在这种复杂情形中故弄玄虚，满足他的领袖欲，有如很多中外人士指摘？我看过他的多种文件，和听到不少与他接近的人士之谈话，则觉得他不过忍受历史之考验。本文也已一再提及，中国要在六七十年的时间，完成近三个世纪的改革，当中不得不略去若干步骤。在准备不完成的阶段与强邻作战也是当中方案之一。当初只发现军需工业不如人，抗战愈至后期，则社会之组织不堪重任也逐渐暴露。蒋介石准备以一身抵挡，他对部下牵扯诱导，干预机微，违反军队组织之基本原则，却并非无事实上之需要。

在这种情形之下，专用防御战术，也是简化技术上之需要、避免变数的办法。战略价值可以人为的授于。如在交通枢纽人口中心布置重兵，则敌人无法不顾，而且以日本军人之好功，必将窥视。蒋之常用战法，乃是布置如是之一个据点或三两个如是据点互为掎角。正面机动部队只稍稍抵抗即退人侧背，候敌攻坚不克，补给困难方开始三面合围。过去国军在长沙三次会战均用此战法奏效。所以史迪威抱怨他的攻击部署未得战场上试验之机会，蒋亦可以责备史未接受先守曼德勒次退守密支那之指示。

他在史迪威从印返渝后，未加切责，反示以出乎意外之和善，也不离人本主义之立场。他想到史以五十九岁之高龄(长于蒋约五岁)跋涉山川，失去体重二十磅，不能不示以善意。至于希望由史保持与美国之好感，尤为余事。

蒋并未否认他在任史迪威为总指挥后又下令于他的部下，当居里奉罗斯福差遣来重庆调查时(1942年7月26日)，他们的谈话记录中有蒋对此事之辩白：

倘中缅交通不困难如此，余本可随时以电话与前方交换意见，盖余平素指挥作战，向利用电话与前线将领取得密切联络。重要时且不分昼夜不时用电话指示，此几乎成为五年来中国作战之习惯。盖唯如此，始可参照余平素习知各将领之性格与能力。随时纠正其缺失。中国抗战能支持五年，迄今不致失败者，此实为重要原因之一。

余念史迪威将军不能熟悉中国将领之性格，故作各缄协助之。余之动机实具助其成功之至意，不幸另作解释，误会甚矣！

可是史迪威从未忘记或宽宥蒋之“欺骗”。他在回渝后，即要求惩办违反他将令之军官。中国记录称及于撤第五军军长杜聿明职，惩办暂编第五十五师师长陈勉吾，可是史自己呈马歇尔之报告除陈勉吾外，又提及第六军军长甘丽初，第九十六师师长余韶，及新编第二十八师一未具名之团长。他建议此四人均判死刑。P23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