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巢一代”大部分出生于20世纪80至90年代，他们开放外向，追求变他的欲望强烈，未来将成为推动中国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

对我国“80后”或“鸟巢一代”，2008确实非同寻常……

本书作者就是“鸟巢一代”的一员。以如何塑造和传播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形象为研究重点的他，在这一重要年头，用自己独特的国际传媒视角来看待这些令世界为之震撼的大事。其中既有激动的情感表述，也有冷静的形势分析；既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描写，也有社会背景文化方面的深层心理阐述……

2008年，给中国人留下了太多的记忆：从年初的南方雪灾、春末的地震国殇到盛夏的奥运盛事、秋初的“神七”飞天……

面对接踵而来的重大事件，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展现了一个英姿“少年”的形象。也就是在这一年，伴随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成长起来的“鸟巢一代”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他们表现出了更为理性、包容和自信的未来当家人的风范。

本书作者就是“鸟巢一代”的一员。以如何塑造和传播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形象为研究重点的他，在这一重要年头，用自己独特的国际传媒视角来看待这些令世界为之震撼的大事。其中既有激动的情感表述，也有冷静的形势分析；既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描写，也有社会背景文化方面的深层心理阐述……

正如白岩松老师所说：“古老的中国之所以被称为少年，是因为……新的梦想与希望正在这块土地上快速地成长……少年的使命就是成长！”这不仅是一个传媒人的年度总结，更像是对中国整体发展进步的总体陈述。

阅读本书，将启发您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在2008年所做的努力、取得的成就以及未来的前景。

序 “眼高手低”为祖国一与“鸟巢一代”学友闲话李肇星

前言 “少年中国”与“鸟巢一代”

第一部分 奥运2008：媒体记录的中国大事记

 国务院477号令：媒体的“中国盛宴”

 南方雪灾：寒冰酷雪中打响的“舆论战”

 拉萨骚乱：世界屋脊俯瞰下的“新闻幻象”

 圣火长征：环游地球的“反华闹剧”

 五月国殇：天翻地覆的“新闻大地震”

 北京时间：“奥运公关”大决战

 世界舞台：奥运开幕式的“理智与感情”

 鼓楼袭案：一场“非恐怖主义袭击”的启示

 完美谢幕：为什么会有“无与伦比”的十七天？

第二部分 国际媒体和港台媒体的负面新闻：无意？善意？敌意？

 日本时报：西方媒体总在找中国的茬！

 负面新闻的原因之一：利益受损的国际集团+逢中必反的反华势力

 负面新闻的原因之二：西方中心的历史传统+意识对立的“冷战”遗毒

 负面新闻的原因之三：本位思考的思维惯性+亲疏有别的人性误区

 是否还有第四个原因：难道境外媒体总是错的？

 最熟悉的陌生人：台湾媒体的“悲情”与偏执

 何处是我家：凤凰卫视的尴尬与执着

第三部分 媒体镜像外的中国与世界：交流？交融？交锋？

 聂卫平VS郎平：奥运赛场外的民族情绪

 西方世界的“中国臆想”：开放中国的生机和挑战

 与狮子拥抱：这世界还是充满爱

 从乳业危机到金融危机：改革30年后的中国企业生死门

 崔之元VS周其仁：中国企业的发展道路之争

 “范跑跑”的罪与罚：他是被西方价值观同化的魔鬼？

 2008美国总统大选：“西方模式”的危机与变革

第四部分 憧憬理性的时代：谁为“鸟巢一代”筑就智慧之巢？

 国务院537号令：“透明中国”和“阳光政府”

 个性王旭明VS官场流行语：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革新

 群体性及暴力事件反思：和谐中国的科学发展之路

 白岩松的“新新中国”：探索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模式

 “鸟巢一代”自画像（1）：对下阶段改革的理性憧憬——兼评2008年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鸟巢一代”自画像（2）：对社会主义价值的认同和自信——兼评2008年“80后”现象与“中国模式”

 “鸟巢一代”自画像（3）：对今日多元世界的开放和包容——兼评2008年国际局势与中国对外关系

结束语 人人都是“鸟巢一代”

跋“鸟巢一代”改变中国 曹景行

中国总理温家宝签发《国务院令》，决定北京奥运会期间放宽外国记者采访限制，要借奥运的东风和国际媒体的报道展示中国的国家形象。中国外交部更暗示奥运之后，新闻开放的大门只会开得更大。

——香港《亚洲周刊》

2006年12月1日，新华社授权发布了温家宝总理在一个月前签署生效的国务院477号令，公布了《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这项新规定的实质意涵在于，从2007年1月1日起，到2008年10月17日北京奥运筹备和举行期间，中国将放宽外国记者在华采访的种种限制。

整个《规定》言简意赅，最大的突破来自第六条和第七条。根据这两条规定，今后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并且可以通过外事服务单位聘用中国公民协助采访报道工作。而在此之前，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外国记者在中国境内采访，首先须向政府外事部门提出申请，经正式批准后方可进行。这样繁琐的手续常常让外国记者在得到政府批文后，已经错过了新闻发生的第一时间，因而也常常引发他们的抱怨和不满。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就《规定》回答外国驻京记者所关心的问题时谈到，从以往各国主办奥运会的实践经验看，“报道奥运”是广义的概念，对奥运会的报道并不仅限于奥运会本身，还包括主办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方方面面，新颁布的《规定》“实际上扩大了外国记者在华采访的范围”。

在距离北京奥运会的举行还有一年多的时候，中国政府颁布了如此具有变革意义的新规定，的确显示出中国领导人的深谋远虑，也引发了媒体的极大关注和较高评价。香港《亚洲周刊》称，这一举动在中国新闻发展史上具有指标性的意义，也带有实验性质，“展现北京已开始‘闯新闻的雷区’，要在媒体开放、新闻管理的改革道路上，‘摸着石头过河’，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舆论监督之路”。

香港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吕宁思认为，此次国务院477号令的颁布，与过去领导人以个人名义鼓励舆论监督的做法非常不同：

由中央当局以政令方式开启绿灯，外交部先向国际媒体宣布，然后通报各地当局予以配合实施，并由新华社向全社会公布。这种从上到下、由外及内的手法，既展现出中国领导层开放新闻监督的信心，也显示出高超的政治技巧。

国务院477号令显示出中国中央领导人推进新闻开放的信心和决心。然而，在中外媒体的一片叫好声中，依然夹杂着些许忧虑，有人怀疑这项《规定》在中国地方和基层的执行力度。的确，在中国的个别地方和基层，有些领导干部依然习惯于传统的媒体意识和思维模式。在负面新闻发生后，他们的第一反应常常是用生硬的行政手段去“捂、遮、盖”，希望能够息事宁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借以掩饰自己的过失和错误。然而，在这个纸包不住火的网络时代，掩饰和隐瞒早已变得越来越困难，只会让危机变得越发不可收拾。

2001年，广西南丹发生矿难，当地官员害怕这一负面新闻向外扩散，没有及时向媒体和公众公布实情，结果导致了事故频发、声誉一败涂地；2003年，“非典”由广东传人北京，基层官员对于感染人数的瞒报和漏报，直接导致了疫情的进一步蔓延，当时的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也因此被免职；2004年，安徽阜阳发生了由劣质奶粉引发的“大头娃娃”事件，由于政府部门未能尽快向外界说明真相，结果导致受害儿童不断增多，造成了波及广泛的恶劣影响；2005年，哈尔滨松花江发生了严重的水污染事件，一些地方官员为了息事宁人甚至在媒体面前公然撒谎，最终给当地百姓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告诉我们：在一个日益透明的媒介化时代里，对于媒体和公众的欺瞒和蒙骗，不但无法使危机自动消除，反而会引发更大的危机；以“负面新闻有害社会稳定”为名，回避和拒绝媒体的正常采访，只能让流言四起、事态恶化，使民众对于政府公权力的不信任感增强。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铭清教授在一篇评论中指出：那些揭露社会阴暗面的舆论监督报道，甚至是只要让某些领导觉得不舒服的新闻报道，往往会被贴上“负面”的标签而遭到封杀，使其成为腐败官员保护既得利益和掩盖龌龊行为的挡箭牌。为此，这位国台办历史上的首位新闻发言人大声疾呼：“有必要收缴这些盾牌、帽子和棍子，不能让腐败官员以‘负面报道’和‘负面影响’作为掩盖丑行的遮羞布。”

在今日中国的新闻实践中，常常有人对“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和“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之间的界线产生疑问。不少人觉得，似乎前者代表的都是正面新闻，而后者代表的则是负面新闻。那么，究竟是不是为了“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就要有意减少甚至完全封杀一切负面新闻的采访和报道呢？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在国外，始终有一些西方媒体以此为由，对中国的“新闻自由”指手画脚、大加挞伐；而在国内，中国至今仍有一些基层部门和地方政府的领导拘泥于传统思维，对于一切负面新闻抱持刻意回避甚至断然拒绝的态度。

很显然，这些人都没有准确理解中央领导人的新闻理念。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舆论导向，绝不意味着弱化舆论监督的作用，更不意味着某些违法乱纪的政府部门和企业社团可以以此为借口，有意躲避和拒绝舆论监督的利剑。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8年视察人民日报时曾经明确指出，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要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也曾在一篇文章中对中国的舆论监督做过十分精辟的阐述。在他看来，新闻舆论监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本质上并不是新闻媒体的监督，而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体对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监督，是社会发展的要求、新闻工作的职责、人民群众的愿望、党和政府改进工作的手段。

其实，在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空语境下，新闻舆论监督在具体的方式和艺术上，应该而且也能够“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两者之间并非全然地对立和矛盾。南振中总编辑的论述给出了这样的注解：

新闻媒体要从“党和政府明令禁止”和“人民群众深恶痛绝”这两个方面选择舆论监督的突破口。既然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体对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监督，那么，舆论监督就不能事无巨细、有闻必录。

南总编在文中还提出，在条件基本成熟时，应着手制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闻舆论监督条例》及《新闻舆论监督法》，明确新闻单位在舆论监督过程中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以及舆论监督侵权纠纷的仲裁制度等。2007年8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删去了一审草案中有关新闻媒体不得“违规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信息的规定，中国媒体舆论监督的范围和权利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国家法律的保护。

此前，国务院第477号令对于外国记者采访限制的松绑，更说明中央领导人在新闻开放方面已经达成共识。中国高层领导越来越意识到，让媒体公开采访和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减少境内外媒体因信息缺失而导致的道听途说、胡乱猜测，是政府争取舆论主导权的一种有效方式。中央表态了，地方和基层官员能否做好呢？

以作风果敢、思想解放著称的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2008年在与数十家新闻媒体的负责人会面时说：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今天，现代传媒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公共力量，一种能够影响社会的“软权力”，具有其他力量所无法望其项背的“魔力”，没有人能回避这种力量。

仇和表示，新闻媒体有着“保健医生”的作用，可以帮助政府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一些领导干部在突发事件、媒体炒作面前无所适从，甚至手足无措，习惯堵、习惯压、习惯逃避或恐吓，这些人在应对媒体方面表现出知识恐慌和本领危机，给工作带来被动，甚至造成损失。他总结说，谁不能够切实做到重视媒体、善待媒体、依靠媒体、借助媒体，不断增强引导新闻舆论服务现代化建设的能力，谁就是不称职的干部。P13-16

本书作者是一位可敬可爱的“80后”学友，他在书中把2008年的中国比为当年梁启超先生写过的“少年中国”，把他的同龄人称为“鸟巢一代”。我不敢说这样概括是否准确，我只是羡慕这代人在2008的迅速成长。我无意间想到，通常带有贬意的成语“眼高手低”兴许也有积极的一面，如果把“手低”理解为弯下腰身用双手干实事的话。

话扯远一点儿，历史上有不少独特的年份。

近百年内就有爆发“五四运动”的1919、中国共产党诞生的1921、新中国成立的1949、改革开放起跑的1978……国际上有“二战”结束、联合国建立的1945，一个超级大国解体的199l，另一个超级大国感染“9·11”综合症的2001……

新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可除好事之外，哪一年缺少冲突、灾难的新闻和全球贫富悬殊的扩大？

话说回来，对我国“80后”或“鸟巢一代”，2008确实非同寻常。

年初的冰冻雨雪、春末的大地震震动了这一代大体上是在和风细雨中长大的幸运儿，给了他们难得的磨练机会。大难兴邦的原因之一恐怕在于，灾难往往是不可替代的老师。祖国可以感到欣慰的是，这新一辈学得很投入，收获丰硕。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没有白疼他们！

从1908年《天津青年》杂志提出中国何日能办奥运，整整百年后，这“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2008年在中国成真。为此，千万别忘了感谢国际社会的善意和支持。办奥运和做生意不一样，光靠实力不够，还得靠友人的无记名投票……

要学会有历史悲壮感。法国1900年主办第二届奥运会，美国1904年第三届……中国委实等得太久。

在“五环”代表的五大洲中，非洲迄未举办过奥运会。看完北京残奥会闭幕式，我从“鸟巢”回家后告诉孩子，申办奥运会时我们有“赤脚的不怕穿鞋的”那种气魄，如今我们已快乐地穿过一次奥运鞋，更要注重大度谦逊。

心里装着人民，就永远没有理由自满。我年轻时在肯尼亚工作过七年，在那儿朋友多。有位肯尼亚老部长这次特别祝贺中国金牌总数第一，我诚恳地表示感谢，也坦诚相告：中国有13亿多人，肯尼亚约有3610万人；中国获得51枚金牌，平均约2500万人一枚；肯尼亚5枚，平均700多万人一枚；肯尼亚人均金牌比中国多两倍多。且不说，肯尼亚马拉松运动员赢得北京奥运会最后一枚金牌。马拉松跑全长42．195公里，那块金牌的分量不一样。

中国青少年从北京奥运会上学到的很多，从奥运火炬在个别国家传递遇到的波折中学到的尤为珍贵；体育没有国界，但运动员、志愿者和观众是有祖国的；奥运不与政治挂钩，但唯有各国爱和平、重友谊、政治上有良知的人愿意维护和弘扬奥运精神……

“神七”成功，中国人民振奋，外国朋友高兴。但极少数缺乏常识、至今仍把中国视为前苏联接班者的政客，又多了一条炒作“中国成胁论”的借口……

科摩罗前外长曾热情称赞我航天事业为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争了光。可他又开玩笑说：“中国下一次飞天，别再忘记带上一位非洲伙伴哟！”我只好笑答：你们祖祖辈辈住在月球(“科摩罗”在当地话中意为“月亮”)，我们仰慕已久，也感谢你们接待了中国的嫦娥女士，请发个多次有效签证让她常回家看看吧……

丰富多彩、感动人、激励人的2008，我和比我年轻四五十岁而又后来居上的学友们多么想挽留你！但总是人多情，时光无情。刚刚的新闻瞬间便成历史。中国人、外国人，不管年长年少，哪行哪业，都又站在新的起点上。新年刚开始，环保工入已在清扫牛年新春的爆竹残屑，南方在插秧，北方在抗旱，农民工在挥泪告别家乡外出寻工作，小学生还来不及打点新学期的书包便又开始上形形色色的补习学校了……真的是任重道远。让我们“牛气冲天”，更理智冷静；敢于梦想和远望，更肯于真学实干。

几句心里话，就算不像序的序。

牛年初五于三亚凤凰山飞北京南苑航班上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后第三天，我做好去灾区采访的安排，凤凰卫视总部希望我能够带一个助手同行，一路可以有个照应。这反倒让我有点为难：我从来就没有助手，而到灾区采访又极具不确定性，可以对谁说“马上收拾一下跟我去四川”呢？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姚遥，清华新闻学院的博士生，2006年当过我的助教。他在许多方面都很优秀，但那是在平时，并不等于现时一定愿意或者一定能够去灾区采访，而且只有风险，没有报酬。电话中他对我突如其来的询问，只考虑了一两秒钟就答应了。我仍然担心他只是不好意思回绝我的要求，要他慎重考虑，不必勉强。他说没问题，把手中的事情安排一下就可以出发。

情况特殊，去四川的一切事情都由我们自己想办法，买机票的钱也得自己先垫付。15日清晨我们在首都机场会合，我不忘再问姚遥他父母有没有意见，他说他们都很赞同他去灾区。我们很幸运，登上了震后第一班准时飞往成都的飞机。我把自己当作一个志愿者，但并不知道前面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想那时姚遥一定和我一样不安。

此后一个星期，我们在灾区成为一个采访小组，有时与凤凰Pl事合作，有时独立行动。几度深入到绵竹重灾区，参加了空降兵的空投行动，和凤凰的记者一起采访到了胡锦涛，拦截到了郭伯雄、周生贤……那一个星期，白天我们一起出去采访、拍摄，很辛苦。晚上姚遥要把新闻片编剪出来，每天两三条，编到很晚，第二天清早就在凤凰卫视新闻节目中播出。

我必须回北京给清华学生上课了，但还有一些片子没有编完，我问姚遥能不能多留两天？他说没问题，把机票改一下就行了。那几天六级余震连连，好多当地人离开四川避灾，他却留下了。

附带说一句，那张姚遥带着口罩的照片是我拍的，他的背后是蓥华镇一座倒塌的磷肥厂，当时空气里仍然弥漫着地震时泄漏出来的液氨。

2008年，姚遥让我看到中国“80后”的一个侧面。现在他来告诉我们，“鸟巢一代”正在改变中国。

2009年元宵夜于上海

“鸟巢一代”大部分出生于20世纪80至90年代，他们开放外向，追求变他的欲望强烈，未来将成为推动中国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

对我国“80后”或“鸟巢一代”，2008确实非同寻常……大难兴邦的原因之一恐怕在于，灾难往往是不可替代的老师。祖国可以感到欣慰的是，这新一辈学得很投入，收获丰硕。

——李肇星

那张姚遥带着口罩的照片是我拍的，他的背后是蓥华镇一座倒塌的磷肥厂，当时空气里仍然弥漫着地震时泄漏出来的液氨。2008年，姚遥让我看到中国“80后”的一个侧面。现在他来告诉我们，“鸟巢一代”正在改变中国。

——曹景行

同样的2008，不同的目光，我在乎“80后”目光中的2008。因为有了“80后”，中国才有了这样的2008。

——敬一丹

这是一位中国的少年学者对少年中国的想象与感触！古老的中国之所以被称为少年，是因为长期浸染在传媒环境中的作者已经敏锐地发现：新的梦想与希望正在这块土地上快速地生长，会有反复，也会有波折，然而少年的使命就是成长！但愿书中的文字是一种预言——预告着我们期待的未来！

——白岩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