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中国婚姻嫁娶的传统模式。红娘，便是男女双方牵线人的特定称谓。红娘并非历史人物，而是艺术家创造出来的人物。
追本溯源，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中写到书生张生与少女崔莺莺从恋爱、结合到离异的悲剧故事。作者抱着欣赏文人风流韵事的态度，对张生始乱终弃的行为加以肯定，但崔莺莺的悲剧形象和悲剧命运也赢得了人们的同情。当时小说中便有了红娘这个人物，不过红娘在戏中纯属“条件人物”，只是为莺莺和张生传送书信的普通婢女而已。
到了北宋年间，崔、张故事十分流行。文人利用民间说唱文学中的鼓子戏的形式改编了《莺莺传》，这就是《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由于鼓子戏是韵散相间的曲艺形式，能够发挥的只有短短十二首词，戏中人物形象很难进一步展开，所以在鼓子戏中，红娘也只是作为崔、张爱情悲剧的目击者而存在。秦观、毛滂的《调笑令》以一诗一词咏唱这个爱情故事，使它成为歌舞曲词。赵德麟创作了可说可唱、韵散相间的《商调蝶恋花词》。小说有《张公子遇崔莺莺》，见于南宋皇都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此外，罗烨的《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记有小说《莺莺传》。赵德麟的鼓子词和《绿窗新话》中的《张公子遇崔莺莺》，与元稹的原作不同，它们都删去了传奇小说文中张生诋毁莺莺为“尤物”、“妖孽”的部分，赞赏莺莺的真情，同情她的命运，并对张生的行为颇有微词。
金章宗时出现的诸宫调《董解元西厢记》(简称《董西厢》)承袭的仍然是崔、张恋爱的题材，但它在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上有所创新。诸宫调这种大型的叙事诗式的文本需要创造富有“动作性”的人物，假如没有红娘这一人物，冲突便会在莺莺、张生和老夫人之间拉锯似地进行。这样对促进戏剧性冲突的激化和刻画人物、组织情节非常不利。而《董西厢》则是将红娘置于崔、张爱情的冲突漩涡中，使她对崔、张爱情和婚姻起着关键作用，并在冲突中逐渐显露其爱憎分明、见义勇为的品格。按说红娘不过是莺莺身边的一个小丫环，崔、张的恋爱婚姻问题本与她毫不相干，但强烈的正义感和对被封建礼教迫害者的同情心使她逐步站到崔、张一边来。并积极参与到与封建卫道士老夫人的斗争中去。比如，红娘能为崔、张的婚事一反主奴关系，尖锐地指责老夫人是“老虎婆”，“心肠太狠毒”，甚至崔、张两次上吊自杀，也都是红娘把他们从死神面前救了过来。红娘这一形象塑造无疑寄托了封建婚姻制度桎梏下无数青年男女的希望。可以说，红娘形象发展到《董西厢》阶段，已初步完成对其人格的重塑，只是《董西厢》在红娘的性格刻画上还有一些瑕疵。比如，在白马解围以后，老夫人请张生赴宴，当面悔婚。张生回到书房，拿出一支金钗送给红娘，请红娘替他向莺莺传话。这就使红娘成人之美的热心肠和由正义感所驱使的行为，变成了贪图财物的卑贱行径了。虽然《西厢记诸宫调》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还存在一些缺点，但从《莺莺传》到《西厢记诸宫调》完成了一个质的变化，从而为杂剧《西厢记》的创作奠定了反对封建礼教的主题。
到了元代，王实甫又把崔、张爱情故事的口头文学搬上戏曲舞台，并在此基础上对《董西厢》中的一些重要人物进行艺术加工，使原来的主要人物性格特征更加鲜明，人物精神世界更加丰满。应当说，红娘这一典型形象的最终诞生就是在《王西厢》中。
《西厢记》全名是《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故事是这样的：前朝相国的女儿崔莺莺和母亲扶父亲灵柩至博陵安葬，因路途多阻，寄居河中府普救寺内。书生张生赴京赶考，路过河中府，要看望好友杜确。张生到普救寺游览，在参观佛寺过程中与崔莺莺相遇，一见钟情。张生便借口旅店混杂到寺中借住。红娘到佛殿找老和尚商量替崔莺莺父亲做道场，张生也要求带一份斋，追荐父母，并在路上向红娘自我介绍姓名、年龄和尚未娶妻的事。红娘当作笑谈告诉莺莺，莺莺却已动情，她烧夜香时与张生隔墙联吟。做道场的那天，张生得以见到莺莺，莺莺也顾盼张生。与此同时，叛将孙飞虎听说莺莺貌美，率兵包围普救寺。危急之中老夫人宣称，谁有退兵之策，她便将莺莺许配他为妻子。张生听后挺身而出，一面让老僧与孙飞虎商定三日后成亲，为缓兵之计；一面修书，让惠明和尚送信，请白马将军杜确前来解围。三日后，杜确救兵到，打退孙飞虎。事后，老夫人设宴酬谢张生，却推说女儿早已许给内侄郑恒，让莺莺拜张生为哥哥。张生、莺莺都受到沉重打击，红娘见义勇为，替张生设计，张生弹琴向莺莺诉说心愿，莺莺也向张生表示了自己的爱情。自从那夜弹琴之后，张生便病倒了，莺莺叫红娘去看望张生，张生请红娘捎信给莺莺。莺莺回信以“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约张生相会。当晚，张生赴约，由于红娘在场，莺莺只好假装生气，训斥张生不礼貌，张生从此一病不起。莺莺又让红娘送去药方，红娘前来探望张生，暗示当夜莺莺一定前来相会，张生病即痊愈。深夜，莺莺终于冲破封建的精神束缚，来到张生书斋与他相会，并与张生订了终身。此事被崔夫人觉察，她怒气冲天，拷问红娘，红娘说出实情，据理相争，指责老夫人背信弃义，建议成全崔、张的婚事。老夫人虽答应将莺莺许配给张生，但又逼迫张生立即上京赶考取得功名方可，如考不中，仍不能把女儿嫁给他。张生与莺莺惜别，上京应试，中了状元。然而崔夫人侄儿郑恒造谣说，张生已做了卫尚书东床快婿，逼崔夫人把莺莺嫁给他。恰巧成亲之日，张生以河中府尹的身份归来，征西大元帅杜确也来祝贺。真相大白，郑恒羞愧难言，含恨自尽，张生与莺莺喜结连理，终成眷属。
《西厢记》和《西厢记诸宫调》相比，在思想内容上更趋深刻，它正面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张，具有更鲜明的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主题。《西厢记》歌颂了以爱情为基础的结合，否定了封建社会传统的联姻方式。作为相国小姐的莺莺和书剑飘零的书生相爱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以门第、财产和权势为条件的择婚标准的违忤。莺莺和张生始终追求真挚的感情。他们最初是彼此对才貌的倾心，经过联吟、寺警、听琴、赖婚、逼试等一系列事件，他们的感情内容也随之更加丰富，这里占主导的正是一种真挚的心灵上相契合的感情。其次，莺莺和张生实际上已把爱情置于功名利禄之上。张生为莺莺而“滞留蒲东”，不去赴考；为了爱情，他还几次险些丢了性命，直到被迫进京应试，得中之后，他也还是“梦魂儿不离了蒲东路”。莺莺在长亭送别时嘱咐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她并不看重功名。认为“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即使张生高中的消息传来，她也不以为喜而反添症候。《西厢记》虽然也是以功成名就、才子佳人和有情人终成眷属作为团圆结尾，但全剧贯穿了重爱情、轻功名的思想，显示出王实甫思想的进步性。
在《西厢记》中，主要人物的性格都具有鲜明的特征，我们不难看到张生的志诚、忠厚和他对莺莺的一往情深，看到他对对老夫人的机诈权变几乎毫无准备，拙于应付；他对莺莺在爱情上表现的矜持、犹豫，常常产生误解，引出矛盾。也能理解莺莺的性格深沉而内向，和她在争取婚姻自主的斗争中，表现出虽是一往情深，却欲前又却，曲折的内心情绪。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另一个人物——红娘。
红娘身份卑微，在崔、张婚姻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却至关重要。她支持崔、张恋爱婚姻，反对封建家长干预。她伶俐机敏的性格，决定了她的行动方式：对志诚、憨厚的张生是坦率的，热心地为他出谋划策；她对心细如发的小姐十分小心，仔细揣摩她的心理，要作“撮合”，又要不露痕迹；对老夫人，她敢于抗争，有勇有谋，在“拷红”一场中，她的思想性格得到了最充分有力的表现。正是红娘的正义感和同情心才促进了张生和莺莺的结合。
P57-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