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叙述的是一个犹太人如何铭记灾难的故事：它历经了70年，起于中国，又将归于中国，而其中体现出的面对灾难的犹太式精神和智慧，或许可以令中国人深深思考：一个民族应该怎样面对自己经历过的灾难？

弗雷德·马克斯，1924年生于德国一个犹太家庭，1939年跟随父亲从纳粹德国逃至中国上海，在上海生活了十年之后移民美国，后成为一位著名犹太教育者。在上海生活的十年间，他坚持每天用德语写日记，无比翔实地记录了那一段动荡、艰难的岁月。本书由加州中国犹太人学会的公共事务官员Rena Krasno根据弗雷德·马克斯1939—1949十年间的日记撰写而成。

序  我所认识的瑞娜／潘光

一  缘起

二  童年

三  下午茶时间

四  步行上学

五  洋泾浜英语

六  裁缝

七  广播

八  蓝帽回回

九  金钱、银行和大亨

十  杰西·欧文斯的胜利

十一 侨民家庭——乐园中的生活

十二 流血的星期六

十三 1939年圣诞节

十四 照空和尚的仇恨

十五 葡萄牙殖民地和饶家驹神父

十六 爱因斯坦访问上海

十七 上海万国商团和童子军

十八 1941年1 2月8日

十九 上海——庇护之城

二十 杰克·拉莱

二十一 美军轰炸

二十二 太平洋战争局势明朗

二十三 日本集中营

二十四 美国大兵来了

二十五 工作，工作，工作

二十六 堕落与骚动

二十七 联合国新闻中心

尾声 离开与回归

鸣谢

我的父母都是无国籍的俄国犹太人。1912年，我母亲年仅八岁，就和父母及五个兄弟姐妹一起从西伯利亚来上海，以逃脱残酷的大屠杀。

他们抵达的时候正赶上霍乱流行。不久以后，我的外祖父在街上遇到一个病得很重的中国人，就叫了辆黄包车，把他送到最近的医院。这个老人活了下来，而我的外祖父一一当时还是个四十出头的年轻人一一却感染了霍乱，几天后就去世了。我的外祖母名叫叶卡捷琳娜·阿布拉莫芙娜(Ekaterina Abramovna)，她不懂英语，又没有技能，便为那些贫病交加的俄国犹太人难民做饭吃，收很少的钱，以此为生。我父亲后来就是在我外祖母家里吃午饭时遇到我母亲的。他们于1921年结婚。

叶卡捷琳娜一阿布拉莫芙娜没受过教育，15岁就结婚了，她丈夫那时也不过15岁半。她的雄心壮志是让儿子们都去美国念大学，所以女儿们都得早早开始工作。我妈妈阿伊达(Aida)很小的时候，被送到外滩附近的一所天主教寄宿学校上学。我小的时候，妈妈特别爱给我讲一个关于“龙”的真实故事。

妈妈九岁那年的一天，她和同学们听见街上传来一阵喧哗：叫喊声，金属撞击的丁当声，巡捕的哨声，还有救火车尖利的鸣笛声。老师让学生们保持安静，但他们不管不顾，都拥到窗子前。一条绿色的鳄鱼正在街上爬行，后面跟着大群的中国人，将手里大大小小的铁锅敲得山响。有人指着鳄鱼大叫道：“龙！龙！”一个巡捕吓坏了，发了疯似的试图恢复交通；一辆红色救火车尝试着从人群中迂回前进。

事情原委好像是这样的：那条鳄鱼悄悄爬进了一个正在装货的鸦片箱，这些板条箱装好后就运往上海。板条箱运到目的地后，人们把它打开，那鳄鱼便夺路而出，然后大模大样地上了路。我后来听说，这条“龙”最终被制成标本，陈列在上海的一个博物馆里。

妈妈13岁就出去工作了，做打字员。她这个人精力充沛、乐观积极、工作勤奋、心地善良。

我爸爸大卫·拉宾诺维奇(DaVid Rabinovich)21岁时从西伯利亚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来到了上海，当时他准备借道去巴勒斯坦。他是个锡安主义者，坚信全世界受迫害的犹太人应该有自己的国家。不幸的是，他在上海患了急性阑尾炎，必须动手术，不能继续旅行了。像许多俄国犹太难民一样，他身无分文。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特别崇拜我爸爸。他是诗人、作家，终生不渝的理想主义者。他在受困上海期间迅速学会了英语。为了谋生，他还教中国学生俄语，赚一点微薄的生活费。一天，爸爸的一个女学生问他，是否有兴趣见一见孙中山先生——孙先生一直是爸爸崇拜的人——，要是愿意，她叔叔可以替他安排一次会面。不用说，爸爸欣喜异常。后来在孙先生家的客厅里，许多中国人都等着跟先生说话；孙先生向我爸爸走来时，爸爸特别紧张，结结巴巴地表示了自己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同情和敬意，并且说自己是一个犹太人。孙先生回答道，对犹太人在千百年受迫害期间所表现出的毅力和勇气，他一直敬佩有加。

爸爸成为令人尊敬的上海犹太人领袖后，还见到了孙中山先生著名的外籍卫士马坤将军。马将军原名莫里斯·科恩(Morris cohen)，因为腰里总是别着两枝手枪，人称“双枪科恩”。马坤是伦敦一个贫苦的犹太教神职人员的儿子，生性叛逆，父母管不了他，就把他送到加拿大的一个农场，但他很快就离开了农场。不久，他遇到了一群中国的革命党人，他们把他介绍给孙中山先生。自此，他终生追随孙先生，忠诚不渝。孙先生掌权后，“双枪科恩”当上了将军。“二战”期间，马坤赶赴香港营救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她在那里建立了“保卫中国同盟”。日本人逮捕了他，把他送进集中营，但他幸存下来。“双枪科恩”后来常说：“我一生只哭过两次，一次是因为我爸爸去世，一次是因为孙先生去世！”  英国人的学校分女校和男校。公立学校的女生身穿白色衬衫和深蓝色的外衣，天主教会学校用的则是优雅的紫色。学校鼓励学生参加体育运动。学生们必须通过剑桥大学的入学考试，才能从高中毕业。

英国公司在与有学士学位的雇员签订的合同中有一项关于婚姻的规定：他们必须承诺为公司服务三年、五年或七年后方可申请结婚。到时老板一般会面见雇员要娶的这个姑娘，以确定她是否可以做一个合适的妻子。假如这个姑娘是个中国人或混血儿，他通常不会得到结婚许可。有些时候，这个小伙子会被送回英格兰，或是派到某个边远前哨，这样好把他和他的爱人分开。

国王生日那天——首先是伊丽莎白女王的祖父，然后是她的父亲的生日，英国公民都要组织游行和庆典。使用奔跑迅捷的蒙古马进行的赛马很流行，同样火爆的活动还有“撒纸赛马”、板球和足球。为了满足文化生活的需求，英国人建立了上海A.D.C剧团(业余剧社)，其演出的话剧水平相当高。在迷人的兰心大戏院(至今犹存)举行的首演往往是社会上的重要事件。剧迷们穿得很正式，气氛往往也如预期般激动人心。

英国人称上海为“泥城”，其时黄浦江大堤尚未加固。后来堤岸加固过一次，英文称这项工程为bunding，黄浦江沿岸那条著名的大道“外滩”(Bund)就是由此得名的。再后来，随着一幢幢巍峨的高楼沿着外滩拔地而起，一家名为天祥洋行(Dodwell&co.)的英国公司——我父亲就在这家洋行上班——又从美国进口了一些巨大的树干加固堤岸。19世纪50年代末，美国在英租界以北租借了一片土地。美国从未正式接管过这个区域，但是后来把它和英租界合在一起，成立了公共租界。

和英国人一样，在上海的美国人也有自己的法院、自己的教堂、自己的学校、自己的俱乐部。美国海军第四舰队就驻扎在上海，其中很多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失去了生命。美国人于1892年在上海开设了第一所招收中国女孩入学的外国学校——中西女塾(McTyeire School，后改称中西女中)。它的建校宗旨是：教授最好的东方和西方文化。校长海淑德(Laura Askew Ilaywood)向家长们承诺，他们的女儿在她的学校里是安全的，因为“一切男子严禁踏入校门一步”。

后来，上海美国学校(Shanghai American Sch001)建立。日本占领上海期间，美国学校在贝当路的主楼成了可怖的日本宪兵队的总部。

1848年，首任法国领事敏体尼(Montigny)抵达上海的时候，法国侨民的总人口不过区区87人。

最大的法国公司是永兴洋行(0livier-Chine)，拥有巨大的仓库和车间，雇用了300名中国员工。中国人的工作很令人吃惊，就是打鸡蛋，用蛋黄来软化准备在本地出售的皮货，蛋清则出口到法国西南部做牛轧糖N o据说每个中国苦力平均每天要打2200个鸡蛋，行家里手甚至能打到4200个！

曾任法商汇源银行董事的法国人步维贤(Felix Bouvier)被称作“上海的无冕之王”。他建立了逸园赛狗场(今天这里是一个花卉市场)，1928年开业，当时有5万人参加典礼，极度狂热。建成逸园赛狗场之后，步维贤又建了回力球场(中央运动场)。赌徒们在这里一试运气，要么发大财，要么倾家荡产。

与英国人、美国人一样，法国人也有自己的法院、军队(主要是印度支那人)、巡捕房(巡捕中也包括白俄)和税收系统。法租界最大的节日是7月14日法国国庆，又称巴士底日，这是标志着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日子。这一天，法国国旗在大街小巷飘扬，法国军队列队行进在租界的主干道霞飞路(今淮海路)上，高奏《马赛曲》。学校、写字楼和银行都停课停业。庆典通常在艺术装饰风格浓郁的法国俱乐部(今花园酒店的一部分)举行。

……

P6-10

我所认识的瑞娜

1989年的春天，在美国加州，我第一次见到瑞娜。一听说我来自上海，她立刻激动起来，问了许许多多关于上海变迁和发展的问题。她对中国的感情和她的上海情结是那样的深厚，使我十分感动。她说：“我离开上海已经40年了，真想回去看看自己的故乡。”

1994年，我终于有了一个帮助瑞娜实现重返家乡之梦的机会。这一年的4月，我们在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举办国内第一个专门研讨“犹太人在上海”的国际学术会议。作为会议筹备组的成员，我推荐瑞娜参加这次会议并作发言。

正像她在本书结尾时写的那样，收到邀请后，“很难用言语表达我当时的激动和喜悦”，“当飞卡几陕要降落时，我激动得浑身发抖”，“双脚踏上上海土地的那一刻，我知道，我到家了”。在那次国际学术研究会上，她作了精彩的发言。她的一段话使所有与会者为之动容：“撇开国籍不谈，上海就是我的故乡，我生在上海，长在上海，是上海养育了我。”

那些天里，瑞娜整个身心都沉浸在回忆和遐思之中。她沿着淮海路(当年的霞飞路)漫步，从这头一直走到那头，一点也没有累的感觉。她来到当年学习过的震旦大学(1994年时是上海第二医学院)和法国学堂(现科学会堂)，回忆着学生时代经历的每一件小事。她在南市老城区一转就是大半天，寻找着熟悉的上海小吃“大饼油条”和“烘山芋”，如痴如醉地观察着上海人的喜怒哀乐。她来到当年住过的高塔公寓(淮海中路向阳南路口)，走进自己那间“闺房”，又仿佛置身于父母的关爱之中。

从那以后，她“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我青春的城市来”，我已记不清有多少次了。反正她每次来，我都要陪她转一转，看看日新月异的上海，并请她给我们犹太研究中心的研究生们讲她那永远讲不完的故事。我每次去加州山景城，也一定要看她。我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了，反正每次我们都要促膝长谈，往往会忘记时间。

瑞娜是一个不会讲上海话的上海人。从历史上看，上海自开埠之日就是一座十分开放的城市。人们可以自由进出上海，有时甚至无需护照和签证。实业家们在上海发现了拓展事业的土壤，难民们在上海可以找到避难所，冒险家们也视上海为自己的“乐园”。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不同语言、不同习俗、不同信仰、不同肤色的人们汇聚上海，他们互相对话，互相碰撞，互相交融，使这座城市成为百花齐放的国际性大都市。在这样的氛围中形成、发展起来的海派文化，具有浓厚的开放性和国际特色。瑞娜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又在海派文化的氛围中成长，她身上体现了中犹文化的交融。她后来走向世界，先到以色列，随后为联合国工作多年，可以使用六种语言，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最后定居美国。瑞娜的经历体现了多元文化竞争互补的发展特色：始终沿着多线型，而非单线型轨迹发展，像一条滚滚向前的江河有着许多支流一样，呈现五彩缤纷的多样性，但在入海时又汇成一体。这样的经历使她的作品丰富多彩，具有多元文化的特色，而深深蕴含在其中的，则是海派文化的精髓。

瑞娜笔下所描绘的是我们祖母那个时代的上海，但同时，她也为今日面目一新的上海兴奋不已。30年前，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中国的复兴再次与国际化联系在一起，上海的开放性和国际特色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光彩再现，并发扬光大。今日，我们欣喜地看到，来自中国各地的“外地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外”们又活跃在上海滩上。据统计，到20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的时候，将有7000万访客来沪。又据不完全统计，今日在上海长期居留的“老外”已超过15万，逼近上世纪30年代的最高峰。这些“外地”和“老外”们已成为“新上海人’，他们带来的文化使海派文化更加绚丽夺目，为上海的发展留下了新的印记。同时，许许多多上海人走出国门经商、留学、旅游，其国际联系不断拓展，使上海的国际影响迅速扩展，也成为海派文化继续发展的驱动力。所有这些，都为瑞娜的老上海情结增添了新元素，使她的创作激情得以进发和升华。

作为她的老朋友，看到年逾八旬的瑞娜近年来不断推出新作，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她告诉我，除了本书外，她还在写四本书。这真是令人惊讶而又感动！我想其中一定还有许多关于上海的精彩篇章。

我衷心祝愿瑞娜永葆青春，期待着再拜读她那永远写不尽的上海故事！

潘光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

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

2008年11月6日

离开与回归

随着中国的内战升级，战争迅速逼近上海，许多陷入困境的外国居民和中国人开始寻求出路。现在大家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遣返回国、移民、书面陈述、签证和新的开始。

联合国善后救济署(UNRRA)和国际难民组织(IRO)热情高涨地工作，帮助那些想离开的人。美国、英国和法国公民开始慢慢返回他们原来的国家。

至于那些无国籍的人和其他希望重建新生活的人，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中美洲、南美洲的签证特别难得到。唯一对5500多名白俄(包括少数爱沙尼亚人)的困境予以积极回应的国家是菲律宾，图巴巴鄂岛’为他们提供了暂时的栖息地，直到他们得到去其他目的地的签证。有些人在那里等了三年。

在我们家，我的父母考虑移民到美国去，但申请签证非常复杂。因为配额要根据申请者的出生地确定，我的父母占用的是俄国的配额，我和妹妹却要占用中国的配额，而中国的配额非常有限。其实在爸爸的内心深处，他是希望在以色列生活。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正式宣布独立，当晚美国就事实上承认了这个新国家，随后苏联也在法理上予以承认。所有移民到以色列的犹太人，只要愿意就可以自动获得以色列护照。

最后，以色列和美国成为从中国接纳犹太人最多的两个国家。那些逃脱希特勒魔爪的欧洲犹太难民得到了美国犹太人组织一一如“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The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JDC)和“希伯来移民援助社”(Hebrew Immigrant Aid Society，HTAS)——的大力援助。

上海的生活开始变得非常混乱。回国热和签证热引起了大面积的恐慌。准备离境的外国人不得不以低得可笑的价钱变卖他们带不走的东西：房产、家具、收藏的画、中国瓷器和青铜古董。

1949年4月，我们一家人前往以色列。登上四引擎的“越洋包租”飞机后，飞行员问有谁愿意志愿担任助理乘务员，我立即举了手。我不能错过这个获得新体验的机会！我永远忘不了我们在亚丁的沙漠中着陆的情景。漫漫沙海和骆驼映入眼帘。一架飞机停在附近，等着另一批从也门来的犹太人登机。这些也门犹太人冲向我们，给我们橘子吃，操着一种我们无人能懂的语言热情欢迎我们，还拖着我们在沙地中跳起舞来。他们登舷梯的时候还不住地转过身，微笑着朝我们用力挥手。

我们心情更放松了，继续我们的旅程。被遗忘、被抛弃的感觉消散在空中。我们知道会在以色列受到欢迎。

45年后，我受到上海犹太研究中心潘光教授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的邀请，参加1994年4月21日的“犹太人在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解放后首次在中国举行的关于上海犹太人的国际研讨会。他们希望我作为上海俄国犹太人的代表出席。

很难用言语表达我当时的激动和喜悦。想到要重返故乡上海，我的心又充满了忧虑。我的父母已经过世，所有朋友都不在了，上海肯定已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城市了。飞卡几陕要降落的时候，我激动得浑身发抖；双脚踏上上海土地的那一刻，我知道，我到家了。

从那以后，我又多次访问上海。我很高兴地看到那里生活持续改善，看到大街上健康的孩子和衣着讲究的行人，看到商店里的货物琳琅满目，体验那里进步和乐观的气氛。

我为中国人民的成就而欣喜万分，所以决定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座我青春时代的城市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