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即为郑午昌先生的《中国美术史》，内容“根据各种美术如何演进的情形而历述其源流、派别及其与各方面之关系，多以事物来证明历史，故于各种美术的代表作家，或代表作品，或特殊的事实，无不从详介绍”，实为一部优秀的中国美术史读本。本次编辑过程中对其文字除错讹之处外，一仍其旧。如将蒙古族视为“野蛮民族”等表述，为保持原作原貌，也未做改动。读者自会明晓其局限。另外，书中还选配了多幅插图，以飨读者。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指出：个体自我的每一次伟大的提高，都源于同古典世界的重新接触。意大利文学家卡尔维诺说：经典是那些正在重读的书，经典是常读常新的书。

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历代经典作品中蕴藏着富民强国的丰富智慧、众多值得汲取和反思的经验教训。民为贵、君为轻的治国理念和民本思想，清正廉洁、克勤克俭的为官之道，允公允能、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如临如履、朽索驭马的防腐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幸福观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精忠报国、捐躯济危的民族大义，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气节操守，自强不息、精进向上的积极人生，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的求是精神，温良恭俭、己欲达而达人的人间关爱，厚德载物、不涓细流的博大胸襟，等等，对领导干部有着重要的镜鉴和启迪作用。

《领导干部读经典》第一辑辑选民国人文精粹，囊括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蔡元培、鲁迅、朱自清、郑振铎、吕思勉等大师级作品，为领导干部提供治国理政参考和修养镜鉴，是一套值得温故知新并具有现实指导价值的经典读物。

出版说明

编辑大意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雕塑

第三章 建筑

第四章 绘画

第五章 书法

第六章 陶瓷

编后记

汉代的塑像亦很多，因为那时国家的宗庙，有立像之风。景帝之末，文翁命成都的学官造石室，设孔子的坐像，并置七十二弟子像在旁相侍。孔子塑像，以此为嚆矢。此等人像，都以泥塑，不易传久，所以存留于今绝少。

明器的雕镂，在汉代亦很发达。饮食器，乐器等凡四十二种，一百九十七件。此外涂车九乘，俑三十六匠。此种定制为古来所无有的完备之数。明器中著名的瓦灶，瓦棺上的浮雕，以及瓦镫、瓮、瓶、壶、尊上面的彩绘，及其人兽龙凤等形式及花纹的雕镌与石刻画有同样的古趣。

汉代玉器亦多。皇帝的白玉六玺为一切玉器之首。祭天的仪器，有玉几及其他玉饰器具凡七千三百件。六瑞，六器，法器等，悉从周制，多有花文的琢饰。汉玉的特征，为一种双钩碾法。玉上的线画，宛如游丝，细人秋毫，明净匀整，无些毫的滞迹。此种妙技，在小璧，环块，带钩一类作品上，最易察到。

铜器在汉代，无甚进步，制作的技巧，也不及先秦。著名的铜器有鼎、铸、钟、尊、罍、彝、盘、卣、敦镜、镫、轳、符、印等。汉的铜印，有官印私印之分。私印有私名、家名、吉语、象形等。文字以铸造者为本色。然官印在军中匆促凿成者。印材有两面，四面，六面者，每面各有文字。又有套印，即是分子母二三四等印，用一盒层层套入之。汉印不独所镌文字殊足鉴赏，即其纽亦颇足把玩。虽为小品，其雕刻铸造的技巧，实有令人爱赏而不能自已者。

综观汉代雕刻，当以石刻为最足注意。此种石刻，在技巧上，虽不免粗陋，但在图形的结构上，已暗示着后代民族艺术发展的征象。论者谓自从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到西域去后，汉代的艺术作品上，已有印度、波斯、希腊等外来艺术思想混入了，最显著的是铜镜上所雕的海马蒲桃等的图样。如果确实，那么，域外思想的容纳后，在艺术品上发生变态，那是当然的结果，不足为奇。

三国时杀伐相仍，号称乱世，除吴国对于美术略有贡献外，魏蜀均无显著成绩。魏国的雕刻以铜器中的铜驼，铜人，铜的龙凤，奇兽等为著名。石刻中之尚存于今日者，以武帝陵的石犬为代表作。蜀国简直无雕刻艺术可记。三国中以吴国的美术作品产量较多。书，画，雕刻，陶器均盛。雕刻的技巧可从陶器上见之，但遗物绝少，其铸工的巧拙，与雕琢的技术，实无从确定其评价。

不过，到了晋代，美术发达，一日千里。其中原因，是因为汉明帝时佛教输入后，新艺术的种子早已蕴藏在民族的生命里了。只因三国时兵戈纵横，四海骚然，帝王士夫，除于运筹决胜之余，求有所自遣于美术——尤其是绘画——之外，并无重视艺术的显著迹象可寻。迄于两晋，臣民疲于国事的扰攘，因而抱厌世观念的很多，对于儒家的纲纪观念，法家的法理观念，渐渐失去信仰，人人各求自身的解脱，于是促成了宗教的勃兴，而美术乃得应运而大放异彩。佛教文化和中国文化，便于此时公然开始混交而生出绚烂的光辉来了。

说起晋代的雕刻，当首推佛像的雕塑。一般学者认为佛像雕刻滥觞的作品，是沙门竺道一所制的金鲽千像，戴道安所作的丈八弥陀铜像，慧护僧人所造的丈六释迦的铜像。其他代表作有戴安道的弥陀，来侍二菩萨木像，和夹苎行像等制作。当时北方五胡十六国之中，造像之风，颇盛行。所造之像，凿窟而成。如甘肃敦煌的鸣沙山崖的石窟佛像，通常叫做莫高窟的，便是其代表作；并也是中国凿窟造像的嚆矢。

晋代铜器之存留于今日者，有镜和虎符等。

晋代自刘裕受东晋禅后，统御南方，与北方五胡的割据，成为南北对峙的局势，史家称此时期为南北朝。截至统一于隋代为止，其间经过一百七十多年。在此时期中，时势混乱，民不安身，厌世无聊的心理，较诸前代，更为普遍。于是南北人民，皆皈依佛教，以资慰藉，于是佛国庄严，天堂极乐，成为一般的倾向。佛教化力既深入人心，美术则因潮流的激荡，益趋重于佛教化的制作，遂造成我国佛教美术最盛的时期，也是我国美术表现域外思想的最充分的一个时期。P23-26

一、美术范围极广，而讲中国的美术，尤觉繁复，例如“篆刻”“书法”，在世界美术中为中国所独有。此外如“雕塑”“陶瓷”……等，中国亦别树一帜。兹择其最重要者而叙述之，分为：1．绪论 2．雕塑 3．建筑 4．绘画 5．书法 6．陶瓷。

二、中国美术的演进，与世界美术有相当的关系，在世界美术有相当的地位，研究美术者必须先知其概况，然后研究各种中国美术的演进始能得融会贯通之趣。故本书于绪论中详述中国美术与世界美术的关系而比较其价值，此外如雕塑建筑……等，即就各种美术，按其时代之先后，技巧的演进，而言其源流派别。取材务博，措词求简。

三、本书编述，根据各种美术如何演进的情形而历述其源流、派别及其与各方面之关系，多以事物来证明历史，故于各种美术的代表作家，或代表作品，或特殊的事实，无不从详介绍。

四、中国关于美术的专书殊属寥寥，搜辑参考，实感困难。挂一漏万，自所难免，希海内博雅君子，不吝匡谬。

郑昶(1894～1952)，字午昌，号弱龛，嵊县人。画家、美术史家。早年就读于杭州府中学堂，与徐志摩同学。工山水，兼擅花果，善画杨柳。曾任中华书局美术部主任。首创汉文正楷字模，创办汉文正楷印书局，任总经理。历任杭州艺专、上海美专及新华艺专教授，并与谢公展等组织蜜蜂画社等，任中国画会常务理事。著有《中国美术史》、《中国画学全史》、《中国壁画史》等。

本书即为郑午昌先生的《中国美术史》，内容“根据各种美术如何演进的情形而历述其源流、派别及其与各方面之关系，多以事物来证明历史，故于各种美术的代表作家，或代表作品，或特殊的事实，无不从详介绍”，实为一部优秀的中国美术史读本。本次编辑过程中对其文字除错讹之处外，一仍其旧。如将蒙古族视为“野蛮民族”等表述，为保持原作原貌，也未做改动。读者自会明晓其局限。另外，书中还选配了多幅插图，以飨读者。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漏注及误处恐所难免，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历史上一盛一衰的循环律，是不尽然的，这是早经现代史家所证实了。不过文化进展的路程，正像流水一般急湍回流，有迟有速，凡经过一时期的急时，而后此一时期，便稍迟缓了。

——郑午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