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梳理了1990－2002年间我国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书中牵涉众多重要人物和事件，也叙述了很多小人物和小事情。内容浩繁，巨细混杂，大气磅礴，汪洋恣肆。叙述流畅从容，见解独到精深，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和震撼力。

这是一本描述变化的书。

1990－2002年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中经历了这种变化；今后，我们还将经历更大的变化。

在作者笔下，1990－2002年中国的格外引人入胜之处，不是在于她的轰轰烈烈，而是在于她的平淡从容；不是在于她的崇尚伟大精神，而是在于她开始关注普通人的需要；不是在于她的伟人风范和英雄辈出，而是在于一代新人已经长大。对变革的期待取代了对历史的崇拜，进而成为我们国家的主流。

书中牵涉众多重要人物和事件，也叙述了很多小人物和小事情。内容浩繁，巨细混杂，大气磅礴，汪洋恣肆。叙述流畅从容，见解独到精深，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和震撼力。

前言／001

第一部 谷底(1990－1991)

 第一章 活着的祖宗／002

 第二章 大灾年／026

 第三章 死灰复燃／046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

 第四章 转折／069

 第五章 盛世无英雄／096

 第六章 新人治国／129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

 第七章 软着陆／155

 第八章 伟人逝去的日子里／187

 第九章 朱镕基与民心向背／214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

 第十章 殊途同归／240

 第十一章 忏悔的年代／280

 第十二章 新人类，新生活／308

尾声 后继者／343

我们国家的大多数苦难并非来自上天，而是人造成的，这一点很少有人提到。党的官员差不多都有夸大天灾而缩小人祸的倾向，这不是没有道理。大凡中国人遇到人祸，各路潮流总是分道扬镳，明争暗斗，纷纷去寻找各自的武器和各自的祖宗。可是一遇天灾，又会出现众志成城，百川归于一的局面。这时候全国各个阶层无不舍小家顾大家，把这“与天奋斗”的舞台看做弘扬民族大义的战场，因此人人有份，人人身在其中，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曾记否，1991年夏天江淮流域洪水漫天，至少有一亿多人被分割围困。洪峰过后，有五千一百一十三人死亡，还有四万九千九百七十三人受伤。另外一千四百万人从洪水中脱身，不过已经无家可归，他们的家不是倾覆就是泡在水里，总计有八百九十六万九千间，还有至少两千一百万公顷庄稼颗粒无收。专家们计算出，他们总计损失了大约一百六十亿元。这是几个月以后的事，在当时，衡量这场灾难的不是数字，而是景象：逃难的人们携家带口、背井离乡、身无分文，纷纷在破损的江堤上、水闸旁、黄土高坡、老树枝头，在汪洋之中拣个可以栖息的地方住下，时而哈哈大笑，时而抱头痛哭，一边庆幸死里逃生，一边哀叹顷刻之间一无所有。他们露天而栖，临水而卧，没有食物，没有药品，没有燃料，没有电灯，没有可以换洗的衣服，没有洗澡的设备，也没有可以排泄粪便的地方。眼前一片汪洋，却没有可以喝的水。对他们来说，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脚下这一小片陆地。世间全部有生命的东西——猪、狗、猫、牛、羊、鸡、鸭、苍蝇、蜈蚣、蚊子、老鼠、蚂蚁、蛇，这时候全都拥挤在他们的身边，和他们争夺这汪洋中一片片支离破碎的陆地。有一回，一条蜈蚣爬到一个军人手上，一口咬将下去。那只手变紫变黑，可是没有解毒药。一个少妇见了，解开上衣，袒胸露乳，把自己的奶汁挤在那小伙子的伤口上，几十个人在旁边默默看着，连连感叹军民鱼水情长。

不过，灾民们大部分时间是在等待，在发愁。经济萧条已经持续两年六个月，大水围困也有好几个星期了。他们等着政府的船队运来粮食和药品，最好还有现金。可是政府自己还在过“紧日子”呢，实在拿不出多少钱来救济他们。“救济金”倒是有的，不过，那要动员全中国的老百姓从自己腰包里往外掏，还要政府的公务人员一点点去收集起来才成。这笔钱即使现在就发，也顶不了多大用处，因为一共只有十四亿多元(其中一半来自香港、台湾、澳门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捐献)。即使没有后来发生的“挪用捐款”风波，一分不少全都送到那些嗷嗷待哺的人手上，每人也只能摊到十二块钱，而且要等好几个星期以后才能拿到。

洪峰虽已过去，可是排涝系统不畅，大水仍然滞留在十八个省里，一片汪洋。淮河大堤上出现了一个绵延几十公里的“难民营”，有几十万人。洪水爬到他们脚下，总算不再涨了，但也徘徊不退。抬眼望出去，水是黑绿色的，漂着稻草、家具、冲散的门窗，还有淹死的牲畜。水面上电线杆头和树梢依稀可见，可以证明那片水下是他们昨日的家园。民政部的官员们在担心，这也许是自60年代初弥漫全国的大饥荒以来最悲惨的一年。不过，他们一时还搞不清楚到底有多惨。各地官员都在忙着把损失的数据呈送北京，其中有些是真的，有些不免夸大。可是无论怎样夸大的数据，都不能说明当时灾民的困境。

雨停了，阴云渐薄，人们的心里却更加阴沉，因为疾病开始蔓延，有痢疾，有疟疾，很多人的脚烂了。在凤台县，还发现了霍乱。政府运来的救济粮不够吃，人们开始吃霉烂的小麦，那都是从浑浊的洪水里捞出来的，连猪都不能吃，可是饿极了的人们哪里还管得了这些呢。二十一岁的石英刚看来是中毒了，全身肿起来，有一天突然就不会说话了，从口角往外淌白沫；另一个小伙子，村子里面唯一上过中专的学生，吃了发霉的麦子，又吃了发霉的药，已经三天拉不出大便。很显然，这是瘟疫，搞不好，它对人的生命的破坏力还要超过洪水。医生们都开始担心，有些记者也看出了征兆，但是党的基层官员仍在对上级隐瞒实情。寿县医院的院长看到周围情势危险，觉得再也不能隐瞒实情，于是偷偷告诉人民日报社的一个记者：每十个人中就有两个人病倒了。

艳阳高照。几个星期以来人们一直盼望着重见天日，可现在却发现，酷暑比暴雨更加难以忍受。人们一批批地倒下去，还能站起来的人也没有一点活力，聚集在江淮大堤的人群越来越无法忍耐了。党的基层官员们虽然平时懈怠惯了，现在也不免焦急，他们不断地向上级报告，说情况紧急，要粮食，要帐篷，要药品，还要不含病菌的饮用水。上级要他们依照常规呈递文字报告，“可是报告交上去三次了，”颍上县县委书记陈怀贵不无怨气地说，“怎么没有下文啊？”

“大难临头，”一个叫王自成的中尉感叹，“天敌也能共生共处。”他看到水面漂过来的草堆上盘踞着黑色的蛇和灰色的鼠，立刻就感到皮肤紧张，爆出一层鸡皮疙瘩。中国拥有的老鼠数量至少是人口的三倍。没有洪水的时候，老鼠是横行天下的。它们在过去一年吃掉三十亿公斤粮食，咬死三百万亩森林和三亿亩草原，咬伤至少十万人，在东海上让海军的舰载导弹发射失灵，在大瑶山让列车改道颠覆，在句容县咬死了三个婴儿，在新沂县又咬死了三个婴儿。但现在洪水一来，它们什么也咬不着了，只有和人一同逃命，与蛇共穴。

回想起来，那时候人蛇鼠虫在一起求生，的确也是被逼无奈。“灾民营”一无帐篷，二无帘幕，饱受酷热之苦，男女混居，生死相依。先前他们漫步在江淮大堤，正是4月油菜花盛开、春意盎然的时候，而今到了6月的最后一周，鲜花早已凋谢，没有凋谢的也都淹死了，眼前水天相连，钻天杨只剩下树梢还看得见。一位台湾记者看到了这场面，不禁惊问：“你们从哪里弄来这么多水啊？”

没想到来了这么多水的人当然不止这个记者，还有党的高级领导。报纸上有一条消息说，总书记江泽民来到安徽，亲切慰问百姓，关切之情溢于言表，但是记者们没有提到一个情节，就连当日在场的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也不敢张扬。那一天，总书记面对眼前的一切，惊讶好半天，终于说出一句话：“没有想到安徽的灾情这么严重。”还说：“要动员全社会，乃至国际社会救灾，捂盖子是不行了。”到灾区来的还有田纪云。那时他是副总理，哪里有灾难他就要到哪里去。“老卢，你放心，”他心怀同情，却只能对眼圈发红的卢荣景说些安慰的话，“中央会支持你们的。”有个三十七岁的记者，蒋亚平，坐在颠簸的小船上漂到那里，看到卢荣景，正碰上这位省委书记满脸激动不已地搬出田纪云的话给属下打气：“中央会支持我们的。”“他显然动了感情。”蒋在那一天这样写道，“久久未被充分反映的安徽灾情，将会被广泛地传之于全国，乃至全世界。这意味着，前段时间基本是苦力孤撑，已经疲惫不堪的安徽人，现在可以指望靠靠十一亿中国人宽大的胸膛了。”

P26-28

收在这里的文字，叙述了1978年至今我们国家的变化和冲突，牵涉到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巨细交织，贵贱混杂，都是真人真事，没有虚构。我虽掺杂了一些自己的观点，但也是眼见耳闻，有感而发。原是九个单行本，陆续印行，现在依原版集中重排，共九卷，没有增删，只是顺序稍有更动。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交锋》和《呼喊》这两本，是和我的同事马立诚合著。他设计了《交锋》全书的构架，并且撰写了其中第一、第二部分，因此他是这本书的第一作者。他也是《呼喊》卷三和卷四的撰写者。这两本书当时影响很大，争议也很大，这都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如果没有马立诚，就不会有这两本书。

很多人问我最喜欢自己的哪本书，这问题不好回答。每一次写作都是牵肠挂肚。作品好比儿女，手心手背都是肉。当然这是夹杂了个人情感，倘若平心而论，哪能没有高下呢！单说技巧，我想最为洒脱开放、也能代表我的写作追求的，应当是《变化》。在这之前，《沉浮》属于典型的时政文字，《交锋》和《呼喊》也是。我对塞满主流报刊上的、人云亦云、套话连篇、完全没有独立精神的文章，不能接受，想要另辟新途，所以这些文字的品格与流行的时政文章截然不同。在这之后的《追随智慧》、《联想风云》、《成长》、《中国的新革命》，是在试图开拓当代中国商业史的写作空间，从政治和文化的立场来叙述经济技术，又以大历史的眼光来衡量瞬间。可是要说在写作方面更进一步，自《变化》之后，便觉得非常困难。

《历史不再徘徊》有些特别。有人认为它是我的“巅峰之作”，其实说它是我的“处女作”更接近事实。这是我写的第一本书。我现在仍很怀念二十年前写这本书的情形，尽管精神上备觉沉重，可是心境特别纯粹，因之能够淋漓挥洒，话也说得痛快。我为这本书耗时七年，终于完成的那个下午，我离开都市的喧嚣，来到城郊一处荒野的山坡，盘腿坐在一棵老松树下，品味着摆脱压抑的喜悦，心里有某种激情沸腾起来。那一天天空特别清澈，阳光渐渐柔和，从背后照过来，经过我面前的草地伸向远方。我能够看到天地之间的那条线，一条金色的地平线，发出迷人的光彩。我感觉到未来之路清晰可见，伸出手去可以触摸。我对自己说：“你知道该怎样度过自己的后半生了。”那时候我已年过四十，觉悟得太晚了。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庆幸当时的选择。对我来说，《历史不再徘徊》不仅仅是一本书。它把我引向一片新大陆。

这些年公开的舆论总说我是作家，但我更愿意别人当我是记者。不是因为记者比作家好，而是因为记者只不过是一个职业，进了这圈子的人，不论贤愚优劣，都叫记者。我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这是事实，无关好恶。

我从1978年开始做记者，迄今三十年。这一过程刚好和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历程重合在一起。当初立志于斯，满腔热血，信奉秉笔直书，言无不尽。好像新闻学的教科书也是这样教我的。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左冲右突，像个没头苍蝇一样，既奋勇，又盲目。后来经历种种希望和失望、欢乐与悲伤，这才知道，这个圈子里充满了名利的诱惑，也有绵绵不绝的压力、磨难和寂寞。想要守住自己崇奉的信念和品格，不可稍有更动，实在不易。我对那些冠冕堂皇的褒贬并不介意，但是来自民间的喜怒哀乐却能激起我的写作冲动。我想告诉读者中国正在发生什么。我相信历史上一切民族的重大进步都有一个共同处，就是这些国家的人民能够认真了解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我把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写下来。我一页一页地写，一本一本地出版。我想用自己的写作证明，记者是可以不拘一格的，记者是可以拥有独立精神的，记者是可以不用追随权贵的，记者是可以说真话的，记者是对公众负有责任负有同情心的，记者这个行当是可以受人尊重的。记者不仅是瞬间的记录者，也是历史的记录者。现在我可以说，我做了我想做的事，我做了我应做的事。我在写作中感受着无穷的激情、智慧和快乐，也因为尽了力而稍觉心安。

然则回想多年的写作体验，并不能让我满足。它给我留下太多的遗憾。我有太多的故事留在腹中，不能吐出；有太多的话已经吐出来，又不得不咽回去。由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今生是否还能拿起笔来。有时候我设想，如果有来世，我是不是还会做记者？回答是：会！我祈祷，到那时候，能够弥补今生的遗憾！

我要感谢湖北人民出版社愿意把这些文字汇集起来再行出版。我要感谢在过去岁月里为印行我的书而殚精竭虑、甚至遭遇巨大压力的所有编者、出版社和经销商。我要感谢我在人民日报社的同事们，我和他们在一起度过了我职业生涯中最富有激情和灵感的一段时光。我要感谢那些对我持有强烈批判立场的人，他们让我学会了倾听、理解和宽容。我要感谢我的妻子赵晓东，她始终都是我的作品的第一读者和不留姓名的编校者。在我深陷压力之日，是她让我坚强；在我面对赞美之时，是她让我从容。我要感谢所有那些支持我、喜欢我、接受我和批评我的读者们。在过去这些年里，因为有了他们，我的生命才变得更精彩、向上、充满阳光。他们是我能够坚持到今天的力量源泉。现在我怀着感恩的心情向读者送上我的真诚和我的书，诚惶诚恐地等待读者的评判。对我来说，我的上帝不是任何一个有权有钱有势力的人。我的上帝是读者。永远都是！

在中国做记者和财经写作者，要找研究型的榜样，首选肆凌怎军。对上世纪90年代的细微观察、和评论，我没有看到比他更好的人了。

——吴晓波(著名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凌志军作为中国政论写作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已经成为不是谦辞可以推却的事实。

——《人物》杂志

凌志军先生以诚实的态度让政论诚实地走进公众，影响着那些必将影响中国未来的年轻人。我们相信，他业已“尽可能地向读者说了心里想要说的话”，最大限度地保持着诚实的大勇之气。

——《南风窗》杂志1993年“年度人物奖”颁奖词

凌志军的选材多带有前沿性，他是属于使命感和责任感很强的新闻工作者。

——《凤凰周刊》

凌志军是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界有独特价值的一个作家。凌志军的最大的价值在他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凌志军的著作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现出它的历史价值。

——杨浪(财讯传媒集团<seec>副总裁)

全书体现出作者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独特眼光和道德良心。这是一本充满激情的著作。每一页都包含了大量的信息，记载了我们所经历的十三年问的宏大的历史画卷。

——新浪读书

《变化》不期然提供了一个庞杂的数据库并形成一个思辨交锋的平台，人们在它的辅助下从原本模糊不自免的摸索状态豁然开朗或陷入沉思。这大概就是《变化》从默默无闻地出版，到突然流行并引发普遍思考与广泛议论的原因。

——《中国图书博览》

凌志军的这本书不但梳理了我国十三年发展的大的框架，而且提供了人们熟知的文容易忽略的细节。正是这些细节真实反映了社会深刻的变化。

——雷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