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媒介与时代一路同行。它是这个时代的社会镜像、舆论公器、娱乐来源和经济助力，它的沧桑巨变，也折射着中国政治、产业、社会和思想的变迁。

《时代之印》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媒介发展做出了全景式的描绘，探寻中国媒介改革前景与发展道路，折射出中国政治、产业和思想体系的变迁。

通过描绘和剖析作为社会镜像、舆论公器、经济助力的中国媒介1978-2008年间的沧桑巨变，探寻中国媒介改革前景与发展道路，折射出中国政治、产业和思想体系的变迁。注重思想性和可读性的统一，事实与学理的相互映照。通过“全景描绘＋学理剖析＋亲历者口述”的方式，对中国媒介三十年变革做全景式的梳理。

第一编　思想解放：三十年的两个节点

　1978：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二分之一新闻血统的哲学教授

　　一次哲学讨论会

　　迂回运动的艺术

　　真理标准大讨论

　1992：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

没有硝烟的英雄时代

　　新路线图的诞生

第二编　新闻：从国事到家事

　1984：大众报纸回归

　 晚报：中国特色的大众报纸

　 《南方周末》：从1984年起航扬帆

大兴安岭火灾报道：大众报刊亦有深度

　1993：《东方时空》新篇章

　 《新闻联播》：“标准的党的新闻工作者”

　　《东方时空》：真诚面对观众

　　《焦点访谈》：赢在事实，生在平衡

　　《新闻调查》：挖掘历史的成因

　　追求平衡的语态改变

　　媒介事件：电视直播的新闻故事

　2002：零距离的民生新闻

　　都市报：民生新闻的先声

　　电视民生新闻：观众与新闻零距离

　2003：直面“非典”危机

　　流言：手机与网络共舞

　　危机处理：政府学会“发言”

　　多元渠道：无法遗忘的孙志刚事件

　2007：网络的力量

　　网众：新闻的消费与生产者

　　正龙拍虎：真假难辨的新闻

　　网络世界：虚拟与现实的互动

　　虚假新闻：传播的可能与不可能

第三编　娱乐：大众的狂欢

　1981：一张封面上的吻

　　人啊，人

　　一根大西洋底漂来的木头

　　霍元甲和少林寺

　　春节联欢晚会与年夜饭

　1983：话说长江话说运河

　　一场文艺启蒙运动

　　文学名著走上屏幕

　　冬天里的一把火

　　女排姑娘高唱凯歌

　1990：世界真奇妙

　　岭南走出“外来妹”

　　小人物的感动

　　从综艺到娱乐

　　边走边唱

　2005：跨世纪的娱乐潮流

　　电视湘军搅动娱乐风暴

　　闪亮的网络红人

　　与狼共舞

　　专业化娱乐

　2008：中国的故事

　　中国式大片

　　《时代》封面上的李宇春

　　《百家讲坛》走出国学明星

　　奥运在北京

第四编　媒介经营：产业化之路

　1979：新广告元年

　　忽如一夜春风来

　　旧时王谢堂前燕

　　沉舟侧畔千帆过

　1986：珠江模式

　　春潮带雨晚来急

　　大珠小珠落玉盘

　　不尽长江滚滚来

第五编　政策与规制：逝变转轨

　1978：双轨制启动

　　“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

　　市场化道路

　　从无冕之王到新闻民工

　1984：新闻立法

　　为新闻自由鼓与呼

　　被告席上的记者

　　重提新闻立法

　1996：集团化

　　做大做强

　　资源重组

　　当“市场”遇见“行政”

　1999：行业壁垒

　　壁垒

　　纷争

　　融合

　2003：文化体制改革

　　试点

　　转制，跨越

　　报业改革：烽火重燃

第六编　步入全球化时代

　1987：越过长城，走向世界

　　起源的纷争

　　步履艰辛的跨越

　　跌宕起伏的过渡

　　繁荣与未来

　1996：浴火的凤凰

　　凤凰的领跑者：刘长乐

　　布局1996

　　凤起海外

　　刘长乐VS默多克：同舟破浪

　　凤凰展翅

　　直播梦想

　2001：入世与出海

　　前WTO时代：与国外资本的悄悄联姻

　　传媒“入世”：国际巨头蜂拥而至

　　“借船出海”：中国传媒试水

　　结语

　2008：中西舆论平台上的交锋

　　用自己的声音定风波

　　多元思维与国际模式

　　结语

访谈录一　杨澜：呼唤中国传媒更深刻的变革

访谈录二　打造全球华人媒体

1978：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二分之一新闻血统的哲学教授

1955年的大事记中，有这样一些在后世看来“重要”的事件发生：中央政府发动为期两年的针对反革命的肃反运动；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并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大会宣言所采纳，成为日后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毛泽东为十大元帅授勋——时至今日，十大元帅不同组合方式的年画仍然在农村甚至是都市时尚人群中流行，因为他们被认为可以驱灾辟邪或者是具有某种新的时尚元素。此外，早已被人遗忘的一些事情还有：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作出批示，指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那个时代，刚刚翻身做主人的人民群众心气高涨，新生政权乃至整个社会都在探索一个重要问题：规则如何制定。

这一年，江南无锡的胡福明来到北京，成为北京大学新闻系的一名新生。1952年的院系调整，把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进行了合并，原来离紫禁城不远的老北大，自此搬到了海淀区现在的位置。当时的海淀是个镇，中关村也是个真正的村——今天的人声鼎沸还踪影全无。学校离着真正京城的繁华之地路途遥远，校外就是大片的玉米地。这个来自南方的北大新生，对北京的感受，不是红墙黄瓦，而更多的是北方夏日干爽的天气。

这毕竟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当年考入燕京大学的学生，待到此时，领取的已经是北京大学的毕业证了。初到北京大学读书的胡福明，同样不会想到的是，在毕业之时，他也会领到一张不同的毕业证。1958年，北大新闻专业并人中国人民大学，所以，如今在他的学历介绍里，总需要添加一个括号对此加以说明。当时的人大在东城区的铁狮子胡同，胡福明进城了，不过前三年在海淀的沉淀，似乎已经成为某种习惯性的东西。

在社会变革的交界处，总会有一些明星式的人物。随着院系的调整，不乏大师和许多即将崭露头角的重要人物。胡福明此时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见证者，就像在未来的20多年里一样。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个好学生。南方学生聪明且听话的特点在他的身上肯定也并不缺乏。在毕业的时候，胡福明以班长的身份获得了保送哲学研究班的资格。在今天绝大多数新闻系学生看来，这种保送未必有多吸引人，毕竟新闻的魅力在于行走天下而不是在书斋里研究什么哲学。但在当年，这显然是一种很让人引以为豪的荣誉。此外，在一个所有社会问题高度政治化的时代，哲学并非完全是象牙塔里的冷板凳。三年的哲学研究班，让胡福明取得了相当于今天硕士的学历。毕业后，他并没有进入任何一家新闻单位，而是去了距离老家几个小时车程的南京，成为南京大学的教员。他教授的学科是哲学。在后来正式调离前，他在这个位置上待了30年。

胡福明的求学经历是很有趣的。一方面，学新闻的人更偏好用常识去推理，因为这是让普通读者明了的最清晰和直接的方式；另一方面，胡福明对于安坐书斋的生活更为习惯和偏好，习惯于观察而不会急于冲上时代的风口浪尖去做弄潮儿。这是两种看上去有些矛盾的心理素质。然而，它与随后发生的历史事件有着值得人深思的契合。

胡福明此后的身世，虽然也一波三折，但基本上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无非随着政治运动的走向而上上下下。或许，作为大学教师的胡福明并没有在三尺讲坛上显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质，也许他会和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随着年龄、教龄、工龄等等以岁月为代价积累起来的资历而晋升职称、最后退休。

然而1978年最终成为他人生历程的转折点。

30年后的某一天，胡福明的办公室搬到了距离南京大学不过几个街区的昔日的总统府大院，而他的头衔也已经变成了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当他落座的时候，他面前的办公桌上已经整齐地放好了当天的报纸和待处理的公文。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官员了。在他的履历表上，此前若干年罗列着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等等的头衔。

履历表上没有显示出的然而却是最重要的一项，是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思想史上写下的浓重一笔。

一次哲学讨论会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各种迹象表明社会环境开始松动，人们有了更多的机会恢复到以往的生活常态中去。就在这一年，胡福明参加了在南京的一次理论研讨会。

在此之前的“文化大革命”末期，全国知识界恢复原有地位的努力已经开始作出。至今让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周恩来主持的全国科技大会，全国的科技工作者汇聚到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场面盛大。

也许国家层面的政治走向此时与原在南京的一个大学教师不会发生任何的关联，但是作为一个用常识思考的知识分子，胡福明们更愿意相信，他们现在被重新赋予了发言的资格与机会，他们可以再次以中国传统“士”的精神去担当国家的咨询者，让常识和理性回归。

在这次会议上，刚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的胡福明并没有习惯性地把自己掩藏起来，观察形势后发表一些锦上添花或者无关痛痒的言论。在胡福明发言的时候，他表达了其实每个人都明白的常识，认为不应该再继续“文化大革命”期间唯上唯权威的神话方式，而应该恢复真理的本来面目，恢复毛泽东思想的尊重实际的本来面目。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这次会议并没有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已经能够让这种观点通行无阻。他的观点遭到了很多人的批判，认为这是一种对纯正的毛泽东思想的背叛和歪曲。

“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宣布结束，思想上的禁锢和束缚仍然以一种惯性存在。全社会的这种惯性思维，结果就体现在从上到下，在绝大多数人的身上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行为方式，一方面人们以常识生活着，另一方面在任何一种正式的场合，教条仍然被视为禁区，人们不敢触动也担心别人去触动。

胡福明的这次发言，显然没有带来意想中的结果，甚至当时的激烈争论在走出会场之后就不复存在了。但是这次会议打开的一个窗口，为他之后见证一场真正国家意义上的激烈变革，埋下了伏笔。

在这次学术讨论性质的会议上，一直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定位在理论层面的《光明日报》，也派了理论部哲学专刊的主编王强华参加。王强华被胡福明的理论修养和大胆思想所吸引，在会后找到了他，向他约稿。如果说当时的胡福明只是以他的理性和常识在进行判断的话，那么来自北京的中央级报纸，显然对国家的政治空气有着更加敏锐的嗅觉判断，至少，他们更能够把胡福明的阐释看做一种在时机、场合适当的条件下可资利用的材料，看做一种可以适应并影响政治情势的因素。

作为四大火炉之一，夏天的南京，高温加上潮湿，会让人心神不宁。1977年的南京一如往常地炎热。在这个季节，让胡福明同时感到焦虑的还有妻子的病。在完全的计划经济年代，生病这种计划外的事情总会产生额外的麻烦。靠着昔日的人脉，胡福明终于还是解决了妻子的住院问题。据胡福明后来的回忆，他的那篇文章，那篇大则冲击了整个国家的主流思想、小则改变了自己命运的文章，就是在妻子住院期间写的。他在医院、学校和家之间来回奔忙，不过在医院陪病人的时间，其实是很无聊的。就这样，在没有空调的医院长椅上，伴随着挥之不去的蝉鸣和浓稠的热气，胡福明开始起草早前《光明日报》编辑向他约下的理论文稿。构思、起草，最后他把文章的名字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名字，来自于毛泽东的《实践论》。  夏天过去，天气转凉。妻子出院的时候，胡福明把写好的文章放入信封，寄往北京。

虽然身处远离政治中心的金陵城，胡福明也知道，当下最热的政治口号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而自己的文章，显然唱的是反调，尽管这反调用的是基本的理性常识而已。

信寄出之后的很长时间，胡福明并没有收到任何的回音。上一个十年的经验，让他不知道第二天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突然降临到自己的头上。这是比确证坏消息更让人焦虑的等待。

而这时的北京，改革规划的布局早已经开始酝酿。开局虽不明朗，走向却已是大势所趋。P3-7

每到一个时间的节点，我们总是习惯回顾过去。唯有常观历史，方能顿悟将来。因此，当2008年这个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纪念年份到来的时候，众多专家学者纷纷把目光投向来时路途，一边搜集整理那些令我们惊讶、感动、振奋、沉思的历史片段，一边思索道路延伸的方向。

2008年注定将在历史上留下烙印，无论是汶川地震的苦痛，还是北京奥运的欢乐，以及其他种种，令人心中五味杂陈。

无疑，这三十年的变化是巨大的。当我们展望这一段短暂而复杂的历史，中国媒体给我们提供了忠实的记录。它们不仅是这个剧烈变动时代的记录者，也是这个时代当中的行动者。它们自身也在经历着难以磨灭的阵痛和进化，这种阵痛和进化也不仅仅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更是整个进程的必然组成部分。回顾这三十年，我们如何能忽略中国媒介？它们与时代同行，其间那些筚路蓝缕的艰辛，那些高歌猛进的畅快，那些百折不挠的勇气，那些痛定思痛的思索，无一不值得我们细细记述，细细品味。

本书既成，我首先要感谢的，是中国媒介的改革者们。正是这些第一线的实践者，推动着中国媒介变革和社会变革。两次思想解放潮流中，中国的媒介英雄们承担了先锋的角色。优秀的新闻工作者秉持着史家风骨，忠实记录着社会的一切，同时坚持“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用舆论公器对权力进行监督。媒介娱乐工作者们打破了教条，帮助我们重新找回失落的欢笑、泪水以及人类本性。而媒介的决策者、管理者、经营者、技术工作者和研究者们则不断尝试着各种手段，力图使我们的大众媒介在各种力量的角逐中保持着丰富的活力。固然，我们不能否认某些痼疾仍然存在，而新的弊端也开始显现，但令人欣喜的是，三十年后的中国媒介已然是大大地进步了。本书描述的正是这种进步。

还要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的信任。犹记新春伊始，宋亚萍总编、李晓锋主任来访，我们一拍即合，敲定了这本书的出版计划。李晓锋主任和编辑韩琳女士为此书费心良多，在各个方面提供了难得的支持。

更要感谢本书的每一位写作者。本书由我和张磊制定框架，确定了“既注重思想性，又注重可读性”的原则，以专题史和编年史结合的方式来进行讲述，共分六编。写作团队由中国传媒大学的青年学子组成，具体分工如下：第一编“思想解放：三十年的两个节点”由沈东撰写；第二编“新闻：从国事到家事”由姬德强和周亭撰写；第三编“娱乐：大众的狂欢”由薛华撰写；第四编“媒介经营：产业化之路”由段鹏和刘廷飞撰写；第五编“政策与规制：渐变转轨”由唐晓芬、徐聪、刘颖撰写；第六编“步入全球化时代”由张龙、戴楠、冷爽、肖鸿杰、岳跃国撰写；此外，张龙还负责进行了两个访谈及写作工作。最后全书由我和张磊进行审校和统稿。这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当然，限于时间和水平，书中必然有不足之处，恳请专家和读者们指正。

最后，感谢杨澜女士和钟大年先生接受我们的访谈，并对书中所引用资料的每一位作者表示由衷的感谢。

古语有云：“三十而立。”如果把三十年前摆脱禁锢、走向市场的中国媒介看做是新生儿，那么，如今它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顶梁柱之一了。中国社会仍然在探索着前进的道路，而大众媒介理应成为照亮道路的探照灯。正如沃尔特·李普曼所言：“如果一个民族无法确保获得事实的真相，那么，力不从心和缺少目标，腐败和不忠，恐慌和世界末日，这一切都会降临到其头上。”大众媒介的价值正在于此，但不仅在于此。它该如何去做，三十年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本书谨录于此，冀望能为未来提供参照。

《时代之印》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媒介发展做出了全景式的描绘。图文并茂，夹叙夹评，可读性与思想性并存，是一本值得推荐的好书。

——李良荣（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回顾中国媒介发展变迁的三十年，能帮助我们理解它运行的轨迹。这本书记录下的丰富事实弥足珍贵，所做出的评论亦发人深思，对感兴趣于中国媒介的人士而言，不可不读。

——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副院长）

三十年前，是一个起点。

三十年后，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时代之印》记录了这一段历程，使我们重温那些意气风发的日子，并激励我们继续前行。

——杨澜（阳光文化基金会董事局主席、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