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群星闪耀，那些特立独行、放浪形骸、个性卓异之士，才华与激情四射，谱写了一个不老的传奇。西南联大的风流，就像魏晋风度一样，令后人景仰。这风流包含了不党不官、人格独立、敢于批判的铮铮风骨；弦歌不绝、为人师表、一身正气的泱泱风范；沉潜专注、甘于奉献、光风霁月的谦谦风度。

70年沧桑巨变，联大的教授绝大多数已经走进历史，较晚入联大求学的学子也在望九之年。作为后人，我们遥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抚今追昔，所感受的不仅是激情，更是深深的沉思。一本打开的书，在您的面前，西南联大最宝贵的精神是什么？读过之后，您自然会有答案。

西南联大的风流，就像魏晋风度一样，令后人景仰。这风流包含了不党不官、人格独立、敢于批判的铮铮风骨：弦歌不绝、为人师表、一身正气的泱泱风范；沉潜专注、甘于奉献、光风霁月的谦谦风度。西南联大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那些特立独行、放浪形骸、个性卓异之士，才华与激情四射，谱写了一个不老的传奇。

本书在还原联大师生跑警报、泡茶馆、唱昆曲、看电影的同时，渗透了这样的历史省察：西南联合大学的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思想独立，这些宝贵的精神资源为何流失？在历史的动荡中，联大教授遭遇了怎样的诡异命运？在时代分岔的道路上，他们如何选择？

本书关注西南联大师生的日常教学和衣食住行，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幽微精神，再现西南联大的风流。

上编 先生之风：联大教授群像

一 西南联大的常委

南开有个张伯苓2

“北大功狗”蒋梦麟8

清华终身校长梅贻琦15

叼着烟斗的傅斯年22

二 中文系教授

杨振声：推动现代文学教学的教育家27

古文字学家唐兰讲词选31

“二云居士”刘文典33

闻一多讲古诗37

闻一多家书中的柔情38

浦江清家书的温馨絮语40

浦江清西行记44

朱自清的饮食与胃病45

沈从文晋升教授风波48

沈从文如何教书51

三 历史系教授

“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53

陈寅恪的藏书被偷了56

郑所长郑天挺59

良师钱穆讲国史63

良史钱穆著史纲65

雷海宗讲史倒背如流68

吴晗卖书记70

四 外文系教授

叶公超太懒？72

吴宓的严谨与浪漫75

吴宓与联大《红楼梦》热77

吴宓的交际圈79

钱钟书离开联大的“难言之隐”82

陈铨与战国策派85

陈铨与话剧《祖国》88

陈铨与《野玫瑰》风波90

冯至家的文艺沙龙92

温德：把中国当作第二故乡94

五 哲学心理系教授

冯友兰的风度98

汤用彤沉潜寡言101

“半个疯子”沈有鼎105

金岳霖讲“知识论”107

金岳霖与殷海光111

金岳霖与王浩112

单身教授金岳霖114

六 法商学院教授

绅士陈岱孙116

张奚若：无政可参，路费退回118

潘光旦：联大的通人121

七 理工学院教授

一代师表叶企孙125

周培源骑马上课128

杨武之与杨振宁130

曾昭抡逸事133

汤佩松与大普集学术茶会136

下编 联大风度：师生生活实录

一 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

湘黔滇旅行团140

闻一多参加步行团142

曾昭抡不绕小道145

冯友兰意外出事故146

二 联大师生跑警报

何为“跑警报”148

金岳霖跑警报149

梅贻琦跑警报151

刘文典大呼“保存国粹！”153

陈达坐坟头讲课154

跑警报的幽默和浪漫155

不跑警报157

终结跑警报的日子159

三 联大师生的饮食

联大学者的饭局160

梅贻琦的酒量161

抗战胜利后的饭局和时局163

学者的饯行宴164

潘光旦吃鼠肉真相165

潘光旦太太请客167

教授种菜168

谁动了教授的米面170

游国恩：米让挑夫挑走了171

姜立夫、叶楷碾米172

朱德熙初品干巴菌173

汪曾祺与云南的菌子175

费孝通品烤茶177

联大学子的“八宝饭”179

四 联大学者的住所

联大师生离不开汽油箱181

吴宓钱穆合租“天南精舍”183

“何妨一下楼主人”185

金岳霖陈岱孙合住戏楼包厢188

古庙安家189

朱自清的住所191

梁思成林徽因建房子192

王力的“龙虫并雕斋”194

费孝通为孩子出生找房子196

华罗庚：我们的钱都已经花光了197

五 联大师生的文化和娱乐

教授的“荤段子”200

师生都爱泡茶馆202

沈从文、施蛰存淘古董205

冯友兰喜欢收藏旧兵器207

联大教授爱昆曲209

联大学生的昆曲之好211

苦中作乐打桥牌212

看电影214

六 西南联大的演讲

联大的时事演讲217

刘文典演讲《红楼梦》220

林语堂演讲222

冯友兰《论风流》222

冯友兰演讲中国哲学224

黎东方讲“三国”226

老舍在西南联大演讲227

七 联大学者律诗中的碎年流影和时代精神

南渡诗抄231

南渡自应思往事233

联大学者过中秋，诗词唱和述性情235

梅贻琦、顾毓琇唱和237

伤心史与心酸诗238

萧涤非送子《早断》239

游国恩挽朱自清诗240

后记242

主要参考书目244

梅贻琦的教育思想

学者风度，温文尔雅，寡言少语，勤俭节约，民主通达，公正无私，梅贻琦从一开始就赢得了普遍的尊敬。

与胡适相比，梅贻琦显然没有“暴得大名”的胡博士那么风光，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地管理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据陈岱孙的说法，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这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具体表现。这句话近年来也常为时贤所征引；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具体的体现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令人遗憾的是，1949年之前大学形成的一些传统，比如教授治校，在后来的高等教育中失传。

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梅贻琦是一个罕见的人物。他之所以罕见，台湾研究清华校史的学者苏云峰认为，基于下列三个事实。（一）他并无高级学位（荣誉博士学位受赠于1940年），却能率领诸博士群，人人佩服。（二）在抗战之前就使清华大学领先各大学，成为理工教学与研究重镇，跻身于世界学术之林。（三）在抗日战争前后近20年的学潮风云中，他尚能保持清华校园的基本安定，继续发展，没有成为学生攻击的对象。

建立在联大模式基础上的教育体制，主张通识教育、思想宽容和学术自由。当时梅贻琦校长被要求加入国民党，但他保卫了联大的自由，以免受制于党。尽管国民党任命的人占据了联大领导层的一些关键位子（联大三青团负责人陈雪屏和训导长查良钊），但却难以改变联大的高度自治。

梅贻琦认为大学教育应具有儒家思想主张的“新民”使命，人才的培养应向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发展。同时，为“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他推行了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办学主张。在清华和西南联大的校园内始终汇聚着学术思想上的各家各派。清华的校友在回忆他时说：“梅校长主长清华，始终以民主思想、学术自由的开明政策为治校原则，他对左、右派的思想兼涵并容，从不干涉。”

在梅贻琦孔孟之道的思想中，融会了希腊及西方的学术自由与民主法治思想，甚至希腊人崇尚体育的精神，也在清华得到有力的贯彻。当时规定所有学生体育课必须及格，否则不能毕业，一时清华在华北各大学中成为一所体育强校，这种注重体育的校风一直延续到西南联大以及复校后的清华。对于青年学子，他采取了西方的通才教育，或“自由教育”的模式。这种教育要求学生不应仅有专门知识，更应受到贯穿在整个大学课程中的普通教育，使每个学生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皆能融会贯通。他曾说过：“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

当有人赞美梅贻琦治校有方，他谦虚地说：“贻琦生长于斯，清华实犹吾庐。就是有一些成绩，也是各系主任领导有方。教授中爱看京戏的大概不少，你看戏里的王帽，他穿着龙袍，煞有介事地坐着，好像很威严，很有气派，其实，他是摆给人看的，真正唱戏的可不是他。”

1940年，梅贻琦在“为清华服务25周年公祝会”上的答辞中这样写道：“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仁校友敢告无罪。”这可以看作梅贻琦的内心独白，他如此勇敢，又如此谦逊。话语中的真诚足以感动清华同人，感受到他在昆明办学的沉重心情，也显示了他对前途的希望。  梅贻琦作为主持校务的常委，在处理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关系时，不偏不倚。他把工学院清华服务社所得的利润作为额外的月薪发给三校教员。

梅贻琦与韩咏华

梅贻琦回国后，解除已订婚约，直到31岁才与韩咏华结婚。说起来，梅贻琦和韩咏华颇有缘分。1898年11月，张伯苓在天津严氏家馆教授英文、数学、理化诸西学，梅贻琦是张此时的学生；1902年冬，严修在家设女塾，聘请张伯苓兼授算术、英文等课，韩咏华是张此时的学生。韩咏华晚年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写道：“女生上体育课时，要把通向男生院的门关上，因我年级最小，每次都被派去关门。另外，从女生这边隔着窗子也可以看到男生的活动，这样我就知道了月涵和金邦正等人。”

1914年秋天，梅贻琦从美国留学归来。韩咏华说：“我记得他（梅贻琦）是和出国考察观光的严范孙（严修）老先生同船归来的，我们许多人都曾到大沽口码头去迎接。”梅贻琦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任干事，恰好韩咏华这时也在女青年会做些工作，两人相识。 “那时我已经幼师毕业，任教天津严氏幼稚园和朝阳观幼稚园，业余在女青年会做些工作，每遇请人演讲等事都是我找月涵联系，这才正式与他相识。”

1918年，由严修、卞肇新为介绍人，梅贻琦和韩咏华订婚。两人订婚的消息被韩咏华的同学陶履辛（陶孟和的妹妹）知道了，急忙跑来对韩咏华说：“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韩咏华说：“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1919年6月，梅贻琦和韩咏华结婚，梅贻琦此时已经30岁，韩咏华26岁，这在旧社会结婚相当晚了。张伯苓偕胞弟张彭春亲赴北京祝贺。

1933年至1935年，韩咏华在清华大学旁听了一段时间陈福田的英语、钱稻孙的日语和金岳霖的逻辑学，事先曾征求梅贻琦的意见，他不反对，但要求夫人既想学就要把课程坚持学到底。

在昆明，梅贻琦家住在花椒巷，一年后迁往西仓坡。正面小楼楼上是梅贻琦的书房和卧室，他和儿子梅祖彦同屋住，楼下即是联大办事处。韩咏华住在西面小楼上，楼下是会客室。教务长潘光旦住在南面楼上。此时，梅贻琦的三女一子在联大就读。

教育部发给联大学生补助金，梅贻琦不让子女领取补助金。1943年，梅贻琦获悉老母去世，同仁建议他当天不开联大常委会，他坚持照常：“不敢以吾之戚戚，影响众人问题也。”在学生积极投笔从戎的过程中，独生子祖彦自愿参军。在学校和家庭作风一样民主的梅贻琦同意了。

韩咏华在1981年春写的《同甘共苦四十年——记我所了解的梅贻琦》中提到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的艰苦生活，他们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家常的菠菜豆腐汤已是相当不错的待遇。教授夫人为补贴家用，吴有训的夫人王立芬绣围巾，卖给驻扎昆明的美国盟军，韩咏华做糕点出售，“有人建议我们把炉子支在‘冠生园’门口现做现卖，我碍于月涵的面子，没肯这样做。卖糕时我穿着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的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后来，韩咏华就与潘光旦夫人、袁复礼夫人组成“互助组”，自制这种上海点心，到冠生园食品店寄售。梅贻琦家离冠生园很远，来回要一个半小时。韩咏华不舍得穿袜子，光脚穿皮鞋，把脚都磨破了。

当教授们到梅校长家议事时，常常受到热情的招待。当他们围坐一桌，品尝梅夫人亲手做的糕点时，深为她的坚韧、乐观精神感动，便将这糕点命名为“定胜糕”。即谓：抗战一定胜利！从此，“定胜糕”的名字叫响了西南联大和昆明城。

韩咏华参加昆明女青年会活动，与名流龙云夫人、缪云台夫人在一起。活动时，大家轮流备饭。一次轮到梅家，家里没有钱，韩咏华就到街上摆一个小摊，把子女们小时候的衣服、毛线编结物去卖，卖了十元钱来待客。  1942年，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费正清到昆明，拜访联大的金岳霖、张奚若、钱端升等朋友，梅贻琦在家为费正清举办晚宴。联大聘请的美籍教授温德告诉费正清，梅贻琦的月薪不足六百元，而这次宴会费用不下一千元。这加深了费正清对联大教授生活艰难的认识。“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们送了他才一英寸高的一瓶专治疟疾的阿的平药片。它应当能换回这一千元。”

P16-19

联大风流何处寻？

70年前，昆明，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6月8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铜质关防到校，7月1日正式启用。这所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的大学，浴战火而生，历经日寇的飞机屡次轰炸，它巍然屹立，在昆明一驻就是8年。

西南联大虽然消逝了，但创造的辉煌，已经铭刻在历史的纪念碑上。拍摄《西南联大启示录》的张曼菱说，在物质形态上联大正在消逝，但是联大体现的中国大学精神，不会因为物质的损毁而消逝，将时刻昭示世人。

经济学泰斗、曾在西南联合大学任经济系教授和系主任的陈岱孙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的前言中这样写道：“西南联大在其存在的九年中，不只是在形式上弦歌不辍，而且是在极端艰苦条件下，为国家培养出一代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众多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西南联大，这所其实体虽然今日已不复存在的大学，其名字所以能载入史册，其事迹所以值得人们纪念者，实缘于此。”

抗战大后方的昆明，生活十分艰难。生活在“饭甑凝尘腹半虚”，“既典征裘又典书”困境中的教师，仍然守护着中国大学的尊严，一身正气，为人师表，自敬其业，诲人不倦。当年联大外文系教授冯至先生指出，西南联大“绝大多数教职员都是安贫守贱，辛辛苦苦地从事本位工作”。安贫守贱，再加上乐道——这个“道”就是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勇于探索，敢于批判。“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既有中华情结，又抱世界胸怀，或者正如吴宓先生所一再强调的“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生活朴素，思想高超。原句是英国浪漫主义大诗人华兹华斯的名言），这也都是西南联大的精神。

西南联大的成功，一方面是共赴国难、同仇敌忾激发出的凝聚力和爱国主义精神，另一方面是融合了三校的特色。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清华大学“通才教育”、“教授治校”的治学理念，南开大学把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研究社会实际作为教育的目标。“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特点不同，共有的是良好的传统，这就是陈寅恪所说的“自由之精神”和“独立之思想”。而联大留下的思想和精神资源，是一笔宝贵的遗产，需要后人挖掘。

联大风流何处寻？缅怀已成绝响的联大风流和风骨，铭记联大创造的奇迹和辉煌，自不待言。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西南联合大学的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思想独立，这些宝贵的精神资源为何流失？是在怎样的历史境遇下如广陵散般人终曲散？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和学子，在那样艰难的条件下，是以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支撑？在历史的动荡中，他们遭遇了什么样的诡异命运？在时代分岔的道路上，他们如何选择？他们的命运和归宿是怎样的结局？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误会？显然，这一系列问题，不只是停留在西南联大时期，纠结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这些事关当下的拷问，我无法给出全部答案。我所做的，只是渗透自己的思考和省察。这本小书试图打开通向西南联大的一条隐秘的通道，从他们的生活细节来观察他们的精神境界和内心世界。我选择的少数联大教授，已经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书写即拯救，钩沉湮灭的历史碎片，进入今人的视野，对抗社会集体失忆。

联大师生的风流，就像魏晋风度一样，令后人景仰。这风流在我看来，包含了不党不官、人格独立、敢于批判的铮铮风骨；弦歌不绝、为人师表、一身正气的泱泱风范；沉潜专注、甘于奉献、光风霁月的谦谦风度。

西南联大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那些特立独行、放浪形骸、个性卓异之士，才华与激情四射，谱写了一个不老的传奇。

先来看风骨。知识分子如何保持独立？金岳霖28岁的时候说过的一段话，“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金岳霖先生认为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所谓“独立进款”，简单说就是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不依附于任何党派，才能真正做到学术自由。不做政府的官员，才能做公共知识分子，承担起批判的责任。联大教授群体，多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爱惜自己的羽毛，一生坚持不党不官。

联大历史系教授吴晗写了一本关于朱元璋的书：《由僧钵到皇权》。因为朱元璋的军队起义时扎了红头巾，所以就叫红巾军，简称红军。国民党审查的时候说书写得很好，可以出版，但是要改一个字，不要叫红军，叫农民军。吴晗家贫，妻子又害肺病，吃饭只能买农民晚上卖剩的菜。而这本书只要能出版，吴晗就可以拿很高的稿费，但是吴晗表示：宁可不出，他也不改。

联大航空系主任庄前鼎（后任航空工程研究所所长）从未动摇过坚持在科教战线上、争取抗战胜利的决心，尽管重庆国民政府曾再三商量调聘，甚至以“委座促驾”来电催请，他以“敬谢不敏”复电坚辞。他常说：“我这辈子不做官，也不善于做官，我要以毕生精力踏踏实实地做些有益于国家、造福于人民的实际工作。”

再来看风范。联大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最基础的课程（包括专业课程的绪论），都须由最有名望的教授执教。因为这些课程由名教授深入浅出地讲授，能把学生带入广阔的天地中。于是，李继侗教“普通植物学”，吴有训教“普通物理学”，王力主讲“语言学概论”，袁复礼讲“普通地质学”。也许正是这样的远见卓识，联大名师出高徒，西南联大诞生了许多著名的师生，比如吴大猷与杨振宁、叶企孙与李政道、金岳霖与王浩、杨振声与吴宏聪、闻一多与季镇淮、朱自清与王瑶、沈从文与汪曾祺等。

联大教授并不因为和学生结下深厚的友情，而放松对他们的要求，好多教授以严厉而著称。有志研究电机工程的学生大一微积分和大一物理的成绩至少要达到70分。大二时，周日早上的小测验考查学生课堂知识以外的能力，看他们是否能够灵活运用基本概念。实验课的研究计划得预先准备，实验报告交迟了则不计分数。

1941年进入联大希望成为电机工程师的七八十名大一学生，到1945年只有17人拿到毕业证书。

有一段逸闻是关于机械工程系孟广喆教授的。孟广喆教授讲课生动活泼，能利用口才使学生的思维跟着他转。但他评分极其苛严，为此弄得很不受学生欢迎，连助教白家祉都求他宽容一些。一天，白对一幅题为“我若为王（If I were king）”的墙报漫画感到很愤怒——“我若为王”是当时在昆明放映的一部很受欢迎的电影——漫画的说明文字是：“If I were king，I would kill Meng  ”白把这个消息告诉孟，孟大笑，但评分原则并未因此动摇。

联大教授的风度最令人心折低回。像黄钰生、李继侗等教授在联大先后担任过十几种职务，为学校服务，担任的职务没有任何报酬和津贴，但他们乐于奉献。文法学院从蒙自回到昆明，教学秩序正常后，郑天挺就向蒋梦麟校长提出辞去行政职务，专攻学问，蒋表示谅解。当时，郑天挺曾请魏建功代刻杖铭两根，其一曰“指挥若定”，另一曰“用之则行，舍则藏”。罗常培见后，以“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相讥，暗指郑坚辞不任行政事务。于是，郑天挺出任联大总务长。

我们还可以从联大教授的仪态来感受他们的风度。梅贻琦跑警报，置个人安危而不顾，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吴宓持手杖，着长衫，和钱钟书一起，沿着翠湖边的小路边走边谈，隔着70年来的历史烟云，向我们走来。身材高大的金岳霖经常穿着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常年戴着一顶呢帽，总是微仰着脑袋，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因他的眼睛不好，有一段时间戴眼罩。闻一多在南岳时，开哲学系教授的玩笑，作了一首打油诗，有“金公眼罩郑公杯”之句。儒雅的朱自清身穿马帮的毡斗篷，走在昆明的街头，毡斗篷里是洗刷得几乎失色的西装，戴着眼镜，不伦不类，成为联大另类的风景。朱自清的毡斗篷，同潘光旦的鹿皮背心、冯友兰用来包书和讲义的八卦图案的黄包袱，被称为“联大三绝”。是真名士自风流，我们说魏晋名士雅人深致，完全适用联大教授。

这本书和诸多已经出版的关于西南联大的专著不同之处在于：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集中呈现这样的生活细节，关注联大师生的日常教学和吃穿住行，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幽微精神。他们住的环境是如何恶劣？他们如何请客吃饭？在空袭频繁的年代，他们怎样娱乐？在物质极其贫乏的情况下，他们过着怎样的文化生活？

他们的一饮一啄，他们的一言一行，无关历史的宏旨，可是若没有这些琐碎而生动的细节，我们无法深入他们的内心。在某种程度上，生活史亦是心灵史。

70年沧桑巨变，联大的教授绝大多数已经走进历史，较晚入联大求学的学子也在望九之年。作为后人，我们遥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抚今追昔，所感受的不仅是激情，更是深深的沉思。一本打开的书，在您的面前，西南联大最宝贵的精神是什么？读过之后，您自然会有答案。

2008年，中国发生了好多大事，注定是不平淡、不平凡的一年。1月、2月，南方的冰雪灾害；3月，拉萨发生打砸抢事件；5月，汶川大地震：8月，北京举办第29届奥运会……在这样一个年份，我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白天格外关注现实和国情；晚上却沉潜到历史风云中，关注70年前的西南联合大学。在我看来，今天不过是历史的延续，现实中的诸多问题都有其历史的根源。

为何要写这样一本书？这是一本向西南联大学者群体致敬的书，基于当下大学精神的庸俗、文人风骨的萎缩、人文传统的断裂，我勾勒出西南联大教授的精神剪影。

每一本书自有它的机缘。写作的历程要追溯至2003年。那年秋天，我去了一次昆明，那时我非常迷恋沈从文和汪曾祺的著作，把能找来的每一本，读之而后快。在昆明逗留的时间非常短暂，但这段游历，对我影响很深。在昆明时，我的包里装着几本汪曾祺的书，可以这样说，是写昆明饮食的篇章将我引向西南联大。那时我读书的口味偏重文学，但已经开始往历史领域延伸。非常遗憾的是，在昆明我错过了去西南联大旧址朝拜的机会。正是这个遗憾让我开始阅读西南联大的专著，关注每一位在此教学和求学的先生。几年的时间，积累了大量的资料，陆续写了一些文章，有的收录在本书中。从2006年开始，我将搜集而来的资料，分类整理，建了一个文件夹。仿佛一颗播下的种子，感受到破土而出的萌芽。

今年年初，北航社的王娜编辑，约请我写一本关于民国文人的书。我自然向她提到西南联大教授群，几经磋商，于是有了这本书。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我选取的史料，注重联大师生的日记、自传、回忆录、诗词。同时查阅联大师生的著述，参照他们的传记和年谱，参考研究西南联大的专著，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在史料的搜集和取舍上，更是下了一番工夫。关于西南联大的资料和著述，不少互相矛盾，即使联大教授、学子本人的回忆录也有记忆不可靠的地方，这就需要鉴别、判断。我在选取史料时，搜集到两三种史料互相对照、印证后，才敢放心使用。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我写的这本小书，自认为不是严格的学术著作，为了不影响阅读的节奏，对所引用资料没有全部一一注明。书中写到的每一个人物，都已有大量的著述，要想超越已有的研究成果很难，发前人所未发，更难。我写每一篇文章，尽量做到角度新颖，复原被遮蔽的生活细节，集中呈现历史宏大叙事下忽略的人情人性之美，希望能给读者以趣味和启迪，希望我们能得西南联大之风流余韵。除了行文中说明资料来源，将主要参考书目附录书后。在此对前辈和师友致谢。由于著者学力浅薄，再加上受到第一手史料的限制，书中硬伤和错失难免，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用五年的时间读书，收集资料，再到这两年紧锣密鼓地写作，完全凭着读书兴趣。诚可谓“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五年的时间，从春夏到秋冬，狭小的书房里亮起一盏灯，伴随我到深夜。世界很大，我对这个世界要求的很小，我所求的只是一摞摞爱读的书而已。一灯如豆，万籁俱寂，窗外的星河灿烂，凝神谛听历史深处发出的声音。每当蹑手蹑脚从书房到卧室，听到妻子和女儿的呼吸，内心有一种莫可名状的充实与感怀。每次闭上眼睛，躺在床上，盘算着明天写哪些章节，随后，西南联大的教授音容如在眼前。

我非常享受这种工作之余的读书、写作。每当发现新的史料，用小纸片注明，夹在书中。一摞读过的书，放在书桌，纸条一条一缕，密密麻麻。女儿问我书怎么有这么多纸条，我告诉她是书长了胡子。有一次，女儿把我一堆书中的“胡子”全揪下来，洋洋洒洒，散落在地板上。面对她的淘气之举，我哭笑不得。女儿从一个咿呀学语的婴儿，成长为一个调皮、可爱的小孩，认识了两三百个汉字。她的成长见证了我的这本书。感谢妻子段颖和家人，段颖帮我搜集、整理、输入史料，省去了好多麻烦；若没有家人的全力支持，我不可能有充足的时间用来读书、写作。

感谢北航社的王娜编辑，她向我提出了不少宝贵的建议，使得这本书顺利出版。我还要感谢为我提供书籍、资料、照片的朋友，以及多年来支持、欣赏我文章的文友。他们是杨苡、吕文浩、丁杨、翁天兵、姚峥华、薛原、马振奎、聂双等。我相信一本书能够使天南海北的同样关注西南联大的朋友聚拢，也相信，具有同样精神气质的朋友能够在这本小书中相遇。

bdlyq618@163.com，这个信箱，欢迎您的批评和建议。

刘宜庆

2008年9月28日于青岛。时天高云淡，遥想70年前昆明，日寇空袭轰炸之声骤起，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