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长篇小说描述的是红军第二军团、第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人的领导下，于1934年10月在四川、贵州两省边界会师后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与敌人进行艰苦卓绝战斗的纪实性文学作品。

这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小说。为了创作上的需要，书中借用了某些真实的材料。请读者勿认为现实生活中与这些真实材料有关的人便是小说人物形象的生活原型，并依次类推……

本书是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之一。

1934年10月24日。

江西山区。

山峰，

险道，

激流。

刚刚从中央苏区撤出的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以西方军的名义率领八万六千人，携带着大量笨重的物资和器材，在国民党军队多路追堵拦截围攻夹击的炮火弹雨中，正在突破敌军的第一道封锁线，抢渡着信丰河(桃江)。

红军的行列在崇山峻岭中的崎岖小路上前进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的印刷厂、兵工厂的大中小型机器，以及装着档案、文件和资料的大大小小的铁箱、木箱，全都是肩背人抬马驮地走在艰险的山间小路上。这许多物资的随军运送，需要相当多的战士投入，更严重的是行动迟缓，极其拖延了行军速度。以这样的突围行动，对四面围堵的大量敌军而言，是得到了不少方便；而对红军主力而言，当然是遭到了极大困难。

红一方面军撤离中央苏区时，中央下达命令的时间很迟，突围的目的也很难十分明确，因为主动权已丧失，预定方针能否达到，不是单方面能够完成的。因此，部队的中下层干部和指战员并不了解撤离苏区的原因和撤离后的方针、目的是什么。

一声令下，大军行动，加上迟缓的行军速度，因此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的局势。

信丰河岸边的一个小村子里。

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总参谋长刘伯承和主持中共中央全面领导工作的博古，共产国际派来的全权代表、军事上有决定权的德国人李德以及翻译伍修权都坐在一间茅屋外边的山石上。山石众多，有的石上还长着绿苔，显然不是合适的坐处，不过，他们早已习惯这种生活了。村子四面和房屋周围是警戒严密的红军战士。

黄昏，西方天空的一片火烧云，与山区的十月气候不大谐调。虽然没有风，但坐在冰冷的山石上仍使人们冷得发抖。

朱德、周恩来、刘伯承趴在地上，仔细地看着摊在大雨布上的地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坐在离其他人稍远的一块大石头上，正似乎显得优哉游哉地大口吸着烟。

博古坐在离李德最近的一块石头上。他扶扶眼镜，朝人们说：“我们终于突破了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哕！全军很快就要渡过信丰河哕！看起来，敌人几十万兵力的围堵追拦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李德得意地说：“国民党部队军事素质太差，远远比不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们德国的部队。”

毛泽东在一旁撇嘴一笑，说：“是呀，威廉皇帝为统帅，军事家小毛奇、兴登堡为指挥，不可否认是一支强悍的军队哪！”

李德看看毛泽东，点点头说：“你懂得我们德国历史？听说你没离开过中国嘛。”

毛泽东笑着说：“土豹子一名。百无一用是书生。渎过几本书而已。我从书本上晓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以德国失败而告终的。”

李德眉毛一挑，用手指着毛泽东，厉声问：“毛泽东同志，你这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依然笑着说：“李德同志，我没有别的意思。你是共产党员，我讲的是帝国主义的失败，你又何必发火呢？德国军队能打仗是相对的嘛！要看是什么军队，打什么仗。古今中外都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嘛。我以为你是懂得这个道理的。没想到……唔，冒犯，冒犯！”

李德满心恼怒却又一时无法回答。

毛泽东说：“总司令、总政委、博古同志，诸位高踞名山怪石上的同志，我没讲错吧？我如今是霉星罩命，出言必错，又禀性难移，总想讲几句，真的是：是非只因多开头，烦恼只为强出头啊！”

朱德笑着说：“没得啥子错呀。德国军队虽然能打仗，却是不义之师。失道寡助嘛！”

周恩来说：“是嘛，这没有什么不对。李德同志，你以为呢？”

博古说：“毛泽东同志，我认为你说的事实不错，但你不应该这样说嘛。修权，把我的话翻译给李德听！”

伍修权翻译着。

李德点点头，怒气似消。

这时，工农红军副总参谋长、第一野战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从茅屋里奔出来，扬着电报，大声地说：“好消息，好消息。任弼时、肖克、王震率六军团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会师哕！弼时拍来了电报。这可以证明六军团损失不会太大，电台没有丢掉么！”

一下子，坐在山石上的人们都兴奋地站起来。

周恩来立刻说：“迅速以中央名义回电，热烈祝贺他们会师！”

朱德笑着说：“又有一只握紧的拳头哕！”

毛泽东说：“两翼折一翼。六军团这一翼成功了，确是一大胜利。下一步棋怎么走啊？”

博古看着李德，问：“给他们什么任务？”

李德趴在地下看着地图，说：“让他们分兵，任弼时、肖克、王震率六军团到乾城、凤凰开辟苏区；贺龙、关向应率红三军在大庸一带活动，扩大苏区，策应我们。他们都由军委直接指挥！”

博古朝叶剑英说：“按李德同志所说起草电报给弼时，以军委三人团或以军委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发电文！”

周恩来说：“我看不大妥当吧？我们是去和他们会师的，他们分兵是不利的呀。”

朱德说：“我和恩来看法相同。”

李德看看刘伯承，问：“总参谋长同志，你呢？是总司令、总政委看法正确，还是我的看法正确？”

刘伯承立刻回答：“我认为不宜分兵。湖南何键的兵力很多，何况，弼时、贺龙他们刚刚会师，又地处贵州、四川、湖北、湖南四省边界，贵州敌王家烈、湖北敌徐源泉所部本来就在围堵贺龙的红三军，六军团千里突围刚刚会师，环境生疏，分兵对敌，并不有利。我们决策要三思啊！”

李德“哼”了一声，说：“三思？指挥决策第一是果断，不是那么多思的。六军团出发时的兵力近万，二军团……唔，红三军离开洪湖时兵力近两万人。他们会合后，总兵力当有三万多人，分兵，可以牵制更多追堵我们的敌军，也可以造成更大的声势嘛！何况，他们分兵也还是有犄角之势嘛！”

周恩来摇摇头说：“我们中央和贺龙同志他们早已失掉联系。几年征战，怎么能肯定他们依然保存近两万兵力呢？六军团千里转战，又怎么能肯定他们依然保存一万人马呢？如果估计不准确，让他们分兵就犯了兵家大忌呀！剑英同志，要他们速报兵力、武器、弹药、医药实力和周围敌情。”

叶剑英答：“太必要哕。分兵应该慎重，应该再议。是不是等弼时报来实力再下决断？”

李德不屑地说：“我们很快就会和他们会师了嘛！我们有号称十万红军呢！”  毛泽东又撇嘴一笑，说：“号称十万，总归不是十万。坐在石头上算人家兵力三万，也未必是三万。他们应当攥成一个拳头打人嘛！”

李德瞪着毛泽东，发火地说：“毛泽东同志，不要忘记自己的位置，你已经不是红军总政治委员了。”

毛泽东一笑，说：“我明白，明白。坐在什么位置么，我岂敢忘记？随便讲几句嘛，听不听在你呀！”

李德朝叶剑英说：“你回电给任弼时，祝贺他们胜利会师！以前命令六军团开辟凤凰地区的任务不变。他们必须分兵，分开，以便造成更有利的声势，牵制敌军！”

叶剑英看着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

……

P1-3

(一)

这部长篇小说描述的是红军第二军团、第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领导下于1934年10月在四川、贵州两省边界会师后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与敌人进行艰苦卓绝战斗的纪实性文学作品。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辉煌斗争历史在几十年来文学作品中极少涉及，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不必去讲了。实际上，这段历史是应该以浓墨着力去书写的。它有其十分独特的地方，也有其很显著的历史意义。它表现在：

第一，两个军团会师时，总兵力不足八千，弹少药缺，人疲粮尽，是两支各自经历极其困难之后会合的疲惫之师。然而，在会师之后的近十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展开了六次规模颇大的战斗，消灭了敌军三个师共二十几个团，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成为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撤离长江以南之后，惟一在江南与敌进行战斗并取得伟大胜利、开辟广阔苏区的一支主力红军。这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上是独特的，具有很大意义的。因此，写出这段历史，对于加强对我党、我军历史的宣传，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都是很有必要的。

第二，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师之际，正是中共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撤离江西苏区开始长征，并在长征途中的湘中战役中遭到极其严重损失之时。红一方面军撤离苏区时总兵力为八万六千余，湘中战役减员过半，也是疲惫之师。红二、六军团为全力支援一方面军，以一万余人的全部兵力，坚决、果敢地进军湖南心脏地区，歼灭敌军，威慑省府，使敌惊恐万分，急调围堵追击红一方面军的主力部队80余个团回撤。红二、六军团不计得失地支援红一方面军，全力保护党中央的安全，是在我军历史上最危险最艰难的时刻作出的顾全大局的重大贡献。在我军历史上也是辉煌的一页；在我党的历史上，同样是体现共产主义高尚品德的光辉的一页。

第三，湘鄂川黔地区的斗争，应是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等领导同志团结一致，创造辉煌成绩的一年，也应是他们个人历史上辉煌的一页。因此，写出这几位我党我军杰出的领导人物，写出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用以启示当代青年是很必要，很有意义的。

第四，由于以上原因，本书的书名拟为《南天一柱》，以示在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北上之后，在长江以南，作为主力红军只有红二、六军团仍进行着开辟根据地并与敌人进行着胜利的斗争，有力支持着江南各个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实为江南革命武装斗争的擎天柱。

(二)

写出这部长篇小说《南天一柱》是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或者说在我的几十年文学创作中，这部小说长期以来并没有列入创作计划之内。

说它必然，又是有很长久历史渊源的。1947年，我在晋察冀军区炮兵旅政治部工作。政治部主任陈靖同志就是红军六军团的老同志。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多年，他无数次讲述过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和红二方面军的历史和战斗经历。红军的无畏精神、革命品质、艰苦卓绝的斗争，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建国后，我们合作创作了描写红二方面军长征的长篇小说《红军不怕远征难》，于1957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63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成故事影片《金沙江畔》。

1959年至1962年，我奉命参加《红二方面军战史》的编写工作。三年编史，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访问了许多老红军和当年苏区的游击队员、赤卫队员和基层干部，使我对红二方面军的历史有了较深、较多的了解。由于我分工的内容是以红二军团，特别是以贺龙创建的红四军及湘鄂边苏区为主的，因此，对红六军团及红二、六军团会师以后及开辟湘鄂川黔苏区的斗争历史所知很少。  1987年至1990年，我参加了《红二方面军战史》的修改工作；t990年至1993年参加了由总参谋部组织的《贺龙传》的编写和修改工作，才对红二、六军团从会师到长征结束，直至抗战时被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师的历史有了一些了解，但并不是十分全面的。

几十年来，由于参加了《红二方面军战史》及《贺龙传》的编写工作，也就先后出版过几部反映这些历史的长篇小说和纪实文学作品，而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开辟湘鄂川黔苏区这一年多的十分重要的斗争历史，却从未涉及过，也从未想到要以文学形式来反映。

这段历史未被反映，未能使读者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的确是一个遗憾。至少，对于我——一个在军队从事五十年以上文艺创作的专业工作者而又有机会较多了解这些历史的人而言，是未能尽责，甚至从未有此创作想法的一个很大的遗憾。尽管我认为即使我尽了责，创作出反映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斗争的作品，也未必能写得很好，未必能生动地反映出那一时期如火如荼的斗争。但，那是说明我的水平有限，力所不及，却是尽了我应尽的责任。而我却从未有过应尽责任的念头，这是应当自责的。

(三)

1989年11月13日，《红二方面军战史》修改完成，原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政委王震及主持战史修改的原红二方面军几位健在的老同志杨秀山、廖汉生、王恩茂、黄新廷、谭善和、谭友林等和我们几位执笔修史的成员，在中南海中顾委会议室举行了座谈会。会前，肖克、王震同志向我说，应该将红二、六军团会师，创建湘鄂川黔苏区的历史写成文学作品。希望我能承担。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应该以文艺形式反映这一段历史的提法。而我根本没有思想准备，更没有写好的把握，所以，当时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因为那时我已接受了参加编写和修改《贺龙传》的任务，时间至少要两三年；即使接受肖克、王震同志提出的建议，也只能待《贺龙传》完成以后才能开始落实。不过，肖克、王震同志的建议，却使我萌发了尽责的想法。我认为我是应该写的，为了中青年了解革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用文学形式反映，作为党和部队培养了几十年的文艺工作者，我是责无旁贷的。

1990年3月6日，在军委办公厅审查影片时，我又见到了肖克、王震等同志。肖克同志把我拉到稍后边的沙发上，对我说：“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开辟湘鄂川黔苏区这一年是很应该写的，故事影片、电视剧、小说……都是可以表现的，也是很有价值的。当年的红二、六军团的老同志不多了，军团只剩下王震和我，师团两级几乎没有健在的人了，廖汉生、黄新廷、王恩茂、杨秀山几位是硕果仅存的。我以前自认为记忆力不差，如今也不行锣。当年一些战役、战斗的细节还记得一些，再过几年，恐怕就没有人能讲这些历史哆。你编战史改战史，编贺传改贺传，又是作家、电影剧作家，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我希望你能写一写，对革命历史、对烈士、对青年负责嘛！你我熟悉，你到过我家，随时欢迎你来，我会尽所知详细和你谈的。你看如何？”

我确深有触动，向肖克同志说：《贺龙传》完成后，我保证写。写的水平如何，我不敢肯定，只能向您保证竭尽全力。

1993年，《贺龙传》被审查通过出版。11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发式，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了首发式。此后，我即着手看战史，查历史资料，访问几位老红军同志。在1996年写出了《南天一柱》十集电视剧本，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投入拍摄。于是，我终于下决心写长篇小说了。

这个创作始末和创作过程先后经历了二十年，扼要叙述一下，也算是一个记录，一种抒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