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评传，和传主的人生、灵魂对话，又是具有独特发现的研究论著，这两点。作家的人生和作品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塑造、彼此影响的。一个作家就是一个广阔的世界，一个作家也是一部简易的文学史。大凡深度参与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演变的作家，他的作品中一定有着个人内心印痕和时代经验相交织的奇异景象。

蒋子丹说：“韩少功的明智，恰在于他正值春风得意还想灯火阑珊。”

我喜爱远方，喜欢天空和土地，只是一些个人的偏好。我讨厌太多所谓上等人，的没心没肺或多愁善感，受不了颇繁交往中越来越常见的无话可说，也只是一些个人的怪癖。我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人，连自己有时也不喜欢。我还知道，如果我斗胆说出心中的一切，我更会被你们讨厌甚至仇视——我愿意心疼、尊敬以及热爱的你们。这样，我现在只能闭嘴，只能去一个人们都已经走光了的地方，在一个演员已经散尽的空空剧场，当一个布景和道具的守护人。我愿意在那里行走如一个影子，把一个石块踢出空落落的声音。

城墙边上的童年

残酷的成人礼

血色的早晨

汨罗江之夜

校园里的大民主

1985：文学的根

《爸爸爸》与《女女女》

内学涵养：走出精神的暗区

海南公社：白日的梦想

幻想自叙

灵魂的声音

旧瓶子里装新酒

马桥事件

“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

进步的回退

诸象的魅惑

《报告政府》

遗弃在尘土里的硬币

后记

附录

　韩少功、孔见对话录

　韩少功主要作品

　韩少功大事年表

城墙边上的童年

如果母亲没有记错的话，韩少功出生的时间应该是1953年1月1日深夜。照说这是新年的第一个日子，街面上洋溢着喜庆的气氛，是很容易记住的。选择一年的第一个日子来到人间也是个不错的主意，全世界都在庆祝你的光临。不过，考虑到是阳历的新年，中国人并不太当回事，况且韩母晚年的记忆犹如一堵斑驳的墙，能把事情记清楚实属侥幸，因此这个日子也不能全然确定。当然，生日是对是错是吉是凶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韩少功出生了，在母亲的血泊中睁开了一双细长的眼睛。他并不知道自己到了哪里，有什么事情等着他。也许是因为叵测的惊恐，也许是因为别的，他发出了异常嘹亮的哭喊声，这在深夜里听起来像是掉进水里的人的呼救，把夜的黑幕撕开了一条长长的裂口。大人们手忙脚乱的，他们自然不会去探究婴儿哭啼的原因，只是从夜空中裂口的深度判断他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底气相当充盈。大人通常把一个孩子的哭啼当成欢笑来对待。生产是在医院里完成的，没有人发现他的心跳脉搏比一般人要慢许多。

卸下十个月来愈益沉重的包袱，韩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丈夫韩克鲜远在千里之外的战场，生死未卜。她觉得很累，没有表示出更多的欢喜。从她肚子里掏出来的孩子已经有三个，这在当时虽不算多，但家里此时还住着一个姑姑，还有从乡下来求学的亲戚的小孩，生活全靠丈夫和姑姑的工资开销，这已经让她在菜市上颇费踌躇了，现在饭桌上又要添一双筷子，随之而来的还有许多麻烦哕唆的事情。

韩母名叫张经星，出身湖北省石门县一个大户人家，接受过西式教育，毕业于北京一所美术专科学校，一度在学校里给学生上绘画课和书法课。她喜欢带着一群学生到野外写生时的那种忘情山水的感觉，但这种感觉后来只能以怀念的方式跟随着她。由于接二连三的生育，加上繁重的家庭劳务，她最终不得不放弃公职和自己的专业，成为一个全日制家庭主妇——这并不符合她少年时代的梦想。毕竟，在同时代的女性中，具有这样学历的人是很少很少的，有如此学历而又做家庭妇女的人可就更少了。

此时此刻，韩父所在的部队正在广西莽莽苍苍的大山的旮旯里，进行艰苦的剿匪战斗。那地方山高林密，匪徒藏匿在暗处，和当地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却是在明处，危险随时存在，伤亡不断发生，这一切都没有让他退却。他并不贫穷也不清白的出身，给他深深的原罪感和不小的心理压力，作为军中少有的秀才，他负责政治宣传和民众动员，也迫切希望能够在战场上杀敌立功，以证明自己革命立场的坚定。机会如期而至，一天，他单独执行任务，路过山冲里一个偏僻的村子时，发现了三个到老乡家里找食物的土匪，他操枪上前大吼一声，把三个穷途末路的家伙给镇住了，将他们连人带枪押回部队。后来发现，这三个家伙中有一个还是重要的匪首，他因此立下一等功。

韩父出生于湖南北部的澧县，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中学毕业后曾经当过一阵子教师，也当过地方报纸的记者。抗日战争爆发，国土不断沦陷，人心惶惶不安，学生也无法静下心来读圣贤之书，学校的教学难以为继，他于是投靠了在国民党军队里的老乡，在军中任职，步步提升，最高军衔直至中校。曾经在长江中下游的湖区，一度担任抗日自卫大队大队长，用在《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水浒》中学到的战术与日伪军周旋，有过一些规模不算太大的战斗接触，但似乎没有什么值得书写的可歌可泣的悲壮场面。这段历史随着他本人的殁世，已经不再为人所知。儿女们只依稀听说，他接待过周恩来、叶剑英、陈毅等中共将领，听过他们的讲课。

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复杂，韩父所投靠的将领在权力斗争中渐渐失势，最终离开军队改任长沙市市长。作为同一条藤上的瓜，韩父随之到长沙市政府任职。和当时的许多官员一样，除了按时上下班，他私下里还兼着做一些小生意，用攒积起来的钱在长沙城墙边上盖了一幢房子，把家小安置在其中。国内战争爆发后，执政的国民党政权人心大失，风雨飘摇。不知是像后来他所说的同情革命，还是两边下注为自己留条后路，韩父暗中积极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地下活动，成为“进步军人协会”的活跃中坚，参与“反饥饿、反内战、反倒退”的斗争。一些地下印刷品在他家集散。他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和人脉关系，掩护过当时湖南共产党组织的一些重要干部。其中一位姓陈的地下中共党员，由于被当局通缉，就以韩母亲弟弟的身份，在他们家藏身几个月，以至于这种“姐弟关系”后来一直保持下来，两家后人至今也仍以亲戚身份来往。

1949年长沙解放，他很快就换上戎装，成为解放军的一名军官，随军南下参加西南地区的剿匪战斗。直到1954年，也就是在韩少功出生以后，他才转业地方，先后在省教育厅和省干部文化教育委员会任职。干部文化教育委员会可能是后人不容易明白的一个机构。共产党执政之初，大量干部文化程度很低，其中不少是文盲或半文盲。执政党的急务之一，就是迅速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都是他们的补课内容，韩父先后执教的《辩证唯物主义》、《毛泽东选集》、《联共（布）党史》，等等，更是这些处长、厅长的重头课。教学一般在夜晚和周末进行，为了让这些大老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他认真细致地备课，用带有西南官话音调的普通话把每一课都讲得生动有趣，深受学员欢迎，其教学经验曾印成小册子在各地推广。虽然工作平淡，也没怎么出人头地，但他的心里还是相当庆幸。像他这样的人能为新政权接纳和信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合法的位置安身立命，甚至在年年评选先进工作者时榜上有名，就算很不错了。他原先在旧军队和旧政府里的同僚，有的在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运动中就被判刑，那个原长沙市市长甚至被枪毙，直到韩父死后多年的20世纪80年代才平反昭雪。

由于母亲后来没有再生育，韩少功成了家里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叫他“四毛”，是一个淘气顽皮的家伙。韩家坐落在长沙经武路，紧挨着古城墙的内侧，城墙外边就是大片的棚户区，一排排用木板、油毡纸、茅草搭建起来的房子。四毛儿时的伙伴多数是居住在这些房子里，他们的父母或者是踩三轮车的，或者是工厂里的临时工。相对他们而言，韩家的条件显然要优越许多。韩家有当时较为罕见的阳台和门廊，有独立的前庭后院，可以种些瓜豆，养些鸡鸭。生活条件上的差别并不影响孩子们之间的往来，实际上，韩家成了孩子们聚集的地方，像一个鸽子笼，四毛还是这一带的孩子王，经常出一些歪点子让大家玩开心。中午，大人瞌睡的时候，他就带着伙伴们到处乱窜，探索一些陌生的地域，甚至做一些冒险的游戏，直到傍晚带着流血的伤口回到家里，接受母亲的一顿斥骂。有一次，他带一帮子人到郊外“打游击”，并准备在野外过夜，让家长们慌乱了一整个夜晚，直到天快亮时才找到他们，把他们一顿好骂。学校老师也赶来严加训斥。

但父亲对一切显得相当宽容。在韩少功的印象中，父亲个头中等，体态偏胖，话语不多，性格温和，与严厉的母亲相比算是一位慈父，脸上常常挂着一丝笑意。带着军旅生涯的遗习，他特别重视孩子的身体锻炼，要求他们天天晨跑，带着他们游泳，把他们赶下乡去劳动——如果学校不组织这样的劳动，他就自己带着他们去。在他看来，艰苦劳动是每一个人成才的基础课。

应当说，韩少功充分享受了天真无邪的童年乐趣，身为小学生就从父亲那里学会了游泳、打乒乓球、骑白行车以及理发，以至于他记得起的一件最为伤心的事情竟然是两只蜗牛的死亡。下雨的日子，他和伙伴们就兴奋起来，他们一伙人便到阴僻的墙根或灌木林子里逮蜗牛。这时，那些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仿佛已经灭绝的生物一下子全都活了过来，从旋壳里伸出长长的脖子来觅食。这些不长眼睛又爬得极慢的东西，很容易成为孩子们的俘虏。四毛他们把抓来的蜗牛放在饱经战火、布满弹孔的长沙城墙上比赛，看谁的蜗牛跑得快。比赛中胜出的两只蜗牛被他放在厨房的水缸里饲养，每天从外面回来，四毛都要蹲在水缸边静静地看它们慢慢地爬行，进入一种忘乎所以的状态，仿佛自己就是那蜗牛。那天回来，他怎么也找不到两只心爱的蜗牛。原来是水缸里的水位太浅，母亲舀水时把可怜的蜗牛也舀到锅里，并把它们煮熟了。看着蜗牛的尸体，这个母亲怎么也打不哭的孩子竟止不住眼里的泪水。他从来都没有哭得这么惨。

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时代，经过几十年甚至是一百年的社会动荡，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终于安定下来，农民有了一小块土地，可以种植水稻、玉米和花生；城市的游民基本上得到安置，有了各自的营生，妓女和赌徒销声匿迹。除了被作为剥削阶级推翻的少数人群，人们对新的社会都有一种感恩戴德的心情，并对未来充满信任和憧憬。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不大，邻里关系相当友善，孩子们更是可以僭越差别愉快随意地交往，就像太阳鸟穿越不同的树林。大约是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革开始后不久，韩家以不到一千元的低价将私房卖给政府，全家搬入位于新军路的湖南省直机关干部教育委员会的大院。与伙伴们的远离让他心里有些不是滋味。P1-5

谢有顺

《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丛书》在三年前出版过四本之后，受到了普遍的好评，再接着往下出似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但我作为主编，并未积极响应，我知道，不少名作家对于过早出版自己的评传还心存疑虑，而要找到可以信任的评传作者，更非易事，约稿计划就被我耽误了下来。感谢策划编辑杨莉女士的坚持，她的敬业精神，使我确信做这样一件事情是有意义的——几个月来，当我陆续读完这几本评传的校稿时，更是坚定了这一看法。我自思对莫言、韩少功、余秋雨、张炜这几位作家并不陌生，他们的作品我大多读过，和他们见面交谈的次数也不算少，但没想到，这几部评传还是改变了我对他们的固有认识。以前读他们的作品，多少是有一点抽象的，现在结合他们的人生，重读他们的一些作品，感受就完全不同了。因此，我越发相信，以评传的形式来谈论一个作家，或许是当下最值得探索的话语方式之一。

我一直不太欣赏那种脱离作家主体单一评论作品的文字。我当然知道，文学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但中国文学的核心精神是讲作品背后要有人的性情和胸襟，中国的文学和中国人的人生是互相参证的，所以林语堂才说，“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而按钱穆先生的观点，“中国人生几乎已尽纳入传统文学中而融成为一体，若果传统文学死不复生，中国现实人生亦将死去其绝大部分，并将死去其有意义有价值之部分。即如今人生一儿女，必赋一名。建一楼，辟一街，亦需一楼名街名。此亦须在传统文学中觅之，即此为推，可以知矣”。确实，中国人的人生，在许多时候是追求诗化、艺术化的，在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度，这种人生的参照，多半就是文学了。

从终极意义上说，文学是描写人生、理解灵魂的；作家笔下的人生，必然和他自己的人生大有关联。知人才能论世，知人才能论文学。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我平时在阅读作家作品之余，一直很留意作家的书信、札记或采访——这些只言片语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往往会成为我了解作家内心世界的重要通孔。如果读作家的自传或回忆录，这样的了解就更全面了。遗憾的是，当代作家不知是出于谦逊还是出于避讳，很少写自传性文字，难道他们的人生素材都在自己的作品中用尽了？我看未必，只是他们没有这种写作自觉而已。

这套丛书中的传主，都生于上世纪四十、五十年代，他们的人生，可谓是共和国历史的生动见证，尤其是他们的青少年时期，那些在苦难、惊恐中所夹杂的激情和理想，恐怕是下一代人所难以想象，也无从经历的——这些人生感受的直接讲述，有时可能比穷尽心力的文学创作更有价值。索尔仁尼琴说，一句真话比一个世界还重。那么，一段真实的人生呢？我是特别有兴趣去了解作家的人生历程的，对每个作家的出生地更是悠然向往，我相信，一种文学气质的养成和一个地方的地气是有关系的，一种写作和一种人生也必然息息相关。但据我所知，这四位传主，除了余秋雨写有“记忆文学”《借我一生》之外，其他的，都没有正式写过自传性文字，而他们这几个人的人生，又恰恰都是有一点传奇的——莫言笔下的童年记忆，韩少功住在乡下的生活，张炜在松树林里的书院写作，包括余秋雨的风雨人生，都具有一般作家所没有的传奇色彩，让人充满遐想。尽管加缪说，传奇不是文学，只是故事。可是，在今天这个虚构和谎言遍地的时代，我们缺的，也许正是可靠的讲故事者：以自己的人生做底子的讲故事者，就更少了。为此，我平时是很愿意读一点别人写的自传或回忆录的，这些文字，或许有美化传主自己的嫌疑，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用胡适在《四十自述·自序》里的话说，“这是不妨事的，有训练的史家自有防弊的方法”。只要我们能从那些自叙性的文字中找寻到一些有价值的碎片，从而观察到一个人和一段历史的特殊关系，这就够了。至于记忆是否有偏差，对事实的描述是否有选择性等，实在是不必认真追究的。稍有理论常识的人都知道，任何的记忆和事实，一旦成为历史，它的真实性也就随之消失了。任何人记住的都只是自己生活世界中一小部分的经验和常识。记忆的选择性，决定了人在多数时候是永远不知道真相为何物的。有时，你以为自己看到了真相，其实你看到的很可能还是假象——这个世界，谎言和欺骗总是比真实多得多。所以加缪还说，不在于生活得更好，而在于生活得更多。

当我分享别人的人生时，会特别留意那些别有意味的细节，以及作者在回忆过程中的复杂心理。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说。“回忆就是想象力”——这话是在提醒我们，任何人的回忆都不会是记录历史真实的可靠文本，它只能是想象的文本，是作者想象力的一次语言旅行。假如你渴望在这些回忆中核对历史的真实，你也许会失望，但当你试着进入作者的这些想象时，你也许就会有阅读的快乐。克尔恺郭尔还专门辨析过“记忆”和“回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不同。他在《酒宴记》中说，你可以记住某件事，但不一定能回忆起它。“回忆力图施展人类生活的永恒连续性，确保他在尘世中的存在能保持在同一进程上，同一种呼吸里，能被表达于同一个字眼里”。而简单的记忆，记住的不过是材料，它因为无法拥有真实的、个人的深度，必定走向遗忘。因此，从哲学意义上说，回忆有时比记忆更有价值，精神的真实有时比经验的真实更为重要。

自传作品的意义，就在这个时候凸显出来了。胡适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到处劝人写自传，目的正是希望能以此给史家留下点有用的、真实的材料。他劝过林长民、梁启超、梁士诒，也劝过蔡元培、张元济、陈独秀、高梦旦等人，但其中的多数人，都未及写出自己的个人故事就辞世了，为此，胡适一直“引为憾事”。胡适自己还曾示范性地作了一篇《四十自述》，并在序言里说：“我们赤裸裸地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给文学开生路”云云，当然是和当时的文学环境有关，多少有一点夸大其词了，但基本意思我以为是没有过时的。只是，现在我们碰到的困境和胡适时代是一样的，那就是作家都不太愿意写自传，很多材料便无从留下来。

那就换一种方式，改用评传吧——评传也记述作家的生平，只是换了一个第三者的眼光来观察，同时带上了第三者的评价，这就不局限于写作家的人生了，而是把作家的人生和他的作品结合起来谈，从而具有了文学研究的意味。

我把这种带有研究性质的评传写作，当做是观察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方式。当代文学作为一种正在发生的语言事实，要想真正理解它，必须建基于坚实的个案研究之上；离开了这个逻辑起点，任何的定论都是可疑的。唐■先生说，“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确实，阔大而空洞的文学史书写，未必会比认真、细致的个案研究更有价值。

《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丛书》所要张扬的，正是个案研究的精神。它所要面对的，是当代文学领域里的重要作家，这些作家的人生道路和文学成就，如同一个个有重量的石头，沉潜在洪流的深处。我们该如何接近这些石头般的坚定存在？评传显然比单纯的传记更具说服力。所谓评传，简单地说，就是要求对作家的“传”与对作品的“评”并重，把作家的人生和作品当做一个整体来省察和观照，做到“传”的亲切、真实、全面、丰赡，“评”的客观、公正、系统、权威：“传”与“评”相互对照，相互解释，从而达成和一种文学、一种人格进行深度对话的可能。

既是和传主的人生、灵魂对话，又是具有独特发现的研究论著，这两点，正是我当初策划这套丛书的核心意图。我记得自己在和各位作者沟通、以确立此套评传的写作原则的时候，专门引用了鲁迅在《花边文学·未来的光荣》里的一句话：“我们要觉悟着被描写，还要觉悟着被描写的光荣还要多起来，还要觉悟着将来会有人以有这样的事为有趣。”鲁迅当时说这话，痛指的是中国人被外国人所描写的情景，但借用来形容现在的传记作品都成了以描写和虚构为能事的叙事文学，那是再恰当不过了。为了避免这套丛书所择定的传主也面临“被描写”的处境，我要求作者以“评”带“传”，凡涉及“传”的部分，写的只能是一些基本事实，拒绝任何的编造和文学加工。我想，这样的评传，读起来即便不是字字信史，但在观察、理解传主的作品和心灵上，却有着更值得信任的坦诚和客观。

从一种人生际遇里来体察一种文学的生成，这正是评传写作独有的优势。

这次被评的这几位作家，在当代文学界可谓尽人皆知了，有关他们的作品评论，少说也以百万字计，很多我也读过，但坦率地说，雷同之处甚多，个性文字日少，为什么？很大的原因就在于研究者都过分拘泥于作家的文学世界了。他们以为文学是独立的、封闭的，有着自足的审美空间，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幻觉。文学不仅是审美的，它还得长于存在的剖析、精神的追问，更重要的是，它之所以显得复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和非文学世界(人生世界)有着隐秘的联系。假如一个研究者不能察觉到这种复杂的关系，他抵达的就必定是作品的表层。因此，文学研究既是一种艺术分析，也是探讨一种精神关系学，二者缺一不可。

评传写作所综合的，正是这两方面的内容。它向我们重申了那个简朴的真理：作家的人生和作品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塑造、彼此影响的。一个作家就是一个广阔的世界，一个作家也是一部简易的文学史。大凡深度参与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演变的作家，他的作品中一定有着个人内心印痕和时代经验相交织的奇异景象。只是，理解这些景象的隐秘路径，往往藏在作家这个独立而复杂的灵魂标本里，它需要有人去发现。

在我看来，孔见、栾梅健、叶开、周立民这四位出色的评传作者，扮演的正是这个发现者的角色。近两年来，他们为深入一个作家的灵魂世界所付出的辛劳，我作为丛书的主编，最是清楚，也至为感激。

同时也要感谢几位传主作家和河南文艺出版社的领导、编辑，没有他们的配合、辛劳和督促，这套丛书的出版，很可能至今还流于空谈。

2008年3月12日，广州

当杨莉女士辗转找上门来时，我没有过多的犹豫就接受了这个写作任务。韩少功先生的文学活动，几乎贯穿了中国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历史，在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和上世纪90年代文学思潮分化与冲突中，均有不俗的表现。进入新世纪之后，他也拿出了备受关注的作品。屈数下来，能够在那么长时间内保持创造力的作家已经不多。因此，通过韩少功这个特殊的个案，温习一下新时期文学的进程，刷新自己业已陈旧剥落的知识，阐发自己对一些文字现象的见解，成为写作的一个动机。现在看来，这个目的已经达到。

回想起来，与韩少功先生认识也有十五个年头了。也许是因为共同生活在美丽的海南岛上，经常可以在椰子树下见面说话；也许是彼此之间有一些共同关注的问题，交流一直都在进行着，对他作品的关注也比其他作家要充分些，还陆续写过《马桥词典》、《暗示》等作品的评议文字。早在1994年年初，我还是一名报纸编辑的时候，就曾写过一篇三万多字的类似评传的文章。由于涉及一些当时认为敏感的话题，那篇文章没有在报刊上完整地刊载过。大约在三年前，有人因为要写韩少功评传找到我，便将其提供给了他们。后来发现，不仅叙述内容，包括一些评论文字也被不加注明地援用了。

尽管有了上述的因缘铺垫，在接受本书的写作任务后，本人还是对传主进行了颇为正式的专门采访，利用节假日到他汨罗乡下跑了一趟，与他一起走访山里的人家，他的邻居和农友。写作过程中，传的部分也咨询了蒋子丹女士和传主过去的一些同事，打探核对相关的情况。当然，还把能够找到的韩少功作品重读了一遍，查阅了少量有关这些作品的评论资料。不过，本书评论部分的写作主要依据作者对韩少功作品的直接阅读，除了其中注明出处的引据之外，没有过多借鉴他人的研究。因此，倘若书中存在悖谬不实的成分，本人也难辞其咎。

韩少功先生年庚未满甲子，他的生活和创作都还在进行之中。考虑到比他更年轻的人都已经立传，增加这一本也未尝不可，但这个时候来叙述一个人的生平还是早了点，也有一些不便的地方。有一些涉及人事的评议，可能违背了“勿谓言之预也”的古训；还有一些已经了结的事情，未能写进本书之中。至于更为详尽和隐秘的细节和内心活动，则只能留待他本人自述的撰写。

感谢韩少功先生接受作者不厌其烦的提问；感谢蒋子丹、单正平诸君无偿提供有关资料；感谢海南省作家协会和《天涯》杂志社同仁们的关心支持，还有杨莉女士的再三催促，使本书得以尽早收笔。

有清水流过的地方就会有草木生长。

孔见记于府城金花市场

2007年6月16日

我喜爱远方，喜欢天空和土地，只是一些个人的偏好。我讨厌太多所谓上等人，的没心没肺或多愁善感，受不了颇繁交往中越来越常见的无话可说，也只是一些个人的怪癖。我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人，连自己有时也不喜欢。我还知道，如果我斗胆说出心中的一切，我更会被你们讨厌甚至仇视——我愿意心疼、尊敬以及热爱的你们。这样，我现在只能闭嘴，只能去一个人们都已经走光了的地方，在一个演员已经散尽的空空剧场，当一个布景和道具的守护人。我愿意在那里行走如一个影子，把一个石块踢出空落落的声音。

——韩少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