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继巴金、钱锺书等文坛大家回忆录后的又一部力作。作者怀着深厚的师生之情，追忆与朱光潜几十年的交往，描摹心目中的大师身影。书中还以亲身经历记述了朱光潜与朱自清、沈从文、叶圣陶等人的深笃友谊。在作者的家常话语中，美学大师的学术生涯、生活情态与人格魅力一一生动呈现。

本书作者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与朱光潜、钱锺书夫妇交往，历时二十多年。书中，大师生活点滴、文坛前辈掌故，皆以平实的文字娓娓道来，并配以几十幅从未公开的珍贵照片及朱光潜亲笔书信、题词手迹、滋味醇正浓厚，使读者走近一代国学大师的晚年生活。

希冀这本小书能表达一个读者，一个普通受业弟子对崇敬的老师一丝怀念之情。

听朱光潜老师闲谈(代序)

挚友朱自清

《文学杂志》的编者与作者

《诗论》新版漫忆

知心朋友沈从文

《艺文杂谈》编选琐记

《谈美书简》

对话体“便于百家争鸣”

锻炼身体有一套“方术”

与叶圣陶长久的相处

关于《西方美学史》

教师生涯六十载

扑在《新科学》上面

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写在书后

1980年夏，有次去看望朱光潜先生，他兴奋地告我，最近在清理旧稿信件时，发现保存下来的朱自清在抗战时期写给他的一封信。他说佩弦(朱自清)先生给他的信不少，但几经波折能幸运留存下来一封真不容易。他希望《文艺报》能发表一下。当场他将信给我看了。他说，佩弦的这封信有实际内容，不是一般的应酬信，因为他最近手头事多，如发表，最好请一位了解信内容的人写篇导读的短文。

我向主持《文艺报》编辑部工作的副主编唐因汇报了此事，他说很好，《文艺报》需要这方面的稿子，叫我物色一位合适的人来写。我考虑了一下，建议请叶至善写。唐因认为合适，叫我尽快去办一下。

不久，叶至善约我一起去看望朱先生。恰巧约定的那天我有会，我告诉他去时一定要看看朱自清先生给朱光潜先生的一封信，如他愿意，请他写篇阅读这封信的说明，他说看了信后再定。

朱自清给朱光潜的这封信，信末只注了“廿六日”。我在1980年12月22日的日记中记载，叶圣陶先生明确地说该信是“1941年10月26日”写的，孟实那时在四川乐山武汉大学任教。

1981年第一期《文艺报》刊登了朱自清给朱光潜的这封信和叶至善写的“跋”。至善在给我稿子时说，在写“跋”过程中，为了弄清一些事实，他多次询问过他父亲叶圣陶。

朱自清的信：

孟实兄：

在乐山承兄带着游乌尤大佛，又看了蛮洞龙泓寺。乌尤大佛固然久在梦想，但还不如蛮洞龙泓寺的意味厚。那晚又诸多打扰。旅行中得着这么一个好东道主人，真是不容易，感谢之至！

我们十六日过干柏树，据说是匪窠，幸而平安过去。十九日到宜宾，街市繁华不亚于春熙路。十八日早过干碓窝，滩势很险。听了船夫的号子颇担心，幸而十几分钟也就过去了。当日到纳溪县。第二天“赶黄鱼”上叙永。天下雨，车没到站因油尽打住。摸黑进城，走了十多里泥泞的石子路，相当狼狈。一住就是一礼拜，车子还没消息。亏得主人好，不觉得在作客。

兄批评《新理学》的文字，弟在船上已细看。除“势”那一个观念当时也有些怀疑是多余的以外，别的都是未曾见到的。读了兄的文字，真有豁然开朗之乐，佩服佩服。芝生兄回答似乎很费力(若我是他的话)，但我渴想看看他的答文。无论如何，他给我的信说兄指出的地方只是他措辞欠斟酌，似乎说得太轻易了。到这儿遇见李广田兄了，他也早想看兄这篇文字，我就给他看了。

叙永是个边城。永宁河曲折从城中流过，蜿蜒多姿态。河上有下上两桥。站在桥上看，似乎颇旷远；而山高水深，更有一种幽味。东城长街十多里，都用石板铺就，很宽阔，有气象，西城是马路，却石子像刀尖似的，一下雨，到处泥浆，两城都不好走。

我的主人很好客，住的地方也不错。第一晚到这儿，因为船上蜷曲久了，伸直了睡，舒服得很。那几天吃得过饱，一夜尽作些梦。梦境记不清楚，但可以当得“娱目畅怀”一语。第二天写成一诗，抄奉一粲。夫人和小姐已到否？并念。祝好！

石荪人楩二兄请致意。

弟自清顿首二十六日

好梦再叠何字韵

山阴道上一宵过，菜圃羊蹄乱睡魔。弱岁情怀偕日丽，承平风物带人多。鱼龙曼衍欢无极，觉梦悬殊事有科。但恨此宵难再得，劳生敢计醒如何。叶至善在“跋”中说：

十月十一日，我去燕南园看望朱光潜先生。朱先生给我看朱自清先生给他的一封信，说是无意中保存下来的。信纸已经发黄，是四川夹江产的竹帘纸，字是娟秀的行书。署名下面只写日期，是二十六日，这是一九四一年的十月二十六日。

抗战时期，朱自清先生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从一九四零年夏天起，他有一年的休假期，就带着家眷到成都，把家安顿在望江楼对岸的宋公桥。一九四一年暑假后，他休假期满，十月八日搭木船顺岷江而下，十七日(原信作“十九日”，疑误)过宜宾，折入长江，次日到纳溪，再走公路到叙永。在叙永耽搁了十天，才搭上去昆明的汽车。他给朱光潜先生的这封信，就是在叙永写的。

看了这封信，才知道朱自清先生在过乐山的时候耽搁了一天，探望了几位在武汉大学教书的老朋友，朱光潜先生、叶石荪先生和杨人楩先生。朱光潜先生还陪他游了乌尤寺、大佛寺(就是凌云寺)，还有蛮洞和龙泓寺。所谓“蛮洞”，据说是汉代人凿在石壁上的墓穴，乐山附近的山上都有，有的刻些图案和人物，不知道他们那天游的是哪个蛮洞。龙泓寺是一个石窟寺，规模很小。记得只有一排洞子，大多一人高，每个洞子里坐着一尊菩萨；只有一个洞子比较大，人可以进去。当时湮没在野草灌木之间，不知道现在整理了没有。

朱自清先生这次走水路一定有许多打算，一路上可以欣赏风景，过乐山可以看望老朋友；旅费可节省许多，在那个年头，大学教授也都学会了打算；还有个原因，就是乘长途汽车太麻烦，太辛苦。公路局的汽车少，车票还有人垄断；买不到票只好出高价跟司机商量。司机私下让搭的乘客有个外号，叫“黄鱼”。信上说的“赶黄鱼”，就是这么回事。西南联大在叙永有个分校。朱先生说的那位好客的主人是李铁夫，有赠给李铁夫的几首诗。

当时，冯友兰(就是信上的“芝生兄”)的所谓“贞元三书”之一的《新理学》已经问世。朱光潜先生写了一篇批评《新理学》的文章，刊登在《思想与时代》上，信的第三段说的就是这回事。

至于《好梦》那首诗，朱自清先生后来写过一则小序：“九月日夕，自成都抵叙永，甫得就榻酣眠。迩日饱饫肥甘，积食致梦，达旦不绝。梦境不能悉忆，只觉游目骋怀耳。”这里的“九月”可能是阴历。P15-P18

朱光潜(孟实)先生八十四岁时曾说过：“我一直是写通俗文章和读者道家常谈心来的。”读过这位名教授数百万言著作和译著的人，无不感到他的文章，即便是阐述艰深费解的美学问题和哲学问题，也都是以极其晓畅通俗的笔调在和读者谈心。接触过他的人也同样感到，在生活中，他喜爱和朋友、学生随意交谈。亲切随和的谈心，汩汩地流出了他露珠似的深邃的思想和为人为文的品格。可惜的是，这些闲谈，其中许多并未形诸文字。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在燕园生活了四五年，还没有机会与先生说过一句话，更别说交谈、谈心了。五十年代中期，北大一度学术空气活跃，记得当时全校开过两门热闹一时的擂台课，一门是《红楼梦》，由吴组缃先生和何其芳先生分别讲授；另一门是美学，由朱光潜先生和蔡仪先生分别讲授。那年我上大二，年轻好学，这些名教授的课，对我极有吸引力，堂堂不落。课余休息急忙从这个教室转战到那个教室，连上厕所也来不及。朱先生的美学课安排在大礼堂，从教室楼跑去，快也要十分钟。常常是当我气喘吁吁地坐定，朱先生已开始讲了。他是一位清瘦的弱老头，操着一口安徽桐城口音，说话缓慢，瞪着一双大眼，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美学大师。朱先生最初留给我的就是这使人容易接近又略带某种神秘感的印象。当时美学界正在热烈论争美是什么，是主观，客观？……朱先生是论争的重要一方。他的观点有人不同意，甚至遭到批评。讲授同一课题的老师在讲课时，就时不时点名批评他。朱先生讲课态度从容，好像激烈的课堂内外的争论与他很远。他谈笑风生，只管从古到今，从西方到中国引经据典地论证自己的观点。他讲得条理清晰，知识性强，每次听课的除本校的，还有外校和研究单位的人员，不下五六百人。下课以后，人群渐渐流散，只见他提着一个草包，里面总有那个小热水瓶和水杯，精神抖擞地沿着未名湖边的水泥小径走去。几次我在路上等他，想向他请教听课时积存的一些疑问，可当时缺乏这种胆量。

……

朱先生的记忆力在去世前一两年明显有衰退。有几件小事弄得他自己啼笑皆非。有次他送书给画家黄苗子和郁风。分别给每人签名送一本。郁风开玩笑叫我捎信去：一本签两人名就行了。朱先生说原来晓得他们是一对，后来有点记不准，怕弄错了，不如每人送一本。过了一阵，他又出了一本书，还是给黄苗子、郁风每人一本，我又提醒他，他笑着说：“我忘了郁风是和黄苗子还是和黄永玉……拿不准，所以干脆一人一本。”小事上他闹出的笑话不止这一桩。但奇怪的是，谈起学问来，他的记忆力却不坏。许多事，只要稍稍提醒，就会想起，回答清楚。1983年秋天，他在楼前散步，躲地震时临时搭起的那间小木屋还没有拆除，他看看花草，又看看这间小屋，突然问我：最近忙不忙？我一时摸不清他的意思，没有回答。他说如果你有时间，我们合作搞一个长篇对话。你提一百个问题，我有空就回答，对着录音机讲，你整理出来我抽空再改定。我说安排一下可以，但不知问题如何提？他说，可以从他过去的文章里发掘出一批题目，再考虑一些有关美学、文艺欣赏、诗歌、文体等方面的问题。每个问题所谈可长可短，平均两干字一篇。他当场谈起上海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写的有关园林艺术的专著，很有价值。他说，从园林艺术研究美学是一个角度。外国有两部美学辞典，关于“美”的条目就列举了中国圆明园艺术的例子。他答应空些时翻译出来给我看。那天，我还问起朱先生为什么写文艺评论，为什么随笔喜欢用对话体和书信体。他说你这不就提了两个问题，你再提九十八个题目便成了。他又说，你还问过我，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柏拉图的《文艺对话录》对后来的文艺发展究竟哪个的影响大？这又是一个题目。他在一篇文章中说《红楼梦))是散文名篇，有人认为“散文名篇”应改为“著名小说”，他不同意，为什么？这里涉及中国古代散文的概念问题。他笑着说：题目不少，你好好清理一下，联系实际，想些新鲜活泼有趣的题目。我们约好冬天开始，我一周去一次。后来由于他翻译维柯《新科学》没有间歇，我又忙于本职编辑工作，出一趟城也不容易，就这样，一拖再拖终于告吹。朱师母说，朱先生生前有两个未了的心愿，一是未见到《新科学》出书，一是未能践约春天去看望老友叶圣陶、沈从文。我想，这个闲谈记录未能实现，也该是朱先生又一桩未了的心愿吧！

《我认识的朱光潜》脱稿了，心头感到轻松。

朱光潜先生走了21年，今年适逢他诞辰110周年。希冀这本小书能表达一个读者，一个普通受业弟子对崇敬的老师一丝怀念之情。

朱光潜留下的宝贵文化财富和认真求实、勤学奋进的治学育人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学术向前发展的珍宝，不仅属于20世纪，也不仅属于中国。

新世纪以来，我计划写作的“亲历大家”系列正在逐步进行。这部拙稿是继2003年出版的《我亲历的巴金往事》和2005年出版的《我认识的钱锺书》之后的又一部。我想坚持写下去。朱光潜先生八十始，才着手翻译被称为“天书”的维柯《新科学》，日复一日，咬住不放，终于在他离世前完成了。前贤先哲们那股生命不息、老而有为的精神深深触动我，激励我。

今年春节以来，一直陷在这本书稿的资料准备和写作之中。在家乡静心地完稿，令我特别高兴。感谢友人袁鹰和石一宁在我写作过程中给予的帮助，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负责人郏宗培、魏心宏和责任编辑韩樱、美术编辑王志伟对书稿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现代文学馆、安徽教育出版社、北京精诚兰星科贸有限公司和马鞍山图书馆、雨山工业园提供的方便也在此一并致谢。

吴泰昌

二○○七年三月至六月于北京一马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