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难忘少年岁月。

有这样一代人，他们是中共高层领导和军队、地方核心骨干的子弟，也有不少是烈士子女。他们的少年岁月又是怎样的呢？

作者选取了一群延安少年中的几位代表，通过亲历者的口述，讲述了他们少年时代在延安的难忘经历，讲述了他们的父辈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无私奉献的革命传奇以及对子女的爱与亲情。

延安，中国革命的红色经典之地。这里，有着许多值得追忆和回顾的往事。

有一群少年，自1937年后陆续来到延安，先后在这里上了小学，中学。他们在宝塔山下学习和生活，度过了一段不平常的青少年岁月。他们大多是中共高层领导和军队、地方核心骨干的子弟，也有不少是烈士子女。

本书作者选取了这群延安少年中的几位代表，通过亲历者的口述，讲述了他们少年时代在延安的难忘经历，讲述了他们的父辈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无私奉献的革命传奇以及对子女的爱与亲情。同时，透过少年的目光，还折射出中共领导下红都延安的生活环境和延安人的精神风貌。

第一章

谢绍明：

“自幼梦想，有一匹好马，一支好枪，为咱穷人打天下！”

(陕北红军创始人谢子长之子口述)

在瓦窑堡组织儿童团欢迎长征的红军001

陕北的群众称呼父亲“谢青天”002

我们一家有九人，牺牲在战场和监狱004

父亲把自己唯一的被子留给了老续一家007

灯盏湾，和志丹叔叔推让西北军委主席009

“你闻，这火药味儿多香呀！”010

爱我疼我的两位继母妈妈013

徐老创办了小学班，我是最早的七个学生之一018

和毛主席的侄女侄子成了同学022

学校是大家庭，同学像亲兄弟025

在保小入党，当了劳动模范，受到毛主席表彰027

最大的理想和小小的欲望030

我左思右想，决定向组织汇报031

打起背包，告别了延安032

第二章

项苏云：

一生中，与父亲在一起的日子只有十二天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之女口述)

郭青老师秘密护送我到了延安035

毛泽东问：“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吗？”038

一生中，与父亲在一起的日子只有十二天040

母爱的缺失，给我留下了一生的缺憾043

郭青老师待我比亲女儿还要亲046

小小演说家的一次尴尬事049

调皮的阿毛正在变成美丽的蝴蝶051

在张浩叔叔家过假期的孩子有一个班054

蔡妈妈喊着：“虎子，你可要挺住呀！”058

蔡妈妈啃鸡爪子，让我吃鸡大腿060

李富春伯伯问：“娃娃里面也在抓特务吗？”063

我做的灯心绒布鞋上了大生产展览065

初入延中，大风一吹，碗筷全给卷跑了067

第一次看见血淋淋的纱布、绷带，吓得手脚直哆嗦068

周副主席给我们批了800副担架070

一进窑洞，我坐在地上就睡着了071

临死前的“回光返照”，我被“死”人一把抱住073

跟随中央大队撤离陕北，赶上了“4821”075

第三章

王敏清：

去延安时父亲给我起的名字，一辈子没有辱没

(八路军剐参谋长王世英之子口述)

去延安的路077

五岁参加革命，成了“小地下”080

小时候特别佩服的人是父亲082

好不容易才吃下了小米饭084

第一次长途行军，我还不到十岁087

第一次缝被子，手不知被扎了多少回089

一块红烧肉，我小心翼翼地吃了两三天092

看卫之老师脸上的表情很痛苦094

马夫的眼睛看不见了，几个男孩乘机猛抓黑豆吃096

自己动手，织起了羊毛衣羊毛袜099

十七岁在延中入了党，不久便撤离了延安101

第四章

任远志：

父亲和他的战友们都叫我“大女儿”

(中共中央书记任弼时之女口述)

“我终于飞到了久已想往的延安！”105

十五岁，我才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父亲107

毛主席问我：“你是哪个？从哪来？”109

我们兄弟姐妹九人，最后只剩下了四个110

忠实的大黄狗，救了我的一条命111

刘毛毛(刘允若)给我做了一顿病号饭113

“还是我的大女儿有心眼，有备无患！”115

毽子在脚上轮流踢，线团在手中不停地捻117

一个个倚靠着前面同学的背包睡起来119

“我们死也在一起，不丢下一个伙伴！”120

我壮着胆子喊：“喂，你是谁？”121

毛伯伯拉着妹妹说：“老朋友，我们又见面了。”122

为了不吵扰伯伯，我出了个洋相124

每天晚上都帮爸爸“炒芝麻”126

我的一场病，忙坏了窑洞里的几个大人127

毛伯伯欣然挥笔，为我写下了“光明在前”的题词129

第五章

金德崇：

父亲对我说，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救了我们一家

(延安中央医院大夫金茂岳之子口述)

父亲携一支医疗队，和我们一家到了延安133

伍云甫对父亲说：“延安有伤员，有病人，医生大有用武之地。”135

白求恩对父亲说：“病人敲医生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137

周恩来把菌种放在自己的上衣口袋里带回延安139

在延安，我父亲带领妇产科接生的孩子有三千多个142

毛主席说：“如果你们不相信，就去问一问金大夫。”146

毛主席给我题了词：“又学习，又玩耍。”149

王震说：“孩子拔几根马尾，算不上强盗行为。”152

父亲给王明看病的前前后后155

走在高粱地里，我大声喊唱“实事求是”160

争演“黄牛”不成，倒演了“娃他爹”161

那个小日记本跟我离开了延安，一直保存到今164

第六章

陈业：

我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非常童年”

(延安中央党校教务长、延安平尉院院长刘芝明之女口述)

到了延安，我觉得空气那么清爽明净167

父亲早年留学日本，寻求强国之道168

我家的“表叔”“表姨”数不清170

告别宋宅时，宋庆龄塞给我母亲两块银圆173

特别艰难的日子，妈妈差点抱着我和姐姐跳了莫愁湖175

郭老师用猪油给我抹手上冻裂的血口子177

几个淘气的男生被老师罚去倒尿桶179

主席哈哈大笑：“好啊，又多了一个女军事家。”181

玩灯影戏，做小提琴182

毛主席提议并支持排演《三打祝家庄》184

把组织介绍信当秘密文件揣好，离开了延安188

第七章

张燕林：

出生在草岚子监狱。不知道自己生日的孩子

(八路军前方总部秘书长张友清之子口述)

杨妈妈带我来到了延安191

草岚子监狱新添了男丁193

“何梅协定”，使父亲从死亡的边缘逃生196

我母亲艾静茹，葬在了富平县城边的龙王庙旁198

杨妈妈一边帮我擦去眼泪，一边把我搂得更紧了201

“保小这么多孩子，不都是我的孩子吗？”203

几次梦中见到了母亲，好梦醒来，却是空欢喜一场206

“我来当苍蝇的指挥官，让它们乖乖丧命。”208

想当歌唱家的女生委屈得当堂落泪212

一天，可爱的“老班长”突然不见了213

桥儿沟的山泉和“南瓜宴会”215

邓发来参加弟弟的婚礼，却批评他不该结婚217

三年后，我才知道父亲永远离开了我220

跟着义父杨伯伯的第三大队离开了延安224

第八章

李骏：

从秧歌队的“黑牡丹”变成战地医院的“黑李逵”

(陕甘宁边区组织部部长李景波之女口述)

“妈，你快看，宝塔！”227

我急着向老师解释：“我是女生！”228

学校迁移中，我把板凳顶在了头上229

工作组没惊动山崖上吃酸枣的小姑娘231

抢手的“莫斯科饼干”232

父亲成了我心中永远的“仿”233

一心为群众谋利益，父亲得了个绰号“李老婆”235

来到南泥湾，做客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238

变工互助，一个小南瓜换回了几个大南瓜240

演《兄妹开荒》，哥哥不好意思拉妹妹的手242

老乡夸赞：“瞧那演妹妹的女娃子，就像黑牡丹！”244

“黑牡丹”变成了“黑李逵”245

灌一小杯酒，为疲惫的手术队冯队长提神247

背着背着，我就抱着那个“骷髅”睡着了249

一座孤庙里，我独自守候着一具遗体251

紧急救治中，我第一次操起了手术刀253

后记256

在瓦窑堡组织儿童团欢迎长征的红军

1937年1月，正是陕北高原最冷的季节。天寒地冻，大雪飘飞。

一支武装部队行进在保安至延安的几十里山路上，随同的马匹、毛驴上驮运着电台和不少文件物品箱等。这支队伍，就是中央苏维埃政府机关和中央红军总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领导核心人物，正率领着这支队伍前行，他们即将去往延安，并在那里扎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随这支队伍前行的，有一位年轻妇女，身后跟着一个小男孩，男孩就是陕北红军游击队的创建人和总指挥谢子长之子谢绍明，那一年他刚十岁。

我记得是在1935年11月初，长征北上的中央红军进入了我的家乡安定县(今子长县)。

得到中央红军到来的消息后，我就组织儿童团和当地群众到瓦窑堡去欢迎。那时我们这里已经下雪了，我们还有棉衣穿，可中央红军的指战员们却还穿着单裤、草鞋，披着毛坎肩。我们陕北红军的人就动员组织当地婆姨们赶做棉衣和军鞋，很快就为中央红军的干部战士换上了冬装。

不久，蒋介石也闻知中央红军已经进入了陕北苏区，感到很震惊，随即调集了东北军5个师的重兵，围剿红军部队。红军部队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的指挥下，向南作战，在直罗镇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俘敌5000余人，这次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扎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后来，红军和张学良部队达成协议，主动让出了瓦窑堡，由张学良部队占领，实际上是摆出样子给蒋介石看的。后来中共中央转移到了保安县(今志丹县)，并在那里领导和指挥了红军东征、西征以及陈家河、山城堡等战役。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党中央在保安连夜召开重要会议，研究紧急对策，并由毛泽东亲自执笔，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通电》，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以大局为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阵线，全国上下一致抗日。

1937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中央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总部便从保安迁往延安。我跟随继母和她工作的中央苏区政府机关一起，也前往延安。

与别的孩子不同的是，我从七岁就随父兄参加了陕北的红军游击队，在到延安以前，就已经有好几年革命斗争的经历了。是父亲把我领上了革命之路，给我树立了做人的榜样！

陕北的群众称呼父亲“谢青天”

谢绍明的父亲谢子长，陕北安定(今子长)县人，出生于1898年。学生时代他受进步思潮影响，参加了“五四”前后的爱国学生运动。1922年秋，他考入山西太原学兵团学习军事。1923年他在北平参加了进步学生团体“共进社”，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蒙和熏陶。

1924年，我父亲决定回到家乡安定县创办民团，掌握枪杆子，“除豪霸、振衰弱”。

就在这年夏天，天气很热，出任民团团总的父亲，晚饭后出去散步，在街边看见几个老汉正在议论说：“县西区有个周老汉，今儿赶上毛驴来赶集，正碰上井岳秀部队的两个兵，硬把他的毛驴给支差赶走了，周老汉不愿意，还挨了一顿打。”

生性刚烈正直的父亲一听，心里像燃起了一团火。他早就听说，陕北军阀井岳秀是陕北的“土皇帝”，他的队伍到处横行霸道，有恃无恐，当地百姓谁也不敢惹。现在父亲又听了周老汉受欺侮的事，更是怒火中烧。他把周老汉找了来，老汉“扑通”一声给他跪下，口里喊着“谢团总，我冤枉呀……”，便老泪纵横，哭得说不出话来。  父亲一面安慰老汉，一面命人赶往瓦窑堡，把那两个拉走老汉毛驴的兵抓回来。

半夜时分，那两个兵被抓了回来，赶走的毛驴也被拉回来了。在父亲的严查审问下，两个兵才不得不认错告饶，并到客店去给周老汉赔礼道歉，送还了毛驴。

这消息一下子在安定城传开了，人们奔走相告，都挤到小客店去看热闹，那两个兵在众人的围观下，灰溜溜地跑了。

周老汉对父亲千恩万谢，还当众给父亲磕了头，他说：“谢团总，你真是青天大老爷啊！”

父亲扶起周老汉，来到客店的台阶上对大伙儿说：“乡亲们，以后再不允许拿枪的欺负你们了！我们民团是保护老百姓的，若有兵士违规损民，本团总必严厉惩办，决不宽容！”

父亲的话，在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此后，“谢青天”的称号便在陕北百姓口中传开了。后来，“谢青天”的这个称号越传越广，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也传到了毛泽东耳朵里。1939年，毛泽东在为我父亲的墓撰写碑文时就写道：“人民因有谢青天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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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难忘少年岁月。

与这群延安“孩子”的结识，还源自几年前写的《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一书，也曾是“延安孩子”的项苏云(原新四军政治委员项英之女)，从广播中听到了《红墙童话》的播讲片段，感到非常亲切，就找到了我们作者，希望能为他们这群延安孩子的老师，当年延安保育小学校长郭青先生百岁诞辰写篇纪念文章，我们应允下来，事情就此开始了。

项苏云邀来数位保小同学，共同忆起郭老师当年待他们严如父、慈如母的点点滴滴，也忆起了他们个人的“少年延安往事”。从这群“孩子”的爽朗谈笑、高亢歌声、意气风发中，我们仿佛触摸了那段难忘的激情岁月。延安，是他们心灵的故乡，成长的摇篮。

接下来，就有了对这群“孩子”的追踪采访，听他们说延安、父辈、儿时那些事儿，通过他们的亲历口述、难忘记忆，我们心中的红都延安图景渐渐清晰、细化、丰富起来。

这些当年的“孩子”，如今早已年逾古稀，而一谈起延安那些事儿，他们似乎就变年轻了，有着说不完的故事和话题，甚至忘记了体弱和病痛……还有不少书中未出现的“孩子”，也热情为我们提供线索、资料和照片。在此书出版之际，我们由衷地感谢他们的真诚帮助和辛勤付出！

受时间、条件所限，本书只是将已采访整理的八个延安“孩子”的故事呈现给了读者，它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红都延安的生活，和第一代共产党人及其后代的前仆后继、薪火相传。

通过亲历者的口述，挖掘和留存历史的真实细节，为今日青少年多提供一些鲜活的传统教育素材，正是我们的意愿。采访和挖掘还会继续下去，将不断汇聚，以拓宽我们的红色纪实系列创作之河……

王凡东平

2008年1月于北京消夏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