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隋唐洛阳：洛水穿宫处处流】
隋唐时期有两大重要城市，一个是都城大兴(长安)，另一个是陪都洛阳。
洛阳在隋唐两代都作为陪都，它与汉魏时期的洛阳并不在同一个地方，在汉魏洛阳向西十余公里处，隋朝时也称东都。它的设计者同样也是宇文恺，规划手法与大兴城几乎完全相同，只是规模较小，面积约为大兴的一半。
“前直伊阙，后据邙山”指的是洛阳的选址。伊阙是洛阳向前(南向)十余公里处形如双阙的两座山峰，伊水在两山间蜿蜒而过，这里的地形被称做“龙门”，著名的龙门石窟正在此地；邙山在洛阳之后(北面)，虽不高却十分舒展，洛阳就在这种背山面水、前有两山为阙的地形中。中国古代风水学中十分看好此类地理环境，几乎是历代名城选址的必要条件。
洛阳与大兴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洛阳不如大兴那么对称。它的宫城、皇城位置不在城市的中央位置，而是选择在郭城西北地势高亢的地方。为了安全起见，宫城的北墙外加建了两道城墙，在防御方面甚至超过了大兴城。洛阳外郭城的城墙全部用夯土筑成，城墙基址宽达15—20米。整个城址南宽北窄，形状略近方形，但南北两城墙偏向东北，东城墙偏向西北，西城墙洛水以南部分向外凸出，是沿着洛水弯曲的地形兴建的。近年考古时经实测，东城墙长约7312米，南城墙长约7290米，西城墙长约6776米，北城墙长约6138米，在东西两墙下还发现有石板砌的下水道。
洛阳城共有八个城门，城西面由于水系众多没有城门，东面开三个门，北面开两个门，南面开三门。南面城门等级最高，厚度都是三车道，分别是长夏门、定鼎门(隋称建国门)、厚载门(隋称白虎门)。定鼎门是城市的正门，向北延伸与宫城正门成一条纵轴线。定鼎门门内分成三条车道，中间车道宽八米，两侧分别宽七米，是城内最宽的主干道，又称天门街。
洛阳与其他城市相比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它有纵向(南北)主轴线，却无横向(东西)主轴线。本来应是横向主轴线的位置被洛水代替了，洛水在中央位置横贯城市的东西。当年的洛阳水系发达，河道在城区内纵横交错，不啻于江南水乡。现今已在考古勘察中探明：洛阳城内洛河以南南北向街道有十二条，东西向街道有六条；洛河以北南北向街道四条，东西向街道三条；街道两旁有水沟遗迹。
洛阳里坊普遍比长安小，但结构相同：坊平面呈正方或近方形，长宽在500—580米之间；周围设坊墙，坊墙正中开门；坊正中设十字街。据《唐六典》及《旧唐书》记载，洛阳东都城内共103个里坊，其中洛南区55坊、洛北区9坊；未探明的数量一部分为今天的洛阳新城压占，还有一部分被洛水冲刷消湮了。文献还记载洛阳城中有三个集市区，分别是东市(隋朝称之为丰都市，唐时更名为南市)、北市和西市。北市在洛水以北，东、西二市在洛水以南。三市中以东市面积最大，市内有纵横街道各三条，四面各开三门。由于洛水的缘故，遗迹也早已荡然无存。
虽然洛阳城的中轴线不在城市中央，城市仍显得十分规整，城内街道纵横相交，宽窄相配，形成棋盘式布局，布局显得十分紧凑；洛阳城的西部是大片的水系，范围很大的皇家苑囿便在此因水而建；严格的里坊规制，强化了对城内居民的控制；城内三市的位置都傍临河渠，船只来往运输便捷，比大兴城更多地考虑了工商业的繁荣。这座城市的规划设计，不仅影响了该历史时期及后来新建和改建的城市，也为邻近一些国家的都城所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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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洛阳对日本的影响
平安时代是日本古代的最后一个历史时代，它从公元794年桓武天皇将首都从奈良移到平安京(现在的京都)开始，到1192年源赖朝建立嫌仓幕府一揽大权为止。平安时代的称呼来自其首都的名字，它之前的时代是奈良时代，它之后的时代是嫌仓时代。平安时代的日本与中国有着非常紧密的交往，此时儒学在日本得到推崇，佛教传播发展迅速。
日本平安时代的京都称做“平安京”，别名洛阳，是由于“平安京”分为左京和右京两部分，分别仿照洛阳和长安建造，后来右京的“长安”衰落，只剩下左京“洛阳”。由于古都洛阳的原因，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大名带兵入首都京都称为“上洛”，“上洛”的含义类似中国成语“问鼎中原”；同样，京都附近的近畿地区被称为“洛中”，京都府内至今仍随处可见诸如“洛东”“洛西”“洛南”“洛北”“洛中”“洛阳”之类的地名。
P53-55
21世纪，人类文明跨入一个全新的时空。
不管是否愿意，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乃至每一个人都被这个时空一网打尽；
无论是否承认，每一种文化传统，每一种文化元素，甚至每一种文化基因都面临着决定性的选择。
因为，凭借科学技术原创而生发的文化创新正在超强提速，伴随全球一体化而弥散的文化消费令人眩目。
当此考验，开放的中国生机焕然，不仅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增长，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而且重视和谐文化的建设，既立足于本土、传统、民族，又面向世界、现代、未来，弘扬中华文化，共享人类文明，致力于推动和谐世界的进程，引起全球性的关注。
在实现社会转型，以及工业化、城市化、后工业化等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没有惊慌失措，我们没有麻木不仁，我们更没有放弃责任，而是登高望远，审时度势，科学决策，精心部署实施，解决了观念、人才、技术、资金、市场等方面的困难，进行了各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转型、创新、开发等实践，发展了文化生产力，协调了文化生产关系，实现了文化转型，确保了国家文化安全，参与了当代世界多元文化的创造与共享。
其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便是我国始自20世纪80年代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对中华文化遗产所进行的保护行动。由于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文化艺术界的坚守与躬行，全民族的积极参与，至今，我们已经建立起文化遗产保护的领导体制，制定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全面规划，采取了包括国际保护、国家保护、民间保护、教育保护、法律保护、学术保护、产业保护在内的一系列举措，实施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开展了对文化遗产杰出传承人的命名，建立了国家遗产日制度，公布了一批国家文化遗产目录，申报成功了数十个世界遗产项目，加速了文化遗产立法的步伐。
由此所引发的文化盛事不可胜数，但见孔子学院大大方方走向世界。满足了各国人民揭示“中国奇迹”的语言需求；以“百家讲坛”为代表的文化讲古深受欢迎，对华人社会的历史传统“充电”及增强文化认同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传统节日的恢复如雨后春笋，城乡人民的文化生活日趋丰富；整理国故正在拓展其广度与挖掘其深度，使儒学的第四次重振雄风渐成可能；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保护与利用，多元一体的精神家园多姿多彩；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不断加强，中华文明日益显现出“和谐万邦”的魅力。
这一切，昭示了这样一个光辉灿烂的文化前景：一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新已经悄然开始，一个以大繁荣、大发展为标志的文化建设新高潮正在兴起，一场中西文化的平等对话正式开启。
越过高山，跨过险滩，蓦然回首积淀五千年的文化传统，我们慨叹先人的惊人智慧、伟大创造、博大胸怀。
保护遗产，反思历史，我们终于发现它们并非是前进的障碍、发展的负担，反而是精神的支撑、知识的宝藏，更是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不竭资源与永久动力。
展望未来，拥抱世界，我们确信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的根本标志，也是中国与世界互相理解的唯一桥梁。我们与它相伴始终。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历时两年创意出版了这套“中国国粹艺术读本”丛书。其目的是向国人、尤其是青少年传承我们民族艺术创造的结晶，也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精粹。对于这项工作，中国文联极为重视，不仅给予资金支持，而且孙家正主席、胡振民副主席亲任编委会主任具体指导；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关心具体表现在为其特批立项，并保障出版书号；中国文联出版社将之确定为精品工程，力求精心设计、精心组织、精心实施，李舒东、宋建民、奚耀华、朱辉军、王利明等领导及张海君主任等堪称鞠躬尽瘁，编辑和作者们不计名利和精益求精的态度更是令我感动。
庚胜不才，却参与和见证了世纪之交启动中华文明复兴及其遗产保护的全部过程，还非常荣幸地担任这套“中国国粹艺术读本”丛书的主编。这虽非我的能力与地位所及，却是我不可推辞的使命。
我所期待的是：通过这套丛书，中国的国粹艺术能为广大读者所认识、珍爱、传承，中国的文化遗产能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保护、利用，中国的精神财富能为全人类所共有、共赏、共享。
如果因为这套丛书的问世而使国人更加自尊、自信、自爱、自立、自强，我将感到十分欣慰；
如果由于这套丛书的存在使世界了解中国更加客观、全面、理性、准确、人文，我将感到非常愉悦。
21世纪，人类文明跨入一个全新的时空。
这个时空不排斥古老，它秉持“推陈出新”。
这个时空不拒绝外来文明，亦主张“中为洋用”。
要么，御新时空如神骏；要么，被新时空所异化、吞没。
是为序。
2007年12月30日
(作者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书记处书记)
西周洛邑，汉长安，隋唐长安，洛阳，宋汴梁、临安，元大都，明清北京，等等。这些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名词，都是当时居于世界前列的大城市，其规划之先进，城市之宏伟，一直为世人所称颂。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通过城市这个角度一一展现，让人感慨无限。对于我国古代城市规划建设的悠久历史和长期发展形成的完备的、富有华夏文化特色的城市建筑方式，更是让人由衷钦佩和赞叹。本书对我国古代著名的城市作了细致的描述，力求让读者对古代城市规划和发展脉胳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趣味浓郁的经典故事，全面展现国粹艺术悠久恒长的发展轨迹；赏心悦目，生动反映光辉灿烂的国粹艺术图片，立体凸显中华五千年民族艺术的非凡成果；一部让青年学子轻松愉快地走进国粹艺术大门的普及读本；一部让每个家庭了解国粹文化与营造艺术氛围的首选图书；一部具有多重便捷实用的检索功能的中国国粹艺术百科全书。
本书为“中国国粹艺术读本”之古代城市篇，细致描述了我国古代著名的城市，力求让读者对古代城市规划和发展脉胳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