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首、焚烧、活埋……惨无人道，友爱、无私、善举……闪耀光辉，无耻狂徒、受害苍生、拯救英雄……交相出现。一切都是那么的不能忘记，也忘不掉！民族的伤痛忘不起！

《拉贝日记》是近年发现的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这部日记所记述的，都是拉贝的亲历亲见亲闻，非常具体、细致和真实，无人能否认其可信度。在写作日记的同时，拉贝还精心保存了80多张现场拍摄的照片，并对这些照片作了翔实的说明。这些文字对中日交战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政治是非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这部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百科全书将把尘封的往事重现，告慰那场浩劫中无辜遇难的生灵，缅怀那些在二战中援助过中国人民的国际友人！

《拉贝日记》是记录南京大屠杀事件最翔实的珍贵史料，所记述的都是拉贝本人的亲历，内容具体而真实。同时，还收集了拉贝当时拍摄的几十张照片，并且每幅照片都有详尽的说明。因此，无论是对于专门研究历史的工作者来说，还是对于广大读者而言，它都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学价值。

亲爱的读者，在此，我想明确肯定的说，成为活菩萨，即使对一个西藏人来说也算不上一件容易的事，对一个“汉堡人”来说就更是绝对不可能的了。尽管如此，当我把我的日记说成是“一个活菩萨的日记”时，为了不被人称之为是狂妄自大，或者像汉堡人说的“高兴得要发疯”，我必须委婉地指出，冠上这个称谓，如同接受勋章一般，我无法予以拒绝。我不想被人们说是理智不正常。关于这一称呼的来由，还有一段故事。下面就说说这一称呼的来由。

一直以来，我都不是特别的悲观，对于那些具有“预卜吉凶目光”的人，我都是尽可能的回避，以免有朝一日被骂成是“不祥的乌鸦”。虽然拥有健全理智的我，不会每一次都冤枉这些悲观估计者，但在最后一刻，我都会用一句“得啦，约翰尼，别害怕”来宽慰自己，躲进乐观主义者的阵营里去。这就是我能在这个远东地区坚持30年的原因所在！这里军阀和各省当权者之间的战争与革命，就像一条正在转动的传送带一样，迅速地交替着，它对商业也产生了影响。由于战事不断，上海和天津之间的交通动脉——津浦铁路，已完全瘫痪了两年之久，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不止一次，战事切断了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北平的外界联系达几周甚至数月之久，但我并没有因此而产生某种“特别的”担心。我们经常这样告诉自己：这些战争只是中国人的事，我们欧洲人是不会因此而受到真正威胁的，我们只需要像人们忍受夏季的炎热、尘暴和“赤色分子”那样来忍受这些就可以了。

因此，1937年夏季，在北平郊区卢沟桥发生了所谓的“中日摩擦”的时候，身在南京的我们甚至这样认为，当地政府会对这起“小事件”加以调停解决的。后来天津也遭受了厄运，使得去北方的路中断了，因此造成了不便。

南京的夏天是炎热的。所以，在七八月间，人们都选择去青岛海滨、烟台或是去位于天津和沈阳之间的美丽的北戴河度假。我的妻子已于1937年6月去了北戴河。通往天津的陆路已经中断了，所以，我只好乘坐一艘开滦煤矿管理局的内燃机轮船去秦皇岛。对此，施密特先生的两个女儿非常高兴，因为她们要和我去同一个地方旅行，但前提是要有男人的保护，否则是不会允许她们从上海去北戴河的。在旅行的过程中，她们的歌声和幽默极大的缩短了我的行程。轮船相当肮脏，但我的舱房宽敞而凉快。如果我事先就知道舱房里的那张外交官办公桌是两用的，掀开桌面就是一个盥洗台的话，那我就会因为不用经常去洗澡间而更好地享受这次旅行。在真正认识这艘破旧的小内燃机船之前，人们决不应该咒骂它。带着家眷的挪威船长对他的旅客感到很兴奋（我们是他船上仅有的旅客），抵达秦皇岛后，他邀请我们到煤矿管理局的俱乐部去喝咖啡。这天晚上的小聚后来发展成了一场音乐茶会，秦皇岛上有声望的人都陆续赶来参加，所以，这次聚会过得非常愉快。

在这个茶会上，我遇到了一个熟人，他是开滦煤矿管理局的一个经理，我开玩笑地向他打听与他共事的日本经理的情况。“嘘！”他做了一个手势，“您千万别招鬼，他就站在后面！”那时候，秦皇岛已经被日本人所占领。不断有运送军队的火车驶向天津，而且，每列火车都架有高射火炮，这让我有点紧张，看来局势要比我想象的严重得多！

对于日军早已占领北戴河（距离秦皇岛约一个小时路程），这里的人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在空气里，我们还是能嗅到一丝丝紧张的气氛。这促使我立刻托人在秦皇岛给我预订返回上海的机票。但是，给我的回答却是：“两个月内的机票已售完。”正当我考虑怎样才能尽快返回的时候，一个消息传来了，是上海受到了日本人的进攻。所以，原本想经上海港返回是指望不上的了。这让我不知所措。此后不断有消息传来说，日本飞机已经袭击南京，南京受到了猛烈轰炸，这个时候我才醒悟形势的严峻。所以我只好选择从天津经海上去烟台或青岛，再从那儿坐胶济铁路的火车经过济南回南京。1937年8月28日，在夜幕下，我告别了妻子。约15个小时后，我到达了天津。在天津的一些好朋友给我弄到了英国海轮的船票，在船上，连烟囱边上都挤满了中国难民。我所拥有的时问足够让我看到战争在天津造成的破坏，其中有一个我们费了很大精力建造起来的自动电话局被损坏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街道上设置了铁丝网路障，但每处日本兵都让我们德国人顺利通行。倾盆大雨中，一只小小的拖轮拖着两只挤满了逃难中国人的小船。从白河向下游驶去，数小时后才到达大沽。在那里，本是送我们去烟台的轮船，一下子涌上了很多的中国难民，在拥挤中：我还曾丢失了行李，后来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回来。除此以外，一路上再没有发生什么事。

在烟台，下船时又下起了倾盆大雨。爬过几道铁丝网路障后，费了好大工夫我才找到一辆送我去旅社的人力车。这个时候已经是黄昏了。我把人力车顶篷推到边上，以便观察这个我冒冒失失来到的地方。经过了一家、两家、三家、四家水兵光顾的小酒馆和一所教堂后，又是一家、两家、三家小酒馆和两所教堂，接着又是几家小酒馆。后来，人力车到达普拉察旅社时，车夫就想在那里停下来。虽然我不刻板，但是和普拉察旅社前面那么多衣着单薄的姑娘们相比，作为一个已是两个孙辈孩子的爷爷来说，是很不相称的，这点我总还是明白的。所以，我用了一句我熟悉的最难听的中国脏话“王八蛋”来骂他。这话虽然不那么文明，但却很管用。于是，那可怜的人力车夫只得迈开他疲乏的双腿，把我拉到了靠近海滨大道尽头的海滨旅社，它看上去像样多了。到达旅社的时候，我已成了一只“落汤鸡”。安茨公司是我们在烟台的代理，它的一位老板布瑟先生是我的老朋友。1919年，我曾和他一同被遣返回国（他那时是我在诺瓦拉海轮上建立的应急货币银行的经理，该银行有自己临时签发的纸币）。我拨通了他的电话：“亲爱的布瑟，我经过了9家小酒馆和3所教堂，好不容易才摆脱了普拉察旅社。除此以外，这里还有什么值得看的吗？”P1-3

这绝对算不上一本消遣性的读物，虽然在你开始阅读这本书时会产生这样的错觉。它是一本日记，一本记载了一段真实情况的报告。我之所以会让这本日记诞生，不是为了公众，而是为了我的妻子和家人。假如，有一天，这本书适合出版的话，必须要先取得德国政府的同意，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今天是绝对不可能出版的。

书中所有报告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的公函，以及与美国当局的往来信函都是由我从英文译成德文的。

约翰·拉贝

1942年10月1日于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