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是作者长期从事领事工作的一种真切感情的流露，是值得介绍的心得体会和重要而宝贵的资料。

本书对从事领事工作或关心、研究领事工作的人们，尤其是对需要领事保护知识的出国人员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本书是作者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是作者长期从事领事工作的一种真切感情的流露，是值得介绍的心得体会和重要而宝贵的资料。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印度尼西亚、越南先后发生反华排华并大规模驱赶华侨的事件，其中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80年代初作者和国在国外大规模投资合作开采铁矿和炼铝厂，取得了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硕果。不管是从回顾过去的角度，还是从展望未来的角度，都值得我们从深层次去考虑探索。有一些事情看来是小事，但它涉及国家和人民的尊严、权益，乃至将来的权益；现在看来无足轻重，但在当时是绝对保密的大事。比如说，有些人认为护照签证工作只是办理具体事务的小事，甚至有人瞧不起它，但周总理却把它看成是国家关系好坏的晴雨表。所以说，这些文稿对从事领事工作或关心、研究领事工作的人们，尤其是对需要领事保护知识的出国人员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序

前言

第一章 从学外交到干外交

 一、从人大外交系到外交学院

 二、领事生涯的开始

第二章 印尼5年：华侨华人的悲欢离合

 一、印尼反华排华和我国接侨

 二、华侨的印尼情结

 三、解决双重国籍问题

 四、难忘的巴厘往事

 五、出访龙目和古邦

 六、刘少奇访问印尼

 七、在马辰当领事

 八、故地重游的感想

第三章 全天候的朋友——巴基斯坦

 一、我国通往国外的唯一通道

 二、三叉戟飞机的故事

 三、布托请我喝下午茶

 四、一次严肃的领事交涉

 五、发生在身边的机场惨案

 六、同亲台华侨交朋友

 七、难以忘怀的友情

 八、“红旗”汽车的故事

第四章 圭亚那：第一个使用中国经援的拉美国家

 一、商务办事处主任不做军火商

 二、伯纳姆总理请我喝茅台

 三、协助西哈努克同朗诺争夺在不结盟的席位

 四、买氧化铝的故事

 五、圭亚那无奈的治安

 六、华人总统阿瑟·钟

第五章 委内瑞拉：盛产石油的国度

 一、赴委途中滞留巴黎

 二、委内瑞拉对我们的戒心

 三、委内瑞拉的石油和委内瑞拉人的脾气

 四、歌舞样板团的不良影响

 五、委内瑞拉人民敬仰周总理

第六章 中外领事关系历史性突破

 一、加入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二、参加维约后应注意的问题

 三、参加维约的现实意义

第七章 中美建立新型领事关系

 一、中美建立新型领事关系

 二、谈判经过波澜曲折

 三、签订中美领事条约

 四、中美互设总领馆的故事

第八章 中外领事关系的新局面

 一、谈判中南领事条约：瞻仰铁托墓

 二、谈判中保领事条约：反法西斯的老战士

 三、谈判中伊领事条约：被困巴格达

 四、谈判中捷领事条约：布拉格音乐广场

 五、谈判中土领事条约：亚欧交通要冲

 六、谈判中也领事条约：友好的谈判

 七、谈判中老领事条约：万象大卧佛

 八、谈判中古领事条约：雪茄的秘密

 九、谈判中阿领事条约：赶在总统访华前

 十、中法互设领事机构协议

 十一、中苏领事磋商

第九章 领事工作的规范化

 一、新中国第一部国籍法的诞生

 二、中国领事条例及其范本

 三、护照收费和护照法的难产

 四、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出台

 五、领事职务与领事保护

 六、保护华侨权益问题

第十章 澳大利亚：踏着大片铁矿的袋鼠

 一、澳大利亚的前世今生

 二、澳经济的对外依赖性

 三、恰那铁矿项目

 四、波特兰炼铝厂项目

 五、中澳关系发展的新阶段

 六、我所熟悉的澳大利亚

 七、白澳政策：从悉尼海滩种族冲突说起

 八、山东与南澳建立省州友好关系

 九、不用金钱买建交：与所罗门群岛建交谈判

第十一章 几件往事

 一、护照的故事

 二、关于在华日本孤儿问题

 三、山东与韩国通航背后的故事

 四、访问友好邻邦——朝鲜

 五、几次领事交涉

第十二章 领事工作的体会

 一、强大的祖国是发展中外领事关系的根本保证

 二、维护独立自主和国家尊严

 三、坚持相互尊重和平等互惠原则

 四、保护国家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后记

早在读小学时，我就想当教师，所以，我在抗日根据地读的是师范学校。到了胶东军区情报处，由于工作需要和自己对学习英文的渴望，我们老师就找到东江纵队准备前往东北的同志、也是我们的同事何卓云同志（后任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副总经理），教我学习英语，并且教材由他自己编写。他教得非常认真，虽然做不到规定上课的时间，但一有时间他就主动找我们上课。

1950年，南下后我被分配到政治研究院工作，学员大多是高级知识分子，我非常羡慕他们有着渊博的知识。

1952年，我被抽调去上海地区的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工作，而后被分配去了大同大学主管该校的财经学院和教育系，并担任了党支部副书记（支部书记由学校的同志担任），负责教职员工的学习，思想改造，端正院系调整的思想认识，服从组织分配等工作。在大同大学工作的这段时间，在与大学的教职员工的相处中，我更感到自己文化水平低。

1953年秋，我在华东行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办公厅工作，主管人事科，临时被抽调参加华东局工作组，去安徽省宿县地区搞农业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式点工作。几个月后返回上海不久，华东行政委员会就宣布撤销。大区撤销，所有干部都将另行分配工作，我已内定调到东北某地苏联援建的工厂。就在酝酿期间，外交部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到即将撤销的各大行政区选调干部到人民大学外交系学习。组织上征求了我的意见，问我是否愿意去北京学习。我当时就决定报名参加，因为学习是我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愿望和理想。

1954年初夏，周总理高瞻远瞩，当机立断指示外交部从华东、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和中南等6个决定撤销的大行政区的地区中选调一批干部到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学习。外交部派出以干部和学校教师组成的工作组，对报名对象进行笔试和面试后，从6个大区中选调了300多名干部，进入外交系的本科和专修科进修，我就是这次被选调到外交系本科学习的。

我们学习的主要课程有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国和世界地理、历史，中国对外关系史，国际关系史，中共党史，联共（布）党史，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家法，外语，等等。在这些课程中，有些是苏联专家授课，有些是我国知名专家授课，如李浩培教授就是我们的国际法老师。

我们这批同志学习都很努力认真。当时没有图书馆，有时熄灯后还躺在床上背书。记得联共（布）党史是从第一章开始背的。有的同志到路灯下去复习，有的清晨早起到室外去背书或朗读外语。记得那时上大课，几个班集中在一个大的铁皮屋顶的房子里，尽管冬天生煤炉子，但仍非常冷，每个人都穿着棉鞋、棉大衣，有的还戴着手套。即便这样，有些同志还是把手冻坏，但仍坚持记笔记。

1955年春夏之间，全国党政军机关实行精简，我们这些调干也在精简之列。同时，由于一些同志学习吃力，精神紧张，影响了身体健康，不得不退学，致使我们这批调干减少了150多人。

1955年9月，外交系从中国人民大学独立出来成立外交学院，以后曾一度改称国际关系学院，但不久又正名为外交学院，直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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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58年外交学院毕业后，进入外交部领事司，正式开始了我的外交生涯，从此同领事工作结缘。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我一直从事领事工作，四次进出领事司。我主持过领事司的一个科(处)，担任过两任领事司司长，在国外主持过领事办事处(领事代理处)、领事馆、总领事馆和大使馆，主持谈判过10多个中国和外国的领事条约、协定。我经历了中国领事工作在建国初期较为保守和逐渐发展时期，经历了“文革”更为封闭和非常困难时期，也经历了改革开放后中国领事工作的大变化、大突破的大好发展时期，因而对领事问题了解比较多，情况比较熟悉，对领事业务有比较深厚的感情，也总是感到有责任使更多的人了解领事方面的问题，所以，我愿意就这方面的问题作些介绍。

我写的这些文稿都是我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是我长期从事领事工作的一种真切感情的流露，是值得介绍的心得体会和重要而宝贵的资料。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印度尼西亚、越南先后发生反华排华并大规模驱赶华侨的事件，其中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80年代初我国在国外大规模投资合作开采铁矿和炼铝厂，取得了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硕果。不管是从回顾过去的角度，还是从展望未来的角度，都值得我们从深层次去考虑探索。有一些事情看来是小事，但它涉及国家和人民的尊严、权益，乃至将来的权益；现在看来无足轻重，但在当时是绝对保密的大事。比如说，有些人认为护照签证工作只是办理具体事务的小事，甚至有人瞧不起它，但周总理却把它看成是国家关系好坏的晴雨表。所以说，这些文稿对从事领事工作或关心、研究领事工作的人们，尤其是对需要领事保护知识的出国人员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在旧中国，中国人对领事的了解甚少，因而认识也就难免有些肤浅。这是历史造成的。因为一些外国领事是帝国主义进行侵略、干涉的急先锋，在中国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使中国人对外国领事没有好感。另一方面，中国派驻外国的领事又没有起到保护我们国家和公民的作用，有的甚至对洋人奴颜婢膝，因而也不被人们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敌视、制裁和封锁，一些外国领事在中国进行非法勾当，甚至搞渗透、颠覆活动，我国对此严加管理。同时，一些国家怕我们搞“赤化”，对中国领事的职能和活动范围采取种种限制。可以说，领事活动基本上处于一种类似封闭的状态。

改革开放后，中国领事工作适应了形势发展的需要，很快进入历史的活跃时期，1979年我国参加了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实现了中国领事同国际接轨的重大突破，开创了领事工作的新局面。从1980年开始，我国同美国等几十个国家签订了双边领事条约，国外领事保护工作出现了新面貌。当然，对领事方面的发展变化也有一个认识和实践过程，它反映了人们思想的升华和国家政策的调整。比如说，在改革开放初期，有的国家要求我们参加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我们不愿参加；有的国家要求同我们签订领事条约，我们婉言拒绝。经过一段时间，我们有了新的看法，不仅参加了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而且几乎没有任何保留；不仅不对签订双边领事条约感到勉强，而且主动争取同外国签订双边领事条约，同时还积极主动地制定了一系列领事法规，如国籍法，领事条例，中外领事条约范本，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并且出版了《中国领事条约集》和《新中国领事实践》等。应该说，这不仅为发展对外领事关系创造了条件，而且增加了领事的透明度，使更多的人了解了领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领事工作，这对正确认识领事，尤其是充分发挥领事在发展中国和外国的友好关系，保护国家和公民(包括法人)作用方面，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随着形势的发展，我国在国外的领事保护对象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是在国外侨民最多的国家，1980年新中国第一部国籍法颁布前，约有几千万华侨、华人。国籍法颁布后，法律明确规定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华侨也还有300多万。而在改革开放后，又有大量中国公民移居国外，成为新华侨。华侨一直是我们国外领事保护的主要对象。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是党和国家的一贯政策，我们对华侨的保护政策现在没有改变，今后也不会改变，只会更加完善，新老华侨始终都是我们的保护对象。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时期，因公派出或因私申请出国的中国公民为数很少，根据1980年统计因公出国者也只有5000多人，因私出国者，包括留学、探亲、团聚、继承处理财产、奔丧、会面、定居、接送亲属、经商、携行儿童等共3582人。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每年仅出国旅游者就多达3000万人左右，其他因公、因私出国者也有上千万。可见现在临时出国者大大超过长期定居国外的华侨。在这些人员中发生的案件也比在华侨中发生的案件多得多，而且更为复杂。为了保护这些在国外的中国人的权益，为了这些人在国外能够得到及时的帮助和协助，有效地得到领事保护，必须非常重视发挥领事的作用。当然，在领事保护方面的任务更加繁重，对这些人进行领事保护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应该有新认识，采取新措施。

在新形势下，进行领事保护的依据也有了发展变化，过去多以“按本国的有关法规处理”，这已不能适应领事发展的要求。我国已经加入了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先后同美国等几十个国家签订了双边领事条约，转而应以国际法(包括领事关系公约和双边领事条约以及一些国际惯例)作为进行领事保护的主要依据。这就要求我们熟悉国际法关于领事保护方面的法律规定，在我写的文稿中大量是这方面的材料。

在进行领事保护的过程中，应该进行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平时要利用各种机会加强对出国人员的教育，包括法律知识、爱国主义、道德行为、生活作风、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尊重所在国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等。二是发生问题之后认真进行交涉和做必要的疏通。两者都很重要，但应以预防为主，防患于未然。出国人员既不要妄自菲薄，认为外国就那么“自由”，可以为所欲为，也不要妄自尊大，出国后高兴得忘乎所以，而导致乐极生悲，应该有忧患意识。我在重访印尼之后，写了《印尼华侨社会的重大变化》一文，再次提醒华侨华人“居安思危，为人处世谨慎低调”。印尼泗水《千岛日报》以“一位老外交官的心声”为题予以刊登，可见久居国外的中国人更能领悟我们这些长期从事领事工作人员关心他们的感情。

领事保护的范围很广，包括有形的人、财、物和无形的尊严、名誉、权利等。希望我提供的这些材料能起到以下作用：一、纠正过去对领事不正确的认识、不注意发挥领事作用的一些偏见，从中得到启示，充分发挥领事的作用；二、文稿指出在国外的中国公民，遇到麻烦应该求助中国大使馆领事部或就近的中国领事馆，领事有责任保护中国公民。不能像有些人只知道出国，但在国外遇到麻烦则不知道如何应对，在手忙脚乱的情况下，向国内打电话咨询、求助，误时误事，而不会就近找所在国的我国大使馆或领事馆帮助解决，或予以协助，三、文稿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领事职务，可以作为向领事求助的参考，在国外遇到问题，知道应该得到哪些帮助，不至于找不到北了；四、文稿说明在国外求助领事解决问题，以及在当地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要求帮助和保护的法理依据，增强中国人自我保护意识，更好地维护中国人的尊严和权益，更好地树立中国人的形象。

领事保护问题，从深层次来看，不仅只着眼于在国外的保护，还应认识到国内的审批出国的问题。这方面把关不严，在国外出现的问题就多。特别是探亲、旅游、私营企业等因私出国人员易发生问题，如发生中国人在美国被殴打、马来西亚大规模逮捕和驱逐中国人等事件。这不仅使这些人遭罪受苦，也给新中国和人民丢脸，给今后出国人员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如果出国审批不严，造成一些人出去为非作歹，再多设几个领事保护机构也只能是忙于擦屁股，应该从源头上解决好这个问题。  本书还描述了一些领事方面真实而有趣的故事。如港英边防摸、捏我们的外交邮袋，我们进行了必要的报复。又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从东半球飞到西半球的阿根廷谈判中阿领事条约，从下午3点谈到次日凌晨4点多不停地工作10多个小时，以及乘飞机、坐小船、乘汽车遭遇的风险等。从文稿中也还可以看到当时在国外领事官员的思想境界，艰苦险恶的工作环境和酸甜苦辣的生活体会。

文稿还详细记载了我谈判中外领事条约的情况。简单地说，领事条约是两个国家经过谈判达成一致的结果，是两个国家处理领事关系的法律依据。每一个领事条约都有它的特殊背景和签约的初衷，尽管谈判前双方已经同意谈判签约，也交换了条约的草案文本，供对方进行研究，提出修改意见，但谈判过程中仍然会出现问题，甚至出现波折和僵局，只有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和互谅互让达成共识，最后才能形成大同小异的条款。反映在“异”中的问题都有其内外因素，并且受到思想政策是比较开放还是相当保守的制约。如中国和保加利亚领事条约一个回合就谈成了，中国和伊拉克领事条约谈了三轮谈成，而中国和美国领事条约经过一年多的时间，谈了无数次才谈成，其中一个问题就要谈好几次。从领事条约谈判中不仅可以看出形势的发展和条件的变化，还可以看得出思想的升华和政策的调整。

文稿同进叙述了从国内外处理领事方面的具体事务，到驻外商务办事处和大使馆解决问题的思路，特别是介绍了领事保护方面的背景、原则、政策运用和采取的措施及取得的效果。在我担任中国驻圭亚那商务办事处主任时和出使澳大利亚期间，都做过一些经济、商务方面的工作，我对经贸关系在国家关系中的作用有一定的认识。所以，尽管我在澳大利亚由于抓经济工作受到国内主管部门的某些同志的非议，说我“不务正业”，但我仍然认为这是外交工作的一个主要方面。1985年，我国向澳大利亚投资合作开采恰那铁矿和波特兰炼铝厂，这两个项目在当时是中国在国外投资最大的两个项目。事实证明，这些项目的上马和中国与圭亚那经济关系的发展，不仅使双方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而且为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起到独特的促进作用。关于圭亚那、委内瑞拉、澳大利亚和中国同所罗门建交谈判等问题也被收入本书。

这个稿子本来是我学习电脑过程中，回忆片断打印出来的一部分，原无成书的想法，而且我怕给别人增加麻烦，也没有去档案馆查过档案资料，没有征求过任何人的意见和看法。从事外事工作的人都知道，在过去的一个很长时期内，按规定，在大使馆和领事馆工作的同志不准写日记。所以我只能就我自己手头上少得可怜的笔记、资料和脑子里还能够回忆起来的残余，可以说是“独断独行”写出来的一点东西，但这都是我耳闻目睹的经历和感受，是一个长期从事领事工作的同志对领事业务的一种真切情感流露，也是我从事外事工作的一些心得。同时，它对于一些对外事、领事工作有兴趣的人士和需要领事保护知识的人们，也是值得参考的。

在此，对外交笔会的张兵同志、许育红同志和新华出版社的张宏辉同志在出书过程中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的写作水平有限，书中可能出现不当甚至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并致以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