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是谁的健康？尊严是谁的尊严？

从徐志摩、胡适发起的早期的聚餐会、新月社到《晨报副刊》的《诗镌》和《剧刊》；从新月书店、《新月》月刊到《诗刊》和《学文》，“新月”经历了从北京到上海再回到北京、历时11年的复杂过程，涉及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文学领域，更旁及文艺理论和美术，尤其是跳出“文艺”的象牙塔，关注到了现实政治。就文艺而言，他们拒绝所谓的“革命文学”“普罗文学”，不迷信“为人生而艺术”或“为艺术而艺术”，更不赞同以文学为政治宣传工具，他们讲究“人性”，崇尚的只是走正常的文艺发展的道路；就政治而言，他们反对专制，推崇民主和法治，呼唤人权。他们个体虽然存在差异，但都有对思想与言论自由的向往和坚持，他们自由地谈论文艺，自由地和左翼论战，自由地谈论政治。

在历史的长河中，新月的岁月只是一个瞬间，却永远定格在了现代中国苍穹黝蓝的夜幕上。

“新月”人物众多，关系复杂，涉及到文学、政治、音乐、美术诸多领域，他们有个性，也有共性；他们有令人起敬的一面，也有平凡人的短处。新月社，是一个什么样的社？新月派，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派？“新月”的前前后后，经历了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却也耐人寻味；“新月”的人，进进出出，林林总总。

本书全面梳理了以徐志摩为灵魂、以胡适为棋手的“新月”群体的主要活动，包括他们的经历、创作、观点、论争等，给我们了解一个真实、不被扭曲的“新月”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本。

开篇

第一章 徐志摩、胡适的聚餐会

 徐志摩和梁实秋：一次有趣的、失败的演讲

 徐志摩和胡适：透露了婚外恋

 徐志摩和郭沫若：因“泪浪”结怨

 胡适和郭沫若：“夕阳楼之争”

 石虎胡同号：吃喝交谈的聚餐会

第二章 从“新月社”到“新月俱乐部”

 徐志摩骑着“拐腿瞎马”追爱

 “诗翁”泰戈尔来了

 松树胡同号：“俱不乐部”的新月俱乐部

第三章 新月社·现代评论社·周氏兄弟

 徐志摩和鲁迅“积仇的第一步”

 陈西滢和凌叔华：“新月”的一对夫妻

 周作人心里的“绅士鬼”和“流氓鬼”

 许广平、凌叔华：男人论战中的两个女人

 论战中的两个“和事老”：徐志摩和胡适

 胡适说，周氏兄弟最可爱

第四章 《晨报副刊》：徐志摩的“喇叭”

 由鲁迅的《我的失恋》引发的争斗

 既是徐志摩的，也是新月社的《晨报副刊》

 徐志摩欧游，思想大逆转

 “苏俄仇友”之争：徐志摩和胡适的分歧

 《晨报副刊·诗镌》：新月派的开端

 《晨报副刊·剧刊》：“国剧运动”的理论基地

第五章 新月书店：一个股份制的出版公司

 又一轮新月在上海升起

 新月书店的始末

 胡适任性“闹”退出

第六章 《新月》月刊：从文学到政治

 《“新月”的态度》的态度

 凌叔华、沈从文：两个“新月”小说家

 徐悲鸿、刘海粟：两个“新月”美术家

 潘光旦：唯一的“新月”优生学家

 叶公超、梁实秋：“新月”文艺评论“双璧”

 胡适和罗隆基：在《新月》“人权风波”中沉浮

第七章 《诗刊》：《诗镌》之后的诗歌刊物

 徐志摩和陈梦家：接力办《诗刊》

 方令孺和方玮德：“新月”诗人中的一对姑侄

 徐志摩和邵洵美：“诗坛双璧”

第八章 《学文》：《新月》的继承者

 叶公超和《新月》的最后岁月

 叶公超和《学文》及卞之琳、季羡林、钱钟书

末篇

后记

崇尚“父母在，不远游”古训的徐志摩好好远游了一次。

1918年，他21岁的时候，在拜师梁启超两个月之后，从上海出发远赴美国，先入克拉克大学研习历史，后为实现其父为他设定的日后成为金融实业界大亨的理想而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但他却热衷于政治、民主、劳工等问题的探寻，更“顺便”研究了一下社会主义理论，然后以一篇与政治、社会、历史、经济等都能搭上边的论文《论中国的妇女地位》获得硕士学位。这个过程，他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不仅如此，他像一只勤劳的小蜜蜂，辛勤地、不知疲倦地却又愉悦快乐地吮吸着来自西方世界的各种新思想、新学说和新主义。

渐渐地，在庞杂纷乱的新思想、新学说和新主义中，徐志摩的倾向先是集中在了尼采转而又是罗素的身上。尼采让他“登”上了哲理的山峰，他的肺里回旋着高空的清气；罗素让他懂得如何在逆境中坚持自我，如何抗拒世俗。于是，他要到英国去，“从罗素”。为此，他抵制住了即将到手的哥大经济系博士学位的诱惑，又将老父的殷殷嘱托和满心期待置于脑后，兴冲冲地投奔罗素去了，立志跟着这位“20世纪的伏尔泰”“认真念一点书”。

这一转变，使原本很有希望成为政治经济学家的徐志摩的人生发生了逆转，他当初“实业救国”的伟大崇高目标也随之转向，他最终的身份被定格为自由文人、浪漫诗人。当然，这个转变并不是在他一踏上英国的土地就发生的。

不巧的是，在他想要追随罗素抵达英国时，罗素正在去往中国的路途中。他没有能够如愿亲近偶像，聆听大师的教诲，自然也不能师从这位哲学伟人认真念一点书。他迷茫了一下，随即进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著名的政治学家哈罗尔德?拉斯基教授，攻读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也就是说，此时的他，因为拜罗素为师不成，只好仍滞留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之内。这似乎是他的无奈之举，但着实让家乡的老父亲感到欣慰。

可是，好景未长。徐志摩只在拉斯基教授身边徜徉了半年，就又跳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框框，在文学这个广袤天地中发现了自己，找到了自我存在的真正价值。徐志摩由在剑桥(康桥)大学的学者G?L?狄更生介绍，得以进入该大学的国王学院并获得了一个特别生的资格。从此，他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在他看来，他的眼睛，是康桥教他睁开的；他的求知欲，是康桥激发的；他的自我意识，也是康桥启蒙的。具体地说，他睁开的眼睛，在文学面前发光；他的求知欲的对象，是文学；他的自我意识，更准确地说，他的文学意识，开始觉醒并且蓬勃生发。

如果说，学经济是现实的话，那么，学文学则是理想的。徐志摩原本就应该是理想的而非现实的人，如他自己所说：“我如学商，竞可以一无成就，也许真的会败家；我学了文学，至少得到了国内的认识。在这私欲横流的世界，我能抱定坚真的意志，不为名利所摇撼。”也许可以说，他的转变是受了西方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影响，但如果说这是他的天性使然，似乎更准确一些。

未出一年，徐志摩在剑桥国王学院由特别生转为正式研究生。之前在美国，他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先后在克大、哥大分获一等荣誉奖和硕士学位，然而在英国，将近一年的时间，他仅仅让自己的身份由“特别”上升为“正式”而已，不要说他没有拿到一个博士学位，甚至没有完成一篇像样的论文。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浑浑噩噩庸碌无为，除了他已经由初出国时的意气风发的爱国青年走上了理想主义的浪漫诗人的道路之外，他也确立了“生活是艺术的”艺术人生观。之后，1922年8月，他突然决定回国。

五四运动爆发时，梁实秋刚刚16岁，却已经是清华学校中等科四年级的学生了。运动中，他也曾和同学一道上街游行，在街道架起凳子演讲，怒斥无能的政府，怒斥卖国的官吏，眼见平时道貌岸然、凛然不可侵犯的校长一个接一个地被同学们赶出校外，那种打破权威的感觉真令人痛快！在学潮中，清华学生建立了自己的组织——评议会和干事会，要求自治并参与校务。评议会是决议机关，干事会是执行机关，梁实秋连续几届被推选为评议会成员。

与此同时，梁实秋满怀激情地拥抱思想大解放的时代，接受着、体认着各种新思想、新学说和新主义：进化论与互助论，资本论和安那其主义，托尔斯泰和萧伯纳，罗素和博格森，泰戈尔和王尔德，胡适的实验主义，易卜生的戏剧，王星拱的“科学方法论”等，几乎不分肥瘦腻淡，只顾囫囵吞下。在这个方面，梁实秋和徐志摩有相似之处。虽然他当时学力未充，鉴别力有限，但此乱读，却大大丰富了知识，开阔了眼界，起到了为将来治学做准备的作用。

那时的清华和北大一样，学生社团多不胜数。自幼爱好书法又写得一手好字的梁实秋发起组织了一个练习书法的组织，他为其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清华戏墨社”。每天早晨六点，他和几位同好走进自修室，磨墨铺纸，竖笔而书。这样不分寒暑，一直坚持了两年之久。

当然，对于也爱好文学，而且对文学的兴趣日渐浓厚的梁实秋来说，组织文学社，更是一种必然。“小说研究社”就这样诞生了。因为这个社，他结识了高他两级的闻一多。听从闻一多的建议，“小说研究社”更名为“清华文学社”。文学社吸引了不少同学，比如有后来出名的“新月派”诗人朱湘、饶孟侃、杨世恩、孙大雨等。看得出来，新月社的许多成员，之前都曾加入过清华文学社。但是，虽然人员有交叉，但清华文学社并不是新月社的前身。

清华文学社有同学提出邀请一些名家来校演讲，一定会受欢迎，众人都觉得这建议好。最先被请来演讲的名家是周作人，他演讲的题目是《日本的小诗》。这个题目似乎更适合用于作论文，而不适合用于演讲。事实上，除了内容的枯燥外，周作人声音过低、乡音过重，使听众听得吃力，演讲效果大打折扣。严格说起来，这是一次无趣的、失败的演讲。

之后，徐志摩从英国回来了。他回国后参与的第一次社会活动，就是被清华文学社邀请去演讲。显然，这个时候的徐志摩已经被视为“名家”了，至少在清华文学社的梁实秋他们眼里，他就是名家。之所以如此，一来徐志摩是梁启超的大弟子——不是什么人都能拜师梁任公的；二来徐志摩是留洋硕士——既是哥大硕士，又是剑桥国王学院的高才生；三来徐志摩为追求自由和真爱，不理世俗，大胆地、毅然决然地“抛弃”结发妻子的行为，使他名声大噪；四来徐志摩创作了大量新诗，以其特有的、自由排列的形式，以及“浓得化不开”的情感和奔涌飞扬的激情，使他迅速引起文坛前辈的关注和文学新人的景仰。简单地说，此时的徐志摩，才名满天下。因此，清华学子们都极想一睹他的风采。

出面邀请徐志摩的人是梁实秋，不过，梁实秋并没有亲自去和徐志摩面对面接洽。这倒不是因为徐志摩是名家，而身为学子的梁实秋不便莽撞地找上门去。当初文学社邀请周作人，就是梁实秋亲自摸到周府直言相邀的。再说了，梁实秋也不是那种仰视名家、畏惧权威的人。徐志摩是梁启超的弟子，梁启超的大公子梁思成是梁实秋的同班同学。于是，梁实秋通过梁思成去和徐志摩商量。据梁实秋事后回忆，徐志摩立刻就答应了。

徐志摩如此爽快，也不完全是因为梁思成。他天生好动、乐于交往、热衷参与，而且个性张扬、喜好表现。就像他自己所说：“我学了文学，至少得到了国内的认识。”显然，他是很看重“得到国内的认识”的。初归国，他满腹的才情，急于要表现；他已经确定的艺术人生观，急于想引起共鸣；他对于自己的诗，自己的文学理论，甚至自己这个人，也急于要“得到国内的认识”。  这次演讲，是日后新月社两位主将徐志摩和梁实秋的第一次见面。梁实秋用“飘然而至”形容徐志摩的到来。这个词的确很符合诗人的气质。他白白的面孔，长长的脸，鼻子很大，下巴很长，穿着一件绸夹袍，外面是一件小背心，缀着几粒闪着金光的纽扣，脚上是一双黑缎鞋，尽显其文质彬彬的气质和潇洒神态。清华小礼堂里挤满了慕名而来的学生，人数不比听周作人演讲的少，黑压压一片。梁实秋说得不错，与其说他们是听众，不如说他们是观众——大多数人都是为“看”而来。

P3-6

“狮子老虎永远是独来独往的，只有狐狸和狗才成群结队。”

这是胡适说过的一句话。显然，他是不屑做“狐狸”和“狗”的，也鄙视成群结队。以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他崇尚独来独往，有心成为孤独的、高傲的“狮子”和“老虎”。然而，他为标榜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而在情急之下所说的这句话，却让他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有人曾做过这样的设想：让老虎和狮子打一架，看看究竟谁赢谁输，谁才是真正的百兽之王。这样的较量，理应是一对一的，一只狮子对一只老虎，这样才能比出真正的高低。如此狮虎斗的设想，原本就是人们主观的意愿，客观上不大可能有实现的一日，原因是，老虎固然擅长单打独斗，而狮子，却是成群结队的。

事实上，胡适独来独往的理想只停留在了书面上，或者口头上。生活中，他从来不是一个独来独往的“老虎”。他的身边永远聚集着一帮朋友，不知有多少人将“我的朋友胡适之”视作荣光和骄傲。他的家里常常高朋满座。“新月”成员之一的梁实秋就曾说，“新月”时代，他们几乎每个星期六都要在胡家聚会。不经意间，胡适像……那样，像……那样，像……那样，时时成群结队。

反对拉帮结派，不愿意成群结队，似乎是那个时代像胡适那样以自由和独立为立身根本的自由知识分子们共同的处事准则。就算是“新月社”实实在在地成立了，“新月派”不折不扣地存在着，“社”里的人，“派”里的人，也都不想、不愿承认，甚至完全否定以撇清自己和“社”和“派”有任何瓜葛和联系。

梁实秋无论在何种场合，都一口咬定：“新月根本没有派”。叶公超说，“新月社”不是一个正式的社团，而只是一个定期聚餐的一种集会。闻一多曾抱怨说：“还写什么诗，‘新月派’，‘新月派’，给你把‘帽子’一戴，什么也就不值一看了。”“新月”后期诗人陈梦家在20世纪50年代“大鸣大放”期间，这样说：“现在还有人喜欢把过去的招牌挂在别人头上，比如‘新月派’诗人陈某某等。我很不愿意别人老把过去的招牌挂在我的头上，而且这块招牌对我也不太合适，当时我只不过喜欢写诗，和‘新月派’诗人接近罢了。”

也许“拉帮结派”这个词贬义的成分更大一些，但成群结队、结社成团似乎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更不为过。在中国文学史上，在“新月”存在的那个年代，社团繁杂，流派众多，组社团、成流派一时间成为潮流。早先，有文学研究会，“为人生派”；有创造社，“为艺术派”。之后，有语丝社，“语丝派”；有湖畔诗社，“湖畔诗派”。那么，新月社，是一个什么样的社？新月派，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派？“新月”的前前后后，经历了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却也耐人寻味；“新月”的人，进进出出，林林总总。这一切，都值得后人追忆。

一提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新月社、新月派，除了对他们有专门而深入的了解，一般人在头脑里出现的印象，恐怕多半会与浪漫、唯美、滥情联系在一起。也难怪，谁叫那群人以月亮作图腾呢？月亮在中国人心目中的象征意义，还不就是情与美吗？何况还叫新月，更犹如女性中的新娘；何况还由一直被大众视为情圣的徐志摩作团体的灵魂。

如果读者有兴趣、有耐心读完这本书，应该会改变对徐志摩的通常印象。会了解徐志摩在率性与感性之外，还有老谋与理性的一面；在风花雪月之外，还有“柔”肩担道义的一面；在追求个人理想的爱情之外，还有为社会的理想而奋斗的一面。在徐志摩身后，蔡元培曾用“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来总结他，本书则意在写一个“诗外”的徐志摩。

不只是徐志摩，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都怀有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也因此他们在社会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比较重要，也比较生动。他们个人的人生道路的曲折，固然与社会动荡有关，也与此有关。

“新月”人物众多，关系复杂，涉及文学、政治、音乐、美术诸多领域，这使得写“新月”如同理一堆乱麻。写作有时单纯需要脑力，有时是脑力加体力，写“新月”则还需加上耐烦。

写完了“新月”，驻留我们脑海的是一组文人群像。他们有个性，也有共性；他们有令人起敬的一面，也有平凡人的短处。那个年代的文人们，当然不只“新月”的文化精英，与人争论仿佛是许多人的雅好，而意气大大重于是非的追究，争论也就不限于学术与观念。往往一争论便骂人、揭短、挖苦、人身攻击成了常用的武器，轻易地便抡开了去，文人不文了。倒是给旁观者——无心者看笑话，有心者看短长的机会。文人相轻也总比文人相谀要好些。

在这本书写作期间，我们专门到胡适的故乡——皖南绩溪去了一趟。胡适的故居去参观的人虽然源源不断，但总的来说还是不算多，可能与地点相对偏僻、独立有关——景点分散是皖南的特点。但房屋居室保存得相当完好，甚至胡适与江冬秀婚房里的家具、床柜、橱桌等等，据说都是原来的。真是出人预料。我们驱车离开上庄村，时间不长，就看见了紧靠通衢大路边胡适的“表妹”曹诚英的坟墓。皖南好山好水，清幽之处正多，却不知为何择此噪吵之处长眠，令人不解。

为了这本书，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李向晨、徐建曾到南京来与我们长谈，这本书里有他们许多心血，在此谨致谢意。

作者

2008年初冬于秦淮入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