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童年时起，他就已经成为精神。他，孑然一身，了无亲友，独自一人与整个哥本哈根乃至当时的整个世界相对抗。他，就是当代公认的存在主义或存在哲学之父、基督教新正统主义之父、后精神分析大师索伦·克尔恺郭尔。本书作者牢牢抓住克尔恺郭尔狭窄人生中几场重大事件进行深入的剖析，加以油画式的粗放描绘，试图揭示这位罕见的不幸者如何通过痛苦的自我纠缠和自我锤炼，而成为三位一体的跨世纪天才，并就学术上若千疑点提出了自己独立的看法。

单是他的名字就够暧昧、够阴森了：kierkegaard——克尔恺郭尔！在丹麦语中，这个名字既有教堂的意思，又有墓地的意思。事实上，从呱呱坠地那一天起，他就饱受焦虑、敌意，孤独、忧郁、不安、畏惧、绝望的折磨，比常人格外感受到生之烦恼和死之恐惧的分量，最后在畏惧之畏惧和绝望之绝望中走向信仰，满怀绝望的激情与人群和教会作不妥协的斗争，

他，就是当代公认的存在主义或存在哲学之父、基督教新正统主义之父、后精神分析大师索伦·克尔恺郭尔。由于他的开创性贡献不仅局限于这三大领域内部，而且延伸到它们的交汇处，因而，他又往往被看做三位一体的大师。

“大师精神影像”丛书总序：世界的守夜人

新版导言：他孤独的身影是自由之路的里程碑

序：再现“那个个人”

引子

第一章　家与国

第二章　童年的阴影

第三章　大学年华

第四章　灵与肉的畏惧与绝望

第五章　心灵的震撼

第六章　别了，蕾琪娜

第七章　信仰骑士

第八章　孤独天才

第九章　三位一体的大师

第十章　天才之死

第十一章　不朽的人道主义

新版后记

年表

主要参考书目

无论童年有多么阴郁、不幸、浑噩，我们仍然能穿过那些难忘的岁月。克尔恺郭尔长大了——至少“作为精神”长大了。哥本哈根城里有了这样一位青年：一头蓬乱的卷发；面容白皙；前额聪慧方正，但显得特别神经质；眉脊稍高但并不隆起，两道直眉下，是一双稍稍下凹的漂亮眼睛，这双眼睛清澈透明，初看上去十分善良，但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忧郁和紧张，尤其从右眼中透出隐隐的焦虑，宛如来自一种莫名的不安，在这只眼睛中，还能看出一种冷冷的智慧，以及一种无可奈何的嘲讽神情——有点像一丝苦笑，而左眼中则透出一份敢于直面事物的勇敢和正气；眼睛不算大，但在瘦削的瓜子脸上倒显得颇为大方；鼻子与眼睛相称，鼻梁较长，鼻尖低低地压住薄薄的上唇，同时又略略外翘，更显得有些自负而尖刻；单薄的鼻翼有一种紧张的收敛感；饱满的下唇被薄薄的上唇抿紧，下巴瘦削，整个脸部的结构格外给人一种感觉：这个人独自承受着难以测知的分量，并因而充满了敌意，别去惹他，否则他的痛苦和忧郁随时会变成刻薄的讥嘲喷薄而出。

那双美丽而忧郁的眼睛挽救了克尔恺郭尔的容貌！然而，他整个人的外观却不那么幸运。如果说近距离的审视让我们感到这位青年不凡的禀赋，那么，当我们退到一旁，在人群中再去打量他，就会发现他身材细长，脊背佝偻，步态甚至有点趔趄。他的嗓音十分刺耳，那种神经质的紧张音调和节奏，大大破坏了他眼睛里的美感。整体形象与眼睛中深不可测的美丽和忧郁不大相称，也许正因为如此，他眼中已有的疑惧、焦虑和不安更深了，而他智慧中很大一部分也随之变成了讥嘲和反讽，并逐渐形成一种表达风格。

从父亲那里承继的财富、地位和禀赋，以及他自己磨炼的尖刻反讽，为克尔恺郭尔绝对孤独的人格提供了一副理想的甲胄，使他得以怀着隐蔽的敌意和对立，在人群中生活下去。

1830年之前，克尔恺郭尔已经在哥本哈根一所著名的男子学校完成了初等教育。这一年，他接到哥本哈根大学的入学通知书，他将在那里开始新的人生。

1830年的丹麦，正处于社会变化的转折点上。国王腓特烈六世自1808年即位以来，曾经推行若干自由与改革举措，为不幸的丹麦带来一些生机，尤其为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恢复作出了贡献。但到1830年，国王已年、过六旬，日趋保守，时时防范着革命的发生。他开始用心限制资产阶级和广大民众已经取得的部分民主权利，尤其加强了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钳制。正在这时，法国爆发了七月革命，巴黎街头又响起了《马赛曲》，人民群众推翻了波旁王朝的专制统治，上层中产阶级取得了政治和社会上的支配地位，对出版和言论自由的压制、报刊预审制度等都被取消了。法国人又一次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且给欧洲带来变化的契机。

消息传到丹麦，无异于为丹麦工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尤其是知识界注入了兴奋剂。一系列社会政治变革实施了，对出版自由的限制取消了，社会风气、公众舆论和思想氛围为之一变，敏感的诗人和作家焕发了新的勇气和激情，学术文化界呈现一片繁荣的生机。对于年轻的克尔恺郭尔来说，在这样的年头进入丹麦最高学府哥本哈根大学，真可谓适逢其时。

其实，在克尔恺郭尔呱呱坠地前后，随着拿破仑战争的进行和结束，欧洲各民族就已经从痛苦中惊觉。拿破仑帝国的阴影威胁着欧洲，包括法国本身的优秀文化传统。为了救亡图存，所有遭受威胁的民族，都自觉地振作起来，从本民族古老深厚的生活源泉中，也从欧洲文化的伟大传统中汲取活力。正在兴起的浪漫主义迅速蔓延开来，在精神、思想和文化领域中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形成一场伟大的运动，改写着西方文明和整个人类的历史。这场运动往往凭借历史、民族或自然的壮丽素材，追求对个性、主观性、非理性、想象力、情感、自由等方面的体验，以及它们的自我表现。浪漫主义与文艺复兴运动有着诸多不谋而合之处，它从文艺复兴运动汲取了伟大的营养。通过卢梭、康德等文化巨人，浪漫主义又承继了18世纪启蒙运动的若干精华。施莱格尔、席勒、海涅、贝多芬、荷尔德林、华兹华斯、济慈、拜伦、雪莱、德拉克洛瓦、籍里柯……浪漫主义的大潮挟裹着灿烂的群星，席卷欧洲。当时，连费希特和黑格尔这样严谨的人们，也带着不可抑止的热情投身其中，不能自已。

浪漫主义也冲击着丹麦。当时，在天才的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家中，常常云集着哥本哈根学术文化界的精英，纵论天下大事。一天，民族诗人厄楞士雷革激动地往桌上猛击一拳：“是的，我们的文学没落了！我要使它复苏，否则就让魔鬼惩罚我！”歌德和雪莱们的感染力使丹麦的诗人们发现了古代北欧的历史，并相信可以用它代替古典的希腊。北欧和丹麦神祗们的悲剧写出来了，人们“意识到了斯堪的纳维亚的精神和良心”。厄楞士雷革、海贝尔、豪赫、贝格森、古隆维格、托尔瓦德森、艾基尔斯别尔格……丹麦也有了自己的星汉灿烂。浪漫主义在丹麦也取得了伟大胜利。它那清澈而和谐的形式显出独特的完美，乃至有人认为，如果单就形式而言，19世纪初的丹麦文学完全可与当时的德国文学一比高低！

P26-29

在这个世界上，有谁没有读过安徒生童话呢？卖火柴的小女孩、美人鱼、丑小鸭、冰雪王后……那些动人的故事，或许是最早进入我们心灵世界的文化内容，并且令我们终生难忘。

然而，所有读过安徒生的人中，极少有人知道，在安徒生的祖国丹麦，与他同时代还生活过另一位跨世纪的天才。他比安徒生晚八年出生；他们彼此认识；他对安徒生作过尖刻的批评；在安徒生讲述那些美丽而忧郁的故事、讲述《幸运的套鞋》这类故事之际，他也在讲述他自己“挤脚的鞋”的故事；他也亲眼看见了安徒生成功的辉煌。然而，在安徒生去世之前20年，这个人就在几乎彻底的孤独中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并久久地被淹没在历史海洋阴冷的深处。

把这个人与尼采比较，也能看出命运对他的独特待遇。这个人与尼采可以算是同时代人。在今天许多思想家眼中，他的重要不在尼采之下。然而，宣称“上帝已死”的尼采生前就已声誉遍地，进入20世纪，更是几乎家喻户晓。可这个人却注定要久久等待。

在这个人去世之后半个世纪，有人开始意识到他的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各个文化领域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先后对他产生了注意。从那时起，他开始对人类文化悄悄地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但是，一直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准确地说，一直要到20世纪60年代，这个人的影响才随着越来越社会化的存在主义思潮，达到了可与安徒生或尼采相提并论的程度，而且这种影响还只是为文化精英们所认识，并不为一般人所了解。不过，随着人类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得越远，全球性或个人性的生存问题暴露得越多，他的深刻意义越是显示出来。

人们对他的认识晚了大约一个世纪，但人们最终认识了他。

他，就是当代公认的存在主义或存在哲学之父、基督教新正统主义之父、后精神分析大师索伦·克尔恺郭尔。由于他的开创性贡献不仅局限于这三大领域内部，而且延伸到它们的交汇处，因而，他又往往被看做三位一体的大师。

今天，要想了解克尔恺郭尔对人类文化的意义，最好是看一看他对上述三大文化领域及其交汇处的重大影响。如果注意到，这三大领域都要到他去世半个多世纪之后才初步形成，他的天才就会格外令我们吃惊。

存在主义或存在哲学领域：三位公认的大师雅斯贝斯、海德格尔和萨特，都是在对克尔恺郭尔深刻和专门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学说的。正是这三个人特别注意他与尼采的比较，都赋予他和尼采大致相同的重要性。尤其是雅斯贝斯，他反复声称“克尔恺郭尔和尼采都是一等星”，“克尔恺郭尔和尼采使我们睁开了眼睛”。20世纪存在主义文学天才卡夫卡曾深入研究过克尔恺郭尔，他写道：“克尔恺郭尔是一颗明星，但是，他所在的那个地方，我是够不着的。”“我大概是在克尔恺郭尔那里迷了路……”

基督教神学领域：自19世纪以来乃至自宗教改革以来最伟大的新教神学家卡尔·巴特，也是沿着他的路线前进，才得以完成了基督教新正统主义的“危机”神学。

在存在主义与基督教神学交汇处的基督教存在主义，也将克尔恺郭尔视为创造人。须知，赫赫有名的P.蒂利希、R.布尔特曼、M.布伯和G.马塞尔等人，都是矗立在这一交汇处的巨匠。

精神分析领域：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人们发现，把克尔恺郭尔称做“精神分析学家”不会遭到笑话了。人们渐渐发现，克尔恺郭尔是后精神分析大师，只有弗洛伊德这位据称是哥白尼、达尔文之后最大的“人类意识革命家”，才能与克尔恺郭尔并肩齐立。“只是从弗洛伊德开始，克尔恺郭尔的工作才得到临床证据的支持。”反之，“在克尔恺郭尔的先驱性工作得到正确的理解和评价之前，弗洛伊德只好等待”。  就正如在存在主义与宗教神学的交汇处一样，在精神分析与宗教神学的交汇处，克尔恺郭尔也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正如人们所指出：“关于宗教与精神病学两个范畴的融合，再没有什么比克尔恺郭尔的著作表现得更清楚了。”

在这样三个领域及其交汇处，一个人表现出如此耀眼的跨世纪天才，却又如此不为人所知，这是什么原因昵？其实，理解这一点并不十分困难。如果一个人的思想过于超前而不被常人所理解，那么，这些思想连同与之血肉相连的人生，当然也就一并被埋没在浩瀚的历史之中。克尔恺郭尔是那种所谓“思想家的思想家”，直到今天，他在上述三大领域及其交汇处还不仅表现为开创者，也表现为前卫人物，那么多第一流的思想家与学者都还在继续努力清理和阐释他的遗产；此外，他的表述虽然才华横溢，但主观性太强，他的分析虽然绝妙透彻，但往往生僻晦涩；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和他的人生比在其他人那里更加纠缠不清，就其形成而言是互相锤炼，互为前提，互为发展，而要理解它们则需要互为映照，互为背景。由于这种种原因，不少精英人物在跟随他时常常感到有可能迷失在那炫目的天才之中，有这种感觉的并非卡夫卡一人。精英们尚且如此，那么要想从普通人的立场认识克尔恺郭尔，必然更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本书即是从普通人的角度认识克尔恺郭尔的一个尝试，它试图还原一个思想与人生血肉相连的克尔恺郭尔，通过两者的相互纠缠、相互锤炼、互为前提、互为发展，去把握那个活生生的人及其最终的思想境界。

但是，这一设想并非出于对普通读者的消极应和，它包含着以下几点慎重的考虑：

第一，如果把克尔恺郭尔作为一位杰出人物加以理解，那么，本书希望达到克尔恺郭尔自己提出的境界：“真正伟大的东西是人人都有同等资格来达到的。”

第二，正如读者从本书中将要看到的，克尔恺郭尔全力反对用任何抽象的、普遍性的东西(无论是思想、体系还是“历史”)去掩盖或代替具体的、特殊的个人。尤其是对他自己，他完全清楚自己的人生和思想道路独一无二，无法纳入任何既定的模式，而只能是“那个个人”。

第三，不从他的人生着手，便无法理解他的不幸和苦难，从而也就无法理解他的精神和思想之路，无法理解他是如何得以成为后世人眼中三位一体的大师。这是因为，正如他自己所说，不幸和苦难是人的罪，是对人的锤炼，也是得救的前提，“真理的胜利来自苦难”。本书试图表明，克尔恺郭尔的一生，实际上是努力超越自身不幸与“罪”的一生，是努力要成为一个人、一个基督徒的一生，是一位殉教者的一生。从另一方面说，克尔恺郭尔认为辩证法不仅意味着思想的能力，更意味着存在的能力，后者要求在自身存在中辩证地重复自己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克尔恺郭尔的思想是依靠生存而来，依靠“重复”而来。他“活”出了自己的精神和思想。只有通过他的人生，才能真正了解到其余的一切。

第四，沿上述第二点思路更深一步，本书尤其希望表明：克尔恺郭尔对活生生“个人”的大声疾呼，与其说是在代表一般的“个人”反抗对“个人”的抹杀，不如说是在从他自己不幸的人生中拯救和捍卫他自己。只是，由于他所站的精神高度，他对自己的拯救和捍卫同时也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在他所站立的精神高度上，首先对于他自己，其次对于一般的人之存在，他对自己的拯救和捍卫表现为一种伟大的人道主义。从这样一种境界出发，本书试图表明，存在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人道主义。而克尔恺郭尔不仅是一位基督教精神的殉教者，而且是一位人道主义的殉道者。从本质上说，唯其如此，他才得以成为存在主义之父，成为跨世纪的三位一体大师。

上述思路(尤其是第四点)还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不少现代人手中，存在主义已经变成了一种时髦，被大肆加以世俗的、消极的(用克尔恺郭尔自己的话说是“美学的”)应用。如果克尔恺郭尔还活在世上，他一定会为此大为震惊。实际上，同样是伟大人道主义者的卡夫卡早就表达过这种担忧：“克尔恺郭尔是和我同住一屋的邻居，只是，他还是一颗闪亮的明星。对此，我不仅有赞叹之意，而且也有一丝淡淡的同情……他不算一个消极悲观的人，在《恐惧与颤栗》那本书里，不知有多少积极的东西……他积极的一面实在是太多了，但愿人们对此不会有什么疑义。”

从另一方面说，克尔恺郭尔身上固然有着取之不竭的伟大财富，然而，这些财富对应着难以尽数的不幸和痛苦。许多追随存在主义的现代人以一种“实利主义”的态度，滤掉了与其精神和思想相反相成的伟大痛苦，单单抽出其精神和思想的片断当做诡辩的工具，为一种不负责任的自由主义辩护。在这些人手中，存在主义已经变成了某种破坏性的东西，与克尔恺郭尔的出发点完全相反。正是这些破坏性的东西，使得连波普尔这样的自由主义大师都对存在主义产生了不必要的误解，从而认为存在主义是一种“赌徒的哲学，盗匪的哲学”。而本书则希望指出，一个克尔恺郭尔意义上的存在主义者原来是多么痛苦。正如克尔恺郭尔所说，要做他那样的存在主义式“个人”，首先就需要“把眼睛从理性中挖出来”。可以认为，克尔恺郭尔自己就正是那从理性中挖出来的眼睛，自己已是那么血肉淋漓，惨不忍睹，却没有放弃对人之命运的焦切关注。本书希望表明，这并非一种不负责的、甚至是快乐放纵的选择，而是由不幸人生所铸就的痛苦的必然。本书希望人们认识到，每一种结局都必然地、无可避免地有着自己的代价；相反，每一种行为都会引出一种相应的结果。

然而，本书以上有关考虑，实际上为自己提出了几乎不可完成的任务。这首先是因为，他的生活是逼人地狭窄；其次，关于这生活的资料又是惊人地缺乏。

古往今来，很少有人像克尔恺郭尔那样形只影单。25岁时，满堂亲人除一位长兄外均已告别人世。他终生与人群处于敌对关系，几乎完全没有朋友，终生未娶，在彻底的孤独中去世。死后20多年，才有第一本传记出现。他留下了公开发表的大约5000页著作。然而，从这些著作中很难看出其人生的端倪，这是因为他坚持认为一个人切不可向公众直抒胸臆。

当然，克尔恺郭尔还留下大约一万页日记，这些日记有着巨大的含金量，向我们提供了有关他生平的最宝贵的资料。只是，发掘这笔财富，是一件无比困难的工作。克尔恺郭尔所留下的，实际上是一份残缺不全的日记，其中许多地方整页整页地被撕掉，而撕掉的地方往往是他的生活秘密就要显露之处。有人说，只有具备大侦探的才华，才能从这部日记中破译出关键的东西。

本书就是在上述前提下所作的一次大胆的尝试。作者牢牢抓住克尔恺郭尔狭窄人生中几场重大事件进行深入的剖析，加以油画式的粗放描绘，试图揭示这位罕见的不幸者如何通过痛苦的自我纠缠和自我锤炼，而成为三位一体的跨世纪天才，并就学术上若千疑点提出了自己独立的看法。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本书必然有着诸多不足之处，也未能展开全面的思想评述，作者随时准备接受各种坦率的批评。

不管怎样，作者已勾画出克尔恺郭尔人生与思想的主旋律，从而完成了给自己规定的基本任务；在下一本专著中，他将与读者进行进一步的交流。

十多年前，我写了“自己的克尔恺郭尔”，一如写了“自己的卡夫卡”、“自己的凡高”。三个人都于不惑之年前后死于非命(42岁、41岁、37岁)，三个人都不同程度地不为世人所容，然而三个人都散发“骨子里的温柔”，直到今天都让我落泪，他们是我眼中的“苦难天使”。

“苦难天使”让人绝望，让人走到尽头。惟有走到尽头，才有可能领略新生的激情。人的尽头是信仰的开端。惟有信仰意味着真实的生命，意味着新生。“苦难天使”是信仰的天使。

什么是信仰？凡高的表述充满纯朴感人的激情：“理解上帝的最好方式，是爱许多许多事物……爱你所爱，这样你就会更了解上帝——我就这样对自己说。然而，一个人必须带着高尚、严肃和亲切的同情心去爱，带着力量去爱，带着理智去爱；而且，一个人必须永远努力让自己了解得更深、更好、更多。这是通向上帝之路，这是通向坚定不移的信仰之路。”他显然满怀激情地面对着他自己的上帝、自己的耶稣。他令人悲哀的一生，他与教会的冲突，他所受的伤，印证了卡夫卡的见解：“一种信仰就像一把砍头斧，这么重，这么轻。”

克尔恺郭尔也面对着自己的上帝、自己的耶稣：“信仰的本质是成为秘密，成为个人的秘密。信仰需要被个人保守为秘密，甚至在诉告的同时，也必须保守为秘密，否则就不叫信仰。”基督不是什么，他只是绝对的真理，而真理，和生活一样，是荒谬、是悖论、是主观性和内在性、是精神和激情、是神秘……

5·12大地震之后，在被苦难洗礼过的成都大街上，我也看见了我自己的耶稣：

我看见你在我的城市举目四望，

有些孤苦零丁的样子，

流沙的城堡，从谁的指缝溢出？

飞鸟有窠，偕同大地的走兽，

而你没有枕头……在流浪的中途

大地狙击了苍蒲般的愿景，

倾盆大雨并没有下来，

沿着歪歪斜斜的末路，纸风筝

倾力诉说，一个最惨痛的隐喻，

如血色浪漫，绽放在东方，

此刻连鸡鸣也偃止了，

甚至没人讲述你的故事，

放逐了入子的最为严重的时刻。

“甚至在诉告的同时，也必须保守为秘密。”那么，让我回到眼下这本书。由于个体生命在历史长河的缺失，直到十多年前，我的写作仍然被歪歪扭扭的激情所支配，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种不幸。至少，眼下这本书尤为感性，并因而留下诸多有欠成熟的表述。今天新版之际，对于纯粹文字的不成熟，我把它们付之感伤的遗憾，这遗憾归因于我的疏慢之罪，甚至5·12大地震，也无法为此提供宽恕的理由，我只能就此向读者深致歉意，并希望有补偿的可能。

但愿新版的“导言”是读者可能考虑接受的一个补偿。如果说本书有“言成肉身”的倾向，那么，该篇“导言”反过来使之“肉身成言”。血肉模糊的肉身当然最容易击中柔软的人性，不过，哲学之“言”(阐释)也自有其存在的需要。我相信每个人都禀有哲学的天赋，希望该篇“导言”就此提供对话的空间，而不至冒犯读者思想的规范和理性的尊严。

为本书新版深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