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篇》，著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全书二十四篇，分内篇、外篇。内篇包括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九篇；外篇包括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十五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

《劝学篇》，著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同年发表，美国传教士Samuel Wood Bridge将之译为英文，题曰The Only Hope of China。全书二十四篇，分内篇、外篇。

内篇包括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九篇；外篇包括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十五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

上谕

序

内篇

 同心第一

 教忠第二

 明纲第三

 知类第四

 宗经第五

 正权第六

 循序第七

 守约第八

 去毒第九

外篇

 益智第一

 游学第二

 设学第三

 学制第四

 广译第五

 阅报第六

 变法第七

 变科举第八

 农工商学第九

 兵学第十

 矿学第十一

 铁路第十二

 会通第十三

 非弭兵第十四

 非攻教第十五

附录

范文正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利物，于人必有所济。”顾亭林曰：“保天下者，匹夫虽贱，与有责焉。”夫以秀才所任，任者几何？一命所济，济者几何？匹夫所责，责者几何？然而积天下之秀才，则尽士类；积天下之命官，则尽臣类；积天下之匹夫，则尽民类，若皆有持危扶颠之心、抱冰握火之志，则其国安于磐石，无能倾覆之者。是故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人人智其智，勇其勇，而天下强。大抵全盛之世，庠以劝学，官以兴能，朝廷明于上，则人才成于下；艰危之世，士厉其节，民激其气，直言以悟主，博学以济时，同心以救弊，齐力以捍患，人才奋于下则朝廷安于上。

昔春秋之季，周若赘旒。孔子诛乱贼，孟子明仁义，弟子布满天下，而周祚延二百馀年。七十子后学者，流衍益广。至西汉而儒术大兴，圣道昭明，功在万世。东汉末造，名节经学最盛，李、郭之气类，郑康成之门人，亦布满天下，一时朝野多重操行、尚名义之人，故卓、操不能遽篡，而蜀汉以兴。诸葛隐居躬耕而师友极盛，其人皆天下之毫[豪]杰，所讲明者天下之大计，故昭烈得之而成王业。曹魏迄隋，江北皆尚郑学，故北朝兵事纷纭而儒风不坠。隋王通讲道河、汾，门徒众盛，唐之佐命如房、杜、魏、薛，皆与交游其书虽有夸饰，其事不能尽诬，房、杜辈非必门人也，故贞观多贤而民得苏息。唐韩子推明道原，攘斥佛、老，尊孟子，赞伯夷，文宗六经，至北宋而正学大明，学统、文体皆本昌黎，由是大儒蔚起。宋代学术之中正、风俗之洁清，远过汉、唐。国脉既厚，故虽弱而不亡。宋儒重纲常，辨义利，朱子集其成，当时虽未竞其用，其弟子私淑亦布满天下，故元有许、刘、吴、廉诸儒，元虐以减。明尚朱学，中叶以后，并行王学，要皆以扶持名教、砥厉气节为事。三百年间，主昏于上，臣忠于下，明祚以延。咸丰以来，海内大乱次第削平，固由德泽深厚、庙算如神，亦由曾、胡、骆、左诸公声气应求于数千里之内，二贺熙龄，长龄、陶文毅、林文忠诸公提倡讲求于二十年以前，陈庆镛、袁端敏、吕文节、王茂荫诸公正言谠论于庙堂之上，有以致之。是故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此皆往代之明效，而吾先正不远之良轨也。

吾闻欲救今日之世变者，其说有三：一曰保国家，一曰保圣教，一曰保华种。夫三事一贯而已矣。保国、保教、保种，合为一心，是谓同心。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种何以存？有智则存。智者，教之谓也。教何以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也。故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回教，无理者也，土耳其猛鸷敢战而回教存。佛教，近理者也，印度蠢愚而佛教亡。波斯景教，国弱教改。希腊古教，若存若灭。天主耶稣之教行于地球十之六，兵力为之也。我圣教行于中土数千年而无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师；汉、唐及明，宗尚儒术，以教为政；我朝列圣，尤尊孔、孟、程、朱，屏黜异端，纂述经义，以躬行实践者教天下。故凡有血气，咸知尊亲。盖政教相维者，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

我朝邦基深固，天之所佑，必有与立。假使果如西人瓜分之妄说，圣道虽高虽美，彼安用之？五经、四子，弃之若土苴。儒冠、儒服，无望于仕进。巧黠者充牧师，充刚巴度，充大写西人用华人为记室，名大写。椎鲁者谨纳身税，供兵匠隶役之用而已。愈贱愈愚，愚贱之久，则贫苦死亡，奄然澌灭。圣教将如印度之婆罗门，窜伏深山，抱守残缺；华民将如南洋之黑昆仑，毕生人奴，求免笞骂而不可得矣。

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执政以启沃上心、集思广益为事，言官以直言极谏为事，疆吏以足食足兵为事，将帅以明耻教战为事，军民以亲上死长为事，士林以通达时务为事。君臣同心，四民同力，则洙泗之传、神明之胄，其有赖乎！且夫管仲相桓公匡天下，保国也，而孔子以为民到于今受其赐。孟子守王道待后学，保教也，而汲汲焉忧梁国之危，望齐宣之王，谋齐民之安。然则舍保国之外，安有所谓保教保种之术哉？今日颇有忧时之士，或仅以尊崇孔学为保教计，或仅以合群动众为保种计，而于国、教、种安危与共之义忽焉。《传》曰：“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孟子》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此之谓也。P9-13

今年(2008)是戊戌变法失败的第110年。一个自信的民族，其对失败的纪念与对胜利的纪念其实同样重要。

也许是历史的一种回报，在这个年份里，奥运会在中国举行。中国人把这视为一项“胜利”，更视为30年改革开放的一种精神果实。无可疑义，这确实是一颗滋润的果实。但是，如果把坐标放到戊戌年作思考，我们也可以说，这也是一颗迟到的果实。——在这样一个日子里，回望一下“戊戌”，对我们会有特别的启迪。

在此，我们选取了几部旧籍，把它们重新刊印，算是对那场失败的一种纪念。这种选取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戊戌变法不是一项孤立的事件，它至少与马关和谈(1895)和庚子国变(1900)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失败的事件。因此，我们选取的旧籍，就不是集中在戊戌变法这一个点上，而是力求展现出它前后的照应。

我们选取了这样三本书作为它核心的展示点，它们是：《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劝学篇》、《庚子西狩丛谈》。

伊李的马关和谈是19世纪以来最让中国人感到耻辱的一幕。无论是伊藤博文的咄咄逼人，还是李鸿章的努力周旋，都会使我们产生出一种想要更积极地参与历史的情怀和驱动力。——读了这个东西，你才会有一种爱国的真实愿望。只有了解历史，爱国主义才是有根的。也就是说，爱国首先不是一种观念，而是对历史的经验及其体认。

《马关条约》签订后，直到戊戌变法开始，中国有了一段短暂的思想解放时期(大约两年)。这时期的典型标志，首先是士大夫上书问政的频繁与热切，其次是近代性传媒(报刊)的爆炸式的产生，还有就是学会团体的大量涌现。而戊戌变法，正是这场思想解放的一种成果。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选取康有为和梁启超对变法屡带夸张的亲笔记述，而是选取了张之洞的《劝学篇》。之所以如此，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戊戌变法有两个界面，一方面，是少数“精英”的现代性观念的现实输入；另一方面，则是本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努力适应与痛苦挣扎。在这两个界面中，后者可能蕴含着更多的历史真实心态。有一个数据也许最能说明这一点：在变法期间，《劝学篇》印制的数量，约两百万册，而康、梁的那些观念，则并不普及。——这正是我们选取《劝学篇》的理由。

庚子国变(与此相关的概念，是“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是这场失败的现实伤痛，但至此，近代中国人开始真正趋向坚忍的努力。这正是20世纪中国的开端。《庚子西狩丛谈》是晚清笔记中最好看的一种，也是实录，所以我们选取了它。

这三个选择，可能有点另类，但我们认为是合适的。我们的工作在于：三个文本，我们都找了若干参照性的文本作为旁例，希望能使读者由此窥见历史的更广大的幅员。比如说，《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我们采用了《中日战辑》、《东方兵事纪略》等文献作为参照；《劝学篇》我们采用了康有为那几篇“上皇帝书”等作参照；《庚子西狩丛谈》则采用了《庚子国变记》与《拳变馀闻》作为参照。我们希望，这能成为一种有张力的阅读。

这三项之外，我们还选取了其他几部旧籍进行刊印，特别是选取了两部小说。一部是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一部是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这两个文本，透射出的，是那个年代的中国精英对现代性的理解和体认，有极大热情，又有极大局限。这在今天看来，是有启发的。

上禀出版之衷。是为说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化普及编辑室2008年10月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