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刚刚在中国推出的一系列作品汉译本中的一种，也是他的第二本小说，初版于1983年，他自己称之为“永远也写不完的政治小说”。

孙子孙女从伊斯坦布尔来老宅看望祖母，寂静的房子内外，充满了喧嚣与骚动。五个不同的视角，描述了当时混乱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的不安与困惑。1991年获得欧洲发现奖。

20世纪初，祖父塞拉哈亭达尔文奥鲁被政敌赶出伊斯坦布尔，携妻子法蒂玛定居于天堂堡垒。塞拉哈亭一生都在创作一部“可以唤醒东方”的百科全书，可到死也没能完成。多年后，只有他的私生子，侏儒雷吉普作为仆人与法蒂玛一起生活在古旧而寂静的老宅。和以往每个夏天一样，孙子法鲁克、麦廷和孙女倪尔君从伊斯坦布尔来看望法蒂玛，他们谈论同样陈旧而空洞的话题，而后就各回各屋，各干其事。可是，短短几天里，这寂静的房子内外，充满了喧嚣与骚动：每一个人都要适应变化巨大的环境，面对自己摆脱不掉的回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和迷惘，爱情和仇恨；他们有的失落了信仰，有的找到了不同的信仰，有的为自己所谓的信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混乱的社会背景下，一座老宅无法保持它的安详。

“饭好了，老夫人，”我喊道，“请上桌吧。”

她什么也没说，拄着拐杖，就那么站着。我走了过去，搀起她的胳膊，把她带到桌边，让她坐了下来。她只是喃喃地说着什么。我进了厨房，端来她的菜盘，放在她面前。她看了看，却碰都不碰。她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伸长了脖子。这时我才想起来，赶紧拿出她的围兜，系在她那大大的耳朵下面。

“今晚你又做了些什么饭？”她问道，“说说看，你又胡乱做了些什么？”

“橄榄油烧茄子，”我回答道，“你昨天不是点了这道菜吗！”

“是中午的吗？”

我把盘子推到她跟前。她拿起叉子，自言自语着搅了搅茄子，稍微弄碎后开始吃起来。

“老夫人，您的沙拉也在这儿。”说完我就进了厨房。我给自己也端了一盘茄子，坐下来，开始吃起来。

过了一会儿，她喊道：“盐，雷吉普，盐在哪儿？”

我站了起来，进了厨房，再出来一看，就在她手里拿着呢。

“那不就是您要的盐吗？”

“我也是刚看到，”她说，“我吃饭的时候你为什么进厨房去了？”

我没回答。

“明天他们不来吗？”

“来，老夫人，他们来！”我说，“您不撒盐吗？”

“你别管！”她说，“他们来吗？”

“明天中午，”我说，“他们不是打过电话了吗？……”

“别的你还做了些什么菜？”

我把她吃剩的半个茄子端回厨房，往干净的盘子里盛上豆角，端了出来。看到她又开始厌恶地搅和起豆角来，我便进了厨房，坐下来吃我的饭。过了一会儿，她又喊了，这次要的是胡椒，可我装作没听见。接着她又要水果，我把水果盘放在她的面前。她那瘦骨嶙峋的手就像只疲惫的蜘蛛一样，在桃子上慢慢爬着，最后停了下来。

“都是烂的！你从哪儿找到的这些，是在树下捡的吗？”

“这不是烂，老夫人，”我回答说，“是熟。这些都是最好的桃子，是我从果蔬店买来的。您也知道这里已经没有桃树了……”

她装作没听见，挑了一个桃。我走进厨房，正要吃完我的豆角时，她喊道：

“解开！雷吉普，你在哪儿，快给我解开！”

我跑了过去，正要伸手给她解围兜，可一看，桃子只吃了一半。

“那我给您拿杏来吧，老夫人，”我说，“要不一会儿半夜里您就要把我叫醒喊饿了。”

“谢谢了，”她说，“感谢老天，我还没到要吃那树上掉下来的东西的地步。把这解开！”

我伸手解下了围兜，擦嘴的时候她皱起了眉头，做了个祷告的动作，站了起来。

“扶我上楼去！”

她靠在我的身上，上了几级楼梯，又是在第九级楼梯上停了下来，喘口气。

“他们的房间你准备好了吗？”她气喘吁吁地问道。

“准备好了。”

“那好，我们上吧。”她说，身体的重量压在我身上更多了。

我们上了楼，到了最后一级楼梯，“十九，感谢老天！”她说着，走进了她的房间。  “把您的灯开开！”我说，“我要去看电影。”

“这么大个人，还要看什么电影！”她说，“别太晚回来。”

“不会太晚。”

我下了楼，吃完豆角，把脏碗洗了洗。摘下围裙，戴上领带，拿起夹克，拿上钱包，出了家门。

海风徐徐吹来，我很惬意。无花果树也哗啦啦地响着。我关好院门，朝海边浴场走去。一走过我们家的院墙，就可以看到人行道和新建的水泥混凝土房子。人们坐在阳台上，坐在窄小的花园里，打开电视，看着、听着新闻；女人们则都在烤炉边上，她们也是那样，看不到我。烤炉架上是肉和烟——家庭、生活，这些都是我很感兴趣的。但一到冬天，就什么人都没有了，那时，走在空荡荡的街上，听着自己的脚步声，我常常会感到害怕。我感到有点冷，便把夹克穿上，拐进了小街。

大家都在同一时间看着电视吃饭，这么想有些怪怪的！我在小街上转悠着。一辆车停在了一条小街的街口，街口正向着一个小广场。车里下来了一位刚从伊斯坦布尔来的男人，看上去很疲惫，手里拎着包，走进了家。他看上去还有一脸的担忧，似乎是因为没能及时赶上边看电视边吃的那顿饭。当我再次来到岸边的时候，我听到了伊斯玛依尔的声音。

“彩票，还剩下六天了。”

他没看到我，我也没吱声。他在饭店的餐桌间来回穿梭着，不时地低头问顾客。后来，有一张桌上的客人叫住了他，他弯下腰，把一捆彩票递给了一位穿着白衣服、束着头发的姑娘。姑娘慎重地挑选着，她父母面露微笑，十分满意。我转过身，不再看他们。要是我出声叫他，要是伊斯玛依尔看到了我，他会瘸着腿快步走过来。他会说：大哥，你为啥老不来我们家。而我则会说：你们家太远了，伊斯玛依尔，而且还在坡上。他会说：是的，你说得对，当初多昂先生把那些钱给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不是在坡上而是在这儿买了地，大哥，哎，那时候如果我不是因为离火车站近而在那儿买了地，而是在岸边买了地的话，那我现在就已经是个百万富翁了。是的，是的，总是相同的话。他那漂亮的妻子则会静静地看着。我为啥要去呢？但有时我想去，在找不到一个人说话的冬夜里我想去，但总是那些相同的话。

岸边的各娱乐场所空空的，电视都开着。卖茶水的把几百只空茶杯整齐地摆放在了一起，这些杯子干干净净，在耀眼的灯光下闪着光。他们在等着新闻的结束，等着人群拥向街头。猫都缩在了桌子底下。我继续往前走去。

舢板都停泊在防波堤内。又小又脏的沙滩上一个人也没有。冲上岸的干瘪了的海藻、各种各样的瓶子、各种各样的塑料袋……有人说船夫伊卜拉欣的家要被扒掉，说是要建咖啡馆。一看到咖啡馆明亮的玻璃，我一下子激动了起来。也许会有人，会有玩牌的人，我们可以聊一聊。他会问，你好吗，我会说一说，他则听着；哎，你怎么样，他会说一说，我也会听着——为了压倒电视的声音和其他的吵闹声，我们会相互大声喊着聊，这就是朋友。也许我们还会一块儿去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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