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开始，芬兰文学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时期：现实主义时期。这个时期最杰出的代表就是芬兰剧作家、小说家明娜·康特。她的作品充分流露出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和对被压迫妇女的同情，反映出要求提高妇女地位的强烈愿望，有“芬兰的易卜生”之称。

她的著作有小说，也有剧本。收入本书中的《工人之妻》、《根据法律》、《牧师之家》、《安娜·莉莎》等，具为其最有影响力的作品。本书是首次直接从芬兰文翻译为中文的明娜·康特作品选集。

明娜·康特(Minna Canth 1844-1897)是芬兰现实主义运动最勇敢的旗手。

她的作品充分流露出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和对被压迫妇女的同情，反映出要求提高妇女地位的强烈愿望，有“芬兰的易卜生”之称。

她的著作有小说，也有剧本。收入本书中的《工人之妻》、《根据法律》、《牧师之家》、《安娜·莉莎》等，具为其最有影响力的作品。

明娜·康特善于抓住问题的中心，并能顽强地提出问题而且击准要害，强化冲突，她用词尖锐，充满火药味，矛头直指社会上可恶的偏见，陈腐的道德观念和僵死的旧习俗。

在今日芬兰，明娜·康特是芬兰女权主义的象征，至今仍有广泛影响。从2003年起，每年3月19日(明娜·康特的生日)被命名为“明娜·康特日”，也称为芬兰平等日，届时全国升国旗以示纪念。她的剧作不断上演，更被译成俄、英、法、德、瑞典、日等多种文字。

在我国，鲁迅曾通过日文翻译了明娜·康特的短篇小说《疯姑娘》，刊登在“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周氏兄弟合译文集》”。过去我国的芬兰文学中译均由其它语文转译而来，本书是首次直接从芬兰文翻译为中文的明娜·康特作品选集。

前言

工人之妻

垂危的孩子

根据法律

牧师之家

离家

幸福在哪里？

安娜·丽莎

根据法律

一

虽说托依卡·威勒的妻子已生了三个孩子，而且一个连着一个，相距时间最多也不过一年半，但是她依然那样风流秀曼，妩媚撩人。不过这也并没有什么奇怪，她今年刚刚二十二岁，像这样的年龄，美貌决不会顿时消失的，何况再略施脂粉，那不就更加炫人眼目啦！托依卡·玛丽亚很知道自己俏丽的脸庞和苗条的身材的价值，因为她正是靠这些才使别人，特别是一些男人为之拜倒，否则她的丈夫威勒也决不会依然跟从前追求她时那样温柔体贴地爱着她。当然，小的龃龉也有，不过一点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玛丽亚还常常故意撩拨他，当她看到这位身强力壮的男子汉被她弄得神情激动，气得浑身发颤，觉得挺好玩的，说实在的，威勒是个少有的老好人，为人敦厚。但是在那种场合，他也会气得两眼冒花，而玛丽亚心中却乐呵呵的。把他折磨了一阵以后，再依偎在他身旁，手搭在他的脖子上，轻轻地抚摸着他那粗糙的脸颊，嫣然一笑。在通常情况下，她这样一来，他的一切怒气就随之烟消云散了。威勒就会一把将她拉到怀里，紧紧地搂住她，搂得她几乎透不过气来，仿佛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把他俩拆开似的。

要是她长得像个丑八怪，她的丈夫会这样爱她吗？那才不会呢！倘若她长得丑，他就会随心所欲地，像对待奴隶一样地使唤她，让她干活，别的男人就是这样干的，因为他们家里都有一个面庞枯瘦，未老先衰的老太婆。

玛丽亚一打扮就比别人漂亮，因此有一些人对她非常妒忌，但是这也不足为奇，有谁不希望能像她一样的美呢！她在街上走路，总有一些绅士老爷停住脚步望着她的背影，要是四周没有女人，他们就会禁不住喊出声来，“天哪！多么漂亮的姑娘啊！”碰到这样的事儿，玛丽亚心里总是喜滋滋的，笑得嘴都合不拢来。碰到这种情况，她故意把头巾角往嘴里一咬，头一扭，朝后送个秋波。这一来就会使那帮色鬼跟在她后面跑了起来。用不着费什么劲儿，这些家伙就会像见了腥的猫儿一样，睁着通红的眼睛，寸步不离地跟在她的后面。玛丽亚见了高兴极了！她引着他们从一条街跑到另一条街，最后突然溜进自己的家门，躲到阁楼里去了。当这帮老爷们赶进院子都傻了眼了，连她的人影儿都不见了。他们东张西望，窗子里也看了，所有的门也打开了，但哪儿也找不到她，最后无奈一个个垂头丧气地离开了。事情过了以后，玛丽亚原原本本地把她开的这个玩笑告诉了威勒，而威勒通常对这类事是无所谓的，他觉得这帮家伙被戏弄一下是活该，他们是自作自受。因此，他也跟着她一起乐呵呵地笑了起来，特别是玛丽亚捉弄的那个老爷凑巧是他所认识的。

然而，正当她踌躇满志，继续玩弄那套把戏的时候，压根儿没有想到，有一次竟然闹得她自己都不愿收场。这事发生在去年秋天。玛丽亚在奥普曼老爷的地里刨土豆。她得到的工钱不少，总比别人多，因为“她干起活来卖力气”——老爷就是这样说的。他站在离玛丽亚不远的地方，瞧着她用脚跟把铁锹往地里一蹬，土豆就连根刨起，然后弯下身子把土豆捡到筐里。玛丽亚的心里非常清楚，老爷对这刨土豆的活儿并不感到新奇。尽管装模作样，好像无事的样子，她从那双炽烈的小眼里看得出这里有蹊跷。当老爷试图奉承她的时候，她却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

开始是一番花言巧语，但玛丽亚却装着没有听见的样子。说实在的，她并不想一口拒绝去冒犯老爷，因为那样的话，她也许就拿不到优厚的工钱了。

她家的确很需要钱，随着家里人口的增加，威勒挣的那几个钱越来越不够花了。今年春天，他们的日子一度过得相当拮据。孩子病了，威勒又一连几个星期找不到工作，那时的日子真不好过。玛丽亚心里非常苦恼，一再懊悔自己结婚太早。谁知道什么鬼东西迷住了心窍，十八岁就出嫁了，仿佛晚些结婚，就享受不到人生乐趣似的。  婚后，孩子就一个个地生下来了，接踵而来的就是一连串的痛苦和烦恼。其他和她年龄相仿的姑娘都在尽情欢乐，而她却连自己是否有过青春都不知道。

当时，她就是这样想的。但是到了夏天，孩子的病好了，威勒也找到了工作，苦难的日子总算熬过去了。玛丽亚给自己买了新衣服，很快她又恢复了从前那种轻松的心情，然而打这以后，她觉得贫穷和拮据比瘟疫还可怕，简直不敢想象。要是他们今后再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P98-100

芬兰文学应该包括两部分：芬兰语文学和瑞典语文学。芬兰语文学起源于17世纪的民间诗歌，19世纪中期经埃里亚斯。伦洛特收集整理出版了举世闻名的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整个19世纪是芬兰社会变化最大的时期，也是芬兰语文学真正兴旺发展的重要时期。1808—1809年的瑞(典)俄战争结束了瑞典对芬兰的统治。芬兰成为俄国的一个大公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时，芬兰获得了政治、文化等方面一系列的权力。1869年芬兰有了自己的议会，1863年法律规定了芬兰语享有与瑞典语同等的地位。1866年，芬兰语地区的学校开始实行芬兰语教学。此时，芬兰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学者、诗人、作家、戏剧家。芬兰文学首先出现的是民族浪漫主义时期。19世纪60年代开始，芬兰文学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时期：现实主义时期。这个时期最杰出的代表就是芬兰剧作家、小说家明娜·康特。

明娜·康特，1844年3月19日出生于芬兰纺织工业中心坦佩雷(Tampere)市。父亲是工人出身，后来在该市一家著名纺织厂担任工头，家境有所改善。康特幼年时就亲眼目睹了她家周围贫苦工人的艰苦生活。1853年她九岁时随父母迁往库沃比奥(Kuopio)市，父亲负责经营纺织厂开设在该市的一家棉纱店。康特曾在当地两所学校和一所瑞典语女子学校学习。1863年她被刚成立的于凡斯居莱(Jyva skyla)师范学院所录取，她是该校录取的第一批女生中的一个。1865年她与该校自然课老师Jollan Ferdinand(：anth结婚，因而不得不中途辍学。婚后康特和她丈夫住在于凡斯居莱。1878年起她就开始写短篇小说，为当时的进步报刊撰写文章，针砭时弊，推进社会改革。1879年她丈夫不幸病逝。康特自从丈夫死后一直孀居，靠经营父亲留下来的棉纱店和微薄的写作收入养活七个孩子。为了生活，她每天要做大量的工作和家务。但是，她有无比充沛的精力和敏锐的洞察力，有火一般炽热的激情。1897年5月12日康特病死于库沃比奥市。她的著作很多，有小说，也有剧本，著名的有：《破门贼》 (1883)、《工人之妻》(1885)、《哈娜》(1886)、《穷苦人》(1886)、《暗礁》(1887)、《苦命的孩子们》(1888)、《根据法律》(1889)、《女贩洛鲍》(1889)、《牧师之家》(1891)、《雪尔薇》(1893)、《离家》(1895)、《安娜·莉莎》(1895)。

明娜·康特被称为芬兰现实主义运动最勇敢的旗手，她享有“芬兰易卜生”的盛名。她公开提出了文学创作要有实用性、现实性、符合现实生活的原则。1886年她创作的现实主义小说《哈娜》在芬兰文坛掀起轩然大波，为了回答对她的责难，康特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现实生活中不仅有美好的一面也有丑陋的一面，难道这是我的过错吗？作家应该实事求是，如实地把一切都反映出来，决不能对现实加以任何的美化。”

康特开始创作是在19世纪70年代末，当时的芬兰正处在一个大变革、大转折的时期。当时的社会改革引起人们生活各个领域的变化。长期停滞的农业，在1887年至1888年的大饥荒之后，更是濒临破产的边缘。与此同时工业却迅速发展，为失业流散人员提供了就业的机会。随着大量人口流入城市，城市出现新的社会阶层——工人阶级，同时社会上许多不合理现象也越来越暴露。芬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一批新兴的青年知识分子与以教会神父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康特主张平等、自由、博爱，强调理性和科学，反对愚昧落后，反对父权制和教权主义。她反对传统的包办婚姻，主张自由恋爱，明确提出幸福的婚姻应以纯真的爱情为基础，而不是金钱。她强烈主张男女平等，旗帜鲜明地抨击法律中歧视妇女的条款，维护妇女在家庭、教育和工作方面的合法权利。康特是个才华横溢的女性，她一生努力自学，笔耕不辍。她不仅是个多产作家，而且还是个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她以实际行动为妇女的解放树立了光辉的榜样。除了妇女问题以外，康特还关注其他的社会问题。她始终在观察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芬兰社会各阶层的人们，而最让她关注的还是最基层的劳苦大众。康特写出了许多反映人民疾苦和社会不公的作品，揭示了城市贫富分化的悬殊。在她的作品中，有钱人的极度挥霍和贫困者为生存而进行着的绝望挣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尽管作家并没有明确指出贫穷的深层原因，但对底层人民苦难深渊的揭示却深深触动了读者。康特不仅仅是揭露社会矛盾，抨击社会弊端与不公正，她还特别强调人应该遵守公认的伦理道德，提出人必须进行内心世界的自我修养与自我改造。她反对酗酒，反对家庭暴力，反对玩弄女性。她提倡诚信、勤俭、互助互爱等美德。康特反对歧视少数民族，她主张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和风俗习惯。

明娜·康特善于抓住问题的中心，并能顽强地提出问题而且击中要害，把冲突提高到新的高度。康特用词尖锐，充满“火药味”，矛头直指社会上可恶的偏见，陈腐的道德观念和僵死的旧习俗等。她为传播高尚纯洁的内心世界和思想解放，奋斗了一生。

康特深受当时北欧现实主义思潮的影响。丹麦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乔治·布兰代斯(George Brandes)的学说是康特创作思想的理论基础。康特的作品中，易卜生、比昂逊、莫泊桑和左拉等作家的作品以及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现实主义和托尔斯泰的学说也有很深的影响。

在今日芬兰，明娜·康特被奉为芬兰女权主义的象征，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从2003年起，每年3月19日(即康特的生日)，被命名为明娜·康特日，也称为芬兰平等日，届时全国升国旗以示纪念。这是芬兰迄今获此殊荣的第一位女作家。康特的剧作不断在芬兰上演，如《安娜·莉莎》等作品已经成为芬兰某些剧团的保留剧目。康特的作品有的已搬上了银幕。在国外，她的作品也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并译成俄、英、法、德、瑞典等多种文字。

在我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曾把北欧文学介绍到中国，他通过日文翻译了明娜·康特的短篇小说《疯姑娘》，刊登在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周氏兄弟合译文集。1961年根据明娜·康特小说《根据法律》改编的电影曾译制成中文在我国各地上演。这是我国人民第一次真正广泛地接触到明娜·康特的作品。

2002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开设了我国第一个芬兰语班，正式开始培养芬兰语翻译人才。2005年，芬兰专家RistoKoivisto和我第一次在我国系统讲授芬兰文学。明娜·康特及其作品是该文学课学习重点之一。她的作品深受中国学生的喜爱，并且成了多名学生学士论文研究的课题。

这次，我们翻译出版了《明娜·康特作品选》，共两部，北京外国语大学欧语系芬兰语教研室主任余志远担任主编，参加翻译的有我国第一届芬兰语班的高材生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芬兰语教研室两名年轻教师。

《明娜·康特作品选》得以顺利问世，首先应当归功于译者的戮力同心，他们坦然面对了翻译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的繁琐、寂寞和艰辛。其次，在本书翻译过程中，芬兰专家Risto Koivisto自始至终与译者保持密切联系，热情地为译者释疑解难，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们要想真正理解明娜·康特的作品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的出版还得到了芬兰文学信息中·心 (Finnish Literature Information Centre简称Fili)赞助，本书的照片由芬兰文学协会文学资料馆(SKS—KIA)提供，在此谨向Fili和SKs—KIA表示衷心的感谢。

余志远

2007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