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微知著，以崭新的笔触披露惊心动魄的真相，去伪存真，用生动的细节还原历史本来的面目。

本书收录了历史随笔性文章。这些文章多从某个特定历史片断或某些历史人群中，微观探究了我国历史。叙述风格注重故事性和情节性，同时也强调历史叙事的分析性。

历史学家的职责不但是对历史真相孜孜不倦的追寻，而且是对历史不断地做出新的解释。这就要求历史学家要坚决摒弃人云亦云、墨守旧说的惯性思维，而要独立思考，大胆质疑，善于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待旧的问题，发挥创造性的想象力，同时具有脚踏实地的科学精神。德国伟大诗人歌德在其不朽巨著《浮士德》中说：“大呼批判，大喊怀疑，我总不会被迷惑。”怀疑、假设与求证是相辅相承的辩证关系，两者均不可偏废，而怀疑应置于首位。

传统的史学中，历史研究的焦点集中于王朝的更替、社会的变迁、英雄造世等“宏大叙事”或“元叙事”，本书中所收的历史随笔性文章，多是从某个特定历史片断或某些历史人群中进行微观探究，更加关注历史中的“零碎”或个案。在表述上，除了侧重历史解释的故事性和情节性的叙述风格，同时也强调历史叙事的分析性，即在对史料收集、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历史逻辑对客观历史进行新的解构与重塑。

还原真相

　圣旨原来也有假

　名言的张冠李戴与移花接木

　光武帝刘秀蒙受“不白之冤”

　诸葛亮自荐失败，自编自演“三顾茅庐”

　曹操缘何笼络文人又兴起“文字狱”

　千里走单骑是个谜

　夜郎：被世人误解两千年的古国

　狄仁杰：唐室功臣外衣下的“官油子”

　唐朝因干旱而灭亡？

　杨门女将：一段美丽的“假历史”

　宋江曾经不想招安？

　王阳明为何被人遗忘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背后

　乾隆惩贪缘何愈惩愈贪

　康有为的作用有那么大吗？——回望戊戌变法110年

　戊戌维新派为何求助袁世凯

重返现场

　毛泽东与张国焘生死攸关的较量

　1937，庐山谈判蒋介石逼毛泽东“出洋”

　重庆谈判中蒋介石的心态变化

　毛泽东三见“神秘客”

　1968年：张国焘观“文化大革命”

　林彪座机是如何被“逼”走的

　毛泽东后人现状：主席要我们夹着尾巴做人

　陈伯达之子忆中南海日常生活

　李政道同江青的一次辩论

人物新探

　商鞅：为强秦奠基，为自己掘墓

　大乔和小乔

　知遇之恩害了姜维

　宋徽宗的另类解读

　李白成：寇性难改的“山大王”

　崇祯：一个破产的帝王

　“泥菩萨”黎元洪的另一面

　段祺瑞忠诚反遭忌

　好人胡适

破解谜团

　战国外交史上的杰作：秦赵渑池会的真相

　清代监狱千奇百怪的敲诈勒索花样

　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是如何被曝光的？

　开国大典时，蒋介石缘何放弃空袭天安门

　刘青山与张子善案内幕

　蒋介石勾结李承晚挑动朝鲜战争爆发？

　1969：秘密重建天安门始末

　蒋纬国口述历史细节

　揭秘十四世达赖喇嘛

　许世友秘捕林彪死党内幕

　邓丽君为何没能来大陆演唱

　迟到的真相——14年前的千岛湖惨案

事关风月

　历代皇朝选妃内幕

　帝王对糟糠之妻的情分

　丑女不愁嫁

　西施与范蠡

　汉代第一男宠

　换妻如换衣：刘备私生活秘史

　丞相陈平前程从“富婆”开始

　乐于为妓的胡太后

　山阴公主：淫乱的血统

　天生尤物——冯小怜

　萧皇后：半世“女俘”

　杨玉环与梅妃之谜

　大唐才女上官婉儿：石榴裙下的极致风流

　陆游终生牵挂的女人

　萧太后：铁血爱情与辽国的兴盛

　塞金花和洪钧

　张学良爱慕宋美龄，曾想猛追求

海外秘闻

　亚特兰大事件：鲜为人知的美国大屠杀

　美国南北战争性史探秘

　是海燕，也是乌鸦

　斯大林在苏德战争前的失误

　“猴”的胜利——苏德军工思路大比拼

　纳粹“生命之源”计划始末

　“熊工作”：暗杀斯大林

　美国中情局：谋划“藏独”50年

　1964，日本睁开双眼

圣旨原来也有假

文/眭达明 刘 辉

在古代，皇帝的圣旨不仅有许多是官样文章，是官场例行的公文，而且还有不少是假的。这种假圣旨，既有形式上的，也有内容上的；既有别人伪造和冒充的，也有皇帝本人授意或有意为之的，表现形式可谓多种多样，五花八门。

模仿笔迹，乱写批示

梁师成，字守道，开封人，起初只不过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内侍省书艺局的小宦官，后来专门负责出外传宣皇帝诏旨，才逐渐被宋徽宗所宠信，当上了武阶官最高的太尉，宣和四年(1122年)又获开府仪同三司“使相”。梁师成这个宦官因为稍知诗书，略懂文法，加之为人机灵乖巧，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和好感，让他代行文书，参与朝政。发展到后来，不但“御书号令皆出其手”，取代了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的作用，而且他还挑选了很多擅长书法的小吏模仿宋徽宗的笔迹，伪造宋徽宗的“御书”，也就是“御笔手诏”。然后掺进别的公文一道下达。因为这些“御书”同皇帝笔迹一模一样，受文单位自然不清楚它们是假的，于是同皇帝的圣旨一样贯彻执行，梁师成祸乱朝政到了如此地步，真是触目惊心。假如宋朝不盛行所谓的“御笔手诏”，皇帝不带头用白条子封官和处理政务，梁师成也就不可能如此胡来。

模仿皇帝笔迹签发文件和写批示，其始作俑者当然不是梁师成，而是早有其人。如《南史》的《恩幸传》就记述了20多位“恩幸”(皇帝宠爱的人)，这些“恩幸”官位不高，却“势倾天下”。如在南齐得到三朝皇帝宠信的纪僧真，早在齐武帝之父齐高帝萧道成为南朝刘宋政权的中领军时，就在府内任主簿(秘书)。萧道成对他十分信任，让他模仿自己的笔迹在文书通告上签名，久而久之，纪僧真的字体和萧道成的一模一样。从此凡是需要萧道成签发和批复的文书统由纪僧真代理。由于纪僧真模仿的字迹可以假乱真，所以萧道成看了也笑着说：“连我也分辨不出来了。”

假中有假，以假治假

假圣旨在形式和字迹上使人真伪莫辨，而真圣旨呢？它们的内容能保证都是真实的吗？未必。其实有许多真圣旨的内容也是真真假假，甚至假中有假。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藩镇割据从河北、山东发展到全国各地，造成藩镇林立相望的局面。唐宪宗李纯即位后，唐朝的藩镇割据局面虽然基本结束，暂时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但藩镇拥有财富和重兵的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变，有好些藩镇的节度使只是表面上尊奉朝廷，暗地里还是我行我素，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幽州的朱克融就是如此。

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朝廷派遣宦官出使幽州，赐予节度使朱克融春衣。朱克融非但不领情，反而指责朝廷所赐春衣质地粗劣，并把送春衣的宦官给扣留起来。朝廷无奈，只好另派宦官带着新的衣物去幽州进行慰问。而朱克融视朝廷的退让为软弱可欺，竟得寸进尺，打报告给朝廷说本镇将士今年春衣不足，请朝廷补给“30万端匹，以备一岁所费，不然则三军不安”。在报告中，朱克融还提出：他打算率领兵马和工匠5000人帮助朝廷修建东都洛阳的宫阙。

唐敬宗生怕朱克融发兵叛乱，为了息事宁人，打算再派一位有威望的大臣前往幽州安抚，同时把被扣押的宦官救回来。宰相裴度不同意，说只要下一道诏书就完全能够解决问题。他说：“朱克融对朝廷极为无礼，必将自取灭亡，这就像猛兽一样，可以在森林中咆哮跳踉，却必然不敢离开自己的窝巢。所以我建议陛下不要派人去幽州安抚，也不要索还宦官，等10天以后，再考虑给朱克融下一道诏书，说：‘朕听说宦官到幽州后，行踪去留稍有差失，等他回京后朕自当有所处理。’至于朱克融提出要带兵帮助朝廷修建洛阳的宫阙，其实完全是一句假话，目的是恫吓朝廷。如果陛下想直接挫败他的奸谋，就应该在诏书中假意答应他的奏请，说：‘助修洛阳宫阙的兵马和工匠应当迅速派来，朕已命令沿途各地安排接待。’朱克融接到这道诏书后，肯定会惊慌失措，大乱方寸。”唐敬宗听后十分高兴，欣然采纳了裴度的意见。朝廷最后按裴度的意思起草的这道诏书假中有假，以假治假，既义正词严又晓之以理。朱克融因摸不清朝廷的底细，果然不轻举妄动。过不多久，幽州发生兵变，将士杀死朱克融和他的儿子。多行不义必自毙，一切皆如裴度所料。

捏造事实，欲盖弥彰

古代皇帝发布圣旨，真真假假，应付过关，虽然可笑，却能让人同情；而他们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完全捏造事实，欺骗人民，这就非常可气甚至可恶了。这种现象在古代还非常普遍。开皇二十年(600年)隋文帝发布的一道圣旨，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

史万岁是隋朝大将。隋朝第一名臣、宰相高颎等人曾称赞他“雄略过人，每行兵用师之处，未尝不身先士卒。尤善抚御，将士乐为致力，虽古名将未能过也”。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隋朝的边防巩固有过重大贡献的名将，却在开皇二十年出击突厥建立了殊功后被冤杀。全国老百姓都为他的死感到冤枉和痛惜。

更令人发指的是，隋文帝冤杀史万岁后，为了开脱责任，为错杀功臣寻找根据和理由，以证明自己一贯正确永远正确，竟然错上加错地起草了一份诏令，向天下公布史万岁的所谓罪状。

这份冠冕堂皇的诏令，总共写了史万岁两条罪状：一是开皇十七年(597年)平定南宁州时“多受金银，违敕令住”；二是此次出击突厥后“怀诈邀功”。然而全天下的人都清楚，南宁州的问题早已解决。这一点，连本诏令也是承认的，否则怎么会“舍过念功，恕其性命，年月未久，即复本官”？既然如此，还提此陈年旧账干什么？而此次出击突厥后的“怀诈邀功”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真实情况是“有功未酬”！因此，这两条所谓的罪状没有一条站得住脚！如果不发布这份诏令，那么隋文帝还只是犯有错杀大臣之过。而此诏令一公布，全天下的人反而认清了他原来还是一个伪君子，更感到史万岁的死是一个大冤案，更为史万岁的死感到悲痛和惋惜！因此，起草并颁布此诏令，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错上加错！

P2-4

钱穆曾说，对本国历史要保持“温情与敬意”。然而，反观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对历史的态度，却有许多值得反思之处。用比较简单的方法加以梳理，大体上可以分为胡说、戏说和正说三个阶段。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研究是在“古为今用”的强势规定下进行的，历史的解释流于政治化、模式化和空心化。到了“文革”十年，所谓历史，成了构陷罪名、致人于死地的棍棒。历史起码的常识和尊严丧失殆尽，变成了一派胡说。

20世纪八九十年盛行对历史的戏说。历史被商业化，成了某些人赚钱的工具。历史的真相被粗暴地践踏，处处峰回路转，时时柳暗花明，一个个似是而非的历史人物和一件件莫名其妙的历史事件迷惑甚至欺骗了广大受众。历史的价值大打折扣，声誉也严重受损。

然而，历史毕竟是历史。更多的人还是希望看到真实的历史，至少是趋于真实的历史，对历史的真相更感兴趣。于是，正说历史近些年来悄然升温。

正史为官修，取材大多来自国家档案，有的还是执笔者的亲见亲闻或亲历。正史观点严肃、语言凝重。正史要求史家秉笔直书，善恶必书。在浩如烟海的史书中，孔子的《春秋》因叙事真实简洁且字寓褒贬，向来被奉为圭皋。例如《郑伯克段于鄢》，廖廖数字，蕴含却极为丰富：郑伯与公叔段是一对孪生兄弟，但在文中却不“称兄道弟”，为什么呢？《东莱博议》诠释说：“段不弟，故不言弟；称郑伯，讥失教也。”这种斧钺千秋的冰霜之语被称为“春秋笔法”。史笔千钧，历史的震撼力、感召力和道德力量难以估量。因而有“自《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之说。

相对而言，正史还是较为可靠的。然而，正史就句句属实、篇篇可信吗？仍以孔子为例，孔子一面为《春秋》立褒贬大法，为真实史学树立楷模，一面却又宣扬“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鲁迅先生在他的《伪自由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颂》诗早已拍马，《春秋》已经隐瞒。”可见，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对历史(也就是正史，要有质疑的精神，并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而是提倡不断地收集新史料，对已有的史料也要归纳、整理、分析、比较，在历史的语境中，认知的主体要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这是由历史形成的自身决定的。例如由于恐惧，如秉笔直书会开罪权贵甚至招致“文字狱”等没顶之灾而隐瞒、篡改了历史；由于忌讳而故意隐去了许多不该隐去的史实；由于某种利益驱使或无中生有或张冠李戴而公然编造了历史；由于轻信权威的话或者道听途说而不做考证、由于缺乏求真求实的精神而以讹传讹，等等，都可能使历史的真相被遮蔽或篡改，都会使我们对历史的崇仰倏忽间訇然坍塌，迷惘而失落。

历史学家的职责不但是对历史真相孜孜不倦的追寻，而且是对历史不断地做出新的解释。这就要求历史学家要坚决摒弃人云亦云、墨守旧说的惯性思维，而要独立思考，大胆质疑，善于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待旧的问题，发挥创造性的想象力，同时具有脚踏实地的科学精神。德国伟大诗人歌德在其不朽巨著《浮士德》中说：“大呼批判，大喊怀疑，我总不会被迷惑。”怀疑、假设与求证是相辅相承的辩证关系，两者均不可偏废，而怀疑应置于首位。

传统的史学中，历史研究的焦点集中于王朝的更替、社会的变迁、英雄造世等“宏大叙事”或“元叙事”，本书中所收的历史随笔性文章，多是从某个特定历史片断或某些历史人群中进行微观探究，更加关注历史中的“零碎”或个案。在表述上，除了侧重历史解释的故事性和情节性的叙述风格，同时也强调历史叙事的分析性，即在对史料收集、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历史逻辑对客观历史进行新的解构与重塑。

中华民族从来注重治史，善于从历史中获得智慧和镜鉴。一部二十五史即是浩如烟海的史书中的典范，历来备受重视。然而，写过《二十二史·札记》的清代著名史家赵翼却告诫我们：“乃知青史上，大半亦属诬。”(《后园居诗》)此语显然偏激， 却也并非全无道理。只有在对历史的不断质疑中，才能不断获得历史的真相并对历史做出新的解释，也才能为当代人提供一面足资借鉴的镜子，或者提供一种考虑全局、展望未来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思路。

张秀枫

2008年秋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