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的政治，是一部很好的连续剧，政治风潮起伏跌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充满着戏剧的元素。三颗政治明星袁世凯、梁启超、孙中山，互为生死对头，为何却会合作起来推翻了清王朝？从民国建立到袁世凯之死，他们之间又是如何进行权力分配和争夺的？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上任不到两个月，就弃职逃往天津，为什么？黎元洪、宋教仁等是怎样走上政治舞台的中央？地方实力派胡汉民、陈其美、蔡锷、李烈钧等的崛起，却又在预示着中国社会军阀化的倾向……

本书作者以简洁而生动的文字，深入讲述了1913年中国政治生活中发生的这一切，共和的实现，是大势所趋还是偶然？共和的失败，是人事所误还是必然？个中的经验与教训，直接启示着中国今天的政治改革。

辛亥革命那一代人，既没有涌现传统社会诸葛亮、刘伯温式的深思熟虑的谋士，也没有出现对路线、政策、策略进行严密分析的现代英雄。中国文化中的智谋之士，在那一代人中竟然没有涌现。

问题不在于袁世凯是否有理由集中权力，而在于袁世凯集中权力之后，为什么依然解决不了他承诺解决的社会课题，也就是以强有力的政府，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内政和外交问题？

民国初年的议会也很有趣，无论什么时候，总会有一些议员出来对袁世凯的集权要求抵抗一下，甚口使没有了同盟会一国民党的激烈派分子，仍然有人按照共和制原理和相关法规进行抵抗。但这种抵抗，一旦发生利害关系，又总是不能坚持下去。

袁世凯称帝失败，真的是共和制的胜利吗？不是的。辛亥革命时，清王朝的遗产由体制内的权臣袁世凯继承；而护国战争后，形势更加恶化，袁世凯的遗产分别由北洋系统的段祺瑞和冯国璋瓜分，连一个表面统一的局面都丧失了。民国的招牌依然存在，但民国的现状，却是军阀混战的黑暗岁月。

这是一段悲情的历史。这是一群失败的豪杰。

第一章 中国第一次大选

1.梁启超归国

2.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3.选举难免纷争，完成尚算顺利

4.宪法原则口水战：责任内阁还是总统集权

5.总统提名暗斗

第二章 南北冲突：对抗与血腥

1.江西军械案：李烈钧强硬对抗袁世凯

2.宋教仁血案

3.国会在危机中召开

第三章 大借款案：列强阴谋与国内斗争

1.六国银行团：利益与冲突

2.饮鸩止渴：借款备战

第四章 “宋案”之后：武力和法律的两难选择

1.“宋案”发生后的策略选择

2.“宋案”法律解决的挫折

 附录：程德全、应德闳宣布“宋案”证据通电

3.大借款案在国会内的冲突

第五章 动荡的时局

1.孙中山的军事动员

2.袁世凯的军事动员

3.要稳定还是要共和

4.时局似乎有了转机

第六章 二次革命

1.袁世凯先发制人

2.为荣誉而战

3.慷慨悲歌：南京保卫战

第七章 国会的命运

1.国会生态

2.第一流人才内阁

3.总统选举

4.解散国会

第八章 自由和权威的困惑

1.袁世凯的困境

2.孙中山的困境

3.梁启超的困境

4.帝制争议

尾章 明星的归宿

1.护国运动：洪宪王朝的溃灭

2.梁启超和孙中山的归宿

结束语

民国二年大事记

民国二年后续大事记

1. 梁启超归国

梁启超在晚清时主张保皇，拥护光绪皇帝掌握国家权力，主张政治改革采用君主立宪制，实行开明专制，反对激烈的革命主张，反对中国采用共和制度。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重新出山后，梁启超力图与袁世凯合作，实行君主立宪。在他看来，共和政体是万万不能够在中国施行的。梁启超和同盟会在海外的斗争非常尖锐，不仅有激烈的辩论，而且，在海外留学生和华侨界争夺资源和阵地。梁启超和孙中山个人之间也结怨很深。辛亥革命过程中，中国社会变革朝着同盟会主张的方向发展，同盟会的势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扩张。建立共和国的原则得到了确认，立宪派的主张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在政界丧失了发言的分量，显得灰头土脸。梁启超和立宪派都是在很被动的状态下接受了共和，不能不低调处理自己失败的政治主张。立宪派和革命派在民国成立后，都在分化重组，两派的意识形态的根本分歧和权力冲突，或明或暗地继续存在。

我们在上册已经谈到，梁启超分析了清帝退位后的形势，给袁世凯献计献策，就是要组织一个政治上温和的大党，利用议会阵地，来抑制革命派的势力发展。这个大党要由立宪派和革命派中的温和、稳健的人来共同组成。梁启超一直在朝着组织大党的方向努力。袁世凯很赞赏梁启超的计谋，放下架子和以往的恩怨，一直希望梁启超回国帮忙，梁启超的朋友和弟子们也一直在努力促成梁启超回国。尽管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国内的立宪派和革命派既有分歧，也有合作，全国和平以后，虽有斗争，也能和平相处。但梁启超反对共和的话说得太绝，与革命派的矛盾太深，在同盟会声势很盛的时候，他权衡利弊，不敢贸然回国。他的朋友、弟子们也一直在为他计算回国的利弊和时机。在梁启超周围都是些高智商的谋士，不像孙中山周边，鱼龙混杂，但也许这是千年的巨变，他们的计谋也十不中一。梁启超的高足弟子蔡锷一再向袁世凯和各界呼吁，敦请梁启超回国，委以重任。黎元洪也曾建议袁世凯，不应该拘泥于党派关系，也就是说，不要计较梁启超以前保皇的政治立场，希望重用梁启超。但是，他们的呼吁遭到革命派方面的强烈反对。广东都督胡汉民更通电全国，历数梁启超维护清王朝、反对革命的“罪恶”，认为现在民国的基础还没有巩固，像梁启超这样的保皇派万无可用的理由。梁启超被迫继续滞留海外，观察国内局势的演变和发展。他虽然与国内政界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组织大党的愿望，却迟迟无法实现。1912年7月23日，共和建设讨论会的吴贯因(柳隅)写信给梁启超，力劝他回国，组织大党：“现在讨论会同志皆谓先生宜速归国，盖先生若虑同盟会反对，则在今日彼辈固反对，即十年二十年后始归国，彼辈亦反对也。然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欲待其不反对始归国，则终无归国之期也。则何如即树新旗帜，造成一种新势力，使彼辈不敢轻侮，或竞能相安哉。”

孙中山、黄兴到北京与袁世凯会谈后，南北的紧张气氛有所缓和。国民党和共和党的对立情绪也有所缓解。以汤化龙为首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和北方孙洪伊领导的共和统一党，以及其他几个小团体，在国民党成立后，即筹组民主党，等待梁启超归国领导，至10月27日正式成立。

汤化龙，生于1874年11月27日(清同治十三年十月十九日)，湖北蕲水(今浠水县)人，字济武。父亲弃儒经商，家道富裕。汤化龙1902年考中举人，1904年考中最后一科进士。1906年赴日本留学，人法政大学专门部学习法律。1908年回国，第二年担任湖北省谘议局议长。他积极参加了立宪运动，参加了要求召开国会的历次请愿运动，反对“皇族内阁”，组织宪友会，成为立宪派的重要骨干。武昌起义爆发后，他转向了革命，担任湖北军政府政事部长，因权力分配，引起革命派的不满，后随黄兴前往上海。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被任为法制局副总裁，辞而未就，即在上海组织共和建设讨论会。

孙洪伊，生于1872年11月7日(清同治十一年十月十七日)，天津人，字伯兰。孙家为长芦盐商，富甲一方。孙洪伊1893年考取秀才。八国联军入侵，孙洪伊家破人亡，立志从事变革。他在天津变卖家产，兴办新式学堂。1906年袁世凯在天津创办自治局，孙即联合谷钟秀、温士霖等组织天津自治研究会。1909年任直隶谘议局议员，参与国会请愿运动，被公推为领衔代表。他是立宪运动中的激进派。清廷宣布宣统五年开设议院后，请愿运动结束。孙洪伊又积极从事组织政党的活动，筹划召开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并在此基础上于1911年6月4日在北京成立宪友会，任常务干事。民国成立后，他到上海参加了共和建设讨论会的组织，回北京后又组织了共和统一党。孙也一直在谋划组织大党，策划请梁启超回国，并在袁世凯和梁启超之间进行联络。但后来进步党成立时，孙与梁、汤之间发生分歧，开始趋向消极，并转向国民党方面。当时人物的政治思想并不成熟，每因人事、政局的变化而变化，跨党和党派分合非常频繁。

梁启超看到国内政治局势缓和了，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从日本回国，不知道踏上共和后的国土，他这个保皇派会遭到什么样的际遇，也许人身安全也会有什么问题。在他眼里，革命派都是一帮“暴民”。10月8日，梁启超乘坐的轮船到达天津，孙洪伊率民主党人热烈欢迎并负责招待。出乎意料，梁启超在天津竟然受到了英雄凯旋般的欢迎，上至政界要人，下至黎民百姓，最初3天，每天访客达200多人。据说张謇、黄兴也在天津专门等了他3天，要和他见面。他们实在是有事，等不得了，才离开天津，未能拜会。国民党中也天天有人到天津来，很客气地邀请他人党，担任理事职务，但都被他不客气地拒绝了。

梁启超回国后，居住在天津，一时没有进京活动，但一直在策划共和党和民主党合并组成一个与国民党对抗的大党。大体已有眉目，准备以黎元洪为总理，梁启超为协理，张謇、伍廷芳、那彦图退居干事。当然，这个党的灵魂不是黎元洪，而是梁启超。但为什么一定要拉上黎元洪呢？这里就有很多政治的权谋。早在1912年初，梁启超在活动组织政党时，政闻社员徐佛苏就建议梁启超利用黎元洪，其中关键的一条理由，就是黎元洪手中有军队。他认为，将来的中国(当时清帝尚未宣布退位)是平民政治，大家都是平民，各党相持不下，谁来评判胜负？所以，“不得不挟军队以卫其主义，故吾国之政治可名之日平民的军队政治也”。5月间，康有为的弟子麦孺博给康的信中，也提到利用黎元洪的问题，他主张只能利用黎来张大自己的势力，不可以让他有实际的势力，否则，“势虽张而党非我有”。这样的密室权谋，是不可能走向民主政治的。而且，政党要有军队做靠山，这不就意味着内战吗？但他们的智商还计算不了如此深远的后果。梁启超一心以为，这个合并后的大党，在选举中一定胜利可期，他自己就要亲临前线，身先士卒，大显身手了。

10月20日，梁启超觉得各方面联络得差不多了，就从天津前往北京。他到北京更是无比的风光，总统代表、各部次长、参议院议员、政党要员、各报记者和梁启超的私交等，数百人在正阳门(前门)车站迎接，随即前往灯市口德昌饭店，参加到京后的第一次欢迎会。袁世凯原先已为梁启超准备了前清军警公所的官舍，作为下榻的地方。但听到梁启超随口说的一句话：“曾文正(曾国藩)、李文忠(李鸿章)人京皆住贤良寺”，立马为梁启超准备在贤良寺入住，极尽笼络人的能事。用传统的话说，叫礼贤下士。不过，时代不同了，梁启超还要摆摆架子。民主党和共和党人认为，梁启超只适合以个人资格接受社会欢迎，不适宜接受政府的特别招待，以免授人口实。所以，另外找了个地方住。梁启超到京后，即与袁世凯密谈了一次，袁世凯又盛宴款待了他一次，28日，总统府又开欢迎会，国务员全体作陪。梁启超和袁世凯谈得很融洽，袁世凯答应，每个月给他3000元生活费。梁启超想不要吧，又怕反而引起袁世凯的猜疑，何况，自己的开销实在太大，没有这点钱也支撑不下来，也就接受了。更令人惊讶的是，袁世凯答应，梁启超组成大党之后，就帮助他20万元。梁启超还不满足，认为不够，至少要50万元，只好到时候再同袁世凯交涉要钱了。住住官舍，算不得大事，却很是要面子，摆谱不住。偷偷地要人施舍，这简直是被人收买了。真所谓英雄气短，拿了人家的钱，就要替人办事，还能有独立性吗？怪不得西方社会学家认为，东方没有知识分子(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不是专业知识分子)，他在经济上首先无法独立，只能依附于人。梁启超、徐佛苏他们，既要靠袁世凯支持，又要靠地方军人支持，这个党是什么样的党呢？可惜，他们没有资产阶级可以依附，中国现代工商业还很幼稚，所以，也组织不了由资产阶级予以财政支持的政党。

梁启超在北京受到各界空前热情的欢迎。尽管仍有一些国民党人反对他，但也有一些国民党人宴请他。他到处演说赴宴，除袁世凯外，政界要人都来主动拜谒，忙得团团转，在众人吹捧之下，也搞得轻飘飘的。梁启超用日本人的评论话语，说自己“人气集于一身”。他在11月1日给女儿的信中，形容北京的欢迎气氛是“举国若狂”，自己在北京的12天，“各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之拱北辰”(北斗星)。他以为各界对他的欢迎，超过对孙中山、黄兴的欢迎十倍。各界对他的欢迎是诚心诚意的，而对孙中山、黄兴的演说，常常有人嘲笑。他在北京被人推为“雄辩家”，但他自己认为不长于演说，只是中国人水平太低了。梁启超的这种自大心态，也太俗气，不知道天高地厚，也暴露了他个性的弱点。台北学者张朋园先生，说梁启超面对革命派的成果——共和国，不免相形自惭，内疚，由自惭、内疚而有所不安，由不安而自卑，由自卑而转向反抗。因而，梁启超一定要追求自我存在的理由，寻找压倒革命领袖的气势。

P4-8

中国在19世纪中叶，清王朝走向下坡路的时候，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同时，西学也开始在中国发生影响。事物总是呈现正反两极。清王朝的崩溃，不仅是列强侵略的结果，也是传统王朝的自然衰落。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又是长期处于超级的文化大国的地位，所谓天朝上国，因此，文化极具保守性。直到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整个中国社会才开始认识到全面学习西方文化的必要。当清末立宪和辛亥革命运动的时候，具有现代意识的人才储备极端匮乏。推而广之，在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技术各个方面，都不具备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人才队伍。这是民初社会动荡的基本原因。

中国社会自戊戌变法以来，总希望引入西方立宪民主制度，来挽救中国社会的沦落。但是，中国社会的现代改造刚刚起步，大规模的社会生活，仍然在传统的经济体制和生产力条件之下，文盲人口占了80％。没有现代专业知识分子队伍，更没有所谓的公民社会。现代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如何能够植入传统社会之中？民初政治的特殊之处就在于，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使中国传统士大夫因应王朝崩溃的策略，发生变异。他们以为，简单地引进西方政治制度就可以挽救中国社会的解体。因此，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非常幼稚可笑。

客观的历史进程证明，中国社会无论采用什么样的理论形态，实际的进步都必须从基本的社会生活做起。浮躁的理论终究要回归大地。在这方面，同样有许多志士仁人，任劳任怨地为国家民族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虽然不属于本书的叙述范围，但他们的意义，与政治的进步同等重要。可以说，这是政治进步的真正基础和前提。如果我们本质地看问题，政治的改造和社会的进步，固然有交替上升的形态，但从长时段来观察，则基本上是同步的。我们不可忽视了任何微小的社会生活的进步。

从旧体制内衍生出来的领袖，如袁世凯这样的人，以及他后来的继承人，在加强权力集中的过程中，因为没有社会力量的动员和支持，他的社会基础反而越来越窄小，领袖的度量也越来越窄小，最后成为孤家寡人。从主流上说，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中国传统王朝解体之后的必然结果。中国社会的重新整合，必须从基层动员着手，这是条无可避免的艰难道路。

诚然，袁世凯的政治思想要比满清贵族开明一些，袁世凯时期的权威主义，也比清室要开明一些。所以，当袁世凯从形式民主向开明专制倒退时期，由于形式民主毫无生命力，袁世凯的统治既得到进步党人的赞助，也使处于社会关键地位的幼小的资产阶级阶层对它寄予希望。袁世凯的权威主义也得以稳定、巩固和强化。然而，当袁世凯的统治稳定之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官僚集团，越来越表现出在旧体制内养成的狭隘利益倾向，从而缩小了他的统治基础，激起了越来越强烈的不满。袁世凯并不以此为戒，妄想进一步恢复帝制，强化自己的权威，以此来稳定和扩大一己的利益，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身败名裂。他的继承人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孙中山虽然以实现民权为最终目标，而其革命实践，则是实施权威主义。对于一场不妥协的革命来说，这是无可避免的战斗体制。然而，这种战斗体制，带有创造时期不成熟的弊病，因而不可避免地走上曲折复杂，有时甚至是倒退的道路，难以按照孙中山的设计，按部就班地走向民主共和。

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运动，中国社会虽然进行着争取民主共和的顽强斗争，但中国社会缺乏民主政治的土壤，因而难以成立。这是时代的悲剧。现实的政治，还只能导向不同形态的权威主义，共和制度的出现只是一种权力制衡时期的假象。孙中山后来解释当时的情景说：“在没有革命以前，多数人的观念只知道有民族主义……在那个时候，他们既是不过细研究，所以对于民权主义固然不明白，对于民生主义更是莫名其妙。革命成功以后，成立民国，采用共和制度，此时大家的思想，对于何以要成立民国，都是不求甚解。就是到现在，真是心悦诚服实行民权、赞成共和的同志，还是很少。”在这样的条件下，孙中山解释民国为什么得以成立的原因：“大家为什么当初又来赞成民国，不去反对共和呢？这个顶大的原因，是由于排满成功以后，各省同志——由革命所发生的新军人，或者清朝投降革命党的旧军人，都是各据一方，成了一个军阀，做了一个地方的小皇帝，想用那处地盘做根本，再行扩充。”也就是说，即使革命党人也没有真心赞成共和，他们只是想改朝换代自己称霸一方。因此，各路军人有了地盘以后，无论他是否参加过辛亥革命，都成了军阀。

辛亥护国之后，中国传统的、封建的、野蛮的权威衰落了，而新的革命的权威还难以形成，“开明专制”也穷无所归，中国出现了一段既缺乏民主也缺乏权威的混乱时期。本书在低调中叙述这段悲情的历史，这是一段难以绕越的历史过程。

历史前进的路上，没有绝对的正确和错误，没有直线的运动。我们不必哀伤惋惜，不必长吁短叹，不必义愤填膺，不必痛心疾首。我们需要理性地理清历史运动的脉络，增长我们因应社会变革的智慧。任何社会变革的成功，仰赖于人的素质的提高，但这是社会综合发展的结果，并需要长期积累。仅仅是几个人到国外留学几年，学一点西方文化的皮毛，加以机械引进，是不能获得丰硕的成果的。不过，这也是一个积累的代价，如同我们自己也不能轻忽了幼年时代的努力和积累。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有着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辉煌文化和历史，任何的挫折和失败，都在为伟大的创造积累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