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是两个中国——所谓“新中国”与“旧中国”生死大决战的时刻，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在历史的大转折中作出决定自己命运的选择的时刻；1998年，是“新中国”经历种种曲折，从1978年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转折的二十年；2008年，迎来了三十周年的纪念，书中围绕各类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而发生的极其复杂也极其丰富的社会、思想、文化、心理现象展开了论述。

《1948：天地玄黄》围绕1948年各类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而发生的极其复杂也极其丰富的社会、思想、文化、心理现象展开了论述。

这本书是和三个“八字尾”的年头联系在一起的：它写的是发生在1948年的事情，写作、初版于1998年，现在，又再版于2008年。其背后，是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1948年，所谓“新中国”与“旧中国”生死大决战的时刻，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在历史的大转折中作出决定自己命运的选择的时刻，正是这一时刻围绕各类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而发生的极其复杂也极其丰富的社会、思想、文化、心理现象，构成了这本《1948：天地玄黄》的基本内容。

楔子

一、面对转折——1948年1、2月

二、南方大出击——1948年3月

三、校园风暴——1948年4、5、6月

四、诗人的分化——1948年6、7月

五、批判萧军——1948年8月(一)

六、朱自清逝世前后——1948年8月(二)

七、胡风的回答——1948年9月(一)

八、“新的小说的诞生”——1948年9月(二)

九、战地歌声——1948年10月

十、北方教授的抉择——1948年11月

十一、南下与北上——1948年12月

不算尾声

年表(1946～1953)

参考文献

我怎样想与写这本书——代后记

再版后记

27日(星期二) 酒罢，至对面虹光影院，看名片《鸳梦重温》。此片以战士经受伤，患遗忘病为题材，尚可观。

28日(星期三) 午后，有一宁海少年丁君来访，请介绍工作。问其学历，仅毕小学业。家有田三数亩，由父耕种。兄在宁波读书。以家况贫困，故来沪找工作。而上海曾无一亲半友。问其何以敢贸然出此，则谓高尔基不亦到处流浪，亦工亦读，以臻成学耶。余告以无能为力，则泪下不止。执其手而别，余心颇为歉然。

31日(星期六) 晨间阅报纸，知甘地被人狙击身死。……目前世界已裂为两线，一为人民势力，一为反动势力，双方之斗争实不可免，而甘地导之以和平不争，或为见恶于人之一因。

2月5日(星期四) 夜于收音机听卫仲乐弹琴，其《流水操》极富描写之能事。

6日(星期六) 赵悔深自开封来，云将往北平。据谈豫省战况，全省仅三数县未遭波及。民众深知双方作风不同，多以为彼胜于此。而此方军政界之蛮横，竟使人几无生路。为之叹息。

9日(星期一) 得平伯寄示慰佩弦(按：即朱自清)一律，-粘之。承告佩弦《不寐书怀》之前四句：“中年便易伤哀乐，老境何当计短长。衰病常防儿辈觉，童真岂识我生忙。”其意想甚萧飒，为之不怡。

18日(星期三) 下午开经理室会议。沈阳分店副经理李统汉来书，言沈阳已成围城，人心惶惶，渠拟设法撤退。……抗战期间，我店各分店屡经撤退，不图今日复睹此局。

1946年11月16日，国共谈判破裂，周恩来离开南京前夕招待中外记者，慷慨陈词，预言“我们不久就要回来”。从那时起，就有不少人每夜通过无线电台，寻找“北方的声音”。开始还限于亲共分子，后来范围就越来越广，许多国统区的老百姓都习惯于根据“北方”的消息来判断时局。1948年元旦一清早，就有人暗暗传播着昨夜新华社广播的、据说今天将在中共的《人民日报》(此时报社还设在晋察冀边区所在地的武安)正式发表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言论相对自由的香港，在茶馆酒肆以至电车上，人们都公开地谈论着毛泽东先生的这篇文章，并不掩饰自己的或兴奋或沮丧或惶惑的反应。——五十年后，我们找到了这张颜色已变灰黄的报纸，探寻当年引起震撼的原因。震源大概就在毛泽东宣布了一个国民党政府竭力想否认却又掩饰不住的事实：经过十七个月的较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得到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反攻。而毛泽东由此引出的判断(毋宁说他指出的事实)却足以石破天惊：“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毛泽东的文章就这样把一个无可怀疑的历史巨变与转折，由此引发的将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包括我们所要着重讨论的文学艺术的巨变与转折，推到中国每一个阶级、党派、集团，每一个家庭、个人的面前，逼迫他们作出自己的选择，并为这选择承担当时是难以预计的后果。1948年也因此永远深埋在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一切中国人(不论当时他们的年龄有多大)记忆的深处，并为后代人所注目：今天人们所关注的也正是那时不同集团与个人(本书所着重的是以作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与个体)的选择与后果。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看作是作为主导者与胜利者的一方对这一终于到来的历史巨变所作的反应与选择。选择是明晰而不容置疑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应该力争不问断地发展到完全胜利，应该不让敌人用缓兵之计(和谈)获得休息时间，然后再来打人民。”元旦这天的《人民日报》报头的新年祝词：“敬祝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彻底胜利！中国人民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所表达的是同一意思。这一选择理所当然地为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同样信仰，或将中国的希望寄托于他们身上的知识分子所欣然接受；茅盾在发表于1948年1月1日《华声报》上的文章中即表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这次必须一气完成，我们要有决心。革命事业如果为了缺乏决心而不能在我们这一代彻底完成，而使后一代的仍须付出巨大的代价，那么，我们将是历史的罪人，我们是对不起我们的子孙的！”他因此而祝福：“将革命进行到底，让我们的儿孙辈不再流血而只是流汗来从事新中华民国的伟大建设！”这里所表达的是这样一种观念：为了“新中华民国的伟大建设”，也即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梦想)，人们可以付出一切代价，包括千百万人的牺牲。正是这样的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理想，使许多知识分子在这历史的关头选择、接受了革命。另一方面，在接受必要流血的革命的同时，却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流血，这又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他们不懂得，接受了一次流血，就必会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流血。p11-13

这本书是和三个“八字尾”的年头联系在一起的：它写的是发生在1948年的事情，写作、初版于1998年，现在，又再版于2008年，前后整整六十年。

其背后，是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1948年，正是两个中国——所谓“新中国”与“旧中国”生死大决战的时刻，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在历史的大转折中作出决定自己命运的选择的时刻，正是这一时刻围绕各类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而发生的极其复杂也极其丰富的社会、思想、文化、心理现象，构成了这本《1948：天地玄黄》的基本内容。而1998年，又是“新中国”经历种种曲折，从1978年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转折的二十年；2008年，这样的转折还没有完成，又迎来了三十周年的纪念。这几天，我在重读此书时，不免要回顾这六十年的“天地玄黄”，几番转折，几番选择，真是感慨万端，竞至无言。

这本书的背后，也有我自己的历史。1948年，我还是九龄孩童，却已经有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本书的许多章节里，留下了或显或隐的印记。而在写作本书的1998年，我年届六十，思想与学术都已进入成熟时期。于是就有了自觉的追求，写作《1948：天地玄黄》，对于我来说，既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系列研究的第一部，采取的是一种“从中间拎起，带动两端”的写作策略；同时又是一次“文学史叙述学”的试验，本书“代后记”《我怎样想与写这本书》有详尽的说明。2008年伊始，我在重新审读此书时，退休后所写的《我的精神自传》刚刚出版，这是计划中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最后一部，是被《1948：天地玄黄》“带动”起来的“末端”之作。同时完稿、出版的还有《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写的是1956至1966年间民间思想者的精神历程。十年间写了三个时期(20世纪40年代末，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的“精神史”，三部书自有内在联系，也为我以后的研究、写作奠定了基础。因此，此书的再版，连同这篇《再版后记》，既为十年研究打上一个句号，又预示着一个新的开始：此刻我的目光已经转向六七十年代“文革”时期的民间思想史、精神史领域的开拓与研究，那“前面的声音”永远在催促着我，我不能停下，只能继续写下去。

最后是照例的交代：此次再版，主要对标点符号进行了重新规范与处理，也校正了个别引文的错误，其余文字基本不作改动，以存原貌。还要向本书的责编李世文君致意，这也是中华书局在《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原书题为《周作人论》)之后，第二次再版我的旧作，如此的厚爱，我也是深为感动和感激的。

2008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