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以评选的权威、公正、严格而著称的普利策新闻奖，是美国乃至全球新闻界的最高奖，数十年来，它一直以新闻的公正、客观、准确、自由的精神作为其评选的准则，获奖作品更是因其直面社会政治、世道人心而成为新闻写作的范本。本书是该奖项获奖作品集，通过这些新闻报道，让我们看到更真实、更完整的世界。一部《新闻与正义》分明展示着，那些优秀的记者在与非正义抗争时，他们所能期待的最好命运就是将自己作品与非正义一起埋葬。

真实是真正的新闻的生命。普利策说过： “在一件事情的真相被彻底弄清之前，绝不放过它。连续报道!连续报道!……一定要坚信，真实对报纸来说犹如贞操对女人一样重要。”今天，有那么多的内幕、丑恶得以揭露，仍得益于这一优秀的新闻传统。

本套丛书汇集了西方优秀记者们近100年来对新闻正义的理解和追求，其中绝大多数已成为新闻作品中的经典。虽然这些报道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却可以让我们看得更真实、更完整。

导言：作品鉴赏、历史探寻与新闻精神的把握

 新闻评论

社论

 “卢西塔尼亚”号周年纪念(1916) 

 战争自有其价值(1917) 

 法律与弱肉强食(1919) 

 无名战士(1921) 

 致一个忧虑的朋友(1922) 

 谁造就了柯立芝? (1923) 

 南方的困境(1924) 

 百愁公寓(1925) 

 我们认为(1926) 

 我们继续战斗(1926) 

 我们的汤姆(1927) 

 无法形容的野蛮行为(1928) 

 来自内布拉斯加的先生(1930) 

 政府机构过滥(1932) 

 我们的钱在哪里? (1933) 

 挑战被接受! (1933) 

 丧失(1935) 

 新闻检查：你们和我们(1935) 

 反对党(1936) 

 租佃问题是全国性的(1937) 

 我的祖国，你的祖国(1938) 

 古怪的推理(1938) 

 欧洲皇帝(1939) 

 走向极权主义(1940) 

 团结的迫切需要(1941) 

 美国军团的政治家风度(1942) 

 德国怎样愚弄全世界(1943) 

 自由之间的联系(1944) 

 全力以赴(1945) 

 我们不会被吓倒(1948) 

 想想吧，10亿! (1948) 

 报界的背叛(1949) 

 当务之急(1949) 

 通过条约产生的政府： 我们怎么办? (1950) 

 公民道德的滑坡(1g51) 

 道德品质(1952) 

 如果这是诽谤，那就控告吧! (1953) 

 仍然需要一项新政策(1953) 

 一件底特律人应清醒认识的代价高昂的事情(1954) 

 如果俄国人需要更多的肉(1956) 

 和平代价何其高(1956) 

 两篇关于阿肯色州学校种族隔离问题的社论(19曰) 

 一座教堂，一所学校(1958) 

 弗吉尼亚关闭中学的一年(1869) 

 主教的信函(1960) 

 约翰·伯奇协会(1961) 

 他们完全有可能关闭密西西比大学(1962)

 逮捕爆炸的受害者是严重的错误(1963) 

 麦金尼备忘录(1964) 

 对思想的遏制(1965) 

 朱利安·邦德也习惯了(1966) 

 我们的“承诺”质疑(1967) 

 诉诸理性(1968) 

 林登·约翰逊的总统任期(1999) 

 真的这样吗，柯克州长?(1970)

 文过饰非(1971) 

 我们的2．13亿美元的礼品马(1972) 

 卡西尔先生的同僚(1973) 

 两篇关于教科书论争的社论(1974) 

 正义有限无珠——民口被封(1975) 

 三篇向一个地方妓院老板挑战的社论(1976) 

 一项出色的诽谤罪裁决(1977) 

 索尔仁尼琴在哈佛(1978) 

 查帕奎迪克岛与可信度(1979) 

 肥胖色情(1981) 

 克罗姆之耻(1982) 

 霉变的劳工部(1983) 

 我们一定是疯了(1984) 

 在堕胎问题上操之过急了(1985) 

时事评论

 关于美国军方对苏日危机的看法(1934) 

 关于罗斯福总统(1937) 

 关于一封读者来信(1952) 

 关于艾森豪威尔总统与杜鲁门小姐(1956) 

 关于苏联发射人造卫星(1957) 

 关于都市化问题(1967) 

 关于苏联问题(1961) 

 关于美国社会问题(1969) 

 关于美国地方话题(197()) 

 关于美国都市生活(1971) 

 关于美国大选人物(1972) 

 关于美国的前景(1973) 

 关于公其事务(1974) 

 关于关键性问题、(1976) 

 关于美国总统与银行业(1977) 

 关于人民的习惯(1978) 

 关于全国性事件(1979) 

 关于人的愚行(1981) 

 关于重要机构(1982) 

 关于历史教训(1903) 

 关于总统候选人(1984) 

 关于时事(1985) 

 关于美国政治文化(1986) 

参考文献

后记

我们渐渐学到了一些东西。虽然我们仍有很多要学的，但是基本的真理为许多人逐步理解。目前这种德国现象充斥全世界，它既是个新东西，又是个旧东西。它对我们这一代人既是个新东西，但它又同野蛮一样古老。这野蛮侵袭和破坏古罗马文明，直到在它所制造的废墟上和荒漠中被战胜为止。

德国人根据自己的这种方式看问题，认为他们正当地看待和评价了德国现象；英国人像我们自己一样，一度未能完全理解德国人进攻的性质。我们美国人一直坚持根据我们的标准来看德国人的心智，相信德国人的思维和信仰与我们无异。但是我们一度被一种黩武精神和帝国的疯狂彻底蒙骗了。

没有什么可怀疑的，没有什么比懂得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上的基本事实更为生死攸关了。这些我们称之为犯罪的行径既不是意外事件，也不是过激行为。它们没有引起大多数甚至少数德国人民的悔恨和谴责。它们被德皇和农民接受；它们由王储和士兵施行；它们是德国自认为的权利和使命的一部分。

对我们而言，“卢西塔尼亚”号大屠杀本应是最后一次启示。在我们被杀害的妇女儿童身上，我们本应看到在卢万等20多个比利时城市中死得更惨、更耻辱的姐妹兄弟。我们本应看到德意志精神在这里产生影响，在每一起意外事件中展示出同样的工艺，同样的细致。这一切都是相似的，正像一枚邮票上的不同邮戳一样。

我们没有看见，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国人民，我们还不能理解德国现象是野蛮对文明的进攻。这种野蛮将实验室里的科学和丛林中的野性融合为一体，它否定了经过漫长岁月才被接受的昭示人类发展进步的学说和准则。

在德国，人们将向你展示德国人对人、乃至无生物犯下的罪行，对乡村教堂、兰斯大教堂、对美国的小物品乃至更大、更著名的东西的破坏，包括妇女儿童蒙受的远比德国人将承认的更多的恐怖。德国人因为美国的东西美而加以攻击，这种攻击既非源于贪欲，也非源于激情。在这种攻击中，他们承认他们表现出一种野蛮的本性。

对我们来说，“卢西塔尼亚”号大屠杀是一个开端。它只是一个开端，但是在当时不可能、在今天也几乎不可能相信的是，突然间会从深处爆发出遗忘已久的时代的、可怕的毁灭一切的精神。因为男男女女们生活在和平中、处于旨在捍卫个人自由和人权的法律保护之下，他们生活在20世纪的充足阳光下。

我们一直在学习，我们仍须继续学习，苦难和屈辱的道路依然是漫长的。但是“卢西塔尼亚”号是一个里程碑，它将长立于美国历史上。我们的孩子乃至孩子的孩子在回想这个周年纪念日时，将把它与古罗马人在几世纪前第一批侵犯边境的蛮族到达他们城邦时的遭遇相提并论。

今天不是个发泄愤怒和激情的日子。文明人不以愤怒和激情去对付野兽，借此去消除来自丛林和黑暗中的危险。我们不恨德国人，我们不应该恨德国人。在去年的今天，美国的男女和儿童遭到蓄意和不负责任的杀戮，以服务于德国的目标。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德国海军官兵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戮，而这些海军官兵的同胞将这种杀戮当作德国人勇敢、刚毅和德国文明的最充分表现来欢呼。

但是，只要我们不带感情地看问题，我们就会去掉幻想。一旦德意志精神占了上风，我们对人性、对我们称之为文明的一切信念便注定要瓦解。如果德国人打胜这场战争，那么，现在不是像皮特①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之后所说的“卷起欧洲地图”的时候，而是破除我们好不容易获得的信念的时候。德意志精神的一切都集中表现在“卢西塔尼亚”号大屠杀中，表现在杀害无辜的、被允许得到一切保护的妇女儿童的过程中。这些妇女儿童就像和平时期的儿童赛跑一样，既得不到帮助，也不会伤害别人。他们至少应该享有豁免权，这迄今为止被视为中立国或交战国妇女儿童的应有权利。

正在欧洲进行的是一场捍卫文明的战争。英国、法国、俄国的战斗就是我们的战斗。如果战争失败了，我们就会退回到许多世纪以前的标准和信仰。事情的真相写在了“卢西塔尼亚”号的残骸上。对于亲眼目睹的人来说，写在了比利时的废墟和法国北部的荒漠上。德国人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制造肉体死亡；不仅如此，他们还对我们源于英国和法国的民主信念中不可或缺的一切制造精神死亡。

这场战争仍在进行，直至消灭和战胜了德意志精神。半文明、半德国化的世界不可能存在。在两种关于生命和人性的观念中，只有一种能够存在。其中一种写在了“卢西塔尼亚”号大屠杀上。事实清晰地表明：那绝不是某种过失。在这周年纪念日，我们应当沉思的正是这些文字，我们今天应当牢牢记住这个事实。我们不带愤怒，不带任何复仇情绪，而是作为一个继承了崇高理想和豪侠传统、继承了那些为自由和光明而献身者精神的国家和公民，现在我们正与企图在全世界消灭自由和光明的人狭路相逢。

P28-29

由展江博士主编的《新闻与正义》杀青之前，嘱我写几个字，我爽快地同意了。在我看来，在中国翻译出版以普利策的名字冠称的新闻奖作品，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事情。

对多数新闻界人士来说，普利策其人其事并不陌生。这位被尊为美国现代报业之父的报业主，年幼时虽家境贫困，仍受过良好教育。他当过兵，干过杂工，21岁起步入记者行当，不久即成为报纸合伙人。他办的另一份报纸，以“真理的喉舌”作为办报方针，倡导社会改革，但又以耸人听闻、煽情报道和展现暴力来扩大发行。1883年，他买下作为他报业活动里程碑的《世界报》，四年后又出版《世界晚报》。《世界报》使普利策大出风头。这份报纸不仅令他赚钱，还使他有了一块改革试验的样板田。

普利策对《世界报》的经营与编排在许多方面是独树一帜的。他宣称《世界报》是独立的报纸，为市民服务。他强调报纸要揭露贪污腐败，鼓吹开展社会改革运动。他主张报纸发表的新闻要真实和准确，文字要简洁和通俗，还要花力气写好社论。他的报纸，对于当年美国的政治演变与社会生活曾产生重大影响，对于美国报业的进步和报业作为社会角色的定位，也有着举足轻重的示范作用。普利策本人由于这一系列成就而被后人誉为19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新新闻事业”的开创人。

普利策的魅力百年不衰，正是由于他在遗嘱里指定拨出200万美元创办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并赠款设立“普利策新闻奖”。这个人实在聪明。他赠款设置此奖，不仅使他着意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而且每年评选一次，宣扬一番，也是对他英名与业绩的怀念。“普利策奖”含文学、历史、音乐等奖，以新闻奖的比例为最大。新闻奖颁给有突出贡献的美国媒体与新闻从业者，获奖作品必须是上一年度发表的。1917年授奖时只有5项，以后不断增加至14项。其中，公众服务奖授予对美国社会作出突出贡献的新闻单位，颁发一枚金质奖章，其他单项则以现金作奖。

在富裕的美国，一枚金质奖章，单项奖每人5 000美金①，对不少人来说实在是“区区”小数。但人们不这样看。在美国经常评选的各种新闻奖中，“普利策新闻奖”向来为业者与社会所看重。究其缘由，恐怕同它是“学院奖”有关。普利策新闻奖的评选机构为普利策奖金评选委员会，该委员会固定成员是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奖金设立者之孙小普利策，每年春天，经这个评委会评出的新闻奖，由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颁发。这样一种评选机制，决定了这个奖种，同纯粹由各传媒自行评选的新闻奖有根本的区别。“学院奖”的独立性与公正性，有助于张扬普利策新闻奖的权威地位，因此人们对其另眼相看。

多少年来，我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术界一些人士，如甘惜分教授，有感于中国若干新闻奖项评选中的种种弊端，几次提出由几所大学的新闻院系合作设立“学院新闻奖”。呼号奔走经年竞一事无成，原因之一，找不到普利策一类的有识之士；原因之二，乃是我国新闻学术界对新闻实务界的影响甚微；原因之三，学术界脱离实际搞象牙塔式的研究之风远没有克服，一些人对实际工作关心甚少。也许还有别的原因。

希望这套书的问世，对上述各种障碍有所冲击，至少有点触动或反思。

普利策新闻奖的奖项目前已增至十余个，但老传统不变，即每个奖项只表彰一人(有时并立二人)或一个媒体，所以每年获此殊荣的只有十余人。以新闻大国闻名的美国，一年下来获此大奖的只十余人，自然凤毛麟角，十分耀眼。这种做法，似乎也可作为我们的“攻错之石”。我们现行的各种新闻奖，从全国到省市，一评就是上百篇，百余篇。结果如过眼烟云，没能留下太深的印象。有人曾为此举辩护，说中国乃举世无双之大国，不多评几个摆不平、“难得平衡”。对照一下真正的新闻大国美国的这种做法，以及每年普利策新闻奖颁布之后的热烈反响，这种辩护也许是不必要的，抑或是无力的。

从本质上讲，每种评奖都是一种指挥棒。普利策新闻奖的评奖标准，自然离不开美国新闻的价值取向。从总体上说，维护美国的内外政治路线，宣扬美国人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永远是美国记者和作为记者“裁判”的评选人共同的取舍新闻的标准。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过，我们对一些获奖作品的深层剖析可以发现，作者不是仅仅靠简单的说教与演绎，而是运用客观报道的手法，巧妙地、隐匿地表达着这种价值取向；他们不是靠一味的吹捧与“帮忙”，而是更多地通过严肃尖锐的揭露与抨击，甚至借助嘲笑挖苦等方法，以达到消祛毒瘤和缺陷的目的，使美国社会不断走向健康和兴旺。在普利策奖的评选人看来，揭露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关注社会弊病的滋生与防治，深挖公众注目的、与生存相关的热点问题，是他们首先要关注的题材。这种“指挥棒”的引航作用，在全党反对腐败，社会整肃民风的中国，应该是有启迪作用的。

在中国新闻界同仁中，包括年轻的新闻学子中，有人对新闻科学的客观性表示怀疑。他们说，新闻选择和好新闻的评选有什么规律?领导意志就是“科学”，就是“好新闻”的入选标准。所谓：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回顾近20年的新闻评奖，此种例证确有不少。中国之大，无奇不有，出几例新闻评奖搞唯意志论，唯领导点头论的，完全可以理解。相反，如果没有这类低俗的评奖，在一个“不唯实只唯上只唯书”尚有影响的中国，在新闻科学尚未普及、更不为人尊重的今天，倒是一桩奇怪的事。但是，也应实事求是地看到，在邓小平理论引导和邓小平唯实主义作风的感召下，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奉新闻规律为圭臬，视新闻科学为治世之剑；许多起初不为某些人欢迎的报纸专栏和广电节目，也在公众的压力下(实际是新闻科学的力量)鼓起掌来。可以和应该相信，这是人心所向，潮流所向，科学所向。这种良性变动的总趋势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

因此，在这种新的传播历史条件和人文情景下出版普利策新闻奖作品文集，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与新闻兴旺的助燃剂。我们要感谢主编和他的合作者们的这一辛勤之举、适时之作。让我们以新闻科学的名义欢迎这套译作的问世，以新闻科学的名义借鉴书中的宝贵财富，以营养我们自己的新闻实务与新闻评奖活动。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对于外国人的精神产品，要有所吸收，有所扬弃，好比吃一条鱼，吞下鱼肉，吐掉鱼刺。诚如列宁所言，泼洗澡水时，千万留下盆中的白胖小子。学者借鉴普利策新闻奖作品，也要采用这种方法。我想，无论是这本书的译者还是读者，都会这样做，也是这样做的。一番絮语，且作小序，乞编者、译者和读者指正。

本译丛自1998年起初版，至今整整十年。据说曾经影响过如今35岁左右的那一茬记者，有些人甚至把它作为枕边书。而本书的初版也早已从市场上绝迹。据初版编辑称，后来有人从本书得到启示，出版了以普利策新闻奖中的摄影作品为最初素材的《黑镜头》，结果在市场上大获成功，获利不菲。

平心而论，本书的受到认可和产生影响，实在是拜普利策新闻奖之价值和魅力所赐。当然，这也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产物。回想十年前，国人虽然对普利策之名早有所闻，也可能零星接触过一些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但是多数人恐怕还无缘阅读其获奖社论和专栏文章，更不用说是大量阅读了。从国外优秀作品中借鉴其新闻理念和表现手法，为中国的新闻改革注入活力，这是新闻传播学研究对新闻界的一个贡献。

本人是从军界和业界转入学界的，因此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来学术研究的成果，前20年与我是没有太多关联的，那主要是众多前辈和同辈学者的贡献。近十年来，本人和一些同道翻译和引介了一定数量的国外著作和教材。如果说十年前的初版算是开端，那么译介国外著作和优秀作品如今已成燎原之势，各大书店里原本为数寥寥的新闻传播学书架如今已一再扩容，声势日益壮大。

本书此次修订，基本上没有改动作品部分，而是对译序、背景等部分做了比较全面的更新。当年的合作伙伴主要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一批研究生，以及林克勤先生和我所在学校的一些年轻教师。如今，他们多数已远走高飞，或成为媒体中坚，或在国内外任教。记得当年的合作曾经是那么愉快，而那时我们还是钢笔写作，毛笔润色。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