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人文荟萃之地，作为长三角的重要出海口，逐渐成为江南经济、文化的中心；近一百五十年来，上海成为中国移民最多的都市，凝聚着丰富的民俗文化遗产。本书将上海的民俗文化整理和挖掘出来，并给予充分的展示，有利于提高上海人对上海的认同，也有利于在国际交往中展现上海文化总体形象和文化品格。

本书为《民俗上海》之奉贤卷，介绍了上海市普陀区的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是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人生礼仪、岁时节令、信仰习俗、社会风尚、休闲娱乐等民间风俗习惯的总和。上海民俗中新俗与旧俗、土俗与洋俗的并存，促进了多元民俗文化的互渗与交融，这里既有上海本地的民俗，也有异地色彩的民俗，甚至还有异国情调的洋俗，上海民俗文化所呈现的是海纳百川、活力充沛、日新月异的“海派”精神与风格。

总序

前言

壹 物质民俗

 [一]服饰

1.传统服饰与发型

2.土布

3.现代时装

 [二]饮食

1.概述

2.节时饮食习俗

3.传统风味

4.饮食名镇庄行

5.特产加工

6.茶饮

 [三]居住

1.概述

2.造屋与搬迁习俗

3.建筑历史乞镇

4.代表性建筑——徐家宅

 [四]交通

1.概述

2.传统交通工具及习俗

3.桥梁与造桥习俗

4.船舶与水上交通

5.现代交通工具及习俗

贰 生产商贸民俗

 [一]生产习俗

1.农耕习俗

2.纺织工艺

3.奉城罾网

4.盐业习俗

5.渔业习俗

6.养殖业习俗

7.捕蟹习俗

8.园林业习俗

9.造船业习俗

 [二]商贸习俗

1.庙会集市

2.传统街铺和农村集市

3.现代商业习俗

叁 人生与社交礼仪

 [一]诞生民俗

1.怀孕

2.生产

3.育婴

4.做满月

5.做周岁

 [二]婚俗

1.传统普通婚俗

2.传统特殊婚俗

3.现代婚俗

 [三]寿诞礼俗

1.传统寿礼

2.现代寿礼

 [四]丧葬礼俗

1.传统葬俗

2.现代葬俗

 [五]社交礼仪

1.亲属称谓

2.礼仪交往

肆 信仰民俗

 [一]传统民间信仰

1.迎神赛会

2.祖先崇拜

3.当地民俗神崇拜

4.避邪与禁忌

 [二]佛教信仰与寺、塔

1.佛教信仰概况

2.佛教寺、塔

 [三]道教信仰与宫观

1.道教信仰概况

2.道救宫观

 [四]天主教信仰与教堂

1.天主教信仰概况

2.主要教堂

 [五]基督教信仰与教堂

1.摹督教信仰概况

2.主要教堂

伍 岁时节日

 [一]传统节俗

1.春节

2.立春

3.元宵

4.清明

5.立夏

6.端午

7.七夕

8.中元

9.地藏王生日

10.立秋

11.中秋

12.重阳

13.十月朝

14.冬至

 [二]外来节日

1.情人节

2.愚人节

3.母亲节

4.父亲节

5.圣诞节

 [三]地方性节日

1.菜花节

2.赶海节

3.风筝节

陆 体育游戏

 [一]综述

 [二]传统体育项目

1.武术

2.石担

3.拔河

4.放风筝

 [三]现代体育项目和民间体育团体

 [四]民间游戏

柒 民间工艺

 [一]纸艺

1.刻纸

2.剪纸

3.折纸

 [二]编结

 [三]雕塑

1.木雕

2.石碑、石雕、石牌坊

捌 民间艺术

 [一]民间音乐

1.江南丝竹与“清音班”

2.琵琶宗师程午加

3.打唱

4.讨唱

5.梨膏糖调

6.吹打

 [二]民间舞蹈

1.概述

2.舞滚灯

3.打莲湘

4.打腰鼓

 [三]民间曲艺

1.山歌剧

2.锣鼓书

3.唱说因果

 [四]民间戏剧

1.齐贤皮影戏

2.清代戏曲家黄之隽

3.沪剧之乡

4.表演唱

 [五]民间绘画

1.灶画

2.烙画

3.松江派画家宋懋晋

4.指画家滕白也

玫 民间文学

 [一]民间歌谣

1.童谣

2.小调和其他歌谣

3.奉贤山歌

4.哭嫁歌与哭捉歌

 [二]民间故事

1.概述

2.口头文学团队

 [三]民间传说

1.奉贤地形的传说

2.要离墓

3.三女冈和弹神桥

4.秦始皇巡视柘林

5.称土还粮

6.东海神坛逸闻

7.徐阶巧辞返故里

8.烟墩头的来历

9.柘林“小普陀庙”的传说

10.柘林城为啥无北门

11.高桥吓跪刁瘟官

12.伞为啥叫“竖立”

13.乾隆皇帝看高桥

14.钦差俞兆岳督筑石塘的传说

15.六里墩和“跳滚灯”的来历

16.面杖港的传说

17.情大胆巧戏王知县

18.县太爷和山歌手

19.画蟹

20.梁典的由来

总后记

1.传统服饰与发型

明初，奉贤地区老者服装上长下短，少者上短下长，后渐易两平。式样为“皂隶所穿冬暖夏凉之服，盖胡制也”。后来，先后流行“阴阳衣”、“十八学士衣”等式样。隆庆万历后，又流行道袍式服装。用料有绫、绢、罗、布等。未中举的读书人常穿布袍，故称“布衣”。逢春节，尚穿红袍，儒童年少者，则穿浅红色长袍。

清初，官僚士绅穿各色花素绸纱绫缎长袍，冬以大绒茧绸为料，夏用细葛。庶民一般只用紫花细布或白布为袍。袍内，不分冬夏，无论贫富，都加穿裙。袍的式样，长到脚板，袖宽尺许；后来衣渐短而袖渐大，短仅过膝，裙拖袍外，而袖宽至三尺，再后来，袍又长及脚髁。袍外加外套，即“马褂”。起初，外套短者及脐，后仅比袍短五寸许，再后又短。

明代妇女身穿裙袄，袄用大袖圆领，裙有销金拖。衣裙上刺绣各类图案，甚至有刻丝织文的。清代，农妇穿青衫裙布。市井之妇袖尚小，有仅盈尺者，后大至三尺，与男装相同。自顺治以后，女袖又渐小，后又不过一尺多些。妇女服装配各种装饰，领口裁白绫为云状，披及两肩。胸背刺绣花鸟，还加缀金珠、宝石、钟铃等，步行时叮当作响，称为“宫装”，是家常服装。女裙在明代时较考究，但至清代，不事装饰，唯以长布汲履，用料与男子同。

清末民初，长衫、折叠式大腰裤为士绅、教师、账房先生等平时服装。富家夏天穿纺绸、印度绸衬衣或长衫；冬天穿皮袍，骆驼绒、衬绒袍，也有穿毛料袍子、麦尔登呢袍子。农民及体力劳动者只在喜庆做客时穿布料长衫，平时穿粗布短衣。逢礼，穿长衫加马褂，腰间挂香囊。女子多穿旗袍、大襟服，不穿旗袍的无论冬夏多束裙。

20世纪20年代，男子流行中山装、西装，以青年知识分子为多，一般人仍穿长衫，布料有绸缎、呢料、士林布等，视家境而论。农民服装无大变化，多用自制土布。妇女盛行长旗袍。30年代又流行短旗袍；冬天，短旗袍外加穿皮大衣，旗袍衣料冬为丝绒、锦缎，夏为绫罗丝绸，衣襟上绣花。一般平民妇女多用浅蓝色士林布或土布作料子。

农村流行作裙、兜裤、扎头手巾、蒲鞋、钉鞋、草鞋及布袜等一些特色服饰。

作裙，起源于清末民初，东乡农民束围下身之用。此裙用宽幅深蓝色土布制成，长及脚面，上窄下阔，两侧打裥。平摊成扇子形，上端装腰头系裙带，褶皱成纹，中间制暗袋，男女皆用。直至今天，仍见有农村老人穿着。

兜裤，以深色土布缝制而成，前后打裥，两侧开袋口，形似马裤。男子下田时，此裤罩在外面，保持内衣洁净。现已消失。

扎头手巾，用方形格子土布制成，约40厘米见方。藏青色底，红绿纱打格，其色夏浅冬深。妇女折角扎在头上，既保暖又遮尘。后渐用机制布代替，20世纪70年代起，流行丝头巾、尼龙头巾、羊毛头巾，多围扎在脖子上，作保暖、装饰用。

鞋子，除民间自制布鞋外，还有三种特色鞋：一是蒲鞋，用芦花和稻草编扎而成，穿着暖和；二是钉鞋，用白土布制成蚌壳状，底部圆头钉，外抹桐油，当雨鞋穿，防漏、防滑；三为草鞋，用稻草编扎，四周结出数根攀，供束缚用，走路及下田时穿，现渐淘汰。布袜，用土布缝制，紧脚、底厚，长及膝盖，上端用带系扎，着草鞋时穿，故又名“草鞋袜”。

清代前，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能毁伤”的儒家思想影响，男女一样，都不剃发。如明代，男子将头发梳盘在头顶成髻，再裹以头巾，头巾因季节而变化。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束裹不同的头巾，当时头饰也有复古现象，曾仿汉、魏晋、唐、宋时期的头巾，流行一时，后来又被废弃。有些爱美的男子，还在发髻两边插“玉屏花”一对作装饰；又有些童生，在包金上再增两根飘带，以增风流。除巾外，还有帽，有供生员戴的瓦楞鬃帽，后来富贵人家也用；还有罗帽、纻丝帽等帽式，其中有一种称为“六板帽”的，体甚大。

妇女挽头髻，可上溯至秦、汉或更早些。髻，也称“结”，即将头发挽结在头顶，并十分注意头饰的佩戴。

清代起，男子发型剧变，统治者法定“薤发”结辫，即剃去前额头发，头顶的头发结成辫子。另受满族头饰的影响，兼收并蓄，使头饰渐变。市井富民，夏戴鬃帽，冬戴绒毡小帽；贫苦者则用单纱、布。清代帽饰尚红色。帽顶覆有红纬或红缨。暖帽多用皮，凉帽用簟(用竹编成)。暖帽有剪绒帽，读书人多戴用。凉帽，初流行扁而大，后来变为高而小，又变为既高又大，再变为扁而大、高而小；另外，尚有用剪藤编篾，也有用细草编成的“帽胎”，制作精细。清末，男子流行瓜皮帽；女子受满族妇女头饰发型影响，纷纷仿效，束发直上指，前高逾尺。光绪年间，妇女以圆髻团结在脑后，覆以细丝网结于髻上，即现代老年妇女亦有梳妆的“头发把”。

辛亥革命后，男子剪辫，中年一般剃平顶和圆顶头，老年剃光头，孩子剃桃子头，青年剃西装头。帽子有瓜皮帽、呢制礼帽(俗称“大鹰帽”)等。再以后，瓜皮帽逐渐淘汰，戴礼帽者日少，六角帽、平顶圆帽、鸭舌帽、翻耳棉帽、老头帽(俗称“行灶帽”)等出现，用料为布、卡其、哔叽、呢绒等。北伐以后，女子剪掉辫子或发髻，女青年一般剪学生头。解放后，男子基本为短发和长发型。短发型有童圆式、平头式、圆头式、平圆式、游泳式等；长发型头路一般为三七开。女子童花式、花辫式、波浪式、云纹式、螺旋式、刘海式等等。

2.土布

土布，民间俗称老布。据清乾隆《奉贤县志》卷二《物产》中载：“自元以前，中土无所谓棉布也……元至元问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土人以捍弹纺织之法，久之而一郡悉习其事矣，又久之而他郡亦习其事矣，迄今棉布之用，衣被天下……按今世布之，佳者首推松江，而松江之布，尤首推奉贤之庄行云。”光绪《重修奉贤县志》载：织布者“吾邑以百里所产，常供数省之用”，松江之布又走出国门。清代中期，土布已远销欧美南亚各国。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套19世纪30年代英国绅士的时髦服装，这服装确是中国杭绸衬衫和苏松一带所纺织的棕色土布(紫花布)裤子。其时，奉贤土布名闻遐迩。

清代奉贤境内之南桥、庄行、萧塘三镇开设三家专业染坊，为农村土布织制染色种种。1919年《江苏省实业视察报告书》反映，“奉贤织布之工，从前比户皆是，纯系女工，土名小布……”土布织制，奉贤农村世代相沿不衰，时至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人民生活的提高，自纺自织土布渐渐减少，90年代起纺织基本绝迹，但农家仍有土布藏之。奉贤土布织制，自元代初起，至今已有七百多年历史，土布的古朴风采，仍闪烁着光辉。

奉贤民间纺织的土布，宽幅有1.4尺、1.7尺、1.8尺(即44厘米、55厘米、58厘米)等数种，其织法分为平布、踏布两种。踏布织制时较为繁琐，须有心灵手巧脚健农妇为之。其品种有包衫布、衬衫布、床单布、被夹里布、头饰首巾布、杂用白布(俗称本色布)等。除织制布匹外，另有织制花色带子，带子有宽有狭，其特色较花俏。土布式样各异，由二隔二条纹，即左右二条蓝纱中问二至三条白纱；还有三隔二条纹，即左三右二为蓝纱，中间三条或四条白纱。在织布时，按条纹的基础，穿入相等的蓝白等各色预纱，便织成格子布。色彩上以洋蓝色和白色为主的细条纹及细小方格纹，称“轻色布”，此多为衬衫用料。掺入红色、绿色和青莲色纱者为女性衬衫用布；轻色的宽幅条纹及大格子者，多为床单和被夹里用布。以洋蓝、毛蓝为主；辅以蓝白拌纱者，称“重包布”，细条纹式多为裤料用布，方格式多为上衣包衫用布。掺人红色、绿色和青莲色者，多为年轻女性衣料用布；洋蓝、毛蓝、宝蓝掺入白纱、红纱、绿纱宽格子布多为头饰(首巾)用布。土布式(色)样繁多，花纹各异，大类式样有宽形条纹、细形条纹、方格纹、骰子花纹、芦苇花纹、鸡眼纹、井字纹及提花等。心灵手巧的农妇，常有创新，改变原花纹，故式样越变越多。奉贤东乡所织土布，花纹粗犷，色彩花俏；西乡土布花纹细腻，色彩搭配，显得文雅、细巧、美观。

农家藏之土布，视为财富，若有女儿出嫁，陪嫁土布越多，越显娘家之富。

3.现代时装

解放初，男的流行中山装、列宁装、学生装、西装裤等，穿长衫、马褂者日少，各阶层服装渐趋一致。女穿列宁装、学生装等，但中年以上妇女多穿大襟或双面扣中式服装。“文化大革命”期间，服装色彩极为单调，青年人以穿黄军装、军便服，扎皮带、挎黄布包为荣；女青年服装与男子同。除此外，仅有两用衫等，色彩单调，以黄、蓝、灰为主。

改革开放以来，男装的质料、款式、色彩日趋丰富，呢料、皮毛、真丝、化纤服装成为流行衣着，西装、牛仔服、皮茄克、休闲衫层出不穷。中老年服装也趋向年轻化，女装更是以日新月异之势态发展，时有“新潮”服装推出，色彩绚丽，式样新颖，特别是女青年，争学“海派”，互比时髦，成了大街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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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考古学上的马家浜文化算起，上海迄今有六千年的历史；如果从唐朝天宝十年(751)置华亭县算起，上海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如果从元朝至元二十八年(1291)置县算起，上海有七百多年的历史；如果从1843年开埠算起，上海也有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了。

在这绵延的历史中，由于“僻处海奥”，繁衍于上海这块土地上的先民们在创造卧渐丰裕的物质生活的过程中，孕育了富有个性的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明正德《松江府志》称：“诸州外县多朴质，附郭多繁华，吾松则反是，盖东北五乡故为海商驰骛之地，而其南纯事耕织，故所习不同如此。大率府城之俗，谨绳墨，畏清议，而其流也失之隘；上海之俗喜事功，尚意气，而其流也失之夸。”“东北五乡”，即上海县辖境。这就是说，至迟到明代正德年间在时人的心目中上海民俗文化已显示出自己独特的个性。

民俗文化由长久的历史积淀而成，是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礼仪、信仰、风尚、娱乐等民间风俗习惯的总和。它蕴藏于普通老百姓中间，与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浑然一体，并在社会变迁过程中表现为一种无意识的力量。所以，黄遵宪曾说：“风俗之端，始于至微，搏之而无物，察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然一二人倡之，千百人合之，人与人相接，人与人相续，又踵而行之，及其既成，虽其极陋其弊者，举国之人，习以为常；上智所不能察，大力所不能挽，严刑峻法所不能变。”又说：“礼也者，非从天降，非从地出，因人情而为之者也。人情者何？习惯也。川岳分区，风气间阻，此因其所习，彼因其所习，日增月益，各行其道。习惯既久，至于一成而不可易，而礼与俗皆出于其中。”这两段出自《日本国志·礼俗志》的话，非常鲜明地点出了民俗文化的两大基本特性，即公共性和稳定性。

所谓公共性，是指任何一种民俗事象都不是个体的，而是特定区域人群的“共有的习惯”，因此，它具有超越个体的普遍性；所谓稳定性，则是指一种民俗事象一旦形成，就不容易改变，因此，它又具有超越时间的恒久性。正因为民俗文化具有超越个体的公共性和超越时间的稳定性，所以，它常常在社会整合、族群凝聚和身份认同等方面都扮演着非同寻常的角色。

然而，民俗文化的公共性和稳定性是建立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基础之上的，一旦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剧烈的变迁，民俗文化也会随之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不可能“一成而不可易”。清嘉庆《上海县志》称：“上海故为镇时，风帆浪舶之上下，交广之途所自出，为征商计，吏鼎甲华腴之区。镇升为县，人皆知教子乡书，江海湖乡，则倚鱼盐为业。工不出乡，商不越燕齐荆楚。男女耕织，内外有事。田家妇女，亦助农作，镇市男子，亦晓女工。嘉靖癸丑，岛夷内讧，闾阎凋瘵，习俗一变。市并轻佻，十五为群，家无担石，华衣鲜履，桀诘者舞智告讦，或故杀其亲，以人命相倾陷。听者不察，素封立破。士族以奢靡争雄长，燕穷水陆，宇尽雕楼，臧获多至千指，厮养舆服，至陵轹士类，弊也极矣。”这段话说的就是上海置镇以来随社会变迁而来的民情风俗的变化。

开埠以后，受中外贸易通商的推动，上海以惊人的速度朝着近代化国际性大都市迈进。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从城市规模到市政格局，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社会结构到城市功能，从市民生态到市民心态，从生活方式到价值观念，无不发生了异乎往古的深刻变迁。伴随都市化的进程，以及城市社会经济的结构性转型，特别是1895年以后现代工业制造业的发展，上海的城市人口急剧增长，据统计，上海人口1852年为54.4万，191O年为108.7万，1920年为225.5万，1935年为370.2万，1949年为545.5万。在不足一百年的时间里，上海人口增长了近十倍。上海人口的这种超乎常规的惊人增长，充分显示出上海无所不包的巨大容量、吞吐吸纳的恢宏气概，以及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同时也造成了上海中外混杂、多元并存的社会情境：

上海真是一个万花筒。……只要是人，这里无不应有尽有，而且还要进一步，这里有的不仅是各种各色的人，同时还有这各种各色的人所构成的各式各样的区域、商店、总会、客栈、咖啡馆和他们的特殊的风俗习惯、日用百物。

(爱狄密勒：《上海——冒险家的乐园》)

上海一隅，洵可谓一粒米中藏世界。虹口如狄思威路、蓬路、吴淞路，尽日侨，如在日本；如北四川路、武昌路、崇明路、天潼路，尽粤人，如在广东；霞飞路西首，尽法人商肆，如在法国；小东门外洋行街，多闽人洋号，如在福建；南市内外咸瓜街，尽甬人商号，如在宁波。国内各市民、外国侨民类皆丛集于此，则谓上海为一小世界，亦无不可。

(胡祥翰编：《上海小志》卷十)

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移民城市，据1885年至1935年的上海人口统计资料显示：上海公共租界非上海籍人口占上海总人口的80%以上；即使在上海“华界”，非上海籍人口一般亦占75%左右。1950年的上海人口，上海本地籍仅占15%，非本地籍人口占85%。就是说，移民构成了上海城市居民的主体。这些移民包括国内移民和国际移民，国内移民来自江苏、浙江、广东、安徽、山东、河北、福建、山西、云南、东三省等全国18个行省，其中以江浙移民人数最多；国际移民来自英、美、法、日、德、俄、印度、葡萄牙、意大利、奥地利、丹麦、瑞典、挪威、瑞士、比利时、荷兰、西班牙、希腊、波兰、捷克、罗马尼亚、越南等近四十个国家，最多时达15万人，其中1915年前以英国人最多，1915年后以日本人最多。不同的移民群体带来了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极大地丰富了上海民俗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所以，才会有所谓“万花筒”、“小世界”之说。

与城市社会经济结构的改组、都市社会生活的确立，以及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的汇聚相适应，在“欧风美雨”的洗礼之下，近代以来上海民俗文化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洋俗”的东渐，受其影响，上海风俗日趋洋化，洋气弥漫；一是随着近代工商社会的形成和社会生活的变迁，上海本地风俗以及各地移民偕来的俗尚在上海都市的时空中发生了明显的嬗蜕，并逐渐形成与近代都市生活同步的都市习俗，从而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变迁提供了一个先锋性的标本。“洋俗”的东渐，以及本地民俗的嬗蜕和各地移民带来的各式各样的民俗，使上海民俗文化呈现出洋俗与土俗混杂、新俗与旧俗并存的特征。这种特征不仅体现于服饰、饮食、婚丧的嬗变之中，而且体现于年节、娱乐和时尚的日常狂欢与流行之中。多元混杂和并存，促进了不同风格、不同形式的民俗文化的互渗与交融，使上海真正成为展示全国各地的民俗文化乃至世界民俗文化的博物馆。这里展出的，既有上海根深蒂固的本地民俗文化，也有许多具有浓厚异地色彩的民俗文化，还有充满浓郁异国情调的民俗文化，真正呈现出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海派”风格。

新中国成立以后，“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文化”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目标和方向，这一追求迅速汇成了一股席卷全国的革故鼎新的潮流。正是在这种潮流的洗礼之下，上海民俗文化又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些与“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文化”不相符合的旧陋民俗事象，诸如帮会的习俗、迷信的习俗等等销声匿迹了，而另一些过于复杂繁缛的传统民俗得到了彻底的简化。与此同时，又涌现出一大批市民喜闻乐见、内容充实、文明健康的新型民俗。这样，又使得上海民俗文化呈现出活力充沛、日新又新的特点。

“国之形质，土地人民社会工艺物产也，其精神元气则政治宗教人心风俗也”(蒋观云：《海上观云集初编》)。作为上海这座东方大都市的“精神元气”，上海民俗文化五色斑斓、底蕴深厚。它是上海城市个性的表征，也是上海城市文化的根。根深才能叶茂。但是，当今全球化已成席卷之势，原本口耳相传和习得方式传承的民俗文化正在快速式微，甚至归于泯灭，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子到这个城市文化之根，又如何培植这个文化之根，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异常艰巨的时代课题。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们组织编纂了多卷本的《民俗上海》，原则上每个区县一卷，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上海民俗文化的瑰丽画卷，并试图通过这一努力唤起全社会对上海民俗文化的关注。

尹继佐

《民俗上海》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出书了。我如释重负，把心放下了。下面我简单交待一下成书的过程。

2004年7月底，我从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岗位上退下来，当时给自己提了两个问题：一是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继续存在的价值在哪里？二是今后的路怎么走下去？答案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发挥余热，应当和还能做几件对社会有利有益的事。

正巧许明研究员和我商量成立氏办研究机构(NGO，非官方非营利的机构)，我欣然同意，又商量这一机构成立后；做什么事。我提出编一套上海民俗文化丛书。

为什么有这一“理念”。

我想，直接推动力是上海2010年要举办世博会；其次是考虑自己的条件和分析过去哪些事情没有做好，今天可以做得成的。

大家知道，上海是人文荟萃之地。松泽已发现6000年前的“上海人”化石；元代建制后800年以来，上海作为长三角的重要出海口，逐渐成为江南经济、文化的中心；近一百五十年来，上海成为中国移民最多的都市，凝聚着丰富的民俗文化遗产。然而相对于外地，上海的民俗学严重滞后。上海目前不仅没有一个民俗学刊物，而且已完成多年的上海市、区、县的民俗志至今未出版。问题在于上海文化界与学术界对丰富而有特色的上海民俗文化缺乏应有的重视。民俗文化的整理和挖掘并给予充分的展示，无疑将有利于提高上海人对上海的认同，也有利于在国际交往中展现上海文化总体形象和文化品格。我希望上海民俗文化丛书出版这一基础性建设工程的完成，成为世博会期间展示上海软实力的重要方面。

今天，民俗文化在国际交往中具有重要作用。如在2003年上海召开“亚洲银行会议”时，上海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五种上海本土的民俗表演项目，受到外宾的热烈欢迎。2003年，上海率团到加拿大申请世界园艺会，上海的民俗表演使当地的观众激动得站在椅子上欢呼。

近二十年来，“文化寻根热”遍及全球，对本土民族原创性文化的珍视，是民族自尊与创造力的一种表达方式。因此，在国际重大活动如奥运会、世博会中，举办国会千方百计展示本土的原创性文化，如汉城奥运会的开幕式以鲜明的韩民族文化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悉尼则以有悠久历史的土著文化成为其展示的主题。大阪世博会也是一个成功的典型，以其鲜明的大和民族的文化展示给世人。意味深长的是，大阪世博会别的没留下，唯有建在万博公园的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不仅留下而且成为大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更重要的是成为展示日本民族与世界各民族的民俗展示地、世界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的学术交流中心与博士生的培养基地。

成功经验证明，世博会在显示国家总体形象时，不仅是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展示，而且更重要的是文化品格的显示。而民俗是民族最普遍也最有特色的文化形态。

于是，我们就下决心做这件大事情。而根据自身的条件，也许是可以做成的。

在2004年10月，我们召开专家组会议。参加者都是上海研究民俗学的知名学者。同时，组成编委会，人员是各区县宣传部长。因为绝大部分宣传部长我都认识，他们说，老部长想做这件对上海、对文化建设和发展都有利的好事，我们支持。

2004年第四季度，先后讨论了三次分别由蔡丰明、王宏刚和仲富兰三位专家提交的提纲。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现在大体相同的框架结构。

当时我们讨论就明确：

丛书是上海各区、县第一套民俗文化专集。它不仅是外地游客了解上海各区、县民俗的导游书，让他们从中体会到当地人的生活智慧与文化创造力，而且，应该成为区、县今天与明天的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础性参考书。丛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俗志和地方志，虽然整体框架仍要反映各区、县的全貌，但重点在特色，要突出当地的特色民俗，要选择有历史文化底蕴的民俗事项，特色部分要详细、有质感；对民俗事项有透彻理解作用的历史渊源要有简明的追索。丛书的行文与民俗志有区别，面向大众，力争行文流畅，文字优美，每一事项力争配有代表性照片，包括一部分珍贵的老照片，努力做到图文并茂。丛书的基础性资料要依靠当地人，当地人写当地事，自然会有一种历史责任心，也容易写得比较深入。各卷主编要有驾驭全局的能力，抓进度抓质量。要重视调查，内容之一是对一些将要消亡但有重要文化价值的民俗事项，如金山的渔村民俗，它将会引起国际学术界与海外游客的关注，这方面的资料搜集将填补上海民俗研究的空白。调查、写作过程中要有长远眼光，对某些有丰富内容的民俗专项，如南汇的锣鼓书，松江的顾绣，嘉定的竹刻、草编，金山的农民画、黑陶等，因本丛书篇幅限制不能展开的，应及时积累资料，可以考虑下一步从上海市的角度出版专集。丛书要有新意，要强调科学性，完成的稿子要与当地人一起核准，要使这套民俗文化丛书经得起历史推敲。经过讨论，大体上框定每一卷是十万字加一百幅照片的篇幅。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各区县在经费上给予了支持，真是十分感谢。2004年几个区县的第一批资金到位了，使工作顺利开展。那年年底，在一璀同志、仲伟同志找我时，我汇报了这件大事，他们表示赞同和支持。接着我又向各区委县委书记写了一封信，专门作了汇报。我在信中说：这是我多年来的心愿，在我有生之年能发挥余热，完成这件事情，为上海作点贡献，算是圆了一个心愿。希望得到您的大力支持！这里还要感谢郝铁川同志，我也向他汇报了这一不算浩大、也是不小的“文化工程”。得到了他的支持，并拨款作为专项资助。

2005年夏天，在浦东，由当时田赛男部长(现任副区长)做东，再一次召开联席协调会，部署全面启动。

丛书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是2005年的夏天定下来的。当时我和陈军(他是资深出版人)一起同陈鸣华聊了一次。陈鸣华是一位年轻有为、有创新理念、又有实际操作能力的总编辑。过去知道他，但不熟悉。他很有思想，关键是不随波逐流。看了一点该杜出过的书，决定请他们出版社做。他配备了很强的编辑队伍，李国强、沈以澄、黄慧鸣、吴志刚等等。特别是李国强先生，他是出版社的编审、资深编辑，策划丛书的整体出版运作，办事认真细致，负责尽心。陈军在出版方面帮了我不少忙，还有杨晓玲、陈骅也参与了组织协调工作，沈缨为这套书的出版工作做了大量细微的联络工作，在此也一并感谢。

说实在的一年多来，我去出版杜不会少于十次。从内容到版式，从封面到装帧，都详细讨论。最后要说的是，这套书的总书名也是在上海文化出版社总编室里讨论形成的。我见到他们出版有一套丛书叫《乡俗中国》，受此启发，我说我们这套书的总书名就叫《民俗上海》，在这一总书名的统摄下，各区县分卷出版。

总之，没有方方面面的支持和协作是绝对完成不了这一大工程的。两年多来甘苦很多，感受颇深。有时候真是厚着脸皮和各路神仙商量事情，为社会做好串，真不容易。社会关系，本来就是在社会角色的转换中不断变化着。你认为，你做的事最重要；在人家那里不过是小事一桩。所以，你想做，就要有各种思想准备，不要怨天尤人，只能反思你的最初的选择对还是不对！是啊，在生活中，本来就无法回避种种痛苦和矛盾，但只要有了明确目标，那半劳也是有意义的，也会是幸福的。

书稿接近完成之际，又得到了令人欣慰的消息：《民俗上海》系列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分别报送《“十一五”期间上海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和《“十一五”期间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均获通过。看来我们还是在努力为自己的思考交出答卷，至少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性积累工作，至于进一步深度开发，留给别人去做吧！

再一次谢谢帮助我、支持我的所有朋友，愿他们身体健康，事业有成。

尹继佐

Z006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