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功德林的牢狱生活！上百名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和特务分子，令世界惊讶的人生180°大转变真相！

这些人或是上万军队的统帅，或是一方省市的负责人，或是手操生杀大叔的特务头子，都曾有过不可一世的过去，在一个瞬间沦为阶下囚……其巨大的人生落差、跌宕的人生经历、难解的心路历程，以及最终完成人生态度的巨变……无一不谜一样吸引着人们。沈醉，作为亲历者，面对这样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却以从未有过的轻松和幽默，为我们娓娓诉说着高墙内发生的故事。

这些人或是上万军队的统帅，或是一方省市的负责人，或是手操生杀大叔的特务头子，都曾有过不可一世的过去，在一个瞬间沦为阶下囚……其巨大的人生落差、跌宕的人生经历、难解的心路历程，以及最终完成人生态度的巨变……无一不谜一样吸引着人们。

沈醉，作为亲历者，面对这样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却以从未有过的轻松和幽默，为我们娓娓诉说着高墙内发生的故事。他甚至放言：如果读者看完不笑，他就再不写作！

前言

熟人见面悲喜交集　首长客气小官面“左”

思想改造为主　劳动改造为辅

为发明，黄维改造难　医风湿，唐泽让蜂刺

装腰痛，汤尧骗酒饮　患淋病，战犯当实例

“六一居士”梦中常呼新妇　“两广总督”狱中时怀旧情

张淦卜卦成败将　孙楚焚香念毛选

宋希濂一棋不让　袁仲虎好提意见

“龙游浅水”黄维魂挨耳光　“鸟困笼中”汤尧曹批斗

脱裤割“鸡”巴，识认惩罚严峻　脱胎换筋骨，惊叹改造艰难

失人和灵官扫台　缺地利将军送终

王耀武谨言慎行　庞镜塘循规蹈矩

范汉杰喜开玩笑　廖耀湘一本正经

人生百态自我暴露　做广播操洋相迭出

张学良一语结心交　张严佛宽解感落泪

问题交不清，黄逸公闭嘴　搞垮共产党，张国焘吹牛

麻子言靖怕说同麻　刘嘉树厕所遇女鬼

贪婪成性，军长仍爱“小偷摸”

恶习难除，战犯依然“惹不起”

李仙洲乐天知命　马励武牢骚满腹

曾扩情大而化之　处事也粗中有细

董益三专捡香烟头过瘾

康泽谈襄樊之役　罗历戎想回锅肉

王泽浚不为寒土建公寓

周振强不怕手脏脸黑　大敌临金华决心不走

杨文瑔仍爱粉面油头　狗皮膏药论男女结合

绿化基地没人逃跑　伦理吃猪肉腹泻八次

画地为牢，人人遵守　指山作界，个个不违

娄福生善于取巧　阎锡山如是我闻

邱行湘以力服人　守洛阳未共存亡

覃道善乱抓棉被当大衣

李以劻大叫没一点空气

章微寒愿当小木匠

岳烛远宁做补鞋工

陈长捷难捷

胡临聪不聪

李帆群爱耍笔杆　李佩青爱充进步

○○五三枉读马列　胡屏翰宁关七年

交代思想问题　戴笠私情未忘

王凌云爱谈往事

卢浚泉喜操瓦刀

过旧年陈士章怀乡情重

改造靠“参观”　社会成学校

参观工厂好戏连场　压轴好戏啼笑皆非

秦城农场过春节　最是伤心除夕夜

秦城农场迎新岁　好戏连场共开怀

欣闻特赦惊喜若狂　分批释放大失所望

有人不服终须服　无师自通果然通

官大罪大先特赦　将心比心求自安

散布迷信除挨斗　功德未满转秦城

狱门九道，自封“九门提督”　喂羊十天，笑当“十日羊倌

人民难谅解怕出去受辱　二批喜有我从此做新人

“你也来了！我还活着！”

1956年，战犯们从各个监狱、劳改农场和看守所等处调集到一起的时候，许多熟人一见面，无不感到惊诧和悲喜交集。因为在国内战争中，国民党军队纷纷被击溃后，被俘的高级军官，大都是分别囚禁在各个不同地区，有的还被送到很远的后方去了。如国民党军队中有名的山东三李(李延年、李玉堂、李仙洲都是兵团司令一级的高级军官)，其中的李仙洲，是在山东被俘却被送到东北的佳木斯去囚禁。有的囚禁在同一地区同一监狱的单人房内，邻居是什么人，几年来都不知道；所以一旦见面，无不兴奋异常。

一些先去的，看到后去的熟人，见面第一句话便是用惊诧的口吻高叫一声：“你也来了！”有的见了老朋友、老同学和老同事、老长官、老部下，还禁不住很关怀地说上几句：“真想不到你我还能见面！”或说一声：“想不到我们都还能活着！”

说这些话的原因很简单，因为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的高潮中，被俘的国民党的党、政、军、特人员，大批被枪毙了。当时谣言很多，我在“解放”初期，看到上海出的一本《人名字典》，便说杜聿明因为在“淮海战役”中施放毒气，他又是中共公开公布过的战争罪犯，所以在被俘后，便被“镇压”了。我1956年从重庆战犯管理所送到北京功德林管理所时，看到他居然还活着，感到很奇怪。后来看到不少在谣传中和国民党报纸上曾刊登过“已被共产党枪决”或“惨遭杀害”的康泽、范汉杰、廖耀湘等一大批“死去了”的人时，几乎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人真的还活着！

战犯们集中后，便是互相交换自己被俘后的情况，有的在生活待遇上相当好，伙食是和解放军高级军官一样吃“小灶饭”，有的却又和劳改犯一样，每天劳动十来个小时，吃的是和解放军战士一样的“大锅饭”。大多数是和我在重庆一样吃“中灶饭”。而我在昆明监狱时，有家眷在昆明的，还可以由家中送饭菜，大吃大喝，我当时因家眷全都送走了，便去揩老朋友们的油，天天吃他们的。如云南保安副司令柏天民、滇越铁路局局长唐宇纵、中央日报社副总编辑陆铿、滇黔绥靖公署政工处长罗春波等，曾供应过我很长一段时间，直到“镇反”开始，不准犯人家中送饭菜，才大家洒泪吃了最后的晚餐，互道珍重而别。战犯们见面时，谈得最多的，还是精神上待遇，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各地区完全不相同。如集中在山东的大小军官，一律和战士一样，按时发衣服日用品，也穿和解放军士兵一样的衣服，只是没有帽徽、领章，每月还发五元津贴。有的地方就把这些被俘的高级军官当成“要犯”，不但脚镣手铐，晚上起来解小便，甚至翻一个身，都要先喊“报告！”一定要等站在窗口的战士问明白了要做什么，得到同意，才能去做，否则就是犯了狱规，还要受到比手铐脚镣更重的处分。不过大多数还可以，只要不走出指定的散步范围，每天还能出房间走走，也不随便打骂。

不过一到夜间，看管都是相当严格，不准随便走动，也不准在晚上谈什么，可能是怕这些人商量越狱吧！

“罪大待遇好，罪小生活苦”

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有些是由军队看管，所以各个地方的待遇不统一，管理办法也不统一。自战犯管理所成立，由公安部直接领导，并负责对战犯进行教育改造后，便完全一致了。集中后，首先是提高生活待遇，各地都是16元一月的生活费，行动也只要不离开管理所，可以不再锁房门，互相间能自由往来和交谈。带有脚镣手铐的也统统去掉。规定的作息时间，也比较合理，每星期可以看一次电影，而最使人高兴的，还是伙食费比一般犯人增加了一倍。

当时，一些级别低的被俘中、下级军政人员为之眼红，表示不服气，发出“反动职务越高，罪恶越大，待遇越好；罪行越小，生活越苦”的种种牢骚。中共干部们便进行解释和说明，大意是说：这些人过去的生活都很讲究，现在当然不能让他们再过那种生活，但为了要对他们进行改造，先得在生活上让他们感到满意点，才能比较好地接受改造。而他们一般都年岁较大，身体较差，特别是对他们的改造时间要比一般人长，所以要提高一点，而一般被俘军政人员，改造时间要短些，年龄较轻，身体较好，所以没有必要再提高而超过战士和一般人民的生活。

他们听了这些话后，最注意的是说他们“改造的时间要短些”，便都不希望提高待遇而延长改造时间，希望早点恢复自由，所以闹过一阵之后，也就没有什么了。可是一些老百姓却不理解。

我集中在重庆原来属中美合作所范围的、军统局缫丝厂办事处改成的战犯管理所(也称作四川省公安厅第二监狱，对外则称训练班)时，附近许多人，看到我们厨房办伙食的，每天采购那么多的荤菜，非常羡慕。因为当时四川物价低，16元一月的集体伙食，可以每餐一荤一素，量相当多；除了鱼、肉、蛋一类外，还常常买鸡鸭等。加上集中后，都发了新的服装，还都可以在附近一定范围活动，许多没有找到合适工作的人和收入不多的人，便去打听，这是一个什么训练班？有的还直接去询问要什么条件的人，才可以参加这个训练班受训？得到的答复，当然是不能使他们满意，一般总是说他们不够条件参加这个训练班。他们还是不死心，便一再表示，要创造条件，争取参加这个训练班。他们认为训练时生活待遇都这么好，毕业后，保管能当上较高级别的干部。所以经常有人去打听，要什么条件，什么手续和什么单位保送等，以便早点能进去。后来他们当中一些人发现这个训练班的受训人员中，有过去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兵工署稽查处处长廖宗泽，以及四川军阀中当过什么司令、参谋长一类的著名人物时，才大吃一惊，恍然大悟，原来受训的是这些人。很多想去的人便说，难怪说我们条件不够，这一辈子也没法创造出这种条件。和这些人在一起，吓也把我们吓坏了，阿弥陀佛！请我去也不敢去了。

四川省公安部门便立即把这一情况向北京反映，因为上述这些人，都在四川杀过不少的人。王陵基在四川几十年当中，杀过的人是数以千计。徐远举也杀过几百人。那些旧军阀什么司令一类的人，也都是杀人不少。公安部门怕被杀害的人的家属去找这些人的麻烦，便在集中后实行的第一个重要项目——进行参观时，先把王陵基、徐远举、廖宗泽(因他在重庆破坏了许多兵工厂，捕杀过不少兵工厂的工人，工人认识他的很多)三个人送往北京。

不久，我和几个人在附近散步，遇上一群去参观中美所内的烈士陵园(解放前夕，军统把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两个监狱内几百名犯人杀后埋葬的地方)的人，其中有几个人认出了我，便一把将我扭住，问我把他们的父、兄抓去后怎样处置的？他们提出：“生要人，死要尸！”我正在感到为难，不知怎样回答时，幸好管理所的负责人闻讯带了几名解放军赶来，一边向他们说理，一面要解放军把我保护回来。过了几天，我便和云南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渡、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参谋长王靖宇，以及曾任江阴要塞司令的孔庆桂四人一齐被送到了北京。

P1-5

这本书是1981年我去香港探亲访友时，应老友陆铿之约而为他主办的《百姓》半月刊撰写，专供港、澳、台地区及海外读者阅读。当时，我在香港只准备写几篇应付一下，不少老朋友知道了，向我提出一些写作意见。有较多的人认为，应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暴露一下被中共俘虏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在监狱所受的苦难折磨和非人待遇。我听后便笑着指指自己说：“请各位仔细看看我，像受过什么折磨和非人待遇的人吗？”一句话惹得他们都笑了。当然我还作了不少具体说明，以我已快到古稀之年的人，比他们都健康、敏捷，用生动的事实来反驳了他们。也有些人说：“长年被囚禁在高墙之内的人，除每日愁眉苦脸作楚囚对泣之外，还有什么可写？”我回答很简单：“如果我写出的东西，不能让你们发笑而是使你们看后为我们而难受时，我便从此不再写东西，以示惩罚如何？”他们异口同声回答：“说话要算数，我们等着看你的大作。”还有人问：“你不先请示就写东西，不怕受处罚，还是准备不再回去了？”“我写东西有充分自由，这是祖国宪法给我的权利，请不必为我担心。”我回答说。这些人还是不相信。所以我写好一篇，就请他们看过后，即送《百姓》半月刊社筹备处，有时还请他们代我送交陆铿。有两位老友曾好心劝我：“你可写的东西那么多，为什么要写这些乏味的东西呢？”当时我很诚恳地把我写这些东西的想法告诉了他们。我认为，我写这些东西不但不会使人读之乏味，而且还会边读边笑。首先是集中上百名的国民党高级党政军人员和特务分子于一起，长达十年以上。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事，该有多少可写的东西啊！其次，集中这么多中年以上的老人，都能在失去自由、完全改变他们过去的生活环境后，还能活得这么健康、这么充满信心和希望、这么珍惜自己的后半生，这也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第三，这些人过去都是自命不凡，有的是上百万或几十万、几万军队的统帅，有的是一个省和一个方面的负责人，有的是掌握生杀大权的特务头头，只经过十年或十多年的改造，思想上就能起这么大的变化，而且能经受各种考验而不动摇，这也是不可想的吧！第四，这些过去都是积极反共的专家、打手，只经过这么短期的教育改造，便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都成了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社会的人，这不能不说是奇而又奇的吧！

陆铿对我的启发和鼓励，也是起了主要的作用。他说：你长期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还不觉得，我到了香港，也到过台湾和日本、美国等地后才感到，这些人不但过去在国内享有盛名，今天在港、澳、台和海外的中年以上的中国人，迄今还有不少人没有忘记他们，其中有几位还是全球的知名人物。这些人是中国一代的统治阶层。将来写中国历史时，不少人还会被写上一笔。特别是在台湾和海外，他们都有不少亲友，现在还在关心他们，希望了解他们被俘后的真实情况。你有责任和义务来报道他们，因为这些人中不少都已届古稀以上的高龄，愿写这些内情的人不会太多。你们年轻点的不写出来，难道让后人去胡猜瞎写吗？这些话的确打动了我，所以我不再推辞而答应继续写下去。

我当时的想法，写这些东西，应当有一个目的，就是如何把党的宽大政策和改造政策，通过许多具体生动的事例来说明，以有利祖国早日得到统一。所以我在写这些东西时，学了港台人写东西的轻松笔调，在笑谈中来暗示出党的政策，所以我边写边看别人的东西，也随时向陆铿等老友去请教，我在香港虽只一个月，却写出不少。因我有早起早睡的习惯，而我早上5点起床，有些人还刚刚入睡，得10点后才开始活动。我每天几乎有五小时左右来写，我原打算写完十来篇就算完成任务，回北京后便不再写了。完全出我意料，《百姓》半月刊于1982年2月1日第17期开始连载本文后，很受读者欢迎，特别是台湾一些高层军政人员更是每期必读。陆铿眼看我留下的稿快要用完，便一直催我再写些寄去。香港几位过去劝我不要写的人也来信鼓励我多写，所以我在北京又写了些寄去。1983年，陆铿去台湾见了那位最高领导，他也说：“见闻写得很有趣。”《百姓》半月刊主编胡菊人先生也说：“我每次校读‘见闻’时，都感受到很大兴趣，本来是一种‘不自由’、‘劳动改造’、‘思想检查’、‘等同囚犯’，并随时有被拉出去枪毙的恐惧心情之下的见闻，应该是很‘痛苦’的事情，然而作者笔下给人的感觉却是一种‘苦中有乐’的兴味，一种身在局中而心在局外的‘静观’而得来的‘逸趣’。”我对这种过奖之词，深感惭愧，我只觉得人的苦乐观各有不同。有些事既可看成“苦不堪言”，也可看成“机会难得、乐趣无穷”。这可能是由于我过去的生活经历的关系。我过去遇过不少惊险万分的事，常常化险为夷，所以对许多事便养成听其自然，从不去自寻苦恼。有一种随遇而安得过且过的思想在支配我，因而对什么都满不在乎，就这样混过去了。

这本书，是根据我的回忆和日记写成的，其中有些地方“冒犯”了几位“同学”，这不是我存心丑化他们，更不是借写见闻作人身攻击，希望文中涉及的几位“同学”，特别是他们的家属给予原谅！如确有写错之处，请指出，当予更正。

1990年9月